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摘 要： 1921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纯真年代》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伊迪斯·华顿最成功的小说。在《纯真年代》中，华顿通过对照手法的运用，细腻地刻画了梅与埃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对照手法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使得人物自身形成对照、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对照，同时也形成了新旧两个世界的对照，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照。丰富的对照，增加了人物形象的魅力，完善了作品的结构，使文本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关键词： 纯真年代 人物塑造 对照艺术

前言

伊迪斯·華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美国作家。华顿于1862年出生于纽约的名门望族，优渥的生活条件使她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1866年到1872年期间，她随父母先后旅居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深受欧洲文化的濡染。她既展现美国的上层社会，也描绘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她既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景，也反映新英格兰农村人民的艰辛生活。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是极其熟悉的。因此，她描绘老纽约的社会小说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1920年发表的《纯真年代》代表了华顿创作的高峰，为其赢得了1921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纯真年代》将时光定格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青年律师纽兰·阿切尔在结婚前夕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未婚妻梅·韦兰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纽兰试图冲破社会传统与习俗，意欲与埃伦共度美好自由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选择与梅度过平淡的一生。在《纯真年代》中，华顿“巧妙地把传统女性和挑战社会习俗的女性并置在一起”[1]12，塑造了两位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在人物塑造中，华顿运用了对照的艺术手法，使得女主人公梅和埃伦独具特色，丰盈完美，耐人寻味。男主人公纽兰在两个女主人公之间的徘徊、游离、抉择，承载着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情感漩涡，扣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弦。对照手法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使得人物自身形成对照、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对照，同时也形成了新旧世界的对照，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照。

一、人物自身的对照

在《纯真年代》中，华顿善于从人物的主观角度来开展情节的描写。从而突出人物“纯真善良”、“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精神面貌，揭示女性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里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虽然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关于男性的故事，但是女性的故事嵌入其中，女主人公梅与埃伦自身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她们自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梅：“他人即是自己”的内化

作为当之无愧的“风俗小说家”，在《纯真年代》中，华顿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了纽约上流社会女性贵族的服饰。首次出场的梅身着一袭白裙，手持铃兰，纯洁甜美。梅出生名门，温柔美丽，羞怯柔弱，从小就接受上流社会的正统教育，注定要成为一位贤妻良母。无论是她所穿着的素色服饰还是纽兰每日为她送上的一束铃兰，都可被视为纯洁典雅的象征。成为纽兰的妻子后，她忠诚勇敢，无怨无悔，近乎完美，是纽约上流社会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

华顿毫不吝啬对梅的光彩夺目的容貌的赞美，多次将她比作狩猎归来的狄安娜女神。古罗马神话中，狄安娜女神身材修长、相貌美丽，是家畜、森林野兽和大地产物的保护神。同时，她又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强大狡猾、十分残忍。从表面上看，梅不谙世事，纯洁甜美。但实际上机智谨慎，工于心计，冷酷残忍。她能敏锐地察觉出纽兰情感的异常，对丈夫纽兰的工作了如指掌；她与埃伦秘密谈话，最终将埃伦挤出纽约上流社会；最后她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纽兰，彻底打破纽兰出走日本的幻想。梅是一位成功的妻子，她美丽、纯真，“永远说得体的话”[2]19，她通过自己呈现出来的天真无知来获取不易被男性察觉的权力，将纽兰的棱角逐渐抹平。

有的评论家将梅归入传统女性的行列，认为其深受父权制思想的毒害，并且成为了传统父权制思想的自觉捍卫者。毫无疑问，在上层阶级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加执着地捍卫既定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她们热心地成为男性的同谋。作为家族的一份子，维护家族的声誉与利益是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梅察觉到纽兰情感的异常时，她坚持放弃与纽兰的婚姻，真诚地给予纽兰追求真爱的权利。但懦弱的纽兰仍然选择与梅结婚，并加速了这一进程。梅是一位坚韧的女性，她聪明地将对女性本是一种枷锁的社会传统转化为她捍卫婚姻生活和女性权利的武器。她清楚地明白纽约上流社会是个威力强大的“机器”，它不仅可以将违背其习俗的女性碾得粉碎，它对男性也同样具有威慑力。她知道，作为女性，她需要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她需要维护婚姻的完整和家族的利益。

