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星星

一、概述塔尔德的公众理论

19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欧洲源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心理学、犯罪学以及传播技术等领域的研究颇有成就，影响甚远。塔尔德的技术模仿说对他的公众理论的提出及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模仿是报纸、书籍等传播媒介的催化剂，公众的产生、舆论的形成都深受模仿说的影响。塔尔德自幼接受严格的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等级观念。1869年至1894年，塔尔德在小镇附近当法官，并对犯罪学方面的研究饶有兴趣；1890年出版著作《模仿律》《模仿的法则》，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的创始人。塔尔德喜欢散步思考，受早期学者的影响，形成了“模仿说”框架。

塔尔德在其社会理论中也提到，发明、模仿、创新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三者间的关系，发明只能通过重复而产生，而重复是创新的源泉，但这种重复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一种模仿，为创新而模仿，为发展而创新。[1]塔尔德的技术模仿说是社会理论和公众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对塔尔德的公众理论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关于公众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公众理论的提出

在传播学领域，多位学者对公众下过定义并做深入的研究。古代基本上没有公众的概念，直至印刷术的出现产生公众，从少数分散的手稿读者到书籍报纸的读者，到路易十四的统治时代，公众才有明确的形态，再到18世纪，公众开始迅速扩大并进行分类。19世纪现代报业的发展，促进了新闻信息的传递，欧洲和北美的新闻业得到发展，吸引了大量观众。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和模仿创新，社会发展的需要，传播技术不断提高，塔尔德将电报、铁路、报纸等作为人际间交互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公众和舆论研究领域中，塔尔德可以说是公众理论先知。模仿创新使得交通得到了发展，电报、广播等通讯的发展使得信息得到传播，铁路的发展使得信息不再只是局限于某一地方或某一国家内传播，而是能将信息传递到其他地方，得到广泛传播。新闻业的来临，公众才真正产生。

（二）公众理论的分类

1.舆论。1901年塔尔德发表著作《舆论与群集》，对“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舆论的定义、舆论的产生、舆论的源头以及舆论的表达和发展等。塔尔德给舆论界定范围，舆论、传统、理性是公共头脑的三分支，舆论似乎担任着传统和理性的桥梁角色，但不是纯粹的连接关系，三者即有冲突又相互影响。传统极具稳定性但也会受到舆论的冲击，18世纪前后，理性的力量能足以压制舆论，舆论的力量逐渐变得无穷大，能够摧毁理性如法律、政治等，因此塔尔德将舆论定义为“舆论是一种评论，是短暂的、或多或少合乎逻辑的成串判断”或者是说判断某一问题得到的观念，同时都被众人多次重复判断，这就是舆论。19世纪美国政治学家J·布莱士也曾对舆论做过探讨，他认为舆论是民主政治的基础。20世纪初，另一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舆论是组织化的群体意识和公共意识。而塔尔德进一步对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推动舆论发展的是交谈、书籍、报刊，都是舆论形成的媒介。

形成舆论的另一种媒介是交谈，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没有对报纸等领域研究的多，但却是很重要的媒介。交谈虽不是实物，却无处不在，存在于一切地方，从人们开始交流时，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交谈，对某一观点、某一事件进行谈话讨论，起初只是盛行在精英社会中，他们的交谈或多或少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不管交谈的结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由中心扩散到四周，就会令人信服。随着社会的进步，塔尔德也将交谈分为舌战（conversation-lutte）、交互式谈话（conversationexchange）、义务性（obligatory）交谈、受控与仪式性交谈、自愿性（facultatif）交谈等类型。[2]240舆论的发展扩大离不开书籍和报刊的力量，在17-18世纪，书籍占主导力量，新闻业的来临更是让报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交谈信物，它改变了人们的谈话内容、谈话方式，对每一位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促进了舆论的发展，舆论的力量不可估量，因此，报纸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众的诞生。

2.社会精英论。塔尔德运用社会分层原理论述了精英的起源与功能，贵族即是精英，具有领导性观念，其存在于各个阶级。工业时代前，“贵族”可以是拥有大量金银、大量土地和大批牲畜的人，他们主导着当前社会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他们善于发现，善于创新，对社会产生影响。工业时代，贵族拥有更高的威望，是大家认可的天才，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当模仿发明能力越强的人越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精英源于贵族，而贵族的源泉是军事、经济、宗教和唯美。[2]194塔尔德的社会精英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有些相似之处，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和建议并能够产生影响的人就是“意见领袖”，他均匀分布在社会上的任何群体和阶层中，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通过“媒介—意见领袖—受众”两级传播。但塔尔德的研究更胜一筹，为这些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理论渊源。

