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长 江 张 俊 峰

(1.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四川文理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它存在的时间虽然较为短暂，但其鼎盛时期，根据地总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余万。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八万余人[1]245。川陕苏区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广大青年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分不开。可以说，广大青年对红军兵员的补充、战斗的支持和苏区政权的建设均有巨大的作用，是苏区事业迅速扩大和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而广大青年之所以能在血雨腥风的时代里认同、支持、参与川陕苏区党的革命和政权建设，主要得益于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的感召及其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对此，目前学界鲜有论者论及，本文拟就此作一粗略探析。

一、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的感召及培养

1.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革命理论感召青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先后召开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走武装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形势获得改变。川陕苏区时期，川陕边区处在偏僻的山区，交通十分闭塞，当地许多农民“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还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1]186。于是，红四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川陕边区的广大劳苦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帮助他们建立了川陕省共产党组织[2]19。为了唤起广大劳苦青年的革命觉悟，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3]8。徐向前元帅也说：“红四方面军有个好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街头巷尾，均有指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1]181-182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同志组建了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向苏区广大男女青年“宣传党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十大纲领、政治主张和将来的奋斗目标，宣传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4]8。当时“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指导省委工作”的张国焘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短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文章“以清晰的语言，简练的文字”，向苏区劳苦大众(当然也包括广大劳苦青年)宣讲“什么是共产党、苏维埃、红军以及他们的性质、作用、目的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党的阶级斗争、政权建设、党的领导等理论，讲得清清楚楚”[5]366。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也编印了《红军须知》《红色战士必读》《红三十军政治部红色战士丛书》等基础教材，通过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小学、识字班等有力地向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党的革命斗争理论，使广大苏区青年熟悉马列主义基本常识[6]19。此外，“红军经常派干部作政治讲话，讲党的政策、革命的意义，讲穷人翻身、平分田地等等”[7]267。“号召广大劳动青年参加反帝斗争”，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查田队和肃反工作，等等。这让广大苏区青年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国民党的主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才能彻底保住土地利益和政权[8]99-101。通过对比和革命实践，广大青年渐渐认同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确了自己信仰、奋斗的目标。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青少年极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和进取精神，朝气蓬勃，是一支创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1]193许多老红军在讲述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时，都认为是受党和红军感召的结果。据贫雇农出身的刘洪才回忆，1933年他二十出头，红军对他们讲：“穷人怎么样才能吃上饱饭不受财主的气？只有参加红军干革命。”[9]23于是，其报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另据红四军保卫局模范连班长王德寿讲述，他18岁参加红军，也是受到党和红军扩红宣传的感召[9]427。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11川陕苏区时期党和红军感召青年的成功经验也正诠释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当时，共产党正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革命理论感召、说服了苏区广大青年，使其认同我党的主张，并积极支持、参与川陕苏区党的革命和政权建设。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革命理论则成为党感召苏区青年的信仰武器。

2.以尊重和关爱广大青年的人权感召青年

除了以信仰作为感召的武器外，党感召苏区青年的另一法宝是对广大青年人权的尊重和关爱。红四方面军入川前，苏区广大的青年要么吸食鸦片，要么被军阀拉去当壮丁，或者在小工厂里做工，无论哪种情况，广大青年的地位都极其低下，毫无尊严可言。“青年啊，你我怎不穷？剥削我，穷光蛋，所有劳力被他占，他肥我们干，青年啊，他肥我们干。狗军阀，大骗客，吃我肉来喝我血，我苦他玩格。”[8]1786农村女青年更是“悲惨”，家里一旦破产后，就被贩卖。据当过童养媳的巴中女红军王文珍讲述，“旧社会穷人的命苦，妇女的命更苦。我生长在一个雇农家庭，父母双亡，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每天从早到晚，凶狠的婆婆吆喝着我，有干不完的事。……如稍微不遂婆婆的心，轻则痛骂，重则毒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凶狠的婆婆居然用烧红的火钳烫我的大腿，我还得咬紧牙关，含悲忍泪，继续干活。”[9]19同样当过童养媳的女红军杨清香也说：“我虽然在财主家残羹剩饭能吃饱，但从早到晚却有干不完的事，稍有不顺婆婆的心，她张口就骂，伸手就打，轻则揪耳朵，重则脚踢加棍棒，我身上的伤痕从来没有间断过。”[9]62

