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斌 韩永军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浙江传媒学院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0）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底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宏伟战略之后，学术界对“四个全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学习研究，涌现出许多研究文献。但综观这些文献，学者们多从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剖析“四个全面”的内涵、意义及对某项工作的指导价值，鲜见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解读“四个全面”。事实上，我国一直面临着公共治理的挑战。前30年，囿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执政党未能很好地完成公共治理的任务。后30年，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正如邓小平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我国面临着更大的公共治理挑战。“四个全面”作为执政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行动纲领，精确回应了我国当前的治理难题，必然是我国公共治理现代化的指引，具有强大而独特的公共治理逻辑。

一、以应对中国当前的主要挑战为目的

“四个全面”的第一个公共治理逻辑是“以应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挑战为目的”，即问题导向是“四个全面”是逻辑起点。我国自回归理性发展道路之后，在党的带领下，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我国是在结束“文革”十年浩劫之后，还未来得及对受到近乎扫荡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恢复重建，便匆匆走上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