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追溯人类社会物质分配方式，从个人、家庭“独享”到氏族、部落等有限范围内的“分享”，再到公众、群体等的大范围规模化“共享”，毫无疑问，社会技术进步为“共享”创造了条件。在政治方面，“共享”一词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七次，涉及到发展理念、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经济新增长点、社会治理格局、全球治理观等多个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共享单车”在我国及世界市场的快速扩张加剧了“共享”这一概念的传播，由“共享单车”引发的“共享”话题一度被热议，共享经济在舆论场的传播声量始终居高不下。

“共享”正在成为涉及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多层面的一种新态势；另一方面“共享”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共享”之于不同的诉求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话语表达和概念解读，商业企业对“共享”概念的频繁借用是否会对政府提倡的“共享”带来误解，消费者使用“共享”产品对“共享”的理解和对国家“共享”概念的理解有什么差异？“共享”这一符号在不同的话语主体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共享”潮流下，研究其话语差异，才能为话语博弈中不同诉求主体间建立对话寻求可能。

一、企业唱响共享经济

根据众多学者研究，“共享”概念首先出现在商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共享经济”，“共享”也在商业领域被更为频繁的提到。也就是说，共享首先的诉求主体是企业。对企业来说，“共享”是为了实现盈利的商机，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多样化的共享实践出现，并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应。2011年《共享型经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文发表，“共享型经济”被发达国家媒体频频讨论；同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里夫金认为共享经济将会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抗衡并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范式。学者们普遍认为，共享经济将给全球带来全新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

共享经济是指在保留所有权的情况下，把闲置的资源使用权暂时转让给他人，并获得一定报酬的商业模式。[1]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共享经济”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个人闲散物品或服务得以在第三方市场平台上呈现，物品或服务的所有者通过让渡部分“使用权”与他人“共享”资源，一方面使得个人降低原本所占有物品或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使得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

企业“共享”的话语表达是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共享”商业模式或产品及衍生品实现的。如“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对于企业而言，共享经济实质上是去中介化和再中介化的过程。共享经济的出现使得个人可以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少去了商业企业的“中介”作用，而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共享经济平台这一“中介”的“搭桥”连接。因此，对于众多企业来说，自然不愿成为被去掉的“中介”，这就出现了各类“共享”产品蜂拥而出跑马圈地抢占市场，在“共享经济”繁华中分一杯羹、占一席地的现象。

二、政府倡导共享发展成果

从政府提出“共享”到最新十九大报告中的阐述，可以看出，政府“共享”理念更多地倾向于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使得社会资源、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分配”相对公平，以维护各利益关系稳定。

哲学政治学的“共享”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资本主义的建立与发展带来严重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劳动异化，引发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不满与反抗，工人起义和革命运动相继爆发。这一背景下，马恩批判继承了历史上基于正义、契约、功利等的共享思想，提出了他们的共享思想。

在马恩看来，实现共享必须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状态时，要经过社会主义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按劳分配是实现“共享”的“过渡阶段”。同时，共享的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人类生存发展的领域。包括政治上，人民群众共享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经济上，劳动成果全民共享、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文化教育上，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全民免费享受国民教育，是保障社会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马恩认为，共享的实质是实现公平与正义，但是共享要求人民群众在享有公正的同时能履行好自己相应的义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的。

我国对“共享”的解读主要围绕“共享发展”理念展开，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共享发展”的客体视角来界定“共享发展”，共享发展“什么”的问题。尤其是近两年，对围绕国家政策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相关研究文章明显增加，集中于对国家共享理念的解读，以及共享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方面。

对于共享经济这一新生业态，政府持支持态度，但对商业领域的“共享”如何监管，如何将政府“共享”理念与商业企业“共享”概念良性对接，如何使传统经济与“共享经济”良性互补，确保市场秩序稳定，政府监管部门还需要更多与市场不同诉求主体的对话，平衡各诉求主体间的关系，兼顾弱势群体等易忽略人群利益。

三、消费者：乐于“尝鲜”、驻足观望

消费者对“共享”的诉求在于更便捷更实惠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对于有闲置资源或精力的消费者可以在“共享经济”中实现身份转变，成为闲置资源或服务的提供者并从中获得一定报酬，分担个人在获得某商品及服务的成本，当共享商品或服务收取报酬超过购入成本，还可获得额外收益。

在我国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尚不稳定，企业纷纷推出共享产品“试水”的背景下，由于政府对于共享型商品的监管尚在探索完善中，部分商品的推出与现有行业准入、市场管理等社会准则有冲突，或在道德伦理约束方面存在问题，消费者很可能将为共享经济的风险“买单”。

公众对于“共享”表现出好奇和新鲜。某些共享产品一经推出会有很多消费者“尝鲜”使用，但在后续出现的如押金纠纷、伤亡赔付等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甚至不了了之，导致消费者对共享经济失去信心。有研究者指出，前期社交网络的兴起和发展为分享经济解决信任问题提供了创新工具和手段。[2]

四、小结

在国家大力倡导“共享”理念、发展共享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政府、消费者对“共享”有着不同的意义解读和期待。企业积极唱响共享经济一方面是搭乘国家倡导“共享”理念的东风借势发展，另一方面是顺应经济发展在当前的新业态；国家倡导“共享”理念，表达了党和政府在我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果、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创新创业企业也正符合国家政策鼓励，为下行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消费者对“共享”处于建立认知和信任阶段，初期是否从中受益或将影响他们后续对“共享”和“共享经济”意义的理解，及对共享类商业产品的采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