川陕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开始从制度、法制等各个方面保障青年男女的各项权利。川陕团省委在1933年7月印发的《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是工农专政的政权”，劳动青年要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要“多多吸收积极斗争的青年工农和女工农妇参加苏维埃，提高男女劳动青年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地位，并增加其成分，动员广大劳动男女青年参加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多决定各种对青年切身利益有关系的提案。”[8]100《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加强对广大劳苦青年的教育，“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 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 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8]212

同时，党对广大青年人权的尊重和关爱还体现在当时红军的石刻标语中，如“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各县区乡成立列宁学校，让(穷)苦青年读书”，等等[4]28-29。这些石刻标语以十分简洁而通俗的语言展示出广大青年将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享有参政权、平等权、自由权和受教育权等民主自由的权利[11]。此外，党还积极发动广大青年为自身利益作斗争，如号召“在农村中，团应积极领导一般青年反对抗捐抗粮抗债分粮的斗争，同时发动农村青年为本身特殊利益而斗争(如反对打骂、砍柴、捡狗屎等)，在这些实际斗争中去提高其阶级性”[8]105。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红军要与广大青年融成一片，要有“一家人”的感情，使他们真正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惟其如此，“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起来闹革命。”事实上，因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农民，同苏区广大贫苦青年有着天然的感情联系，故一到川北地区，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广大青年的信任[1]186-187。可以说，川陕苏区党和红军对广大青年各项权利的尊重和爱护深深地温暖了他们，成为他们加入苏区党和政府的内驱力和向心力。

3.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的培养

川陕苏区时期，党不但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动员、感召，还特别重视对青年的培养，使他们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从而听党指挥，积极参加党安排的工作。红军进入四川后，中共川陕省委立即着手建立共产青年团组织(简称共青团)。1933年2月，组建了临时团省委，由葛贤福、陈其月、叶德贵等同志负责，决定先将巴中、通江、南江三个县的青年组织起来[12] 209。1933年7月6日，川陕省临时团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川陕苏区共青团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少共省委书记由葛贤福担任，陈其月、杨中行、邱元胜、冷赤哉、吴朝祥分别担任副书记、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妇部长[12]210。

共青团是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青年群众的革命组织[8] 1198-1199。按照团章规定，凡年满16至23岁的雇农、工人、贫农、城市贫民、店员及其少数中农[12]210，“只要你有真正的觉悟，而且努力于革命的分子” ，“有为革命，为大多数工农阶级谋利益的决心，信仰共产主义”[8] 1198-1199， 在斗争中表现特别坚决、勇敢，不怕困难和牺牲，均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12]210-211。1933年7月5日，川陕团省委发出指示，要“猛烈的发展团员”，力争在最近一月内以冲锋的速度扩大一万团员，加紧培养共青团工作的干部。号召广大劳动青年到红军中去，“要输送最好的团员到红军中去加强红军中的领导力量”；“加强青年工人在整个劳动青年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加紧苏区周围白区的工农青年中的工作……推动积极的青年群众到这些区域组织领导”[8]99-101。1934年1月24日，为早日赢得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执行消灭刘湘的中心任务，中共川陕省委在《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对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再次强调指出：共青团要大力“培养青年工农干部，提选积极勇敢的分子到领导机关里面来学习、工作”，“选送一千个积极勇敢的团员到红军中去加强青年团在红军里面的领导和核心作用” 。要组织好各地乡村的穷苦青年尽可能地担负“搜山、打小股的反动、侦察及捉拿敌人的侦探口口，多多站岗放哨、戒严、肃反”。要使共青团“领导和团结着无数的青年工农”，在消灭刘湘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8] 225-226。1934年3月12日，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第40期亦称：“团应该加紧对一般青年群众的军事教育，如打野外、瞄准、射击或夜袭敌人等技术。”[13]388通过党、团的政治动员、军事教育等，广大苏区青年积极参军参战，保卫苏区。有的进步青年不仅加入了共青团，还被发展成了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入川不到一个月，在通江即发展地方党员200余人，至1933年2月，地方党员发展到600余人。”[12]120宣汉县在1933年10月下旬就先后发展党员200余人[14]131。广元县“在两个月以内全县发展新党员500名，发展新团员1000名”[2]135。诚然，这些新发展的党团员中不完全是穷苦青年，也有部分其他年龄段的贫苦群众，但毋庸置疑的是穷苦青年占了绝大多数。这就为川陕苏区时期党团组织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人才。