3.公众与群体。报纸的产生催生了舆论的兴起，舆论也使得公众的定义更加明确，公众是离不开群体的，而群体包括群众，是过去最古老的社会群体，若被意见领袖控制，就会瓦解。报纸、舆论、公众相互影响，报纸的“公众”可以掌握思想，选择适合自己的报纸，并能与之产生共鸣；报纸也为了更好的虏获更多读者，他们会为公众选择相应的内容，公众也会因报纸提供的不同的舆论、评论而受影响，甚至可以左右他们对某事件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报纸能够牵着公众的鼻子走。因此，塔尔德将公众定义为“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

在传播媒介的时代，社会分为多种公众，它与群体不同，群体是在同一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人，而公众是与经济、宗教等群体并存，是有效的叠加在群体之上的，每一群体都想有一份自己的报纸，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拥有更多稳定的公众，得到拥护。

塔尔德认为群体是在同一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区别于公众，只要是聚集在同一地方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群众，群众里面可能会存在出于好奇而参与的或者只是纯粹的旁观者暂时性的参与其中。新闻业的来临，群众也会受报纸等媒介的影响，尤其是宗教团体或政体。群众可以按照多种特征分类，根据年龄可分为少年群众，学生团体，以及老年统治。除此之外，还可根据时代、季节和活动范围来划分。群众也有期待性群众之分，比如一起在剧院里面等待话剧的开始，对某一件事同时都抱有一种期待的心理，当他们在仔细聆听某一重大决策的颁发时也属于公众，但群众的范围更广，他们都不是个体独立的存在，而是一个整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表达都是从整体出发，这与勒庞的群体理论又有所不同。

二、传播技术观对公众理论形成的影响

（一）技术模仿说的概述

自塔尔德的《模仿律》问世以来，在塔尔德所有著作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模仿说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塔尔德提出泛模仿说，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模仿，模仿是先天的，并对“模仿”赋予精确典型的定义：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类似照相的复写。[3]这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其命令、暗示等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被他人接受或是服从。塔尔德所谓的模仿就是一种心际之间的照相术，人与人之间都是通过相互的模仿来保持行为上的一致性，而且两者之间必定会存在某种社会关系。[4]或者是说，两者间的相互模仿才能具备“共同语言”，以便更好地沟通交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模仿的双向流动”。塔尔德也提到，很多模仿都是属于无意识的，如行为举止间的模仿、语言口音之间的模仿等。因此，模仿是基本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5]塔尔德的模仿律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其模仿规律细分成多种模仿。越是与社会生活接近的发明，越可能成为模仿对象的逻辑模仿律；能够跟随社会潮流时尚并符合社会的主导文化的发明——超逻辑模仿律；先有内里的思想再有外在的行为表达的“从内心到外表”扩散的模仿律；以及根据社会阶层间的高低的模仿——“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辐射的模仿等，都无时无刻不在引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技术模仿说对塔尔德的“公众”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用模仿的语境阐释公众观，模仿虽不是公众的直接产物，但模仿促进了创新，是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产生的催化剂，因此，技术模仿说与公众观存在很大的关联性。

