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建筑学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创新的设计引领和推动区域城乡空间发展。其中一些人也从建筑设计转向规划管理，从创造城乡空间转向管制城乡空间形态。本次访谈选择4位见证并参与了广州城乡发展与规划体制改革的杰出校友，他们丰富的阅历和突出的贡献展示出华南建筑教育的特征，建筑学人的品质，以及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

4次访谈于4月中旬分别在广州中公大厦、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大楼完成。

潘安访谈录

周剑云：您是华工培养的博士，1994 年毕业后入职广州市规划局，历任规划处长、局长和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先后挂职河源和云浮两市副市长。在职期间，您推动并见证了广州市跨越式大发展，组织和领导了河源、广州的“三规合一”创新实践，获得突出的工作实效及理论实践，请谈一谈您的工作经验和体会。

潘安：华南理工大学是我读博士的地方。经历了本科和硕士教育及工作实践之后，对华工建筑教育的特点能够看的更清楚一些：华工是一所重视本科教育和社会实践的学校。接地气和务实是这所学校校风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华工的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就可以多次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奖。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华工培养毕业生就显现出其固有的特点：适应快、学得快、上手快、成长快。郭昊羽和林隽是这些毕业生的杰出代表。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应对生产岗位和管理岗位角色转换，并在不同的岗位都能取得傲人的成绩。

谈到城市的环境与品质问题，我认为开敞空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开敞空间会占据80%城市用地。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可以这样算一算：城市的道路、广场和绿地面积会占城市总用地的40%左右。剩下的60%城市用地中，只有30%土地可以盖房子（按照建筑密度管理原则）。这样计算下来，城市中的建筑占地不到20%。因此，开敞空间是城市环境与品质塑造的主战场，也是城市规划管理者应该关注的重点。

当然，决定城市环境与品质成败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指导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遗憾的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走在了城市总体规划的前面。比如，广州1984版总体规划预测广州到2000 年人口不超过300 万。而事实上，1990 左右就突破了300万人口。因此这版规划很快就失去了作用。不能不说，广州1990年代的“十年之乱”与广州缺失城市总体规划指导是相关联的。

规划的缺失导致城市建设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比如天河体育中心和市民的休闲娱乐功能被安插在绿化隔离带里。珠江新城也被安排在绿化隔离带里。当时的天河体育中心建设与珠江新城建设是没有关系的。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才被联系起来，形成今天的城市新中轴线。因此，至今我们仍能看到这个城市新中轴线的缺憾。比如，黄埔大道两栋高楼很尴尬地阻隔了新中轴线的视线通廊，黄埔大道下穿隧道切割新中轴线的空间整体感。

总体规划的缺失迫使广州不得不开展“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形象工程，以弥补城市环境与品质建设的缺失。2000 年《广州战略规划》的出现，取代城市总体规划作用，明确了广州发展的方向，保证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同时，它还发掘了城市新的增长点，比如会展中心、大学城，广州新城，南沙等。战略规划提出的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八字方针的关键在南拓、东进。南拓很明确地指向南沙，东进指向东莞，再向前就是深圳，回应的还是大湾区的南沙。南沙是广州2000年战略规划非常明确提出的战略高地。18年过去了，可惜广州没有花大力气去做，否则今日南沙发挥的作用会更加强大。

总之，对城市影响最大的是城市总体规划，或者是战略规划这种大规划。当然，如果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执行得不坚定，也会有遗憾的。

周剑云：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规划是全国第一个战略规划，也是广州规划转型的旗帜。无论在规划编制体系还是实施机制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全国200 多个城市纷纷效仿，并从此开启了战略规划的时代。之后，广州的三规合一在全国也具有示范作用。

潘安：战略规划之后，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规划打架。于是，广州规划部门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三规合一的研究方向。由于受到部门权限的限制，我们只能尝试一些方法的探讨。在国家层面，最早提出三规合一概念的是发改委在1993 年以广西钦州作试点的时候。后来重庆等城市又进行了尝试。2008 年始，我先后挂职河源、云浮两市的副市长。在争取城市主要领导支持后，以广州探索三规合一的成果为基础，参照兄弟城市的经验，以促成规划实施为目的，推动三规合一进入实操阶段。2012年，我回到广州市政府工作，将河源和云浮的经验反哺广州。真正在全国叫响的是广州的三规合一工作。

国土规划和城市规划由于出发点不同，存在矛盾不可避免。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方法是由下至上（层层上报），国土规划的基本工作方法是由上至下（逐级下达指标）。两个部门都在不断地努力完善自身的规划体系。然而各自发力的结果却使矛盾升级。广州的规合一的工作原则是在不丢失土地国策的基础上协调多部门的规划，以此打破众多规划不和的僵局。

