田 雄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文献述评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从乡镇普通科员到国家部委厅级领导干部辞职的现象，遍及京、沪、粤、苏、川等多个地区，有媒体甚至称之为公务员“辞职潮”[1]。相对于政府官员总体数量，尽管辞职的只是少数[2]，但在“官本位”思想较浓的中国，个体之所以放弃国家公务员身份，其背后必然有复杂的诱因。

具体而言，官僚组织中个体的“一般动机”包括权力、货币收入、威望、便利和安全等五个自利动机，以及个人忠诚、使命感责任感、为良好的工作绩效而自豪和渴望服务于公共利益等四个潜在利他目标。在公共或私人角色中，他们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他们把扣除成本后的收益最优化[3]，而这种收益不只是货币收入，还有“不受偶然与任意独断等因素所左右的升迁机会”[4]（P37）。为克服“经济人”假设的局限，科尔曼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理论，一是扩大合理性与效益两个基本概念，即将“经济人”的合理性扩大为“理性人”的合理性；二是把理性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系统中考察，其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必须面临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可见，“理性人”内涵实质上就是社会人，他们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顾及权力、地位、声望、信任和评价等“非经济因素”，这些也是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内容[5]。处于政治生态变化中的官员自然具有职业身份的社会人和公民身份的理性经济人的双重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