二、川陕苏区时期党感召青年的有效方式

川陕苏区时期，由于当地青年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甚至没有任何文化，党一方面通过学校、识字班、夜校、乡村讲演会，另一方面，因地制宜，采取青年喜爱的石刻标语、口号、歌谣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斗争政策，提高青年的知识文化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标语、口号

前已述及，红色标语、口号言简意赅，琅琅上口，或用纸张贴在墙上，或刻在岩壁上，是川陕苏区最具特色的宣传形式。正如刘瑞龙同志所说，石刻标语是“利用当地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由各地党组织组织的书写队、錾字队，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坟园墓地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錾刻”[15]而成的。标语、口号基本上是紧密结合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各级苏维埃的中心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内容“言简意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乡土味浓”[7]259-260。比如，1934年，中国共产青年团川陕省委会印制的《动员穷苦青年消灭刘湘残部粉碎“川陕会剿”中心口号》有：“穷苦青年武装起来”；“刘湘是喝我们穷苦青年血汗的毒虫！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我们穷苦青年要想生路，只有把刘湘打死”；“彻底消灭刘湘残部”；“我们穷苦青年要想不当夫，应该趁热打铁，把刘湘活捉过来”；“只有个个穷苦青年起来打敌人，我们才能活命”；“穷苦青年自动参加红军”；等等[8]1412。这些标语、口号使广大青年斗志倍增，敌人胆战心惊。通过这些红色标语、口号的宣传教育，对于培养川陕苏区广大青年革命觉悟有着积极作用。

2.列宁小学、识字班、唱歌班、读报班等

川陕苏区时期的川北地区本为文化教育欠发达地区，加之，其时张国焘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1]218，致使川陕苏区时期人们不但整体文化程度偏低，而且普遍不爱学习，形成了一种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恶劣氛围[16]5。“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1]217所以，川陕苏区时期，中共川陕省委加强青年群体的文化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列宁小学、识字班、唱歌班、读报班等是党组织青年集体学习的重要模式。为贯彻川陕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必须将苏维埃的理论和实际，经过苏维埃学校、训练班、读报会、识字班、会议演讲、文字宣传、戏剧、画报等，让广大群众了解”；“有系统的通俗的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工作，普遍党的理论和党章”等要求[2]25-27。共青团也明确规定：“要组织读报班、识字班，对青年群众加紧识字、读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13]388川陕省各级苏维埃高度重视列宁小学的建设工作，要求每乡要设立列宁小学，每县要设立一高级列宁小学，“要让每个穷人的儿子到校读书，并使每个劳动青年都能识得字，要来消灭文盲，加紧识字运动，要使每个青年都能读报或看报告文件”[8]1612。此外，在各村、乡、区还举办了俱乐部、唱歌班、读报班、识字班以及青年妇女的缝纫班等形式的短期培训班。“按期举行乡村讲演会，普遍宣传苏维埃怎样改善了青年工农的生活，经常告诉他们关于苏维埃维护青年利益的消息，鼓动青年拥护红军和苏维埃，这些报告可由参加苏维埃工作的代表来讲。”[8]100