1.逻辑模仿律。社会学一般原理包含发明、模仿、对立，在塔尔德的传播技术观中，发明和模仿是基本的社会行为，有发明才会有模仿，有模仿才会产生新的发明。塔尔德认为，这种社会行为即被发明和被模仿的东西是某一个思想、意志，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信念（belief）和欲望（desire）即实体（substance）和力量，也称为心理量（psychological quantities），其处于感知量（sensational quantities）底层并与之结合。当信念和欲望存在于发明模仿中时，就会成为实在的社会量（social quantities）。[6]105逻辑模仿律是社会生活中基本的模仿律，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关于那些比较先进的发明就可能被模仿，人类根据某些动物的特性进行模仿发明，如五彩斑斓的蝴蝶，也是人们模仿的对象，根据蝴蝶各种各样的颜色，发明迷彩服、布置伪装，进行军事防御，在二战期间被广泛运用于军事中，根据蝴蝶的鳞片会变温的原理，运用于人造卫星中；人们利用蝙蝠的超声定位原理为盲人制作了一种探测器，便捷实用，至今发明出了类似的“超声眼镜”；根据蜻蜓简单飞行原理发明了直升机等。除此之外，人们还会根据与传统相关的事物就越容易被模仿发明，如古时候的车轮到马车的发明，再到如今的汽车、火车的模仿；印刷术的发明使用到如今的高科技的印刷机、复印机的模仿等，所有的模仿发明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论是在19世纪的世界还是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与人的交流传播，互相模仿，关系越是近的人就越能被模仿，可能是某个手势，某一观点，某一目的都会成为被模仿的对象，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被模仿，因此，地位高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引导和影响。同样，为了达到交互式的模仿，高地位的人也有可能会模仿低地位的人，但是在如今的环境下，汽车不会成为马车的模仿对象，而马车也不会成为轮子的模仿对象，这也是一种逻辑决斗[6]111或目的论决斗，存在逻辑上的是与非的对立，因此在塔尔德的传播技术观中，也存在两种发明：一是只能积累不能替代的其他发明的发明，二是可以相互替代交换的发明。

2.超逻辑模仿律。逻辑模仿律是内在的逻辑规律，而超逻辑模仿律则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律，塔尔德将其解释为“越是满足主导文化的发明就越可能被模仿”，一个国家的文学、精神、艺术等文化要素被模仿也是一种传播，而模仿具有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但这一超逻辑模仿规律基本与传统的文化因素无关，而是一种非技术因素，模仿呈现出越来越精确化的趋势，如临摹某一书法家的字体样式就要求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绘画时也想要求跟摄影图片那样精细逼真。随着社会发展，对各方面的模仿发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可能会按照各种仪式和程序进行模仿传播。希腊时的各种烦琐的礼仪，教会里的各种仪式，都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一些记者、制造商等人身上，他们似乎就是按照这一统一的模式做事生活。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模仿有利于古代文明文化能够被传承传播至今。

塔尔德的超逻辑模仿律被他细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从内心到外表的模仿，他解释为这类模仿是先有思想观念上的模仿，再有意识决定行为上的模仿，塔尔德在《模仿律》中列举了一些事例，如会去跟风购买排着长队的电影票，而不会因看见了美味的食物立刻去餐厅；会去欣赏画展里的作品而不会立刻去提笔作画等，在这模仿过程中，会让人们先形成一定的意识观念，再去决定做与不做，思想的传播永远都是走在表达的传播之前，这也说明了“高级感官的功能比低级感官的功能更容易传播”[6]8，人们也更容易满足一些感情的需要，而远远胜过只是对食物口味的满足。第二种形式是从社会阶层高位到低社会阶层的辐射模仿，人们的模仿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低阶层的人对高阶层的有一种无意识的崇拜，会模仿高阶层的某些思想和行为，如果一个正确的文化意识或者思想、条律在高阶层处开始传播，人们开始模仿，并一定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或许还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得到快速的传播，不断地模仿传播，就会出现新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还有第三种形式即“从下到上”的辐射模仿，如果某一新颖的观点在低阶层里开始传播，也会成为高基层人的模仿对象，虽然这类形式不会经常出现，其影响力比“从上到下”的模仿小很多，但塔尔德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形式的影响。

（二）技术模仿说对公众理论的影响

1.模仿说与“公众”的产生。新闻业的来临，是公众到来的时代，技术模仿说促进了新闻报纸的发展，对公众的产生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公众在形成和表达意见时就是一种模仿，有时可能会形成盲目模仿（blind imitation），甚至会发生在民主选举之时。在塔尔德早期的犯罪学和法律中，就能体现出公众概念的萌芽，他提到的公众是非个人的公众，也认为公众能够作为沟通丰富社会观念和制度的基本来源。认识到模仿的普遍影响，在19世纪，在美国开展了对消费者营销的民意调查，都偏向于对富有者的青睐，由于人们的特权和通讯工具，直接影响了大选。[7]因此，模仿会影响公众的观念，也会影响舆论导向，公众的力量不容小觑。

