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与茶之关系略论

2018-03-26赖艳彬

茶业通报 2018年3期

赖艳彬

僧人与茶之关系略论

赖艳彬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茶与僧，因缘深长。僧人与茶之关系，涉及的面向诸多，大体说来既有种茶、采茶、制茶等这样的具体茶事劳作生活，也有“以茶供佛”、“以茶会友”、“以茶助禅”等以茶为媒介的茶事文化活动。可以说，茶贯穿于僧人的所有生活里。在这些茶事的生活中，僧侣凭籍着茶体悟佛性、参禅悟道。茶在饮，禅在参，参禅如品茶，品茶如参禅，茶与禅的同构互证中最终走向“茶禅一味”的圆融境界。

佛门僧侣；茶事生活；茶禅一味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天下大蒙山》碑记载，四川蒙山甘露寺僧普慧禅师曾在五峰移植下七株茶树，茶树被后人称为“仙茶”，其人则被后人称为“种茶始祖”。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亦载：“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1]P3147如此看来，僧人与茶结缘似乎最早可溯至西汉时期。然而后赵王度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2]P352从“汉人皆不得出家”之僧规及联系佛教传播历史，此则传说并不可信注1。但是，僧人与茶之关系确实颇为紧密，无论是在种茶、采茶、制茶的茶事生活中，还是在茶礼、茶饮等茶文化的建构过程里，都能看见僧人的身影。那么，接下来本文拟以僧人生活这一面向作为瞭望口，试探视僧人与茶之关系。

1 农事生活——种茶

僧人种茶的兴起是在东晋时期。东晋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庐山是当时的佛教重地。《庐山小志》中便有记载道，晋朝以来，寺庙的僧人相继种植茶树之事,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甚至还亲自制茶款待好友。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东晋时期已有僧人种植茶树。但是，僧人与茶树种植的关联，是在佛门新规后才得以进一步深化。而这条佛门新规便是农禅制度。

农禅是禅宗的一种修禅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打破了印度原有的乞食、游化方式和沙门不得耕作的戒禁，以农耕方式将日常生活与参禅悟道结合起来。从而使得禅宗在中国发展并走向繁荣。

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萌芽于东山法门时期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坐作并重”。道信居双峰山后，“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3],将“游化为务”、居无定所的方式，改为定居传法的方式。这种新的禅修形式，使得禅众如流，为“农禅并重”的禅门生活指明了方向，后来百丈怀海禅师以清规的方式，将其定为禅院丛林的规则，并得到普遍施行。约九世纪中叶，在以“农禅并重”的新式禅林规制背景下，僧人栽茶、制茶也便应运而生，寺院僧业中甚至了出现专事植茶、采茶、煎茶的职务。直至明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僧人从事茶叶生产的丰富史料记载。明人萧洵的《顾渚采茶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洪武年间，萧洵为了完成贡茶任务，组织僧人进行茶叶的生产：“招来僧之窜避者，复其身，专事于茶。寺宇之蠢折者，悉令撤而完之，以居岁入山之众，制备和笼焙之器，饰童子数十，至期盥栉易衣，入授采筐，平旦以从，采毕乃收寺。僧喜悦，定为常典”[4]P66-67。可见，僧人种茶传统由来已久。

那么，随着僧人种茶、品茶经验的不断积累，僧侣也日渐养成了颇为高深的茶艺，培植出了诸多名茶。所谓“自古名山出名茶”，而这些名山之名茶多为寺院所种植。僧人种植的名茶不胜枚举，例如西湖的龙井茶，黄山的毛峰茶，天台的云雾茶等等，这也侧面的反映出僧人的种茶生活。另外，僧人在茶叶的制作方面亦多有发明。唐时，主流的茶叶制作是陆羽《茶经》中提倡的压制茶，即采摘鲜叶之后，做成串茶，但是寺僧已经开始尝试其他制茶方法，例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一诗中言及山僧的制茶“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5]P32这是茶叶炒青的制作工艺，显然是有别于陆羽压制茶的制作。

要言之，僧人种茶是僧侣与茶之关系的重要面向之一。这牵涉到寺院禅林规约的促进，僧人修行方式的改变等。在诸多合力之下，僧人对茶树的种植、培育及其制作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2 法事生活——供茶