（二）埃伦：“努力成为自己”的悖谬

与梅不同，埃伦自小成长于欧洲，深受欧洲自由思想的影响，热爱文学，热爱艺术，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埃伦在社交圈的首次露面就因为她与众不同的衣着打扮引起了争议。她身穿法国30年代的服装，十分引人注目；晚上会客时，她不顾习俗，穿了一件浓艳的红丝绒的长睡袍。她别具一格，特立独行，自然引起观者的惊愕，被上流社会视为无法控制的危险因素。她风趣聪慧，语言幽默，在范德卢顿夫妇举办的宴会上，她一语道破范德卢顿夫妇令人望而生畏的秘密。纽兰正是被她的自由气息和丰富内涵所吸引。埃伦睿智坦率，见解独到，给压抑的社交活动带来了生气，但她也让这个群体感到恐惧与退缩。最终，他们合力将埃伦挤出纽约上流社会。

埃伦（Ellen），与希腊美女海伦同名。她具有女神一样的美貌，同时也具有催毁整个老纽约父权制社会的力量。她敢于离开波兰的贵族丈夫，结束无爱的婚姻；她也会因为爱人的劝阻，放弃离婚的计划。她敢于不顾陈规陋习，追求自我，却不会义无反顾地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虽勇敢无畏，向往自由，但她有自己坚持的底线，她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牺牲精神。老纽约上流社会的道德是一种由历史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伦理道德。这种集体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不关乎个人品质，它是一种习惯，更多的是一种与善恶无关、以维护既定社会关系为目的的习惯。这种道德要求每一位成员机械地履行职责，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这种规训带来的是对个人生活、道德和人生理想的毁灭力量。换言之，这种道德体系的本质是功利主义，是一种交换，将个人幸福、自由、自我实现与群体道德秩序进行交易。埃伦深爱着纽兰，这种由爱而生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帮助她将对纽兰的爱上升为超越肉体欲望的精神之爱。最终，为了梅的婚姻幸福和家庭完整，埃伦坚决地离开了美国，回到欧洲独立生活。埃伦“努力成为自己”，但她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她不会无视个人的道德义务，她的道德意识凌驾于自由之上。

二、人物之间的对照

在《纯真年代》中，华顿塑造出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主人公梅和埃伦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3]199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婚姻仍是女性唯一的谋生手段，是使她们的生存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男性拥有多条实现自我的道路，而女性只有一种选择。因而，女性对婚姻的不同认识和不同选择使她们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

（一）梅：执着与坚守

梅是传统社会培养出来的女子，她的行为举止以纽约上流社会的要求为准则，不越雷池半步。因此，她信奉的是传统的婚姻观。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需要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自己。也就是说，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已婚女性的依靠，家庭生活的和谐与稳定、家族的荣誉与利益便是女性存在价值的体现。婚姻中的女性在其丈夫去世之后，她们也不可能获得独立，她们不得不听命于家族中的其他男性。

正如其他传统女性，梅对婚姻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她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家族的荣誉。在未结婚之前，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察觉纽兰似乎另有所爱，因此她要求解除与纽兰的婚约。最终结婚已成定局，任何形式的意外都会使家族的利益受到破坏，她不得不采取手段维持与纽兰的婚姻。梅知道丈夫纽兰另有所爱，但她并没有公开与丈夫发生冲突。她暗中运用责任、忠诚、孩子这些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武器来挽留自己的丈夫，争取自己的权益。梅用自己的隐忍与宽容保住了丈夫生存于那个社会所必须的体面与地位，她用自己的爱与包容维持了夫妻的融洽相处和家庭的和谐稳定，并最终给予丈夫和孩子一个完整安定的家庭。

