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与物化诗求自在

2018-03-27邱悦

文教资料 2017年33期

邱悦

摘要：王维诗意蕴丰富，不乏来自庄子思想的影响。其中，《辋川集》中三首诗（《辛夷坞》、《鹿柴》、《竹里馆》）更是将庄子“物化”思想呈现于创作。其以“无我”为表征，“不辩”为内核，“自在”为本质，通过诗人物我对立的消解，泯除物我区别，放弃功利追求，使“万物与我为一”，终于实现自在逍遥的最高境界。本文将从以上三个层面出发，对王维诗中庄子“物化”思想的呈现进行分析。

关键词：《辋川集》三首庄子“物化” 无我不辩自在

王维素有“诗佛”之称，故后人多以禅宗思想诠释其诗之外形内蕴。不可否认，王维信佛，其诗作亦向来透露禅意，但“信佛并不是排他性的活动”①，参禅与悟道并不冲突，不能据此武断否定道家思想对其创作所施加的影响。

事实上，王维诗歌无论意象或是内涵，虽不似李白那样傲世放达，外彰庄子所追求的逍遥自由，却皆见道学沿袭，更有自我剖析直指庄子思想。在其《座上走笔赠薛璩慕容损》一诗中有“吾固和天倪”，“天倪”典出《庄子·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②王维借之自我定义，恰自证了道家思想施于其身的影响。郭象为之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王维天性“和天倪”，反对以分际的眼光看待物我，是顺应天地，泯除物我之别，“另归无是无非”，这甚至更是指向了对庄子“物化”的认同。而庄子“物化”的概念，亦出自《齐物论》，篇末借“庄周梦蝶”而提出。庄子的“物化”，是不辨“周与胡蝶”，跳脱主体身份的束缚，消解物我差别，使得“万物与我为一”，这正是王维“和天倪”的追求所要达到的境界。

其实，王维对“物化”的价值认同，已超越“和天倪”这样的概念表层，通过咀嚼、品味，将之渗透进生命体验，在诗作中化育出美感。在晚年代表作《辋川集》中，王维从各层面呈现对庄子“物化”概念的理解与感悟，此中尤以《辛夷坞》、《鹿柴》、《竹里馆》三首为甚。

一、“无我”：诗人自我与外物对立的消解

《辛夷坞》等三首，皆出自《辋川集》，闻一多对之评价：“不是心境极静是写不出来的……在静中，诗人便觉得一切东西都有了生命。”③于闻一多看来，诗由“静”中来，“静”赋予了王维诗以生命的灵动与美。它并非源于万物的静止，而是在于“空山不见人”、“人不知”、“涧户寂无人”，隔离人为的干扰与喧嚣。

而作为赏景之人，王维必然见证景致自然变化的发生，但所谓“无人”，却将诗人本身也摒除于外，其既未出现在正面描述中，亦未透过情感而显现，甚至诗中全无“我”之态度，由此进入“无我之境”。

《辛夷坞》一诗便洗尽铅华，对花的美并无言语藻饰，更未赋花以人格，甚至诗人自身的想法亦归寂于物；后两句全不关己，“辛夷花”开落之间，皆是自然的更替变化，而隔绝于人烟世事。《竹里馆》则“尤为色籁俱清，读之肺腑若洗”④，虽然“弹琴”、“长啸”必有人在，诗中却并无提及，“我”之情感也并未加诸其中。《鹿柴》中全是对自然的描述，而始终不见诗人，却以“人语响”在空山深林间更显静谧，“我”之不在，味长而飘远。

此三首所现，正是庄子所说的“吾丧我”，是一种“自忘”、“超然自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己身被抛却，“我”不夺万物自在之情，思想超越时空束缚，融于万物，诗中情境皆自然而在，与作者似全然无关，万物皆未“着我之色彩”⑤。“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⑥，描述上的无关己身则更彰显文辞的内蕴，这份对外在物象的不沾不滞，成为王维诗的卓绝高妙之处。

