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三个乞丐》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荣获了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小说以巧妙的叙述视角和日常生活叙事书写了油菜坡这片土地上乡民们复杂的生活状况，折射出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下乡村文化伦理的忧思。

油菜坡山脚下的老三篇食堂是故事发生的舞台，作者一边让餐馆里的老板、打杂的和厨师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分别对三个乞丐的关系做出不同的猜测，一边又审视着老板、打杂的和厨师的一举一动，两者交融在一起，使故事热闹非凡。而此时，中国的乡村生活已不再是宁静稳固的自足體，经济浪潮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引发了古老的乡村的深刻变革。

中国农民在长期动荡的历史中，既存在自身的精神惰性，也被动地不断发生变化。小说中，老板把“新时代餐馆”改成“老三篇食堂”，墙上的美女三点图换成毛主席像，又放了三本旧书，生意就由惨淡变得兴隆，且五六十岁的老家伙们也纷纷来吃饭，说明乡民们还不能接受新时代的快速变化，想要继续保持革命时代留下来的传统美德。而他们承袭的只是表面的传统，老板像模像样地读起《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过去能背，现在只能照本宣科了。读书的目的也变得不单纯，以前是武装思想，现在是想吸引穿得薄的打杂的来听，打杂的也以喜欢听旧书为由来接近老板。带班的也想借愚公移山的精神来鼓舞士气，而身边的小青年却不买账。

这个乡村，说开放也开放，打杂的每天看电视，老板每天听收音机，厨师捡起从外地来的班车扔下的报纸，说明外界信息源源不断地涌进乡村，村民们也在被迫接收。但接收不等于接受，打杂的看到三人被洪水冲走的新闻时，表现的是兴奋；老板听到缉拿三个逃跑的精神病人的公告时，表现的是因有悬赏而激动；厨师在报纸上看到奸夫淫妇的通缉令时，表现的是尖叫，最后以三人全都跑出餐馆结尾。他们三人刚开始因好奇而猜测三个乞丐的关系，最后则是因悬赏而真正对三个乞丐产生兴趣。看来这些外界讯息并不能主动地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化视野，作者也有认真关注。当餐馆是“新时代餐馆”时，只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光顾。后来修高速公路的小青年沉迷用手机看人体宴，来满足自己对女性身体的好奇与向往。青年人比较容易跟上时代浪潮，但他们先接受的却是现代文明中不健康的文化，说明年轻一代同样不具备文化自新的能力，这更具有冷峻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物欲先行，而文化缓慢，乡民们仍保持精神惰性，维持着表面的传统，而真正的传统乡村文化伦理早已崩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正在文化视野里不断消失。小说中的文化伦理忧思既在思想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展开，小说从政治生态、传统家庭伦理、现代法制意识等方面来反映当下乡村的社会图景。吴折桂因丈夫汤支书的退位而受到所谓势利小人的冷漠对待，深感屈辱，上吊而死。汤支书的女儿也因丈夫在主任位子上投机倒把，锒铛入狱而离婚。风流女人宋至美与公公乱伦，餐馆老板与小姨子（打杂的）有意调情，传奇人物万千一因出轨导致老婆服毒自杀，上坟时因火烧森林而不敢承担法律责任，反而意外娶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等等，这些都表明在经济大潮中人性的扭曲和乡村礼法秩序的混乱，其实传统精神内核已经分崩离析。

晓苏作为从油菜坡走出去的知识分子，无时无刻不在回望和审视自己的精神文化之乡。“油菜坡这个地方，无论对我本人来说，还是对我的小说来说，都具有了物质性和精神性这双重品质。”他不是主观地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其施予同情和悲悯，也没有把乡村写成虚幻的心灵乐园，作为其逃避现实的精神归宿，而是努力写出道德秩序与日常生活的彼此纠缠，对乡村文化伦理本身给予审美期望，展现时代巨变下乡村复杂的生存世相，再现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

《三个乞丐》不仅有意思，更有意义。小说中有工人铲平古坟包时，抱怨难平的情节，这恰好是一个隐喻，喻示着现代文明想强行进入传统乡村，是非常困难的。晓苏十七岁走出乡村，对乡村既有亲切感，又有一定的距离感，对乡村的精神文化建设充满忧虑。他以深刻的现实理性去反思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的冲撞和对立，并引发关于存在困境的哲学思考。现代文明席卷而来，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对乡村进行人文关怀，如何让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伦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让本就在知识水平上落后于城市的乡村也在精神文化上进行艰难地抉择。

（作者介绍：范扬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