总的来说，三规合一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段是提出概念，第二段是解决技术问题，第三阶段是解决行政体制问题。随着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成立，三规合一的时代也将结束，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规划——空间规划——的年代。

邱衍庆访谈录

周剑云： 2008年汶川地震，您作为广东省救灾援建前线的项目建设主要负责人，从城镇规划、建设项目选址、建筑设计、建设施工管理、质量监督和竣工使用等全过程管理来协调和领导全省的救灾援建项目，取得突出成效、获得国家的表彰。您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和专业素养支撑了事业发展，请谈一谈汶川援建工作的体会。

邱衍庆：512汶川大地震后，广东对口援建汶川。当时我小孩才6个月大，但也还是积极报名参与援建队伍，因为我认为在母校浸泡了近8年时间所学习的规划和建筑的专业知识能够在灾区重建上发挥作用。后来我成为广东1000多个报名者里被选上的那58个志愿者之一。8月6日，我和省直单位的15人（有发改委、交通厅、卫生厅、经信委的同志）以及广东13个地级以上市的工作小组人员一起从成都绕道几百公里到达灾区。到达当天我们就去了受灾现场，那山河破碎、漫山遍野的残垣断壁真让我震撼。当天晚上，我们商量援建方案，并明确了编制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13个乡镇和全县的规划到12月就编完了，并于2009年4月全部得到批复。

与规划的编制和审批同时进行的，还有项目建设计划。灾后重建的项目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广播站）、交通设施、居住用房、市政基础设施（如污水、垃圾）、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尽可能突出地方的文化和民族的特色风貌；避免留下广东援建的痕迹。这才有了锅庄广场、民族特色街、刻有地方图腾的桥梁。汶川居民以前大多依靠水电站营生，地震后农田废弃、河谷间的水电厂也被冲毁，他们失去了经济来源。所以我们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产业规划：比如发展樱桃和苹果等地方优势产业；规划以花卉、石斛、水果、冷库为支撑的产业项目，以及在金堂县淮口镇打造4.5km2的“飞地”粤汶产业园；建设文化街，配备居民自主经营的商铺（因其是去九寨的必经之地、也因地震出名，汶川已成为旅游目的地）。

这些工程项目的建设标准非常高。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做到村村通公路、配备现代化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地污水处理厂的设备、自来水厂取水点的选址、市政道路、沿河堤的绿带（运用了广东绿道的理念）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化新城的标准来做的，甚至高过当时广东很多地方城市的建设标准。获鲁班奖的汶川一中建筑面积6.8万m2，有室内游泳池、篮球场等12栋建筑。汶川一小也有室内篮球场、塑胶跑道，这是星河湾地产高标准捐建的。汶川医院运用了视频就医，并能与成都联网。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都是10级抗震，9度设防。2010年8月，映秀镇又发生了一次泥石流。这次泥石流变相检验了我们的工程质量：泥浆只冲进房屋，并未损伤房屋。

本人作为援建工作组项目部部长，负责广东援建82亿元702个项目的计划-规划-施工-验收-移交的总体统筹，主要工作包括组织编制、评审，现场指导项目建设。这涉及到规划、项目立项、报批以及建筑设计的全周期服务。中央提出“3年任务，2年基本完成”；而我们有些安居工程、公共服务项目只要一年全面建成。这是上万人轮番作战、5+2、白+黑超负荷工作的结果。

援建期间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没有地形图，规划要从勘测开始；我们需要摸清楚地震断裂带以组织审查规划；项目上经常断水断电，施工单位需要自行花费100 多万元配备发电机；漩口小学只能在山坡地上建，地基要打到岩口里，所以造价要高一倍；在汶川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中犹豫，最后考虑到地形、文化等综合因素选择前者等。这些工作实践中的困难恰让我读书时期学的东西（城乡规划、建筑设计、施工管理、历史文化保护等）都悉数派上用场了。

周剑云：2016年您转岗到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院长，并兼任省城乡规划协会理事长。从组织编制省域空间规划和审批市镇总体规划回到规划编制实践的一线，请谈一谈省域规划的实践经验和改革建议。

