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加拿大各半辈子的生命体验，中英文写作的双语思维，身兼作家、教授与使者的多重身份，创作、教学与传播的三度空间，并为中加文化交流穿梭奔波，不遗余力，且成绩卓著、声名远播，影响中外。“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辛勤与灵魂活力”，她就是著名海外作家李彦女士。李彦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创作，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红浮萍》、《嫁得西风》，作品集《吕梁箫声》、《羊群》，译作《白宫生活》，合著《中国文学选读》，《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

一.海外文学创作的三重境界

李彦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谈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重境界，我认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这些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所说的三重境界，可以用来总结李彦在西方国家生活经历的心路历程，概括为她文学创作之路的三个阶段。

“昨夜西風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出国的留学生，最熟悉而不能忘却的还是记忆犹新的故国情怀。上个世纪90年代在海外用非母语创作并产生影响的长篇小说：英文的有哈金的《等待》、闵安琪的《红杜鹃》、李彦的《红浮萍》等；法文有应晨的《再见，妈妈》、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刚出国那个时候，恰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移民海外的作家，脑子里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对故国的留恋和那过去的一幕幕场景。十年“文革”使得万木凋零，隐含了一种谴责；“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以理解为当时人们心情的写照：孤身一人来到西方社会，回望故国、反思历史，所以早期的英文小说大都是走出国门的记忆。李彦到了国外以后，对环境的突变体验刻骨铭心：“你才觉得，原来的生活可能是不正常的，你才会反思，我们得到了什么？或是我们失去了什么？”[1]到加拿大留学的第二年，她利用暑假的三个月时间，边在校园打工边写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写作的过程充满了悲伤与痛苦。此后，她生活中也遇到过令人极为痛苦的事件，但她都能冷静面对，不再悲伤落泪。

这个过程长达几年，没有料到，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一出版就大获成功，也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1995 年英文版《红浮萍》获得“加拿大年度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在加拿大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次年又获得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红浮萍》的成功改变了她的人生，使她获得滑铁卢大学的教职，打开了她通向创作与从教的大门。成为她取得日后成就的起跑点。我不由想起了新移民作家哈金与苏炜，移居美国以后，也是经过一番艰难打拼，终于以自己优秀著作的问世而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在波士顿大学与耶鲁大学获得教职。可见，不论走到何方，人的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十五年后，经李彦本人的译写，《红浮萍》出版中文本。获得国内学界高度评价。作家刘震云认为：十几年后再看《红浮萍》，它仍是一部好小说。好在它宽阔的视野。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照这个世界，观照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群和人性。学者刘再复在中文版《红浮萍》前言中写到：“这是一部紧贴现实，紧贴中国大地，既见证历史，又见证人性的精彩作品。”一英一中的《红浮萍》是第一阶段的成功之作。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十多年以后，李彦已经在西方国家生活、沉淀了很久，对那个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她回望已经走过的道路，2010年写出了英文版的《雪百合》，表达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自由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究竟追求什么？这时候李彦进入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她认为：“在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精神上的困扰、生存的挣扎，我们并没有后悔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的‘伊指的是追求理想的信念，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人无论到了何种环境，最终还是可以走出困惑和迷惘的。在这种心境下，写出了《雪百合》。”[2]长篇小说《海底》是《雪百合》的改译中文本。小说中融入了她对现实复杂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写《海底》时，李彦回忆自己的人生轨迹，对生命的体验更加深刻和智慧，心境也更加宽容平和，能够坦然面对历史和人性的复杂。作家何向阳这样评价道：“李彦小说对于“存在的生命”的书写，可谓用墨深厚，她不做生硬的道德判断，而力图白描地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世态的炎凉、人性的优劣、文化的冲突、宗教的浸润，得以素描式地呈现出来。”[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二十多年以后，李彦的创作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李彦说：“‘那人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觉，这时候，心情已经改变了，也许是因为我们中的不少人，都已融入了主流社会，对我来说，逐步产生出一种‘他不再是他，我不再是我的感觉。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可避免地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频繁接触。对其他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清楚：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论种族、语言、信仰、制度是多么地不同，但人类的内心世界，真善美的标准都是相通相似的，剥去表层之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就是他，他就是我。这种心态，自然也反映在我近期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中。”[4]到西方世界生活二、三十年了，李彦恍然觉悟到，原来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类都大同小异。这时候，她开始思考中西文化之间的对比，寻找人性相通的东西。