塔尔德将公众定义为“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2]214因此，新闻业的发展使得公众时代真正的来临，新闻报纸影响公众的思想观念，而公众的意见表达影响新闻业的发展，正由于这种相互影响，才会再进行模仿创新，不断发展完善。塔尔德的公众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影响，李普曼也对公众及舆论做过研究，他认为，公众不是固定不变的组合体，而仅仅是对某事件感兴趣的一些人。李普曼认为公众的形成是个很艰难的过程，而塔尔德认为公众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它分为固定的公众和不稳定的公众，正因为对某一件事感兴趣，能够产生思想的碰撞，产生共鸣，才会形成公众。除此之外，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也对公众做过解释，他认为，如果某一事件对没有直接参与的人产生影响，那这一活动就具有公共性质，那么这些人也是属于公众的范畴，公众能够参与民主政治。

2.模仿说与舆论的形成。塔尔德在《舆论与群集》和《传播与社会影响》两本著作中都有研究舆论的产生，舆论是如何形成的，技术模仿说对舆论的形成具有催化促进作用。舆论的产生不仅仅是在新闻业来临的时代，在野蛮时代也有舆论，但昔日的舆论与现如今我们所谈论的舆论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家族、部落等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他们之间的交谈和意见表达更容易相互模仿。从人们的意识到国家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观点意见的交流只有口头传播，经过几星期或是几个月后，这个传信使者到最后所表达的意思与刚开始是绝不相同的，再形成的舆论又是千差万别。没有邮件、没有报纸，对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技术模仿的创新，在书籍、报刊大量普及的时代，更是为舆论的发展提供了某种联系，能够将不相互认识的人联系起来，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初只是某一群体、政体等局部的意见，到后来引导舆论的发展，并且能够使报纸上的观点就是模仿舆论，甚至能够把一些观点直接灌输给公众。[2]229-236新闻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交谈方式，舆论的力量和影响力不可估量，塔尔德的传播技术模仿说对舆论乃至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交谈是一种模仿。塔尔德进一步对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报纸是形成舆论的媒介，但只是舆论的一个源头，他认为交谈才是形成舆论的一种媒介，因为交谈是无处不在的，是经久不衰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似细水长流的河。[2]232

交谈是一种模仿。从野蛮人到如今人们之间的交流都是一种模仿，虽然原始人不会像精英社会中的交谈一样，但都是为了能够得到交流和沟通而互相模仿，同样具有社会意义。交谈也是一种传播技术，虽然是无规律性的，但其传播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交谈可能只是面对面交流，或者通过通讯设备进行交流，然而受模仿创新的影响，传播技术媒介在不断发展完善，由单一向多元发展，形成传播流。[8]交谈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所处的社会环境、交谈人的性格、文化背景、城市建设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受模仿的影响，比如阿拉伯人说话的语速很慢，一直影响到现在，阿拉伯人为了更好地沟通和交流，只有模仿上一辈人的语言语速。高位人、低位人、居民等不同人之间的交谈就不一样，低位人会模仿高位人之间的谈话，观点才会得到传播。会话是最大的模仿动因，交谈是一种模仿，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交谈内容也会不同。在某一城市和陌生人之间也有交谈，但交谈的内容不是各自的理想或是心情等，而只是互相问好，交流天气状况、交通状况等。这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模仿同交谈一样，也存在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如果谈话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那他们交谈的内容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不再是对天气交通的探讨，而是与自身相关的话题。因此谈话者之间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会为了达到一种默契而互相模仿着，交谈是最强大的模仿动因。交谈虽不是实物，却无处不在，存在于一切地方，从人们开始交流时，无形之中就在交谈，对某一观点、某一事件进行谈话讨论，起初只是盛行在精英社会中，他们的交谈或多或少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不管交谈的结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只要由中心扩散到四周，就会令人信服。

