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的茶叶类别

2018-03-26陶德臣

茶业通报 2018年3期

关键词：砖茶茶叶新疆

陶德臣

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的茶叶类别

陶德臣

（陆军工程大学，江苏南京 210007）

清代新疆茶叶贸易中的茶类比较丰富。这些茶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云南等地区。此外，还有川茶、赣茶等。除晋茶、湖北茶、湖茶外，其他茶数量不多。其中官茶与附茶、湖茶与晋茶、粗茶与细茶这些茶名容易产生歧义，必须搞清楚。

清代；新疆贸易；茶叶；类别；分析

清代新疆茶叶贸易繁荣，茶类丰富，茶源广阔，茶叶类别及来源地域比较清晰，但仍有些概念及名字易生歧义，必须搞清楚。

1 官茶与附茶

所谓官茶是在江宁、杭州等处设立茶引所关，给引令商纳引市茶，又在川陕等处设茶马司，验各符牌，以作各番纳马易茶，这叫官茶。简单地讲，正常履行纳税手续、官府许可行销的茶叫“官茶”，茶运边区由官府易马的也叫“官茶”。官茶的另一种名词涵意是指“湖茶”，即湖南所产茶，也有指府茶、福茶、茯茶、黑茶等等。其实，官茶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是指中国古代宋、明、清等时期西北茶叶市场上官府经销的茶叶。北宋时期主要是将东南茶、川茶运至西北进行茶马贸易。从秦凤、熙河、泉兴、环庆、鄜延泾原六路，“并为官茶禁地”[1]即可知道，官茶就是官府专营的茶叶。这一传统实际始于唐代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的榷茶。但官茶的概念最早始于宋代。宋代把唐代的榷茶发展为大规模的实践，对茶叶产销进行严控，尤其在西北、北方边境地区更是如此，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官茶的叫法、规则也就沿袭下来了。

清代茶政基本沿袭明代。“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贴。行过残引，皆缴部。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西总督管理”[2]。新疆属甘司引地，甘司茶销新疆就是官茶。五司茶引，旧额27296道，其中西宁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庄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3]。

乾隆前期，库茶大量积压，难以处理，仅乾隆七年（1742年）到二十四年（1759年）存积茶就达150余万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肃巡抚吴达善奏言：“今中马之例久停，在甘庄二司，系各处冲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常有销售之路，惟洮司地处偏僻，土瘠民贫”，所收茶封，难以售变，“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销”，请“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司，给商征课”。时值清军初定新疆，急需茶叶以济急用，故得到同意，“即行裁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以河司虽附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一赴河州，其情形与洮司无异，亦行裁汰。其额引五千道，并归甘、庄二司”[4]。在剩余的甘司、庄司、西宁司中，只有甘司茶才能直接输往新疆。道光二年（1822年），奏立“新疆行茶章程”的那彦成说：“其乌鲁木齐等处所需茶封，均系甘司官商将茶运至凉州、肃州，交给散商贩运出口，自行销售。是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定有地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5]可见，清代所云新疆市场上的官茶内涵十分清楚，就是甘司官商上交用于塔放兵饷之茶。

附茶则是官府允许茶商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运销的酬劳和损耗茶。这一惯例来源于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开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踰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6]“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7]这表明附茶就是官商自卖之茶，数量包括每100斤茶自留50斤及附茶14斤，共64斤。