二.非虚构书写：跨域中加的“华洋”故事

李彦的写作进入第三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新的追寻与探索，渐入新佳境。这种变化表现在由虚构写作转向非虚构书写。出现这种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彦所说：“再写今天的中国，难免会落入20世纪八十年代外国人写中国时的走马观花，肤浅偏颇。如果依旧停留在挖掘熟悉的历史记忆的层面，甚或嚼别人嚼过的馍，似有‘为赋新诗强说愁之嫌”。[5]对当下中国，她感到已无法跟上故国飞速发展的脚步，渐趋生疏、隔膜之感。她由写熟悉中国的历史记忆，故园往事，转为写“跨域中加”的中国故事。由中国人的命运书写，扩展到探寻人类命运的异同，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比较与思索。

非虚构书写这一概念从西方引入，亦被称之为“第四类寫作”。非虚构写作出现在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热潮。“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激增，标志着人类写作活动的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虚构写作转向现代的纪实写作。”[6]西方对非虚构叙事有许多称谓，传记、报告文学、纪实小说，散文、游记都属于这个范畴。我国一般称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当今，西方高校很重视非虚构写作。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将非虚构写作列为核心课程。新近出版的《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一书汇集了美国普利策奖、奥斯卡奖、艾美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得主讲授非虚构写作经验心得的文章。

李彦的非虚构系列作品，2015年结集为《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一书，她以跨域的视野，展示出曾经生活在中国苦难岁月里加拿大人鲜活的个体生命，发掘出许多有意义的史料与往事。这本书中，《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与《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两部中篇最具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

第一.在跨域中拓展新视野，

李彦移居加拿大二十多年，处在中国与加拿大生活各半生之时，她一直在思考拓展新的视野，进入跨域中加的空间背景中去寻找、发现新的题材。独到的发现是作家极为可贵的品质。非虚构书写讲究说一个好故事，而所谓好故事，需要敏锐的发现与厚重的积累。

李彦具有深厚的新闻与历史的学科背景，她一直用心关注加拿大与中国相关联的人和事，随时留意积累写作材料。移居加拿大的作家似乎格外关注白求恩，这位在中国神奇非凡、妇孺皆知的加拿大人，中国人心目中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跑到贫瘠落后的中国来？他的家庭婚姻怎样？这是中国、加拿大读者都非常关注的故事。此前李彦在她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百合》中就几次写到白求恩。白求恩临死前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是他当时躺在太行山小村庄的土炕上留下的。他把身边的东西都分给了八路军战友，聂荣臻、贺龙等，其中有一句话，“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但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莉莲是谁，莉莲引发出李彦的思索，这个女子何许人也？她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终于在蒙特利尔采访到了一位老人比尔·史密斯，发现莉莲就是这位老人的母亲。李彦通过对这位老人的多次采访，写出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她以严谨取证的态度，采用实地调查、实证研究的方式，揭开了76年前的这个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彦到加拿大的第二年，在一次晚宴上偶遇明明德老人，这位白人老者竟然会讲河南方言土语，引起李彦极大的好奇心，原来他曾是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不久她读到一篇明义士青年时代在中国河南传教并研究甲骨文的文章，她立即询问明明德，想证实自己的猜测，果然明义士就是明明德大使的父亲。由此，李彦与明明德家族几代人接下深厚情谊，她多次访问明家，常常日夜倾谈，记录下口述资料，并频繁书信来往。直到20多年以后的2014年，李彦依据数年的积累写成这篇跨域中西的明氏家族故事《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