僧人种植茶树，也将茶纳入到佛门的法事生活之中。《敦煌变文》中王敷所撰《茶酒论》里谓茗草具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之功[6]P574。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二十八亦载有觉林寺僧以紫茸香供佛之事注2。又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叙：“普陀老僧，贻余小白岩茶一裹，叶有白茸，沦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7] P259可见，茶由“茗茶”形成了“佛茶”。总之，茶已经进入佛门法事中形成了一种茶供文化。

所谓佛门茶供，是指以茶作为礼敬佛菩萨的供奉、供养仪轨。礼文化滥觞于远古人们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供品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上古时期，人们祭祀中主要以“清水”为主，《礼记厘编》中说：“太古无酒，以水行礼。”[8]。商纣酗酒丧德以至亡国，周人睹此前车之鉴，乃颁布《酒诰》，厉行酒戒，将“清水”称为“玄酒”。所以，在祭祀场合，“玄酒礼”曾是主流。汉晋时，茶饮之风伴随佛教东传，渐渐与宗教交融，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9]P62这是茶供的滥觞。至唐代，高僧怀海将茶供“三宝”纳入佛门仪规。及至“两宋”，茶供日趋盛行，如北宋陶谷《茗荈录》载：“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阳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10]P65元代白朴则有“竹里供茶”[11]P102之句，而明随旧规，佛门茶供依然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高僧如空（1491~1580）在《参禅三首（其二）》中说，“参禅不即坐，工夫随处做。运水与搬柴，供茶并送果。黄梅尝负薪，东山曾执磨。作用尽真机，头头皆可悟。”[12]P139其中的“供茶并送果”，实际反映出的就是佛门“茶供”文化。

在佛门丛林文化中，每逢佛祖诞辰日、佛祖成道日、达摩诞辰日、本师院大禅师忌日等重要日子，都要举行颇为隆重的茶事供奉等法事活动。这在《百丈清规》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例如其中卷二中提到，在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羞，以伸供养。”[13]P30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诞日的茶供也不仅用于礼佛，也供用大众。如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中载道：“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14]P181

总之，茶在法事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人神”、“人佛”沟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内化为佛门法事仪轨的一种习规，从而也进一步加强了茶与佛教之关联。

3 社交生活——饮茶

僧人的生活除了礼经念佛外，孤影梵音之余，也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尤其是与当时文人谈艺、讲文、说经与饮茶。自唐代以来，维系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与寺院、僧侣的重要媒介，一是诗，一是茶。可见茶的社交媒

介性作用。僧人社交生活中的饮茶是双向的，有僧人“以茶结缘”，也有文人招徕僧人饮茶。

首先看一下“以茶结缘”，佛家思想中有“苦、集、灭、道”的四谛思想。集者，缘分也。僧人最有名的“以茶会友”故事是唐代皎然与陆羽的对饮。皎然在《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中说，“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15]P141在重九风俗中，别人都在喝菊花酒，僧侣皎然却在与陆羽对饮菊花茶，真是别具一格。而宋代的高僧圆悟和尚，在住持武夷山五夫开善寺时，常设茶宴，邀请朱熹赴宴品茗吟诗。到了明代，明僧的茶诗中，送别、赠人等题材的茶诗比较多，以茶会友，借茶结缘也便成为茶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这在明代一些士子文人的游记、诗歌中也多有僧人烹茶敬客的记载。如蒋鐄《永州西山进记》:“本公(为茶庵僧人)令侍者以佳茗从，每逢奇赏嚷茗数杯，茗尽而奇赏未己。”[16]王祎《开先寺观瀑布记》:“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一公指开先寺主僧志一)谓近从后岩下得泉一洼，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试之果然，暮乃回。”[17]张京元《游临安记》:“为径山寺界，……至山半，舆人少歇，庵僧供茗，泉清茗香，洒然忘疲。”[18] P88又如诗歌方面，也有不少例子，像徐溥《僧舍尝茶》:“缁流不类玉川家，石鼎风炉自煮茶。往日品题无客和，先春滋味向谁夸。”[19]高攀龙《黄龙庵访超然上人》:“见我掇衣起，坦腹笑咥咥。……摘茗煮鲜泉，荳芋楚楚设。”[20]等等。这些都是僧人社交生活中的饮茶。

