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河边的中国》，其副标题为《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历时半年，足迹涉及豫东、豫南、豫西、豫北，通过沿途记实，为中原乡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一、进入调查现场

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以何种方式进入调查现场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最先，曹先生考虑两种进入现场的方法，一是获取一份通行全国的记者证，凭记者身份进入调查现场，但几经努力，无法获得；二是与中央或省的有关党政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后自上而下的进入调查现场，但这一效果较差。最终，他想出了一个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了的老办法：“沿着私人亲情朋友关系网络进入社会调查现场”。正是用这种方式，曹锦清拿到了一手的材料，并通过其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能，使访谈很快从官场汇报过渡为朋友间的推心置腹的讨论，使其顺利地进入了中原农村体系，并且不断融入这片土地。

为了获得人们的信任，曹先生在进入现场时，首先会有一段声明“调查材料只供学术研究之用，决无‘向上汇报’之责，对地方对个人决无妨碍……”然而报告中，不管受访者愿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都不事无巨细的被写入报告，试想如果研究对象被告知这些的话，还会不会有人坦诚相见？该书揭露了诸如计生罚款、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买官卖官、贪污腐败、达标检查等大量敏感事实，而这些敏感事实也许会给参与者带来某些伤害，这样对于那些受访者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欺骗呢？所以我们在进入调查现场前，是否需要考虑伦理问题，这是我们依旧要讨论的课题。

二、理论的悬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定看待问题的思维模式，对不熟悉的问题，头脑中可能首先会形成一种刻板成见，虽然固有的经验和见解能帮助我们在一定时间内快速认识某一事物，但也会影响对其的客观认识。在认识事物时，要将头脑中已有的经验、概念、理论先“悬置”起来，将自己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观念清空，让自己完全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这样才能保持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能够原汁原味的反应事实，这也是保证我们的思考和观察能够触及到事物本质的关键。我们想要对每个事物都保持敏锐、精确的洞察力，就需要在认识新事物时，清空我们头脑中固有的理念，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去认识事物。曹先生在调查前就让自己处于一种“透明”状态，排除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直观的感受乡村社会本身，最大限度贴近社会现实。

三、“以点为主，以面为辅，点面结合”

曹先生的调查面是指豫东、豫西、豫南、豫北整个中原大地，调查点是指一个具体的村落、农户。先生指出：对河南农民、农村、农业与基层政权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必须采用点面结合的办法。有点无面，失在狭窄，有面无点，失在空泛。以点为主，以面为辅，点面结合，方能完成本次调查的预设目标。所以他在选择调查面的时候尽可能广泛，在豫东、豫西、豫南、豫北都选择了若干县、乡，深入每一个调查点，尽量住在农户家，与村民和地方干部广交朋友，很多颇有戒备的人，与曹先生交谈几句，就会放下戒备，与之推心置腹，这种点面结合的方法真实、全面、详实、严重的将整个中原地区农村存在的问题摆在读者面前。

“以点为主，以面为辅，点面结合”也存在一定缺陷。作者的调查是有体系、比较完整的，但作者的调查范围相对较大，所以对一个调查点无法进行长期的细微跟踪调查，无法从具体问题的发生、发展、解决方式中剖析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乡村基层政权的运作轨迹，从而无法得出新鲜的社会理论。所以，《黄河边的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比较详实的反应了中原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难题。

四、观察访谈

曹先生所获得的很多第一手资料都是通过与被访者的闲谈中得出来的。比如在9月27日，村支书的贪污新论提到，在车近滑县时，和作者一起上车的邻座小伙子，成为了其极好的访谈对象，在于小伙子闲谈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他关于乡村合作制企业“合得快、散得也快”的判断，与作者的观察与分析暗合，所转述的贪污新论也是作者前所未闻的。还有很多对于细节的描写也是细致入微。比如5月23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当陪同我们调查的老刘被叫出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数分钟后，神色慌张的老刘跑进屋来……老刘神色黯然取出凳子让他们坐定，倒上茶水”。这些对在场者神态的观察，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当时的情境与气氛，也可以把握当时整个现场的情况。这些细致的观察与闲谈，让作者快速的掌握第一手资料，也让整个报告详实客观。

五、结语

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们不能仅仅将《黄河边的中国》当作一本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著作，而应将其做调查的经验与方法进行批判的接受，将曹先生的经验引入新闻实践，也许会从某种程度上改写调查研究方法论，而在调查方法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论证与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