川陕苏区时期，刘瑞龙编写的《童子团站岗读本》《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三本兼有文化教育与军事常识的普及读物，被列为列宁小学教材，在当时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读本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性强，文词浅显，语言精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多用地方口语和川北方言，并有韵脚便于记诵。使广大青少年每读一段课文，便理解一条革命道理，懂得一项党的方针政策。如《革命三字经》三字一句，共172句，516字[8]1086。开篇就让青少年识读“穷人”“团结”“革命”这些当时用得最多的字词，即“穷人们，快觉醒。团结起，来革命”。全文述说劳苦大众受剥削压迫的苦楚，号召穷人起来参加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消灭一切军阀，如“我穷人，团结体，立工会，立农会，找红军，游击队。共产党，来领导……立政权，苏维埃” 。这些寓革命道理于识字扫盲中的小册子，突出政治，思想性强，培育熏陶了苏区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使他们立志做革命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情操。一些老红军回忆，他们当年就是念着《童子团站岗读本》和《革命三字经》走上革命道路的[4]35。由此可见，川陕苏区时期党通过举办列宁小学、识字班、唱歌班、读报班等方式，感召了大批青年，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戏曲、红色歌谣等

戏曲、红色歌谣等是苏区党宣传教育广大青年的有效法宝。川陕苏区时期，改编和新创了川北一带比较流行的川戏、山歌小调、花鼓等，印刷成文艺宣传资料，发往各地教(传)唱。如著名新编川剧《田颂尧自叹》《刘湘投江》，歌剧《劝郎回头》《送郎当红军》，话剧《慰问》等。还有用牧羊调改编的《反宗教迷信歌》：“青年啊，齐拢来，唱个歌儿说开怀，没叫人说呆，青年啊，没叫人说呆。反宗教，反迷信，这是我们的责任，大家来实行，青年啊，大家来实行……”[8]1785这些改编的山歌小调调门多样，生动活泼，铿锵有力；新编川剧演出紧贴劳苦大众生活，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对苏区广大青年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

红色歌谣是在传统歌谣基础上融入了苏区时期的革命理念和革命词汇，有控诉类、宣传类、战斗类、歌颂类、思念类等等，内容十分丰富，特征非常鲜明。当时的苏区民众，出现了“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的情形。如“好青年，青年战斗员，学习瞄准做模范，大家踊跃加油干，三个瞄准，计划检查，目标水平线，还要做个宣传员，好青年。好青年，青年战斗员，学习行军与作战，军风纪律切(奠)[莫]犯，借人东西，用了就还，军民打成片，不怕困难直向前，好青年。”[8]1781“青年们一齐来革命。青年们，一齐来革命，打破旧世界，我们掌乾坤。青年们，参加工农兵，活捉寄生虫，努力向前进。我们的敌人，居心很残忍，消灭它靠我们，切记莫灰心。跟着共产党，一心为穷人。”[8]1805又如当时广为传唱的《共青团员歌》：

中国革命要完成，中心在我们。

我们共青团员，皆是先锋军，

旗帜是列宁，奋斗为工农。

阶级斗争不可忘，军纪党纪要服从。

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一切反革命，那些一律都肃清。

主义要实现，革命要完成，

迎接世界到大同，责任在我们！[8]1777-1778

再如当时广为传唱的《青年农民歌》：

青年农民们，请你仔细听，世间唯有农民苦，苦情诉不尽啊。

昼夜在山坡，落雨还干活，清早露水打呀湿脚，牵牛下田坡啊。

痛苦真痛苦，一年到头苦，庄稼收了交呀地主，屋头没米煮啊。

要脱这痛苦，铲除那地主，地主豪绅除呀干净，我们来专政啊。[8]1781

这些红色歌谣，形象地记录了广大军民团结战斗的英雄业绩和心声，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群众性、普及性，苏区男女老少都会唱。歌声唤起了青年的觉醒，鼓舞着战士的斗志，带来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是教育、引领、感召青年认同党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艺术“武器”。