第二.重塑白求恩完整而鲜活的人生

白求恩在中国被视为英雄与战士，极富传奇色彩，而在他的家乡加拿大，其知名度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比，微词不少，毁誉参半。李彦以跨域的眼光，冷静的观察与思考，调查走访，搜集挖掘到那些被掩埋、被隐藏的历史资料，重新审视研究分析，终于有了自己独到的发现，揭开了曾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其中，有白求恩与他朋友的来往书信，与他共事过的战友写的传记，有他同事亲友后辈的口述等。李彦还在蒙特利尔比尔·史密斯这位老人家里见到白求恩给他母亲莉莲写的最后一封情书，以及世界上仅存的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毛泽东和白求恩在延安的合影（摄于1938年5月1日，延安），这张照片连中国都没有。这一切都默默无闻地藏在老人家中。李彦通过对这位老人的数次采访，把这个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了。这是一段历史的钩沉。作家还原了一个外国人真实的人生。白求恩并非圣人、完人，但是他有理想，有信仰，具有崇高的品格与奉献精神。这部作品中真实写出了白求恩人生的转变历程：

白求恩并非天生的圣徒。他是蒙特利尔那所大医院里薪酬最高的医生，收入丰厚。他曾沉浸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享受浮华奢靡、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出手阔绰，有求必应，置买最好的服装、高档的美酒，拥有无数的书籍，出入艺术家的圈子，高谈阔论，纵酒宴饮。直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令千百万人失业，堕入贫穷的深渊。他接触到社会的底层，看到无钱医病的穷人只能等死的悲惨状况时，才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底层，才了解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从而转变为共产党人。

当爱德华（比尔·史密斯老人之父）率领加拿大红军纵队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时，白求恩自告奋勇，放弃了大医院优厚的待遇，担任了志愿者队伍中的医疗队长。[7]

且看以下摘自白求恩亲笔信中的文字：

此处的生活，既粗陋又艰苦，但我却乐在其中。虽然十分劳累，我却很久都没有如此快活过了。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正在做的，恰恰是我希望从事的工作。我的财富来自于每时每刻都有重要的工作来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时的那种欢乐！

——摘自白求恩写给故乡朋友的信[8]

请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我所有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告诉他们，我一直非常快乐。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过去的两年，是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虽然有时感到孤独，但我却在这些值得敬爱的同志们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众多亲爱的同志们。（诺尔曼·白求恩）

——摘自白求恩临终遗嘱[9]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发自肺腑的滴血文字，仍然禁不住两眼泪花，一个外国人在那个中国极为贫困的岁月，还只有49岁的白求恩，因手术感染败血症，没有任何药品救治，而牺牲在中国的战地医院，撒手人寰。

李彦的写作过程，也是一次对生命的感悟过程：“因我看到的，是一个直面真实的勇者。那种果敢与坦诚、光明与磊落，相较于遍地开花的投机钻营、世故圆滑、谄媚逢迎、尔虞我诈，恰是人类稀缺的珍贵品质。”[10]“最好的非虚构小说显示出一些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的时代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困境来说，都起到一定的向导的作用。”[11]李彦以其明辨真假、识别美丑的识见，秉笔直书，洞察幽微，以历史钩沉、调查实证，真实地还原了白求恩完整而鲜活的人生：他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无私地奉献出生命，具有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也是有情爱、率性浪漫，喜爱艺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量，难道还需要虚构吗？

