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文理学院

一、职评改革不能一放了之

2017年是教育部实行高校职称评审权完全下放的第二年，包括高级职称在内的职评权力，有省一级统评完全下放到地方高校，有高校自主组织评审。反映出教育部围绕提高高校办学自主权这一价值导向，不断深入推进高校办学改革的决心与意志。但能否达到下放的初衷，是否实现了应有的效果，却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在民主的意识和文化尚未形成，高校行政本位化的大背景下，职评权力的匆忙下方只会加剧权力任性，进一步恶化高校生态，严重违背了国家推进职称改革的初衷。

因此，必须端正高校职称评审改革的根本价值导向，职评权力下放的根本目的不是增加高校办学自主权，而应以提高高校的民主和健康的高校生态为根本的价值导向，否则，在行政本位化强力渗透下，匆忙的权力下放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二、警惕票数决定制污染高校教育与教学生态

票数决定制是指教师的职评标准及任职资格的终极认定，取决于评委票数，达到一定的票数者即可获得任职资格，否则就会被淘汰。票数决定制下，高校教育和教学生态遭受着威胁，加剧了官僚本位和权力任性的污染风险。

评审权下放后，行政控制权空前增大，教师评审资格受系部评审委员会(部分高校是二级学院)和学校评审委员会双重制约，教师要顺利通过职评门槛，需要达到一定的票数条件，否则就会惨遭淘汰。如此以来，教师要想参评更高级别的职称，不仅需要做好科研和教学工作，更需要积累一定的所谓的人脉资源，需要花费精力在校内搞关系，拉票数，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从事一些与教学和科研无关的工作。如此以来，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负责，为教学负责，还要遵守行政本位下的潜规则，成为唯官和唯上主义的牺牲品。这种扭曲的价值导向，与国家职权下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在这种错误价值导向下，大家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蜂拥而上地追逐权势，把学术场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

教学与科研构成了高校教师职业生涯的两架马车，是高校教师自我价值实现的基本载体。无论课堂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萎缩的，这样的情怀和人格境界，又如何能够胜任现代教育和现代科研的艰巨任务？又如何能够担当其教育兴国的时代使命？杜维明在《21世纪的人文精神》报告中曾言：“大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它应该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帮助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的社会团体更好地认识自己。所以，大学的任务也是培养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专家学者而已。他们应该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并且具有文化的敏感性。大学生不一定是社会的良知，但是至少应该成为核心价值的保卫者，以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票数决定制下教师的教学乃至日常生活都围绕现有权力圈层旋转，心中所向者，惟有虚浮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学术志业、社会关怀被统统撕裂，真正的学术责任和传道热情逐渐沦丧，教学与科研成为精致利己主义的自我粉饰。

三、职评评价标准失范扭曲了国家职评权下放的根本价值导向

概括而言，地方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后，暴露出了众多的问题，严重威胁着高校教育事业的健康运行。

第一，票数决定制固化了高校官本位的错误价值导向

由于参加职评的人员来源和组成，皆取决于学校领导意志，由此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掌握着职评的裁量权，在此作用机制下，职评成为高校官本位意志的运作产物，高校普通教师为顺利通过职评，唯有依附现有官僚体制，或者进入这一群体，成为现有官僚体制的组成成员，以掌握职评中的资源分配权，乃至获取更多既得权益，这种错误价值导向，与高校的社会职能格格不入，也不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

第二，职评中主观裁量因素过程，导致教师人心惶惶

票数决定制下，职评受主观因素影响巨大，涌现出人情绑架标准、院系利益平衡牺牲教师权利、官僚固化体制压制教师职评中的申诉权和相关话语权、科研异化及教学弱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票数决定制催化并加剧了高校腐败现象，包括科研腐败和教师高校群体内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腐蚀着本已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的现有高校教育机体。

第三，职评成果认定标准失范，认定成果混乱，投机主义盛行

以科研拼实力的错误导向下，从源头上破坏了优质科研产品产出的正常规律。优质科研创新所需要的宁静心境、从容情怀被打破，高校教育科研被人为地推入进一种所谓的科研快车道中，呈现为一种学术大跃进式的高产出、低品质的学术量化的混乱状态。近年来高校学术灰色产业链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秘密，国际上一些不法利于集团利用国内迷信国际期刊的心理，形成了专门针对国内职评等需要的论文代写、代发产业链，2017年来，国际高水平期刊接连对中国客户作退稿处理的退稿潮就是实证。

学而优则仕，在地方高校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学术为行政，行政掌握有限的教学和科研资源，然后形成以行政为中心的高校利益链条，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都屈从于行政权力体系下，学术良知、教师良知被驱逐，劣币驱除良币，愈演愈烈。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存在职评办法朝令夕改，评价准则过高，严重脱离地方高校实际发展状况的问题。一些地方高校主要领导为了满足自己的政绩建设需要，不切实际的制定出过高的职评标准，也是当前高校职评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高校职评改革意义重大，直接影响着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质量，影响到我国民族复兴之大业。诚如学者所论：“学校并不只是个体升学的扶手，而是个体灵魂上升的阶梯，不是实现个人私己性欲望的工具性场域，而是促进人的公民性生长、发育完整而健全之人性的教化性场域。”[2]职评改革应服从和服务于建设学生“高尚灵魂”之一目的，引导和促进教师成为教化学生具有“高尚灵魂”的光明使者，而不是将教学作为职评的手段。因此，继续深化高校职评改革，仍然是一个待探索的问题。笔者建议，高校职评改革首先要遵循现代法治精神，围绕程序正义这一原则深化职评改革，同时，要积极参考港台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职评模式与经验，建立和完善专家评审制度，建立和完善教师成果认定体制。

总之，职称评审意义重大，关于教育和教学，关乎党的宗旨和灵魂建设问题，涉及到的问题可谓是一种公知性问题，对治之路也并不复杂，只是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拿出真正共产党员的风范，以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克服精致功利主义的官僚作风，就一定能够不辜负党和国家进行职评下放的初衷，建设科学合理的职评体制，而不是将良政歪曲为恶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时代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