梅对传统的婚姻观有内在的认同感，她一丝不苟地执行着社会规范要求她做的事情，努力与社会舆论保持一致。纵观梅的一生，她就像铃兰花，生长在寂静的山谷中，独自芳香，不为人知。但她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审时度势，去追求她所认定的幸福。在她天真纯洁、高雅迷人、温柔娴顺的外表之下，她心思浮浅、工于心计、狭隘守旧的内心时隐时现。外在的观察永远无法洞彻内在的丰富性。梅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梅是否幸福，在纽兰的叙述中，我们无从得知。她为了维护婚姻的稳定与家族荣誉所做的隐忍与牺牲，是否值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是毫无意义的。但在华顿看来，却是值得赞美的。

（二）埃伦：爱与醒悟

相对于梅，埃伦在婚姻问题上独立大胆、沉着冷静。在“害怕丑闻甚于疾病”的老纽约，她离婚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在老纽约，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2]35因此，在纽约的上流社会看来，漂亮的埃伦与富有的奥兰斯卡伯爵的婚姻是一桩理想的婚姻。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与利益，埃伦的家人不惜利用经济手段阻止埃伦离婚，逼迫其回到丈夫的身边。与此同时，埃伦的丈夫为了维持体面的婚姻，提出愿意以一大笔钱为交换条件，让埃伦回到欧洲，继续扮演他客厅里“餐桌上的女主人”。面对这些压力与诱惑，埃伦并没有屈服，她始终坚定地与旧势力、旧观念进行抗争。

对于埃伦而言，无爱的婚姻，不可能带来幸福，它只会压抑旺盛的生命力。她坚信能够带来爱与幸福的婚姻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毅然离开了她的丈夫，坚定地要求离婚。最终，埃伦放弃了离婚的上诉，不是因为妥协，而是为了挚爱纽兰的幸福。当纽兰提出与她远走高飞，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生活时，埃伦却拒绝了他。最终，埃伦选择离开纽兰，回到欧洲独立的生活。对于埃伦而言，忽视道德与责任的爱情，只会堕落为单纯的欲望的满足。在婚姻中，梅在意的是婚姻带给她的财富和身份，而埃伦追求的是精神的契合、思想的自由。

三、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照

纵观全书，梅与埃伦在衣着外貌、性格特征和婚姻观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总体上看，她们属于不同的人物类型。她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新旧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女主人公梅与埃伦，也与男主人公形成对照。因此，在《纯真年代》中，不仅有新旧世界的对照，也有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照。

（一）新旧世界的对照：道德责任与自由理想

纽兰是深受传统束缚而畏惧社会非难的一代人的代表，梅是纽约上流社会的象征，埃伦是充满自由与爱的新世界的象征。毫无悬念，纽兰最终会选择跟梅生活在一起。梅是纽约上流社会公认的好妻子，与她结合，意味着能够被纽约上流社会接受，能够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份子。埃伦身上的自由气息吸引著纽兰，但与她结合则意味着与纽约上流社会和传统习俗决裂。

梅、埃伦与纽兰，就像站在一列急速向前的列车上的不同车厢中的三个人。梅站在传统的车厢里拼命地拽着纽兰，使纽兰向前的步伐格外艰难；而埃伦动人心弦的魅力迫使纽兰向其靠近。梅代表着旧世界的威严，而埃伦则折射出新世界的自由气息。埃伦是纽兰精神生活的执掌者，梅则代表着平淡的现实生活。纽兰在精神上渴望向前，但却在旧的风俗习惯的束缚中和集体意志的压制下迈不开脚步。小说中，纽兰多次在梅与埃伦之间游离、徘徊，他一直在苦苦追寻“真实”的自我。但是，在叙述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发现根本就不会有自我的存在。在《纯真年代》中，华顿花了大量的篇幅铺陈纽约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衣着服饰、家族谱系。而对于个性的任何观察——他或她的意识、情绪、身体、历史或者言语，都会把我们卷入到某个团体的集体经营中，它们存在于接踵而来的琐事和社会风俗的基础中。

