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衡

一、引言

在国家的教育话语体系中，中学语文教材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到在中学——这个教育的關口时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等基本问题，还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本清源及其坚守与创化。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如何遴选中学语文教学篇目就成了重中之重。这无论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统”教材，还是当下秉承思想解放理念而出现的如苏教版、人教版、高教版、语文版等多样化的教材，都在语文篇目的遴选方面持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并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一些共识，即坚守价值底线，绝不触碰政治红线，志矢不渝地开拓着知识的生命线，等等；总之，中学语文教材必须传递正能量。因此，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陶冶性情、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促使他们积极向上的文学经典、名篇佳作往往成了优先的考虑对象，如《论语》《诗经》“李杜之诗”“八大家之文”等莫不入选。然而，即使这种遴选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也遭遇了诸多挑战，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复杂的，尤其在经历过漫长的阅读变迁之后，在不同时代、民族与阶层的读者眼中，往往会歧义丛生。该如何减除它们的“阴影”而呈现出其阳光、生气与美好呢？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文学而言，这种考验往往显得更为尖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由于其作品的复杂性，总是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学语文教材遴选之“难题”。不过，编写者仍然排除万难，从作品的“多面”中裁剪出了最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方面并予以适度的加工，从而“离析”出当代社会最需要的若干知识，并将之打造成相应的符号与标签。那么，对于充满争议的当代文学、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莫言小说而言，当它们与中学语文教材相遇，其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

二、尴尬：莫言小说为什么总是错过中学语文教材

自新时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经历了多次修改，并出现了由一统向着多样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当代文学的某些优秀作品也通过严格的遴选而被中学语文教材接纳，甚至某些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被中学语文教材同步选录，如贾平凹、王安忆、张炜、铁凝、迟子建，等等。而相对于他们而言，莫言却显得有些尴尬。无论是从文学成就还是从作品本身的影响而言，莫言与他们都是属于一线的。而且《红高粱》还由于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而走出了国门。以《红高粱》为代表，莫言的文学创作不仅体量庞大，还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然而，比较蹊跷的是，当其他作家在文学浪潮中风生水起的时候，莫言却静静地蛰守一隅。如果以中学语文教材为参照、以新世纪为界限的话，莫言可谓是始终站在门外，而未被它们所青睐。莫言也曾叹息过他在文学界的落寞与孤独。这是为什么呢？

1.作品的争议性及其负面解读

实事求是地说，莫言的文学创作还是很勤奋的，但也始终坚守着其独特的个性。虽然他主要以高密东北乡作为创作基地，然而，他所创作的内容，却始终以当代中国作为主题，尤其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狂放不羁的语言表达，以及对构成现代中国历史的暴力、丑恶、人性之阴暗等“潜文化因子”的凸显、张扬和无所顾忌地缩略，其中虽然混合着他对真善美的表达，但也充满了极大的争议性并显得难以把握。

同时，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他的作品也得到了丰富的解读，尤其是基于市场经济所释放的各种“恶魔性”因素导致莫言的作品成了“反潮流”的时尚与样本，从而被边缘化，如《檀香刑》因“暴力叙事”错过了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酒国》等在获得赞誉之时，往往也遭遇着尖锐的批判，如讽喻时政等。因此，在敏感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莫言不得不承受着“被否定”的代价，即使是被誉为新历史主义小说范本的《红高粱》也概莫能外。批评者总会无限地放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悖论”的因素，从而使之蒙上某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作”的暧昧。正是在此等境遇中，《红高粱》尽管获得过无数赞誉，但它旗帜鲜明地体现出来的匪气、战争、暴力，以及对民间的“血腥”之赤裸裸地展示等核心知识，都使它面临着诸多考验。

在面对着“简单性”“纯粹化”之诉求的中学语文教材时，莫言小说由此而显示出了丰富的、不合时宜的、也有悖于意识形态的“逆反”来。因此，被肩负着神圣使命而又不乏“道德洁癖”的中学语文教材拒之门外也就可以理解了。《红高粱》如此，其他具有更大的争议性的文学作品尤其如是。