三、川陕苏区时期党感召青年的特点

1.政治性

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感召的第一个特点是政治性。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进行反帝反封斗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获得作为革命积极力量的青年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的群团组织的首要政治要求。苏区时期重要的青年组织是共青团。中共川陕省委在《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文件中指出：“共产青年团，便是青年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应加紧政治教育，经常讨论政治问题，提高每个劳动青年的政治水平[8]99-100。尤其是对新入团的青年要加紧训练他们，使他们首先具有坚定的政治性[8]226，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革命生活[8]212。经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苏区的青年在思想上、行动上能跟党保持一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苏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社会事务、军事斗争及政权建设，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共青团组织及广大青年正是实现了党对其首要的政治要求才深得党的信任和重视。政治性既是党对青年感召的首要特性，也是共青团组织自身价值体现和发展壮大的首要要求。

2.军事性

徐向前元帅曾经说过：“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零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1]300因此，如何取得军事战斗的胜利是维系其时红军及政权存亡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军事斗争有充足的兵员补充，苏区的青年组织——共青团等军事化就成为必然。“实行全苏维埃区域的劳动青年军事化，普遍的武装劳动男女青年，反对从前指派和命令的方式，必须使广大青年了解武装保卫苏区，和保护自己切身利益土地政权是分不开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团员青年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准备‘八一’反帝斗争的大检阅，各乡各区各县都要设立红场，经常按期练习跑趟子、爬坡、角力、上操，学习使用武器及防飞机毒瓦斯同炸弹的常识。”[8]100“团应该加紧对一般青年群众的军事教育，如打野外战、准游击战、夜袭敌人等技术，在各区乡都要建立红场，多设杠架或跳高、跳远等等一切运动器具，让他们多多练习体育。”[8]1612徐向前元帅对苏区的军事教育工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战争期间，苏区实现了“全民军事化”，“九万多地方武装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得力助手。数十万运输大军，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1]278。

3.斗争性

川陕苏区时期党对青年感召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斗争性。其斗争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苏区共青团组织必须武装团员青年，时刻同反动军阀做各种各样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纯洁内部，把违反团员纪律、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团员清理出团组织。1933年11月23日，《共产党》第20期报道称：“李洁清，顺庆人，是一个地主家里的女子，不知什么时候混入团内，到苏维埃来了后，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反而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她向同志公开提出‘欢迎白色士兵打倒红军’的反动口号。她表示对苏区不满意，鼓动白区来的同志反对党，反对省委，她说在白区生活好，到赤区她没马骑，她要告假回家。在中共和少共妇女部之间，她利用自己当秘书进行两捣(即挑拨离间)、企图引起分歧。”[8]1557因此，少共省委决定开除其团籍。1934年2月8日，《少年先锋》第31期报道称：“张本益是共产青年团员，他民国十九年(1930年)加入共产青年团……他过去在总政治部工作，工作消极，并犯了许多错误，对他警告二次，并没有一点转改。后察看一次，察看期未满，就调到蓝衫剧团工作。在剧团工作不久，调到列宁青年剧团当主任……他当新剧团的主任，剧团内坏分子他不清洗出去，张玉英是蓝衫剧团清洗出来一个极坏的分子，他都吸收来。”[8]1596因此，蓝衫剧团支会议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团省委批准了蓝衫剧团支部的决议。川陕苏区时期共青团正是坚持对内对外的斗争，才保证了团组织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性，为苏区红军和政权培养了大批优秀战士和干部。