4.模仿说影响社会精英的交谈。何为“精英”？塔尔德认为精英即贵族，贵族即精英，是被大家所公认的天才，是对社会拥有绝对的指挥权，掌握着主要大权。在上文中提到交谈是最强大的模仿动因，不管是哪个时代，都离不开信息的传达和交流，交谈是一种模仿，社会精英间必须要有交谈，因此模仿说影响精英贵族之间的会话，精英间的交谈影响公众和舆论的形成，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精英间的交谈不像普通人的话语那样平淡，他们之间的交谈不管是好是坏，都会给人以启迪，都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和思想。贵族精英可以说是来源于模仿，来源于经济、宗教、军事等。塔尔德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一个例子，阐述了模仿对精英的影响。他以阿拉伯人为例，阿拉伯人之中有伊斯兰教修道士家族和武士家族，虽然神圣的地位是世袭的，但还是有所区别，并且能从两种家族间穿衣风格看出贵族地位的不同，因此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贵族的穿着风格就可以看出是在模仿着世袭的修道士家族，似乎是披上了神圣的色彩，虽然有时代的不断变化，但仍然还是有这种模仿的存在。[2]194模仿的影响力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减弱，模仿对精英的交谈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种影响力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显而易见的。

三、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公众观

塔尔德是第一位用模仿理论来解释扩散现象，他认为，人们模仿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对范本的一种发明模仿，实质上就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对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得到众多人的扩散传播。众多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塔尔德的模仿理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个人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关于新事物的信息并接纳新事物的过程。[9]他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用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而创新扩散就是个基本的社会过程，使信息得到传播，模仿说与创新扩散理论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帕克的《群众与公众》一文中，批判继承了塔尔德思想，他认为，群众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群众不会像公众一样进行有理智的讨论，只会是盲从的一个群体，而公众可能会形成党派。

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公众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勒庞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群体理论，认为个人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个性就会消失，失去了主见。帕克认为报纸新闻业能够指引舆论影响舆论，并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形成框架。[10]同样，杜威、李普曼等学者的公众理论也深受塔尔德的技术模仿说的影响。杜威运用其独特的风格对公众进行了研究，阐释了公众参与民主的重要性，展现了对公众运用自身智慧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在20世纪，随着报纸等媒介的发展，李普曼认为舆论的主体就是“公众”，公众舆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和交流。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为他们对公众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是传播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勒庞的群体理论

1.形成的时代背景。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致使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加剧，但文学却成为19世纪时代的脉搏，并兴起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众所周知，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包括欧洲源流和美国源流两个方面，因美国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现代大众传播诞生于此，而在早期的大众传播思想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学术中。多位学者做过传播学方面的探究，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提出传播网络理论，描述为“舆论的厨房”，认为社会上的个人都是由特定的信息渠道相互连接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以及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都提到民意受报纸等媒介的影响。勒庞和塔尔德是同时代的理学家，塔尔德公众理论与勒庞的群体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勒庞的群体理论是基于对群体社会心理的分析，其理论渊源来自19世纪欧洲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勒庞的群体理论。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专著中对群体心理有深入研究，从大众心理的角度分析群体在社会行为表达上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群众时代的到来，受宗教、政治、信仰的影响，也受工业时代和现代文明等因素的影响。勒庞将群体分为两类：一是异质性群体，二是同质性群体。异质性群体中的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个人的心理与群体不同，甚至会受群体的影响，种族是影响群体最大的因素，各国之间组成的群体都有所不同，异质性群体可以是有名称的，如陪审团、议会等；还可以是无名称的，如街头的团体。同质性群体受阶级、派别、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在同一个群体里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群体的观点代表着自己的观点，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兴趣爱好。[11]133-137

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群体，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人可能会表现为智力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或许会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但或许也会因为这种无畏形成犯罪，感情和心理方面易于冲动或被暗示左右，还认为群体的道德或高尚或低劣，与个人的道德会有所不同。此外，勒庞还通过对群体领袖的分析，他认为群体的领袖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贵族精英，与塔尔德的社会精英论完全不同，群体领袖起初依然是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就是通过强烈的信仰使用一种专制的权威来达到让群众服从的目的。