新疆官茶与附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许多史料中，有时区别使用，有时又混同使用，容易引起误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道：“谨按甘省额设茶引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六引，每引行茶一百斤，交官中马。五十斤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外带附茶十四斤为运脚之费。以每五斤为一封，合计交官茶二十七万二千九百六十封。商人自卖正附茶三十四万九千三百八十八封”。又说“今官茶运至新疆各处，除自各司至肃州，沿途陆续挽运，毋庸雇觅牲畜摊算脚价外，自肃州运至各处，如雇觅牲畜，转将脚费摊入茶体之内，于领茶官兵月支盐菜银两内扣还，核计应需本脚，转之买自商贾，既多减省，而台马又不致劳伤，实于公私有益，自应如伊犁大臣等所议办理。至将来如遇有换班官兵出口，亦应令其随便酌量携带，庶运费并可节省。再巴里坤、哈密现在贮存茶六万八千封，所有新疆需用之茶，自应先尽此二处就近拨运，俟拨运将完再由内地各自运往，如此则内外销售，事易集而利亦普矣”[8]P564-565。这一段文字将官茶与附茶、官茶与商茶作了严格区分。纪昀《乌鲁木齐杂记》所云：“闽海迢迢道路难，西人谁识小龙团。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这里的“官茶”与附茶不加区分，混为一谈。该诗注中明白无误地说：“佳茗不易致，土人惟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附茶者商办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9]P106。之所以将附茶与官茶混为一谈，是为了区别于从北路输入新疆的晋茶。清代甘司引地商人所运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产之湖茶”[10]，“陕甘两省茶商，领引采办官茶”，每年不下数千百万斤，“皆于安化县采办，以供官民之用”[11]。如此则官茶、湖茶、附茶几乎成了同一概念，晋茶往往就被指为私茶。道光初年，那彦成所说“前因官茶未能照引畅销”，因而公开奏明“请禁新疆私茶”，制定“新疆行茶章程”，他所讲的“官茶”也是指“附茶”、“湖茶”。清代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六所云：“惟地方（新疆——引者）新复，官茶屯滞者多”中的“官茶”也是同一含义。

2 湖茶与晋茶

湖茶是山陕官商（又称甘商、兰商）从湖南安化一带采购运输至新疆的官茶。“惟甘商旧分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2]。左宗棠说：“谨案陕甘官茶均由湖南采运而来。”[12]安化茶“以散茶装筐，由湖北襄河运上陕西，在泾阳制造成成块”[14]，再运往西北。具体情况是，“而陕西官茶，经由湖北襄阳入陕，取道潼关，必须舍舟而东，间途荆子关，必须舍舟而驮，出口行销，又动辄数千里”。“口外官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其销西口者，由肃州、西宁等府州各属承引纳课，均责之官商”[12]，再“由甘肃出嘉峪关至新疆古城”[13]。伊犁将军庆祥曾说：“甘肃官商所运附茶，非其所欲，有格碍难行之处，请在新疆地面行销杂茶”[5]。官商所运附茶就是湖茶。

晋茶是北商采自福建、湖北、湖南、安徽等地茶，在当地自行收购加工后，经由河南、山西到达张家口、归化，请领理藩院印票，经蒙古草地，贩运至新疆各地的茶。由于北商的主体是山西人，因而把北商运销新疆的茶称为晋茶。晋茶有三个采购点，即福建、安徽、湖北。《益闻录》第二百六十七号载：“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向由山西客贩至北地归化城一带出售”。晋商所买建德茶叫朱兰茶，又名千两茶，是为运销新疆服务的茶。《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六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而不走张家口、恰克图一线。又说：“此项千两朱兰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买”。晋商在福建武夷山购茶后，开辟了一条漫长的茶叶运输路线：闽北茶叶先集中下梅（后被赤石取代），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顺信江下鄱阳湖，出九江，入长江，抵武昌，逆汉水至樊城，装大东经河南赊旗镇，入泽州（山西晋城）、潞安府（长治）、祁县、大谷、忻县、太原、大同，一部分转归化（包头），一部分经天镇运往张家口。销往蒙古的茶由汉水运抵湖北老河口，起船后以骡马和车运往归化城，直抵蒙古分销。转销新疆的茶，均由归化、张家口转西运[14]P402-403。

晋商在湖北的采购地点是蒲圻羊楼洞，所谓“北道晋商运销湖北羊楼峝之茶，在羊楼峝、汉口制造，运至张家口，改称晋茶”。运茶路线是用小车推至新店，船运汉口，溯江而上，走武夷茶运归化、张家口之路，“北商东、奉、直、晋由张家口、归化城，专行草地，所谓山后买卖路，亦至新疆古城”[13]。晋商在湖南的采茶地点是羊楼司、聂家市、安化。茶沿河入长江，走武夷茶北上路线，从归化转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是晋茶从蒙古进入新疆的重要地点。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后，就饬令乌里雅苏台将军，使“贩卖杂货、布匹、茶封之商民等，前赴乌鲁木齐贸易”，“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处北路商民销剩余茶，准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5]。古城成为晋茶集散中心。方士淦《东归日记》载，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15]P423。晋茶被称为“杂茶”，品种丰富，价格便宜，适合消费者欢迎，尤其深受蒙古、哈萨克族人民的欢迎。这种“杂茶”，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三十三《食货志·茶法》的说法与左宗棠的说法不同。王树楠《新疆图志》说：“承平时，晋商由蒙古草地兴贩各色杂茶，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左宗棠则说：“奸商所领理藩院印票至新疆等处销售”，“原止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并非湖南所产，亦非藩服尚”。他又指责说：“该商因茶少价贵，难于销售，潜用湖茶，改名千两、百两、红分、蓝分、帽盒、桶子、大小砖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实则皆用湖茶编名诡混也”[12]。

