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秀青

摘 要：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辑、汇校、汇考的基础上，以《吕氏家塾读诗记》《慈湖诗传》《诗说》《诗经札记》《诗经正义》为例，各择一点加以阐发。主要讨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刊刻版本问题，宋儒心学派对《诗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诗说》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诗经正义》的作者、籍贯考等。

关键词： 提要《吕氏家塾读诗记》 《慈湖诗传》 《诗说》 《诗经札记》 《诗经正义》

一、《荟要提要》、阁书《提要》、殿本《总目提要》的异同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以下简称《荟要提要》），是根据清高宗谕旨，精选《四库全书》中部分图书编纂而成的一部书。《荟要》是专供皇帝御览之用的图书，一些著作相對较好地保持了原貌。《荟要提要》编纂时间较早，更多地反映了各书未经删改的原始面貌，和后来定稿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内容文字上有不小差异。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例，《荟要》提要非常简练而且内容准确。吕祖谦弟名祖俭，字子约，《荟要提要》中记载“祖谦弟祖俭”，而阁书《提要》《总目提要》中均作“其弟祖约”，误以其字为名。从这个小细节也可看出，《荟要提要》文字更准确。从篇幅上看，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总目提要》中对朱熹《序》的内容不惜笔墨，而且有“盖虽应其弟祖约之请，而夙见深有所不平”之语，这也如有些学者指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程朱理学多有批判，抑宋学而尊汉学之说。而《荟要》提要中比较客观，由此也可见《荟要提要》与《总目提要》对待程朱宋学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当然，只从本篇，我们很难系统分析《荟要提要》与《总目提要》对待宋学的态度，仅此提出作一管窥之见。

《总目提要》与阁书《提要》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润饰文字。在《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的互异之处中，比较常见的是行文上的差别，即总纂官在阁书提要抄成之后，又继续对汇总后的《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润饰。同样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例，殿本《总目提要》比《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增加了陈振孙和魏了翁的评价，也就是《总目提要》比之阁本《提要》增加了更多评价内容、辩证得失的篇幅，更鲜明地表达了纂修者的思想观点。其二，增删修改内容。因为《总目提要》是对阁本《提要》的又一次集中编纂，所以对阁本《提要》中不准确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完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总目提要》更改了阁本《提要》中援引错误、表述错漏之处。以《诗说》（惠周惕）为例，《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引文皆作“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总目》提要作“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使得引文更准确。还有一处阁书《提要》皆作“姑、姊、妹、女子”，《总目提要》作“姑、姊、妹、女子子”。所以内容方面，《总目提要》纠正了阁书提要的一些错误。其三，殿本《总目提要》较之阁书《提要》有很多明显的刊刻之误。如《诗经札记》的作者“杨名时”，阁书提要均刊刻正确，殿本《总目提要》却作“各时”。《诗说》中的“不入其门”，阁书《提要》都正确，殿本《总目》提要却刻成了“不八其门”。

浙本《总目》是在殿本《总目》基础上刻写的，又纠正了殿本的一些刊刻之误，后出转精，最为良善。殿本《简明目录》和粤本《简明目录》简要却不失其核心。

二、《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刊刻版本

《吕氏家塾读诗记》的《总目》提要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了翁《后序》乃为眉山贺春卿重刻是书而作。时去祖谦没未远，而板已再新，知宋人绝重是书也。”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曰：“《四部从刊续编》本系据宋孝宗时本影印，书末有淳熙九年（1182年）重阳后一日尤袤所撰《后序》，文中云：‘建宁所刻，盖又脱遗，其友丘漕宗卿惜其传之未广，始锓木于江西漕台。祖谦死于淳熙八年（1181）八月，则“建宁所刻”，当在祖谦在世之时，其死后一年，丘氏重刻于江西，至贺春卿之刻已属第三次雕印，馆臣似未见尤袤《后序》，不知已有丘氏重刻于前。”李裕民认为贺春卿刻属第三次雕印，根据相关材料余以为贺春卿刻属第四次雕印，现将《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前期刊刻版本情况罗列如下：

1.南宋淳熙八年（1181）至九年（1182）间建宁刻本

江西漕台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尤袤跋云：“今东州士子家宝其书，而编帙既多，传写易误，建宁所刻，益又脱遗。”是早于淳熙九年当有建宁刻本，此本不见著录。

2.南宋淳熙九年丘密刻江西漕台本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著录。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载，亦当为此本。丘密字宗卿，与吕祖谦同年中进士，二人相友。《宋史》有传。吕祖谦去世后，其弟吕祖俭将吕祖谦遗稿转丘密，丘氏刻于江西漕台，故称江西漕台本。前有朱熹淳熙壬寅九月己卯《序》，后有尤袤淳熙壬寅九月初十日跋，二《序》皆为丘宗卿刻书而作。