然而所谓“无我”，“我”之隐去只是表象，“我”之所在当为关键。诗歌创作中所谓的“丧我”，诗人形象虽不在，但意象的选取、排列无一不透露诗人所思所想。“《辋川》诸诗，皆妙绝天成，不涉色相。”⑦诗人的“无我”于言语中取消主体对情感表达的主导，却不是抛弃自我，只不过是使“我”与万物无差别且相融合的存在，诗人以身同万物的态度来看待周遭，“我”与万物同情、共感。不刻露，不代表不存在；能够隐去“我”，更是因为藏身于万物，诗中种种，都是“我”的神思情意。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一句，略有无人理解、唯明月相照的孤独之感；《鹿柴》带有幽冷空明的色彩，透出森森孤寂。而“纷纷开且落”看似无所在意，而这不在意本身便是诗人所想要传达的思想。在诗句中，诗人之“我”并无情感的诉说，但情景相融，外物的存在正是“我”之彰显，万物无“我”，却也尽皆是“我”。“万物与我为一”，方是“无我”真正的境界。

而“无我”既是物我一体，“我”与万物的关系应是溶融和谐的。恰如《庄子·德充符》中所提出的“与物为春”的概念，人与万物和谐而在。在《辋川集》三首中，无论“弹琴”抑或是“长啸”，主体身份被隐去，置于“深林”，与“明月”“相照”；诗人眼中，“空山无人，水流花开。”⑧即使“人语”亦不夺“空山”之静，与自在的一切相谐和。王维不强加任何情感于外物，将自身思想透过外物之“本来所是”而得以体现，《岁寒堂诗话》认为“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筋骨不露，情感不顯，却能道人心中事，恰在于情感与外物的融和。

事实上，王维诗歌融己于景，“我”不以主体身份出现，而抛却差别，物我一体，这显然不仅是“无我”的境界，亦是诗歌创作的“物化”表现。而“物化”以“无我”为表征，消解了诗人自我与外物的对立，“我”不对外物施加任何情感或态度，而是以无差别的身份置身其中，彷若不在，却无处不在。“物化”透过“无我”所表现出的超然与轻逸，在三首辋川诗中得以具现，难怪《唐诗真趣编》评价：“是心无挂碍境界。虽在世中，脱然世外，令人动海上三山之想。”

二、“不辩”：物我差别的泯灭与主观上的无功利

庄子之“物化”，于王维辋川三首中外彰为“无我”之境界，“丧我”使主体与外物契合，“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融于一体，此虽可在诗句品味间清晰感受，却并非诗歌思想内核之真正所在。对于“物化”而言，“无我”更是为了泯灭物我差别。

差别本就是物我的对立，无论是人为物役，还是物尽其用，其本质都是物我关系的不平等。而这些物我的迷失与差别却在王维辋川三首中得到平息。“辛夷花”的开落，尽是自然的描绘，不见人凌驾其上去定义物之情思；空山中“人语”与“返景”互不侵犯，只作为诗人笔下的自然存在；幽篁里的琴音与明月虽然相和，却是“深林人不知”，抚琴者与明月于这世界无尊无卑，皆得安好。

三首诗中所体现的这种物我的不见差别，是为“不辩”。“不辩”即“无辩”，亦出自《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之：“无辩，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超越“我”之视角，于“我”之外观物、观我。其不仅是指对物我差别的消解，更是主观上对区分万物之念的抛却。

《庄子·骈拇》中提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人为外物所役，恰在于对物我、物物的区别看待，其往往带来对欲念的执着，为之不惜己身，从而扭曲本性。由此，庄子“力求消除人的异化”，重新审视物我之间的关系，使身与物化，能以“超越于得失之上的情感与态度”⑨看待一切。可见，区别之心所带来的追求功利是异化之因，其最终引发“物化”感悟，故而放弃欲求，不逐功利，是“不辩”之所述，亦为“物化”之所求。“不辩”亦指向对外物的无所欲求。