晋茶销路好的根本原因在于适销对路。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三十三《食货二·茶法》：“其运茶赴新疆者，一由甘肃出嘉峪关，一由山西、归化城取道蒙古草地，皆至新疆古城，而后转行运销南北两路。南路天暖，喜食细茶；北路地寒，喜食粗茶”。左宗棠已经承认晋茶品种多，得到人民欢迎，故禁而不绝。《新疆茶务情形》对此作过深刻分析：“新疆自平定准部以后，开屯列戍，秦晋商民云集。其运茶赴新疆者，一由甘肃出嘉峪关，一由山西归化城取道蒙古草地，皆至新疆古城而后转行运销南北西路。……故自张家口外以至伊犁，凡属蒙古境内，皆食砖茶。哈萨克兼食红梅、米星等茶。盖蒙哈以乳茶养命，不啻资谷食以为生，实为日不可少之需。粗茶性暖，煎乳相宜，细茶性寒，饮之辄患腹痛。军兴后，甘肃三司引地，为川私乘隙侵占，前督臣左宗棠规复茶政，因将新疆并入湖南引地之内，以资补苴。然彼时亦仅行销南路，北路蒙哈仍食晋商所贩粗茶。殆新疆建省后，晋茶运至古城，官茶号指以为私，查拿充公，从此真正晋商始不敢贩茶，而乘时射利者遂纷然以起，潜销默运，规避多方，包运绕城，无所不至。究之民食既惯，晋茶价值又廉，扼禁虽严，而食晋茶者如故，贩晋茶者亦如故。湖商自知所运细茶不如晋茶之便于民食，因于额票以外，另请晋票，改办晋茶，无如时逾二年，运到寥寥，不敷民用。茶价则一加再加，始尚禀请核定，继且任意增添，茶缺价昂，私销益甚。外人因而乘之，夺我利权。卒之官民交困，湖商亦无利益。盖伊犁茶务，自甘南复引，晋私既禁，湖茶不来，民食甚缺，茶价较前加增一倍，尚复无茶可买”[16]。这就为俄国走私、倒灌、侵夺新疆茶叶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是南疆地区，湖茶也不占优势，“南疆吐鲁番八城缠回，见砖茶则喜，谓即承平时，湖茶非私贩筒子茶可比”[17]。