3.南宋孝宗时覆刻江西漕台本

日人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前有淳熙壬寅朱熹《序》，后有淳熙壬寅尤袤跋。岛田翰云：“是书淳熙壬寅初先生尤延之所刻……首有朱子《序》，无目录……每卷首有‘钧印。又版心有刻工氏名蒋辉、李忠约、蒋元、陈亢等，又刻单字名氏极多。”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定此本为“浙刻本”。顾永新先生说：“我们不清楚傅增湘根据什么称宫内厅本为‘宋浙本，从版式行款上来看，此本风格接近建本，从版本源流上讲，此本与淳熙本行款虽异，但少有异文，当即据以覆刻，亦属淳熙本系统。”其说良是。

4.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以后眉山贺春卿刻本

此本不见著录。魏了翁（1178-1237）《鹤山集》载《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云：“眉山贺春卿欲刊此书以广其传，而属余序之，姑以所闻见识诸末首。人或有进焉，则斯序也犹在所削。”魏了翁《雒县丞章公墓志铭》云：“嘉定四年，再该免举恩，与樊武仲庚、谯仲父仲午、贺春卿东寅及予弟文翁偕试于类省试，四人咸在选，先生独被黜。”贺春卿当南宋嘉定四年（1121）省试中选，则此书之刻，当在嘉定四年以后无疑。惟不知其版本系统，疑亦是据江西漕台本覆刻者。

综上所述，《总目》提要中所说的“了翁《后序》乃为眉山贺春卿重刻是书而作”有误，贺春卿所刻应属第四次雕印。

三、《慈湖诗传》所反映的宋儒心学派对《诗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慈湖诗传》提要中对此书的评价是“高明之过，放言自恣”，然此书对考证名物必“斟酌去取”。杨简师承陆九渊，提要部分对《慈湖诗传》的评价总体上也反映了宋儒心学派对《诗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杨简和宋代其他废序派学者一样，对《诗序》作者问题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诗序》作于卫宏，其于《关雎》云：“《东汉书》谓卫宏作《毛诗序》，夫不闻子夏为书，而毛公始有传，卫宏又成其义，谓之《序》。盖子夏亲近圣人，无敢支离，毛公、卫宏益差益远。使圣人大旨沉没于云气沉埃之中。”他于《慈湖诗传·自序》中又批驳《小序》云：“诗之有序，如日月之有云，如鉴之有尘，学者愈面墙矣。”由于他认为《小序》是卫宏所作，又因为《小序》于《诗经》来说如日月之有云，妨碍了人们对《诗经》的正确理解，因此在《慈湖诗传》中杨简一面正面阐发他的心学理论，一面用他的心学理论对《小序》的政治道德说多作批驳。例如，杨简对《关雎》的解说不像《小序》“后妃之德也”作道德上的升华，而是利用解诗来宣传他的心学理论，他把这种不妒忌之心和他的道心联系起来，并说这种“道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杨简《慈湖诗传》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名物训诂考证颇详。往往征引《尔雅》《陆疏》《孔疏》《经典释文》等，可谓不厌其烦，考证过细，旁征博引，对名物训诂方面有独到贡献，但有时也会“曲畅其说”，令人不知所云。提要对《慈湖诗传》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恰当地总结了杨简论《诗》的特点，侧面反映了心学一派对《诗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四、《诗说》（惠周惕）所涉及的一些《诗经》理论问题

惠周惕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惠栋的祖父，他的《诗说》是研究《诗经》的一部著作，在《诗经》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惠周惕的《诗说》分为3卷，卷上是对《诗经》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对于《大雅》、《小雅》名称的差别，在《诗经》研究者中，向来有不同的理解。《诗序》解释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诗序》影响较大，并且最早将“二雅”的得名和政治牵扯到了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惠周惕的观点是：“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小大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义不存乎小大也。”而惠周惕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是来源于郑樵。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盖《小雅》《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别也。”对于“二雅”何以区分的问题，至今也是莫衷一是，惠周惕之说亦有合理。

其二，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里有一种“变风”、“变雅”的说法，认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也就是以王道兴衰、礼义存废、政教得失来作为划分正变的标准。到了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又以音乐作为划分正变的标准。而惠周惕的观点是：“以余观之，正变犹美刺也。诗有美不能无刺，故有正不能无变……美者可以为劝，刺者可以为惩，故正变俱录之。编诗先后，因乎时代，故正变错陈之。若谓诗无正变，则作诗无美刺之分，不可也。谓《周》《召》为正，十三国风为变；《鹿鸣》以下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则《序》所谓美与刺者，俱无以处之，亦不可也。”惠周惕提出了“正变犹美刺”的说法，其实与汉儒以政教得失划分正变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惠周惕的说法更加明了化。

