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国际市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巨额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然而，相伴而来的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扩张，截至201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元(国家审计署，2011)，仅两年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就翻番，快速突破20万亿元(国家审计署，2013)。面对债务规模快速膨胀造成的经济风险，中央出台各项举措，有效抑制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行为。

尽管地方债务已逐步由快速膨胀走向理性增长，但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讨论和反思仍然被学术界、决策层乃至全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真实关系。地方政府债务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这个疑问看似容易验证，但实证过程中却遇到了被大多数国内学者忽略的问题——内生性。地方政府债务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地方政府是否会更多的举债以拉动经济？直觉上，相反的逻辑是存在的。对于这种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用哪些变量作为债务的工具变量?对此，少数留意到内生性问题

的国内学者使用债务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但是使用滞后解释变量在面对互为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问题时，依然很可能因为债务变量的较强延续性而不能有效剔除内生性(Roberts和Whited, 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