四、川陕苏区时期党感召青年的成效及其当代启示

川陕苏区时期由于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以及进行系列卓有成效的动员，使得广大团员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苏区的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红运动、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和政权的发展。例如，在决定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系列军事战斗中，兵员的及时补充是极其关键的。而苏区青年团在扩红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如红江县“有九名团员认清本身任务，一致自动起来热烈的参加红军”。南江县在 1934 年“二月二十号到三十号十天内，有团员去参加红军的二十二名，到三十一军中去了，热烈的到前线去消灭敌人”[8]1611。共青团负有“动员和领导扩大红军和扩大少先师的工作”的责任，“不但是去发动，而且要领导好的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到红军中与少先师中去”。团员还要“亲身去领导少先队到前线去配合红军行动，参加红军”[8]1022。1934 年2 月5 日，《少年先锋》第30期报道称：“赤江四区杨国祥同志是个团员，负责担负起团员的任务，为消灭刘湘保卫赤区，他一个人鼓动了二十一个穷苦青年群众与他本人一起热烈的参加红军去了。”[8]1586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发展到3000 多人，号称妇女独立师，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直接领导。这是一支青春洋溢的部队，团长张琴秋32岁，政委曾广澜33岁，全团平均年龄不到20岁。徐向前元帅也说：“团以下干部中，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一往无前，生龙活虎，不畏艰险，是同放手提拔和任用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青年干部，分不开的。”[1]217“据比较谨慎地估计，整个川陕苏区时期一共发展了共青团员大约20 000余名，其中青年女性团员占10% ，有组织的进步青年大约10万余人。”[17] 34-35由此可见，川陕苏区时期党在青年工作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18]190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情寄语广大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9]川陕苏区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感召及培养青年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开展共青团和青年工作也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一，共青团开展各项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共青团是1922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发起成立的一个青年群众组织，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等提倡的共产主义。因此，就共青团的诞生来看，党如同共青团的“母亲”，是党孕育和成立了共青团。 两者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把共青团作为自己的助手和后备军，高度重视共青团的工作，始终给予强有力的领导和指导。苏区时期，共产青年团和青年工作迅速有效的开展正是依靠党的领导一步步实现的。不仅革命时期如此，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更是如此。截至2017年年底，由共青团中央基层组织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团内统计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 124.6万名，基层团组织357.9万个[20]。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青团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青团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努力使团组织成为联系和服务青年的坚强堡垒。”[21]65可以坚信，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未来共青团的事业必将更加辉煌。反过来，从共青团的角度看，也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共青团持久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第二，建设“三性”团组织：始终抓牢“三个根本”。

川陕苏区时期，青年团组织以其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带领青年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扩红运动、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等苏区的核心工作，为党和苏区政府输送了大批可靠的红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为苏区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深得党的信任和肯定。这既是共青团的责任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共青团不仅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时移，责不易。新时代，共青团的责任和价值体现在：持续建设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并让党放心和青年满意的团组织，必须始终抓牢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必须始终抓牢把最大多数青年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这个政治责任[22]；必须始终抓牢带领广大青年奋勇建功新时代这个工作主线。

第三，打造永葆纯洁和战斗力的团青队伍：始终坚持从严治团。

政治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离不开思想的先进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严肃性，而关键是队伍建设。川陕苏区时期，青年团在完成党交办的工作任务时，始终没有忘记加强队伍建设，除了正面加强团员青年的政治教育外，还勇于同不遵守团员纪律，败坏团员名声的“极坏分子”作斗争，把李洁清、张本益两个“极坏分子”清理出团。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斗争。“共青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事关党和国家的未来。”[23]“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团。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作风严实，是党对共青团的一贯要求，也是从严治团的努力方向。要抓住团干部这个关键和团员队伍这个基础，把组织生活严起来，把制度笼子扎起来，把纪律戒尺用起来，严出先进性和纯洁性。”[23]打造永葆纯洁和战斗力的团青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