其三，二《南》所指的对象。《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二《南》中多篇诗的小序也说是“后妃之本”、“后妃之化”等，后世学者多将其中的后妃指为太姒，认为二《南》是专写文王和太姒的诗篇。对于这个问题，惠周惕认为“二《南》二十六篇皆拟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他认为学者将“后妃”坐实为“太姒”的说法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不必专有所指。惠周惕的这些看法在《诗经》学史上还有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提要对其评价也颇为客观中肯。

五、从《诗经札记》看《提要》的正统观念

《诗经札记》提要中认为杨名时“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至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关于郑声、《郑风》、淫诗的观点历来有不同看法。

“淫诗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淫也就成为后世“淫诗说”的理论渊源。“淫诗说”的高峰当属南宋朱熹，他在《诗集传》中指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郑皆为女惑男之语，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郑声之淫，有甚于卫。”

在《诗经》学史上，对孔子的“郑声淫”的理解是有争议的。首先，何为郑声？一种认为，“郑声”指的是“郑诗”，朱熹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认为“郑声”指的是《郑风》的音乐，以清人陈启源为代表：“声者，乐音也，非诗词也。”马瑞辰也说：“郑声之淫，固在于声而不在诗。”对于“淫”，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淫指淫奔，纵欲放纵过度，持这种观点的有朱熹、孔颖达。二是认为淫指音乐的过度、过多。

以上是关于郑声、郑风、淫诗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些简单梳理。而提要部分对《诗经札记》的评价，体现了《总目》坚持汉学正统观念，恪守诗教说和美刺说。对于宋儒的“淫诗说”，《总目提要》是认同的，所以才会如此评价杨名时的《诗经札记》，提要认为淫诗可以示戒，自有它的教化作用，而且进一步从示戒教化的角度说明《郑风》并非“郑声”，故评价杨名时认为“郑声即郑诗，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提要对《诗经札记》中这部分的评价，也反映了《总目》的正统观念，恪守诗教说。

六、《诗经正义》作者、籍贯考

《诗经正义》为存目类，只在殿本《总目》和浙本《总目》中有著录，《总目》提要中均称为“明许天赠撰。天赠字德天。”通过相关材料，余以为此处有误，许天赠当字德夫，而不是德天。（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八十四：“许天赠，字德夫。”《千顷堂书目》卷一：“许天赠《诗经正义》，字德夫。”《长芦盐法志》：“许天赠，字德夫，黟县人，嘉靖乙丑进士，万历十二年任迁山东左参政。”《浙江通志》卷一百十七：“许天赠，字德夫，黟县人。”《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九：“许天赠《诗经正义》二十七卷。天赠字德天，黟县人，嘉靖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参政。”《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许天赠《诗经正义》，字德天，黟县人，嘉靖乙丑进士，山东参政。”（乾隆）《江南通志》：“许天赠，字德夫，黟人，嘉靖乙丑进士。”（民国）《杭州府志》：“许天赠，字德夫，黟县人。”

综上可以看出，方志中都作“字德夫”，只有《续文献通考》中作“字德天”。盖殿本《总目》看到了《续文献通考》，沿袭了“字德天”一说。“天”字当形近而讹。所以，殿本《总目》、浙本《总目》作“德天”是误。正确的应该作“字德夫”。

《总目》提要说许天赠是“黟县人”，《长芦盐法志》和《千顷堂书目》里作“黔县人”。《千顷堂书目》卷九中作“黔县人”，而在卷一中又说是“黟县人”，一书中就有两种说法。《长芦盐法志》曰：“许天赠，字德夫，黔县人，嘉靖乙丑进士，万历十二年任迁山东左参政”。而在《济南府志》《重修安徽通志》《续文献通考》《明史》《江南通志》中皆作“黟县人”。考《济南府志》卷二十五：“许天赠，南直黟县人，进士”，查考资料，洪武元年正月，黟县仍属江南行省徽州府，八月，罢江南行省，黟县所在的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十三年正月，徽州府直隶六部，永乐元年，徽州府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综上，黟县属于安徽省，且在历史沿革中，也并无“黔县”一说。故“黟县”是，《总目》正确。

以上，就是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辑、汇校、汇考的基础上，从《吕氏家塾读诗记》《慈湖诗传》《诗说》《诗经札记》《诗经正义》中所得的一些发现和心得。既有考证类的，也有涉及一些思想观念之类的。总体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文字方面不免有讹、脱、衍、倒之误，内容方面，也有不严谨之处，今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订误。思想方面，提要对一书的概括评价也有维护本朝正统观念之意，但是整体来看不失客观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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