3 粗茶与细茶

粗茶是指原料老、加工粗的茶。运销少数民族地区的黑茶一般都是粗茶，粗茶又多数压成砖茶。细茶则与之相反，不但原料细嫩，而且加工精细。炒青茶、红茶大体上属于细茶。清代宗景海《种茶法十条》解释说：“凡细茶，当茶芽初出极嫩时采摘。清明前采者曰明前，谷雨前采者曰雨前，即《茶谱》所谓旗枪、雀舌等类。此茶之最细最嫩者，采成后用手揉软，以铁锅微火轻轻搅炒，待半干时取出，用炭火焙干，拣去粗梗，用纸包固，以石炭贮缸内，将茶包安置其中，缸口盖密，则茶叶香味不散，可以久藏。此外，三月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为二茶，六月初为荷花，七月初为秋露，均做红茶。”[18]P417-418《新疆图志·食货志》将晋商从蒙古地区运进新疆的“各色杂茶”进行了分类，云“细茶有红梅、米心、建其等名目，粗茶有砖茶、帽盒、桶子等名目”[19]。道光八年（1828年），伊犁将军德英阿《稽查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也列举了细茶、粗茶的名目：“查私贩出卡之茶，多系细茶，而杂茶居其少半，如大叶、武彝、六片、白毫、珠兰等项，名为细茶。至广匣子、千两、百两等项，名为杂茶，价与副（附）茶相等，而贵于大茶、斤茶。因其捆缚成束，不敢零星挂卖，是以兵马、蒙古、回子，忌不买食。以上杂茶、细茶，并非兰商官引，运销皆系北商自归化城私贩，运至古城，再由古城搀于杂货，转运伊犁等处”。“大茶、斤茶，统名砖茶，每斤价值一二分不等，兵民买食最为便利，虽非兰商引运，但久经北商运卖，应准嗣后专卖”[20]。这里讲的“杂茶”、《新疆图志·食货志》上谈到的“杂茶”均是相对于“晋茶”说的，因而也包括粗茶、细茶两种。道光九年（1829年），新疆对不同茶“分别茶色粗细”，进行征税，白毫、武彝、珠兰、香片、大叶、普洱视被为细茶，安化、斤砖、广盒、千两、百两也被视为“质色较粗”的粗茶，大砖被认为是“质色更粗”的茶[3]。清代新疆茶叶市场上的粗茶主要有：米砖、千两、百两、帽盒茶、桶子茶、大小块砖茶、蓝分（封），红分（封）、茯砖茶等。

米砖也米心茶，是以红茶片末为原料蒸压而成的一种红砖茶，其洒面及里茶均用茶米，故称米砖，主产湖北蒲圻。米砖原料分洒面、洒底和里茶三种规格，原料经筛分、拼抖、压制、退砖、检砖、干燥、包装而制成米砖茶。规格为23.7cm×18.7cm×2cm，重1.125千克。砖形平整，表面光滑，色泽乌润，香味醇和，汤色深红，叶底均匀色暗红[21]P281。米砖旧分“七二米砖”、“四八米砖”两种规格，即每篓装72块砖茶和48块砖茶[22]。此茶深受哈萨克人垂青。由于原料为红茶片末，制作精细，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三十三《食货志》将其列为细茶。

红梅，是与米心同类性质的茶，但比米心更细，且不成块，因而也可称为细茶。罗迪楚《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云：“米心稍细，成块者也，红梅尤细，不成块者也。”

千两、百两茶，又称“花卷茶”。主产湖南安化、安徽建德。道光年间（1821~1850年），此茶由黑茶踩捆成包。后改成圆柱形的“百两茶”，重100两。同治年间，在百两茶制作基础上，选用较好黑茶，增加重量，用棕与篾片捆压而“花卷茶”，每支净重1000两（16两老秤，折合37.27kg），称为“千两茶”。呈圆柱形，长5尺（166.5cm），圆周1.7尺（56cm），紧实似楠木[21]P282，故又称“木墩茶”[23]P93。后用机械压制，改为长方砖形。故称“花砖茶”，规格为35cm×18cm×3.3cm，净重2kg。以三级毛茶为原料，经毛茶筛分，半成品拼配、蒸汽沤堆、压制定形干燥而成。砖面平整，花纹图案清晰，棱角分明，厚薄一致，色泽黑褐，香气纯正，带松烟香，汤色橙黄，滋味醇和[21]P282。安徽建德是晋商贩运花卷茶的主要地区。《筹办夷务始末》记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向走西疆之商人，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24]P5230。

帽盒茶，其制法是将茶叶拣筛后，以蒸汽蒸后，用脚踩成圆柱形状，每盒重量正秤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盒为1串。此茶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为湖北青砖茶的前身。乾隆年间（1736~1795年），帽盒茶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晋商在羊楼洞帽盒茶的生产达到 10万盒，人称“盒茶帮”[22]。