2.中学语文教材的保守性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思想解放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教材的编写，尤其是对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了相对的宽松、自由的气氛，如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予以相应关注，同时对题材、体裁和国别等方面的限制也相对减少，尤其是对入选的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主导的遴选标准，而更着重于对真善美之诉求。所以，随着整个社会不断地走向开放、多元和自由，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汲取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时也表现得生动、活泼、开放，力图符合中学生人格、人性与人本之要求。

无可否认，在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方面，中学语文教材还是表现得相当慎重，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保守的。由于篇幅所限，对当代文学作品之遴选就不得不“略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对中学生而言，许多经典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他们也未必消化得了。

这种保守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担心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复杂与超前性可能带来巨大的争议，让中学生无所适从。二是某些当代文学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意义可能被过度地放大，或者不适宜于当前整体的社会氛围，甚至与之相矛盾、相碰撞、相冲突，这样就可能让中学生在理解方面产生歧义，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三是某些作家本身的争议性使教材的编写者在遴选其优秀的文学作品时，不得不考虑作者本人的社会影响，从而忍痛割爱。

实事求是地说，莫言小说尤其是《红高粱》，无论是在口碑、声誉还是在社会效应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由于某些当事人的“出格”行为、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所引发的先锋批评之声，以及作品本身的美学风尚与中国的主流美学追求“看似”相悖，从而导致《红高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敏感区”而被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们唯恐避之不及，从而难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

3.教材的高考指针及其功利化倾向

在当前社会，高考的指挥棒成了中学生学习的一切指针。同时，中学语文教材也不得不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而闪转腾挪。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拓展多少空间，以及表达什么样的自由，它始终离不开高考的指挥棒而自由表达。不管是新课程改革还是素质教育，最终也都是以高考来核准其功效、成败的。这种“无形”的高考指挥棒渗透在中学的各阶段与各方面，既包括中学生的学习也包括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因之，对于中学语文教材的组织编写固然有许多宏大的目标，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与借鉴西方优秀的现代文明，以及让当代文学作品还要有利于国家的文化安全与增强文化软实力，等等。但在具体的篇目选择方面，首要满足考试大纲的需求。可以说，考试大纲就决定了中学教材篇目选择的方向。

很显然，随着高考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分类化，考试大纲不可能覆盖住所有的知识点。尤其对于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选择而言，以其之有限来拓展知识之无限，对中学生来说，还是相当有难度的。为此，对中学语文教材之篇目的选择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减法”，即不断地将与高考无关的，或與高考关联性不大的，以及与高考联系并非特别紧要的内容从中学教材篇目之选择库中“减去”，从而留下作为高考的核心知识的篇目。它们是经过了多重考验并排除了若干选项才得来的，如被主流意识形态极为推崇的作品，非常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作品，或者是能够拓展、丰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等等。它们成为建构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与营养，从而可以得到有保证的收录。

以此标准来观《红高粱》及莫言小说，它们显然是充满争议的，尤其是西方对电影《红高粱》的评奖及其所推崇的对中国的“负面”展示因素，与高考的指针方向及其所表达的功利目的是极为不相符的，甚至会动摇其根基。因此，它们要走进中学语文教材的入选行列，显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4.主流意识形态视域下中学生被规循的接受能力及其与莫言作品的错过

作为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中学阶段的教育是非常关键的。语文教育尤其在中学生的人格、心理、成长等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高考教育背景下，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不平衡，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规循的需要，当代的中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模式化。因此，无论是社会、父母、家庭，还是中学生本人，都有着通过残酷的训练来夺取那些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诉求。