除此之外，文人招徕僧侣饮茶，也是古代僧俗交往的重要社会现象。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从士人中蜕化出来，在自己的居住空间中往往专门有茶寮的构筑，并且对茶侣的选择也更为注重。而其中最佳茶侣之一，便是僧人。如黄龙德《茶说》中《八之侣》篇里说，“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黄冠谈玄、缁衣讲禅……之为愈也。”[21]独饮固然是一乐趣，但是不若与“缁衣”对酌。所谓缁衣，便是僧侣。

僧人素来与士人文人交往密切，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僧人与大众之间的接触更是频仍。因此，饮茶成为了佛门社交的一个重要生活面向。

4 修持生活——茶禅一味

僧人与茶之关系中，物质元素的“茶”，经不断的交涉融合，也承载着意蕴丰富的文化。特别是“茶禅一味”的茶文化之说。

僧人在修持生活中饮茶，最初更为侧重茶的药用价值。佛门禁酒，僧侣课诵经文或打坐参禅常打瞌睡。而茶具有醒神之效，于是便饮茶以祛睡魔。关于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晋代。据《晋书》记述，敦煌人单道开打坐时，昼夜不眠、不惧寒暑，“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己”[22] P2492。其中的“茶苏”是茶和紫苏调制的一种饮品，具有提神少睡的功效。其实，在佛教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其实也是佛门修行需要克服的欲念之一，它有碍于出家人的修行。在有些经典中，甚至记载了释迦摩尼关于睡眠的二十种过说。因此，在佛教的教义中，减少睡眠成为出家众的基本修持法。而茶凭籍着祛除睡魔的功效，成为佛门修行辅助之物。明代乐纯《雪庵清史》卷三在居士的“清课”中列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等等[23]P372。其中已将“煮茗”与“奉佛”、“参禅”等活动并列起来，足见它对于佛门修行的重要性。

当然，修持生活中的僧人饮茶，在渐渐的演化中变得不再执着于祛除睡魔的现实效用，而是在饮茶中体悟自己，见性成佛。河北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可谓开创“茶禅一味”之先风。悟茶入道、顿悟成佛，参禅品茗成为丛林僧侣的爱好，通过品茶品出茶味，悟出禅机，实现无我之禅境的物我观照。

“茶禅一味”是僧侣在具体的茶事生活中提炼升华的产物。禅门讲究“平常心”，即不假外力，不落理路，自家见性。因此，僧侣在“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24]P287禅推崇自然、本色，强调内心体悟，茶本性清纯、自然，茶性俭，啜之味淡。禅是于“净心自悟”中寻得对尘世的超越，茶则在平淡的“隽永”之中完成自我物性的升华。茶在饮，禅在参，参禅如品茶，品茶如参禅，茶与禅的同构，促使茶与佛门的结缘，在互证中走向“茶禅一味”的圆融境界。

5 结语

茶与僧，因缘深长。僧人与茶之关系，涉及的面向诸多，大体说来既有种茶、采茶、制茶等这样的具体茶事劳作生活，也有“以茶供佛”、“以茶会友”、“以茶助禅”等以茶为媒介的茶事文化活动。可以说，茶贯穿在僧人的所有生活中。而寺院僧侣在这些具体茶事实践中，也不断体悟到茶与佛教之共通处，尤其是中唐之后禅宗的发展将茶与禅推向了更高的文化层次，创造出茶禅生活，形成了“茶禅一味”的中国茶文化特色。

注1：史籍和碑文都明确地记述了名山县在西汉时期即已开始种茶。李家光《蒙山名茶的形成与历史演变》一文，否定此说，认为西汉僧人种茶此说不对，不符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并提出蒙山茶是本地茶之说。

注2：原文为“觉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见（宋）陈景沂编辑，祝穆订正，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6页。

[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第九册)[M].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 (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唐)杜胐.传法宝记[M].敦煌写本P．2364、P．3858、P．3559+P．3664.

[4] (明)萧洵.顾诸采茶记[A].李广德、蔡一平、邵饪.湖州茶文[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5] 赵方任.唐宋茶诗辑注[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6]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薛维源点校.苏州:凤凰出版社,2010.

[8] (清)潘相.礼记厘编[M].清乾隆汲古阁刻本.

[9] (梁)萧子显.南齐书(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0] 郑培凯,朱自振.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