桶子茶，也称“甬子茶”、“筒子茶”、“洞砖茶”、“川字茶”、“青砖茶”。是指外形酷似桶子状的茶叶，湖北羊楼洞是主要生产基地。该茶以老青茶为原料，经压制而成，故又称“青砖茶”，由于砖面常印有“川”字，又叫“川字茶”。该茶压制分洒面、二面、里茶三部分。砖面上的一层叫洒面，质量最好，底面一层叫二面，质量次之，中间一层叫包心茶，又叫里茶，质量较差。洞砖制作的原料经采割后先加工成毛茶，面茶经杀青、初揉、初晒、复炒、复揉、渥堆、晒干等7道工序。里茶分杀青、揉捻、渥堆、晒干等7道工序。毛茶再经筛分、压制、干燥、包装后，制成成品砖茶。洞砖外形呈长方形，色泽青褐，香气纯正，滋味尚浓无青气，水色红黄尚明，叶底暗黑粗老。清代洞砖以每箱砖茶片数计，有“二七”、“三九”（每片重2kg）、“二四”（每片重3.25kg）、“三六”（每片重1.5kg）四种规格（现只生产“二七”砖茶，规格为34cm×17cm×4cm）[25]P252。洞茶在新疆深受欢迎。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曾说：“惟南疆吐鲁番八城缠回，见砖茶则喜，谓承平时，湖茶非私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复，销数尚未能畅”[12]。

大小块砖茶，又称大茶、斤茶。蓝分（封）、红分（封）、建其这些茶的具体情况不明。

茯砖茶，也叫“泾砖茶”、“伏砖茶”，曾称“官茶”、“附茶”，主产湖南。清代湖南所产黑茶毛茶踩压成90kg1块的篦篓大包，运至陕西泾阳压成砖状，时在伏天，故称“茯砖”，因在泾阳生产，又叫“泾阳砖”。此茶由官方组织制造、销售，每块称一“封”，重量旧制为5斤，2封装篾篓，称一“篦”。解放后，茯砖茶改为长方砖形，规格为35cm×18.5cm×4.5cm，块重2kg。砖面平整，棱角分明，厚薄一致，发花普遍茂盛，砖面色泽特级茯砖褐黑色，普茯黄褐色，砖内无黑霉、白霉、青霉、红霉等杂菌。汤色橙黄，香气纯正，滋味特茯醇和，普茯纯正[21]P282。

清代新疆茶叶市场上的细茶主要有：白毫、武彝、珠兰、香片、大叶、普洱等。

白毫，亦称“白毫银针”、“银针”、“银针白毫”。为我国重要特产，为轻微发酵茶，分芽茶、叶茶两种。产于福建福鼎、政和的针状白芽茶，因单芽遍披银白色茸毛，如银针而得名。叶茶是以一芽二三叶或单叶制成[22]P265。这种茶为中亚各民族及俄罗斯人所喜爱[23]P94。

武彝，又叫“武夷”，产于福建安县武夷山的一种著名茶类。此茶始于唐宋，闻名于清，是一半发酵茶，即“乌龙茶”。其茶外形色泽乌褐，又称“青茶”，素有“绿叶红镶边”的美誉，兼有绿茶、红茶的特点，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浓郁。由于制作工艺特突，声名远播，在欧美各国享有极高声誉。

珠兰，清代主要花茶之一。是用珠兰花或米兰花窨制而成的花茶，常以高档烘青、炒青茶作茶坯，珠兰花入茶，茶香浓郁，隽永持久，备受人们青睐。珠兰茶产于安徽歙县、福建漳州、广州及浙江、四川、江苏等地。

香片，亦为花茶之一种。入茶之花有珠兰、茉莉、米兰、桂花、玫瑰等，向“以福州附近出产为最多”[26]卷三百八十五《实业八》。六片当为香片茶之列。

大叶，又叫“叶茶”，是采摘二三加工制成的较粗之茶。炒青绿茶大都属于大叶茶。

普洱，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府六大茶山，以普洱为交易、集散中心。该茶是清宫及满清贵族的最爱。“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每年所采最好的芽茶、蕊茶“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8]P586。商贩运销各地，新疆也为普洱茶重要市场。

可见，新疆茶叶市场上的茶类晋茶最为丰富。这些茶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安徽、福建、云南等广大地区。此外，还有川茶、赣茶等，但除晋茶、湖北茶、湖茶外，其他茶数量不多。罗迪新《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概括地说：“新疆茶类，以晋、湖为大宗，他茶零显不足计也”。此言正确。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7.

[2] （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8[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66[M].

[4] 张寿镛等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清朝掌故汇编内编 2[M].文海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