3.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与勒庞群体理论的差异。勒庞和塔尔德都对“群体”定义为在同一时间聚集在一起的个人，但他们各自所表达的意思存在很大的差异，塔尔德认为只要是聚集在一起的都可以称之为群体，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体可能就是纯粹的出于好奇，或者是作为这一群体的旁观者在参与其中，如正在等待某一消息的公布，等待某一剧场的开幕等，因这些事件聚集在一起的都可以称之为群体。勒庞通过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分析群体和个体的心理，他认为群体并不是简单的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个体的思想行为都会直接转化为群体的思想，并且会受群体的思想的影响。勒庞称之为这是自觉个性的消失，成为群体的首要特征就是将情感和思想转向到一个不同的方向。[11]15-16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与勒庞的群体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公众与群众更多的受新闻业的影响，引导舆论，其社会精英也会受到影响，而群体的领袖是能够将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组织起来，群体受领袖的领导和专制，针对某一观点会不断地对群体进行重复、感染，到最后都能成为群体的思想甚至是群体中个体的观点。塔尔德所研究的公众群众虽然受报纸、精英领袖的影响，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自愿接受的，并能引导他们的舆论；而勒庞的群体中个人的接受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虽然个体不会察觉到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群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能聚集成一个群体时就能够说明群体中的个体是属于同一阶级或是同一派别，同一民族。

（二）杜威的公众理论

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回答了“何为公众”，界定了公众的概念，他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定义公众，认为应该要从社会的行为来看是“私人性”的还是“公众性”的，因为“私人性”的行为只会影响参与者的行为，而“公众性”的则会对参与者之外的人产生影响。[12]因此，人类的社会行为必定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但这也并不代表是个人与社会之间，杜威认为尽管有些是私人性的，但他们的行为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他以农民、杂货商等低阶层的人为例，他们收获的果实最后提供给高阶级的人，他们的这种服务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精神称号，这里面也有这些低阶层人的私有利润，这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但是也影响了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社会价值[13]，这是杜威所谓的“私人性”，这种私人性行为之间也是互相模仿的，若其中一位农民获得了获取私人利润的渠道，那处于同一阶层的其他农民也会选择模仿，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何谓“公众性”？比如在民主选举中，每一位参与选举的人都是个体，但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公众，他们的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会对没有参与选举的其他人产生影响，杜威对公众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公众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公众在选择某一行为表达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他们不会是孤立的选择某一行为，而是在相互影响中选择，模仿说对杜威的公众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李普曼的公众观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这本书中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岛屿上住着几位英、法、德三国的人，20世纪初，那个岛屿还没有电报等通讯，只有唯一的消息来源——英国邮轮，但每次带来的消息都是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因此，当英法与德国因某一协约之事正在激烈的交战，而这个岛屿上的人仍然还在和睦相处，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在依靠着自己头脑里对外部世界构想的景象生活着，当接收到报纸上的信息时，他们会根据报纸所带来的信息来模仿，以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消息的时快时慢，会让他们以为自己就生活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从事贸易、进行统治、改革。[14]这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人们在这样的虚构的一个环境中所接收到的信息不能断定为全是虚假的，但能肯定的是这不是完全真实的，他们的信息来源于报纸，报纸加工者会去模仿这些公众的某些行为和信息，而报纸的读者或是社会公众将会对所得知的信息进行加工，各成员之间相互模仿，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意见进行传播，这是一种“成见”，都会成为他们的一种刻板印象，从而形成舆论。在前文对塔尔德的公众理论的论述中有提到，公众是报纸的产物，因此在20世纪初公众就已经产生并逐渐发展成熟，塔尔德的公众理论对李普曼的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其技术模仿说更是对李普曼公众理论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作用。公众之间的模仿，不管是行为上还是在意见表达上，都是一种互相模仿的过程。

四、结语

模仿是一种传播，模仿的过程就是一种传播的过程。塔尔德的技术模仿说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公众理论具有很大关联性，为更多学者对公众理论以及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模仿说对他自己的公众观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舆论的形成，公众的产生都与模仿说具有很大的联系。塔尔德的公众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公众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与勒庞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分析群体理论，塔尔德从社会学层面分析群众与公众的区别，认为群众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公众的，群众的形成都是自愿的；而勒庞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群体进行研究，认为群体成员表现为智力的下降，自觉个性的消失等。此外，杜威、李普曼等学者的公众观也深受塔尔德的公众理论的影响。传播技术日益先进，仍然不可否认模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技术模仿说依然存在于任何时刻、任何地方。新传播技术网络的发展，模仿更是具有影响力，通过模仿不断创新，美国科学家用菠菜叶造出了心脏组织，对菠菜叶经络的模仿创新，为器官修复带来革命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