邱衍庆：我在厅里20年，院里两年。我大概也能算是广东规划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去汶川之前，我就在省厅工作并参与了一些规划的编制组织工作，包括《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及其管理条例、《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广东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及规划委员会制度的提出等。这其中有全国第一个城镇群区域协调发展规划，也有规委会制度的创新。我2010年底回规划处后，又负责、参与了《广东省绿道网建设规划》《广东省避难场所规划》《粤港澳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珠三角宜居湾区重点行动计划》《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及其相关工作统筹。这些应该都是具有全国探索性的尝试并奠定了广东城乡规划在全国的领先地位。2012 年，我牵头组织开展了全省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系列规划指引编制工作，并推动全国第一个部、省“共建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示范省”合作协议的签署，还组织开展了大量落实工作。2013年我们与您（周剑云教授）合作了《城乡规划条例》，对规划立法的探讨为广东的城乡规划管理提供了依据。2014 年起，我着手组织全省规划建设体制改革试点省工作（包括城乡规划、新型城镇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制度、绿色建筑、行政审批制度共 6 项重点领域改革），也是通过部、省签署《城乡规划建设体制改革试点省合作框架协议》的形式试点推动。到省城乡规划院以后，院里重点开展了《珠三角全域空间规划》《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广东省足球场地布局总体规划》《南粤古驿道系列规划》多规合一、空间规划等重大规划编制和研究工作。总的来说，在厅里和院里的工作既有纲要性的、宏观的规划，也有很多具体实施性的任务。

周剑云：您是 1991级建筑系规划班的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广东省建设厅工作，历任规划处副处长、处长、厅办公室主任，主持和参与省域和珠三角空间规划及相关规划政策的制定。能否结合您多年的实践经验，给规划教育一些建议？

邱衍庆：华工的规划本科教育前3年注重设计思维的培养和对中、微观尺度空间的认知。后2年关注规划专业知识的讲授与规划思维的培养。这种“3+2”模式下的教育非常扎实，不能丢。建筑教育背景对我之后的城市建设工作很有用处，比如判断项目的可行性、对想法落地的关注。但在处理城市问题时，设计思维毕竟有一定的局限，因而把设计思维和规划思维结合在一起尤为重要。

其次我想强调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在省规划院接触到很多区域层面的规划，这类规划尤其需要统筹协调。这类规划的甲方多为有专业背景的领导，他们关注如何解决不平衡发展、新区老区的协调等问题。而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往往缺少区域层面合作的概念。他们在校期间学习的规划原理知识，远不能适应当下社会和甲方的需求。因此，在校期间强调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的结合、开阔视野，才能让学生到了工作单位上手快。华工现在实行的硕士双导师制就非常适应市场。

另外，老师们在学校还是要进行职业规划教育。近年，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选择房地产公司，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先去一些相对综合的单位锻炼自己。毕竟在房地产公司接触的专业面还是有限的，要避免自己在专业视野方面成为井底之蛙。我们规划设计院其实很需要华工培养的人才。我也相信他们能在像我们这样综合的规划设计单位得到更全面的锻炼。经过设计院的锻炼，再去房地产，同学们的发展路径就会完全不同。

郭昊羽访谈录

周剑云：您是华工建筑学专业的，毕业后也先是在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但从您的工作经历看，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负责城市总体规划、战略规划等宏观层面的规划。实际上，建筑学训练和宏观规划，无论是专业理论、方法手段和知识体系等都有很多不同，请问您怎样看自己从建筑师到规划管理者的转型，以及能否以您的经历，对今后希望从事规划管理的建筑学子们提一点建议和看法。

郭昊羽：非常感谢母校的培养，我大学时期读的是建筑学，硕士的研究课题是旧城更新，博士则专注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经营领域的思考。参加工作以后，我进入了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在这个规划与建筑并重的老牌甲级院，我从普通工程师做到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接受了完整的专业训练。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是上述这些经历，共同形成了我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

在从事规划管理工作后，我面对的大多是宏观规划层面的命题，好像和之前的建筑学训练有所不同。但从自身感受来看，每个人的大学教育专业背景不应是条条框框，而更多转化为一种专业修养、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一是人文和艺术素养的养成。建筑学重视人文修养和艺术思维训练，以情感传达与审美体验为基本素养，这些方面的建筑训练有利于我在工作中提升自身的感知感受与表达交流能力，而对人的关注和对美的追求恰恰也是城市规划学的内核之一；二是系统思维和理性决策。大学建筑学教育具有严谨的工程实践性，有助于学生形成专业配合意识，养成分工协作、质量控制、成本效益评价等全面系统的工作方法和思维习惯。尤其是工程建造中具体问题的面对与解决经历，对于建立技术理性的价值观和决策力帮助很大。建筑从理念到图形再到建构，是城市微观要素实现的全过程体验，有助于自身更全面地理解城市尺度与宏观规划；三是形式与空间感知力方面。城市规划决策最终需要落实为市民直接感受到的建筑形式、城市界面、空间形态等有形要素。大学的建筑学训练对于提升我们在未来城市状态的规划预测能力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使我们在城市形态、城市景观方面有更准确的预设，提升决策力。