从王维的创作背景亦可窥之。其“九岁知属辞”⑩，此后更是“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11}，奈何官场凶险，从最开始伶人舞黄狮一案被牵连，再到张九龄被贬失势，身世境遇使他深知功名利禄追逐下人性的异化，所以选择于辋川建立别墅而半官半隐，恰如庄周晓梦而迷蝶。迷蝶不是迷茫，而是终于清醒。在对逐物丧真的认识中，王维于辋川别墅成此三首，将对庄子“物化”的体悟成于诗句。

比如《辛夷坞》一诗，王维笔下“辛夷花”的存在并不为他人的欣赏，只由自然规律所主导；而观其“纷纷开且落”，诗人与物为一，不以开花而欣喜，不以凋零而悲怨。不悲不喜间，全无功利之心，则更能体味自然之美。《竹里馆》中“人不知而月相照，正应首句‘独坐二字。”{12}幽篁独坐，弹琴复又发出长啸，丝毫不在意周遭一切，甚至月光亦不能察，所做一切皆不为世俗种种；而虽然“人不知”，明月仍“来相照”，可见无论是“我”是物，行动皆自本心。《鹿柴》一诗描述的画面自然恬静，对自然的书写中却亦透露对功利的看淡。“复照青苔”之上的夕阳与空山中的“人语”彼此不受影响，尽皆出于自然，也从侧面见出此中并无繁杂欲念。

诚然，摒除物我差异，放弃功利之心，欲望得以平复与归寂；是以胡应麟作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评价。“不辩”，从主观上放弃差别，再到抛却欲念，不是身归混沌，而是心境澄明。花之开落，乃是自然规律使然；明月或夕阳的映照，深林遮蔽下的青苔，皆寻常可见却又较少细察，“惟妙心得之，詩笔复能写出。”{13}而“弹琴”、“长啸”所流露的，亦是人性本真；王维笔下的人与物不以功利区分，却也无丝毫混杂，它们皆有各自特色，由自然赋予，为他物所不能替代，是其本来所是。

庄子以“物化”来反对区别与异化，是为能在精神上超越对得失的执念，在这样的体悟下，“物化”于辋川诗中更呈现出一种对“无功利”的追求。当身与物化，“我”的主体形象不再突显，也便取消了与彼物之间的对立，而物我平等，“我”对他物的欲求也便不复存在。“不辩”之下，物我一体，不为差别所带来的欲求所扰，终能看清万物本质。

三、“自在”：身与物化之下逍遥自由的实现

正如《唐诗观澜集》对王维诗“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的评价，辋川三首便将庄子“物化”呈现于字里行间，“无我”打破界限，物我交融，“不辩”则摒除欲念，心境澄明，使人与自然交融一体，诚可见之幽闲佳妙。

然而，调和物我毕竟只是诗歌呈现的特质，放弃功利也终究是王维诗所追求的境界，寄情山水，身与物化，其有着更为重要的生命信仰。生命中的磕绊与不适，使王维深为外物束缚所苦，而选择忘情山水，而高歌自由。辋川诗境下的自然书写，是为了达到“自在”所投入的努力，更是“自在”而为于诗歌中的本质实现。

美学上有“静照”的概念，即是指与凡尘俗世、经纶事务相绝缘，了无挂碍，产生泯灭物我的超脱，继而成为空诸一切的衍伸；其要求在艺术上达到“忘我”和“心斋”的境界，“虚己以游世”。通过“无我”、“不辩”的实现，王维以超脱世俗功利的心态，不为欲求而异化自我，人生得以解脱而自由。于辋川三首而言，“自在”是“无我”与“不辩”之后必然所至的状态。