第三.再现明氏家族与中国的百年交谊

与白求恩在中国的赫赫名声相比，知道明义士的人似乎不多，而《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却通过明明德家族史为中加关系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篇作品在历史与现实的双线叙述中交叠穿插。对第一代的明义士运用史料、实物与采访进行历史追叙。明义士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出土地点的学人，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之一，能辨识和解读三千多年前甲骨上的原始文字，一生收藏了三万五千片甲骨。1917年就出版了专著《殷墟卜辞》，还在齐鲁大学担任了五年的考古学教授。他在中国生活、工作的时间长达24年，几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仅这一段史实就足以令人惊叹不已。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传教士，竟然对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痴迷到如此地步，这埋藏在中国地下多年的宝物的出土地竟然被一个外国人首次发现，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后来回忆父亲说：“他对中国考古的研究大大超过了他所举办的基督教培训班。”明义士在甲骨文与殷商青铜器领域留下了20多部專著和论文。他花费毕生心血收藏的甲骨有三万五千片，他妥善保存在中国的两万三千片甲骨都进入了北京与南京博物馆。日军展开对华北全面进攻之时，他在多伦多家中急切地想要返回中国，却遭到教会总部拒绝，他担心日本人掠夺中国文物，立刻通知齐鲁大学的同事将文物藏匿起来，使大批的甲骨躲过劫难。1951年，八千甲骨片交给了山东博物馆收藏。正如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约克所写的文章所说：“明义士在收藏大量中国文物时，仅仅把自己看作中国这些国宝的监管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藏都将留在中国，供研究之用。”[12]78页。李彦以大量史实、著作资料、走访调查，耙梳构思，再现出一个建树独特，严谨执着，胸怀博大，为中华传统文化与考古学做出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形象。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作家发现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白求恩。这篇非虚构之作，再次显示出其巨大的历史份量与艺术价值。

作家的视野没有止于第一代人明义士，另一条现实叙述线是传教士之子明明德与其后代。明明德，当年在中国河南出生的白人孩子，在河南生活了十一年，到上中学年龄才回到加拿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明明德没有想到，在离开中国近五十年时，他荣幸地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身份重回当年的出生地，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而此前，同样出生在中国的明大使的两个姐姐，在四十年代的战后都重返中国做战后重建工作。明家与中国的这种交往还传承到第三、第四代。直到新世纪的2007，2010年，明氏家族的后代两次应邀访问河南安阳，在明义士夫妇的故居地已建成明义士博物馆。李彦将明家四代人与中国百多年的交往史，与中加人民之间的情谊史，第一次钩沉串连，全景而生动地展现给世人，就像约翰·霍洛韦尔所说的：“非虚构小说出现的理由是因为它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现实”。[13]的确如此，小说、戏剧家也很难虚构出这样的家族史。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当年与明明德大使一同派来中国的四名外交官，他们的父亲都是从前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由此作家对传教士的思考也给人新的认知与启示：“他们所秉承和追求的人类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不朽的业绩。”[14]而同时，作品也无情揭露了威廉·怀特大主教（此人是明义士在河南传教时的上级）在二三十年代把数千件极为珍贵的文物运回加拿大的偷盗、卑劣行径。这位大主教回国后担任明义士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他驳回明义士的论文，却剽窃他驳回论文的内容，公然偷到自己的书中出版。

作品的篇名《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甲骨文与明义士家族》，结尾那“小红鱼儿，你在哪儿住…”的豫北乡间歌谣，这象征中加友谊的儿歌，篇末点题，余音袅袅，意味深长，温暖着读者的心灵。

李彦以其移居加拿大近三十年的经历，用地球村视野书写跨越中西的纪实故事，而且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信史”的优良传统，歌咏了人类的真善美，人道主义大爱，批判人世间的假恶丑。作家追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纪实”精神，注重凸显人物的思想、品格及其对人物的评价，展现人物鲜活的生命历程，近作《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是海外华文非虚构文学的重要收获。

注 释

[1][2][4]蔡晓惠：《中英文双语创作与中华文化传播——与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李彦的对话》，《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3]何向阳：《海底：代序》，见李彦《海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7][8][9][10][12][14]《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5年版，见自序，自序，第46、19、23、78、93页。

[6][11][13]《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美]约翰·霍洛韦尔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见译者前言，第22页，19页。

（作者介绍：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昌首义学院中文系主任。长期在高校从事写作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现代写作精要》、《台港澳文学论稿》，《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解读八面人生——评高阳历史小说》等著作、教材十多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访谈百余篇。曾获海内外论文、著作、教材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