我们强调建筑学思维是我们从事规划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也应正视其城市规划作为独立学科的专业特点和要求——在以平方公里为单位的空间维度、以5年/10年为跨度的时间维度，以及对社会介入的深度与复杂度，城市规划都做出了极大的跨越与拓展。在这个新领域里，要培养大尺度的时空感知能力，应对海量信息的交织层叠与多因子的复杂决策问题。因此，直觉思维往往要让位于理论推演、情景假设和模型工具。城市关系中多元复杂的价值主体的诉求，促使我们关注民主、道德与法制。多学科、跨部门的同时介入，也需要我们有更新更全面的知识结构。上述这些都是从事规划工作所必须的，需要我们在工作中，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加以补充和加强。

工作的机遇使我得以从建筑师转向规划管理，可以获得不同于建筑师的另一种满足。一是见证发展；参加工作20多年，我具体参与了广州近3轮的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上报审批（分别是2010年版，2020年版和正在开展的2035年版）。这是广州城市快速发展的20年，也是规划发展变革的大时代，战略规划、控规和规委会都在发展中应运而生，能够参与和见证，我与有荣焉。二是参与决策；自身能够更直接的参与发展决策，能够参与很多城市重大项目的决策过程，当看到自己与同事们的工作转变为更美丽、更完善、更顺畅的城市，确实会有很大的融入感。三是完善自我；规划管理是更高更广阔的平台，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座城市，又能够更清晰的审视并提升自身。当我们了解城市是怎样运行的，水、电、气是怎样走的，铁路、公路、机场是怎样运转的，市民是怎样想的，总会不由地对这座城市有更多的关心和理解，这种自身在城市体验方面的前后变化，真是很有意思。在这里分享几个感受，更多的是希望建筑学子们更主动地培养自身的城市规划意识，尝试从规划的视角去了解城市，从而加深对建筑设计的理解。

从建筑到规划的转型，是从具象向抽象思维、从精确到模糊判断、从强调个性到强调包容的转变。在城市规划工作之中，个人对城市的贡献总是有限的，一个城市的每一建筑从无到有，是大量不同领域专业人士共同配合、协调与碰撞的结果。作为城市规划从业者，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保持谦逊、客观与冷静。

林隽访谈录

周剑云：您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业都是在华工完成的，应该是学校标准的优秀毕业生。在学校经历建筑学向城市规划转变，工作后经历规划设计向规划管理的转变，请谈一谈学校教育与工作实践的关系，尤其是近期领导和组织的广州市总体城市设计，以及地区规划师制度对城乡品质提升的作用及影响。林隽：我首先要感谢母校不断给予我的支持。我毕业后这20年来所做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完全归功于在母校的学习经历和母校的特色教育。华工的建筑教育氛围很开放，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因此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校学习的过程并未被封锁在校园里，他们有很多与社会、市场接触的机会。近年，学校也有很多与世界各地、国内各校以及同行的交流机会。这应是母校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人情味。我本科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阶段，指导老师一直强调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做设计。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情味。华工的教学还注重兼容成长。这种理念培养出的学生一般没有固化思维。所以华工毕业生动手能力很强，这种动手能力往往不单纯是老师教的，更多是学生自己摸索到的。有时候华工的毕业生被贴上“没有特色”的标签，但是我觉得这种貌似没有特色的设计师最能融入社会，为业主和使用者服务。所以这种兼容性让华工建筑系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在设计、建设、开发还是管理上都有所发展。

我自己从建筑学学习到规划从业的经历，就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当时在学校，老师教我做建筑不但要考虑建筑本身，更要考虑场地周边的影响。所以我在工作实践中，会更关注总图以及建筑如何呼应周边的环境。这就是我在规划和建筑之间游走的起源。到规划院前5年，我做规划比较多，主要是从建筑的角度思考规划。后来我开始思考规划与建筑的关系，甚至从规划的角度来反思建筑。这个时候也开始受城市设计思潮的影响，信合广场、东站水景工程、奥林匹克中心规划等，都算是我这期间的作品。以上是作为设计师这个阶段的一些思考。

后来转到规划管理部门，作为管理者，我也还是延续从城市使用者的角度思考需求，更多地关注公共空间、二层连廊和骑楼的控制。这就突破了就容积率谈容积率的阶段。这个价值观和判断也都是我在学校期间逐渐形成的。回顾一下像琶洲互联网集聚区紧凑布局，都是由这个逻辑慢慢推理出来的；也是为使用者留出更多的绿地和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站起来的阶段，规划关注有和无的问题。富起来的阶段，规划关注发展快不快。强起来的阶段，规划关注发展好不好。城市设计的运用契合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广州总体城市设计不仅描绘城市的美好蓝图，还是凝聚共识、让大家共同参与提升城市品质的过程。这更多地着眼于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我们主要从人民群众去得最多的地方入手，比如绿道、江边的品质化提升。最近，广州的公共空间越来越美，越来越宜人，受到市民的欢迎，这里体现了城市设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