《庄子》中尚有《达生》篇提及“物化”，为“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一句，郭象注曰：“手随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成玄英疏之：“任物因循，忘怀虚淡。”在庄子眼中，主体顺应自然，合乎规律，便能不拘形役。故为求得“自在”，首先应顺应万物之“自然而在”。

王维将追寻自然的努力灌注于辋川三首中，其针对辛夷花、明月、夕阳的描写，保留了自然所是，不加浓墨重彩，充满质朴之感。在诗歌画面中，人不以主宰的身份出现，反是“与物为春”。淡泊无为的心态反映在意象中，“返景”照于“青苔”，山中“红萼”且开且落而不曾停息，深林间的明月伴着琴音悠长、“长啸”不止，三首诗描摹的不同景致，意境绵延不绝，颇有“体尽无穷而游无朕”的逍遥与飘逸。

“法天贵真”，不失自然，便终于能够超越本真。《唐音审体》评价：“味淡声希，言近指远，乍观不觉其奇，按之非复人间笔墨，唯右丞也。”诗歌的灵魂伴着自然的清风明月而飘摇明暗，超出自然表象而得道之要义。李泽厚认为，“人的技巧达到最成熟的时候，就成为跟自然一样的天然的东西，但又不是原来的自然，而是高于自然的。”{14}诚然，悟透自然之真谛，沟通万物之道与人的灵魂，在“合规律”的努力中，“自在”随之而来。其高于自然的，不是“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15}，而在于顺任自然与规律的同时，也同样摆脱身为物役的枷锁，获得人性的解放与自由。

“自在”是合乎规律下的自由。王维身在仕途，而心怀山野，人生的失意促使他向往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虽不出常轨，却依然渴望精神的自由。其之于辋川三首中所流露的精神追求，便是“自在”。“纷纷开且落”的辛夷花是遵循着万物更替之规律的，其无须追随人之眼色而刻意盛开，顺任着自然的安排，又何尝不是自由？明月、夕阳亦如此，就连“深林”里“青苔”为夕阳所照，亦顺从自然的发生，不受外物所迫。人亦若此，“弹琴”或是“长啸”，都由本心所致，不受拘束，自由而在。诗中一切之景，无论物我，竟全然超脱。

王维之精神境界更是逍遥。其若然只是弃官归隐，也只能获得逃避的“自由”，“自在”要求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样，身处喧嚣而能随心随性。王维能在宦海沉浮中于辋川别墅里栖身自然。这样亦仕亦隐的状态，并非是对自由追求的违背，而是更高一层地践行自由。不将自身限制于“追寻解脱与自由”的思想本身，而是在人世的社会规则中，任由己心的选择，愿意为官便与世俗交道，想要追寻自然便吟诗山野，或仕或隐，皆是当下出于本心，不受拘束，逍遥“自在”。

而所谓“自在”，更在于着笔书写的自由。王维诗“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16}“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17}，可见如此。“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18}，王维诗歌风格的任意切换，亦从创作层面彰显“自在”之本质。其用词闲淡，描摹贴近自然，“浅词淡语，义深意邃”{19}，正是将创作与语言规律相应和，并掌握熟稔，而不自觉地自然流露。

是以，“物化”是“‘道的自由精神的一种映射，贯穿始终的是‘道的‘自然无为的精神。”{20}“自在”作为顺应规律的自由，彰显于辋川三首的精神内涵与创作笔法中，是不分彼我、物我交融的最高境界，当为“物化”之必然追求与本质所在。王维以辋川三首吸取庄子“物化”思想，最终获得“自在”，实现了逍遥自由。

注释：

①龚鹏程.中国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②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58.

③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85.

④出自《唐诗笺注》.

⑤王国维.人间词话.

⑥司空图撰.二十四诗品[M].清同治艺苑捃华本.

⑦出自《唐诗笺注》.

⑧出自苏轼《罗汉赞》，转引自《诗境浅说续编》.

⑨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40.

⑩欧阳修撰.新唐书·王维传[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二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