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自主权、期望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
——治理效应的长周期观察
2018-03-26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4期
(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44)
一、引言
我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伴随着企业高管自主权的形成与扩大。自20 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以来,整个国企改革历程实质上也是高管权力不断形成和提升的过程。在公司治理相对孱弱的环境中,由于监督约束机制尚未成熟,改制后的国企高管作为“内部人”在实质上获取了对公司的重要控制权。对于家族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家族三者密切重叠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管理文化中也呈现浓厚的家长制组织气氛[1]。高管自主权在以家族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经营过程中得以迅速膨胀。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认为,高管自主权反映出高管作出战略决策和战略选择的空间与范围,能够对企业的发展规划、组织结构、技术创新等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兴衰[2]。那么,一个关键问题是:高管自主权发挥了怎样的治理效应?
目前,高管自主权已经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其研究领域也从最初的薪酬激励延伸至公司投融资等各项微观决策。然而,学者对高管自主权的治理效应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持有正面观点的学者认为,赋予管理层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既可以发挥决策权力的隐性激励作用[3,4],也可以减少利益集团间博弈所导致的妥协与折衷[5,6],
有助于企业快速响应环境变化。持有负面观点的学者认为高管自主权加剧了经营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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