高考的标准答案及其模式化训练浸透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中学生的接受能力、接受水平、接受方式等方面都起着强大的铸造作用。因此，对于那些与此相悖的行为、做法，在教材的编写方面就会遭到潜在的抵制。尤其是那些“空间”过多、再度创作的概率更大的作品往往会与这种“规循”形成对抗，从而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与这种整体的板块思维相比较，莫言的文学作品恰恰充满了极大的活力、跳跃性和开放性，这使他在赢得广泛赞誉之时也伴随着诸多“噪声”。

显然，在既定的框架之内，中学语文教材是无法完全地主导莫言小说的解读，同时在开放式的思维中也无法引导莫言作品的“正确”解读。这样就使莫言小说在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时显得无比尴尬，对于《红高粱》而言犹是如此。尽管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然而，其叙述却霸道地拓展了这一宗旨，尤其是其所表达的“意义”仿佛如一个圆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切入，都可以得到某些合理的“说法”。《红高粱》留给读者的空间是十分巨大的。正读反解、主从意义、中心主题的分化与边缘意义的聚焦，等等，都使《红高粱》在表层的规定“说法”下仍歧义丛生。这样，它就会启发读者对既定的权威模式进行解构、挑战和破坏。因此，对于中学语文教材而言，它是极不合适的。显然，直接的拒绝之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于是，有意识地错过便成了中学语文教材对莫言小说（尤其是《红高粱》）的处理方式。

不论是中学语文教材的多次改版还是其面对市场化所带来的多元化，都是遵循着某种确定的主线而前行。这根主线就是不断丰富、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中学语文教材在担当这种责任之时，也在不断地排除万难而走向纯粹化。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莫言小说而言，它们虽然相向而行，但却总是差了某些节拍而游荡其外；它们始终占据着“焦点”的位置但却难以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真正“核心”；它们被赋予了各种权利又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显然，需要等待有利的时机，使中学语文教材与莫言小说实现真正的融合与对接。

三、焦虑：莫言小说为什么需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

无论是对于莫言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具有标志性。这不仅疏解了百年以来中国人的“诺贝尔焦虑症”，还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向世界文学之林并赢得了核心关注。这不但给予了中国人极大的信心——诺贝尔文学奖原来离中国人并不遥远，而且为那些被意识形态“妄想症”所禁锢的人们打开了心锁，即“非异议”作家也能够获奖。尤其是莫言还身兼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体制身份，更如给了中国当代文学打了一剂兴奋剂；各种赞誉纷至沓来，莫言也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代言人。

这些21世纪初以来对莫言小说之重视，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殊荣”，不容置疑地改变着莫言小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命运”，如市场不断推出莫言作品的选集、文集，许多学术杂志相继开展“莫言研究”专栏，尤其是对部分代表性作品之“正面”解读更得到了大力弘扬。上教版、人教版、语文版与苏教版等语文教材都分别从不同方面对莫言小说进行了重大“关切”，当然，更主要的缘由还在于以下四点。

1.课改的空间不断扩大

在当前，随着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中国对传统文化之弘扬也愈来愈自觉。与之相应，课改也越来越强化语文的分量，由原来的100分上升到150分，再提升到200分。这不仅仅是分数的增加、内容的拓展，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弘扬。高考的这种转型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虽有争议但在主流意识上仍体现了正面价值的作品无疑成了上上之选。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莫言小说的民族意识重新得到了确认与张扬。

课改不再局限于中学语文教材，它更大的成就在于既灵活地处理考纲又不断地深化和扩大考试的知识范围。作为母语教育，语文还具备着更自由的选择，如中学语文教材就开发出了系列的课外读物，以便广泛拓展中学生的知识，增加他们的积累。这样也便于那些在教材上无法容纳的“超长”作品以课外阅读、文体分卷的形式被纳进中学生的阅读视野。因此，莫言小说如《红高粱》成为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热门之选也就毫不奇怪了。

另外，课改由过去的单向思维向圆形思维促进，由过去的确定性向不确定性变迁，由过去的封闭型向现在的发散型转换。莫言小说的丰富与复杂，不但呼应着当代中学生的智力发展，促进着他们的人格完善，挖掘着他们在适应环境、应对挑战方面的各项潜力，并促使他们向成为掌握全面知识和提升综合素质的新型人才迈进；中学语文教材确实“需要”它们，且势在必行。