纽兰的选择从表层来看，是选择两个深爱着他的两个女人：梅还是埃伦；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是选择两个互相对照的世界：道德责任和自由理想。一个是婚姻、理智和责任的世界，另一个是爱情、冲动和自由的世界。纽兰与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是这个社会习俗的产物。在华顿看来，纽兰选择梅是明智的。梅“代表着和睦、稳定、友谊以及对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坚定信念”[2]166，代表着真实的生活。在人生暮年，纽兰去巴黎看望埃伦，却止步于楼下。因为对纽兰而言，“在这儿要比上去更真实”[2]288。道德责任和自由理想的斗争折磨着社会中的每个人，但最终自由理想的棱角却总能被规则道德磨平。一方面是规则本身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理想仍处于一个成长的脆弱的阶段。

（二）“老纽约”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照：同为羔羊

纵观小说，我们发现梅与埃伦都处于失语的状态。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失语的处境，被动的地位。女性就像是一张白纸，男性根据自己的想象、需求进行涂染。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体本身的意愿、要求被视而不见。当一个阶层的生活模式和社交习俗固定化之后，即使是主宰者男性，他们的话语也往往无法代表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集体意志的表达。华顿往往通过“看似男性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但是故事的情节却颠覆了男性的权威，赋予故事以一种反讽的滑稽。”[1]11在《纯真年代》中，梅与埃伦的形象主要是通过纽兰的描述展现出来的。实际上，纽兰在语言上也缺乏主体性，他无法逃离习俗语境与集体意志。他的个人意志无法通过语言准确地传达出来。在他与埃伦的谈话与会面中，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真实的内心，或者无法说出话。甚至想要说出的话与实际说出来的截然相反，常常是代表了他人意志的话。他的主体意志在对上流社会的融入过程中逐渐丧失。“口是心非”和“口不能言”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前者是故意的隐藏，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语。纽兰归根结底也是“老纽约”体制下一个被动的“失语者”。

在《纯真年代》中，无论是不同类型的女性梅和埃伦，还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者纽兰，都被环境中的“风俗、礼仪、文化”等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所缠绕，显得处处被动。自我在“老纽约”中不过是规则的玩物，再坚持的反叛也不过是一出跳梁小丑似的荒诞剧。

结语

在《纯真年代》中，华顿揭示出纽约上流社会的陈规陋习、僵化规定对个人发展的压抑与残害。世袭贵族们狭隘无知、固步自封，面对百万富翁、工商业财阀的崛起，他们的权力紧缩为一种社会风俗力量。虽然无力左右社会的发展，但风俗的力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它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无法抗拒。尽管这个社会道德伪善、压抑人性，但华顿对它仍有深深的眷恋。在华顿看来，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传统或法则，它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对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却是不可或缺的。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动物，是因为他们敢于追求一些超验的价值：诚实、责任、忠诚等。正常稳固的社会秩序是这些超验价值得以存在的基础。每个人都要受此约束，要自觉承担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当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个人需要为之做出让步和牺牲，否则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将无法维护。因此，在《纯真年代》中，对于梅的隐忍与宽容，埃伦的牺牲与离开，纽兰的选择，华顿是极力赞成的。

《纯真年代》被认为是伊迪斯·华顿结构技巧最为成熟的一部小说。对照手法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使得人物自身形成对照、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对照，同时也形成了新旧两个世界的对照，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对照。丰富的对照，无疑增加了人物形象的魅力，也完善了作品的结构，使文本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在多层次的对照中，华顿揭示出19世纪纽约上流社会中女性的遭遇和男性的困惑，抨击了纽约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

参考文献：

[1]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伊迪斯·华顿.赵兴国，赵玲译.纯真年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李晋.走向自我实现：伊迪斯·华顿小说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5]史菊鸿.浅议《纯真年代》中的性格决定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6]谢荣贵.美国“金字塔”里的女性悲剧[J].外国语言文学，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