2.经典化之推进

学术界将经典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经典，一种是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在共时性社会，无论在内容、艺术还是在社会的影响力，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都达到了文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峰值之文学作品。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历时性社会，经得住时代、历史、专家、社会与文化的多重考验，在残酷的淘汰中逐渐以非凡的品质最终胜出者；它们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与不断创新的价值。相对于文学史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是基础；而相对于文学经典而言，文学史经典则是归宿。

基于这种背景，当代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典再造运动，主要是通过文学评奖、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之拔擢，以及通过影视、游戏、网络等多种方式，无限地发掘其原有的爆发力和社会效应，不断地创造“文学经典”。在这个过程中，莫言小说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强大“解读”，并站到了价值、艺术与文学的制高点上；其代表性作品如《红高粱》也重新唤起了当代人对精神本体、艺术本体与语言本体的追求创造与实现；莫言小说的典范化，还推动、培育和提升了读者水平，尤其有益于中学生之成长，从而为经典诞生创造了更为优质的土壤。正是意识到了莫言小说在新形势下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其所表达的特殊“意味”，编者们坚定地选择某些代表性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使莫言小说不断地走向“重生”。

3.对作品进行“规范化”解读之可能性

在当代社会，思想解放、与世界接轨，以及充分地尊重多元的社会氛围，使我们对任何文学作品之解读都走向了更加开放、自由与宽松的境地，但这并不是任意的；虽然“解读有自由”，但是“观点有纪律”。文学作品被社会、读者与传统认可的“既定性”，使解读也有了“规范”的可能性。

（1）文化传统是解读的基础。任何作家的诞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对作品之解读肯定也会立足于这种场域，从而显示出解读的底线、边界与有限性。

（2）国家意识形态是解读的主导。无论何时何地，对作品的解读肯定会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从思维到形式，从语言到表达，从观念到方法，等等，都会不可避免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磁场效应。

（3）个体共识是解读的主要存在形式。个体解读是发散的，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选择，但同时会对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认同感。如《红高粱》自发表以来的接受史，就是这种规范化阅读不断显形的过程，即学术界对生命强力、民族意识、民间抗战等的各种“观点”逐渐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正面的解读逐渐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成为对《红高粱》进行“正解”的骨架，而这种意义空间是关切到中华民族的未来的。

这种规范化的“阅读”使《红高粱》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不但成了很好的示范，而且还可以给中学生展示艺术本身的原色魅力。

4.社会氛围的开放与主流解读的变迁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更为深入，融入世界的步伐更为加快，社会氛围变得更为宽松。在多种观点的碰撞下，对文学作品的主流解读往往也会不断地发生修正，以适应不断变迁的局势、社会、思潮与读者心理。这种解读立足于文学本身，坚守不触及伦理的底线、政治的红线与法律的高压线，并力求得到更强大的权力支持、舆论支持与道义支持。

在岁月的“提炼”中，莫言小说，尤其是《红高粱》等作品以其不断创新的艺术活力赢得了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与不同社会思潮的认可。尤其是民族主体意识的张扬，也为莫言小说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找到了最富特色的标签。相对于中学生的教育而言，通过莫言小说所张扬的民族主体意识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发他们的使命意识，激发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献身的壮志，等等，无疑都具有诸多契合的部分。

四、结语

以新世纪，尤其是2012年为时间节点，莫言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是可以理解的。中学语文课本需要莫言及其作品，以便在全球化的挑战中，为培育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而起着强“根”固“本”的作用。尽管莫言作品是复杂的、充满争议的，但让其走向开放的中学语文教材会有充足的智慧、策略与方法处置之，并由此真正地实现自身健康、可持续与生机勃勃之发展，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对此，我们坚信不疑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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