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喜之郎

摘要：中英关系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新中国成立期间，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英关系陷入僵局，此后英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充当急先锋；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英国见风使舵，与中国当局互相利用，乘乱牟利；二战期间，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有限帮助中国共同抗击法西斯同盟；新中国成立，英国“务实外交”，承认新政府。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近代百年间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明晰中英双方的关系变化，从中获得启迪。

关键词：近代；中英关系；主权；战争；贸易

一、引言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壁垒的国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中英关系举足轻重。

中英关系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700多年前，中英两国就有断断续续的交往。随着17世纪两国通商贸易关系的建立，中英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随着现代工业突飞猛进，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商品市场成为英国资本家极为强烈的要求，人口众多的中国首当其冲。英国发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华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段又一段痛苦不堪的岁月，带给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和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曾有限帮助中国共同抗击法西斯同盟。中英在香港问题上一直有巨大分歧和摩擦，但在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审时度势，在西方阵营中第一个承认中国新政府，中英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正体现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同样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两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及繁荣稳定具有特殊的国际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互相交流、共同发展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题。当前，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时刻，中美发生史无前例的贸易摩擦，英国跟随美国染指中国南海，中英关系会有小插曲。以史为鉴，我们探究1840—1949年间中英关系对于处理当前的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使中英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进入到了特殊的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锁国，国际贸易规模不大，矛盾也不突出。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中，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是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的，其原因是我国的茶叶等物品在英国有广阔的市场，而英国的工业产品在我国没有太大的市场（贫穷的劳苦大众买不起“洋货”），这种情况对于英国的资产阶级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不符合其对外扩张殖民的本质要求。为了扭转中英正常贸易中的不利局面，英国人打破两国通商的惯例，开始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牟取暴利。中国人沉迷于鸦片，迅速泛滥成灾，大量的白银流向英国，英国成功扭转了中英贸易的总体格局。而中国，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清政府加紧对人民进行盘剥和榨取，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反清情绪更为高涨，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在经过国内“严禁派”和“驰禁派”的短期争论之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开始轰轰烈烈的禁烟斗争。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事件成为英国发动战争的直接借口。此时的英国已打败法国，最终确立世界殖民霸权，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国，根本瞧不起因循守旧、积贫积弱的中国。

这次鸦片战争以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清政府失败而告终，英国战争讹诈达到目的。此后通过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几千里长的海岸线，英国开始在我国掠夺原料和商品倾销，我国主权和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其他列强纷纷仿效英国，乘机向清政府勒索，肆无忌惮地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

1847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市场滞销外国工业品的情况更令他们失望，立意要从清政府那里勒索更多的特权以彻底打开中国市场，修约等“小动作”不断。到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战胜俄国，可以腾出手来讹诈中国了，就找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中1860年10月的火烧圆明园最为恶劣。清政府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英完全屈服妥协，接连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是深刻影响中英关系的重要事件，对于中英两国甚至全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跳板，英国借此巩固了统治，实现了霸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因此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的中英关系

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么内乱则更有机可乘、任人宰割。中国闹革命，对中国操控已久、轻车熟路的英国自然不放过任何浑水摸鱼的机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英国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10月，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局面失控，以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即于1900年初侵华，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勒索巨额赔款，中国百姓忧虑重重，悲愤交加。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垮台。英国由于在华利益远远超过其他列强，对辛亥革命尤为关切，在背后积极实施干涉政策，争取在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在中国建立一种能维护其庞大在华利益的适当政体，特别是选择一个亲英的代理人来统治中国。后来看中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列强的扶持下篡夺了革命成果，英方给予外交和财政援助，对袁世凱政权产生很大帮助，而袁世凯则以海关税和4省地方税等权益作抵押。

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英国还需要领地。英国对西藏窥视已久，1902年8月，英军曾攻陷拉萨，犯下滔天罪行。辛亥革命后，英政府继续扶持西藏叛军，加紧侵略西藏。中国政府一再声明西藏主权不可侵犯，并派兵西征，平定叛乱。英国代表就威胁利诱袁世凯撤军，否则不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想屈服，但政府及谈判代表死守底线，坚决不在卖国文本上签字，没让西藏独立。

期间，包括西藏人民、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英国则力图借助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和协调来维持自己既得的侵华利益。在1919年臭名昭著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因与日本有秘密协定，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代表施压，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转交给日本，导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这阶段中英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

当时由于英国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削弱，而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英政府不敢贸然发动对华战争。1926年底，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势如破竹，英国看到新生的革命力量，宣布奉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新政策”，实际上仍不断伺机寻衅，制造事端，以促使中国当局在主权、经济上的让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篡夺了国民革命大权。国民党政府当时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英关系放在次位。英国政府认为蒋是亲西方的，有利于维护英在华利益，因此积极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集团投桃报李，屡屡向英方献媚，一味委曲求全，甚至抛弃了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推至“相当时期”，谈判几次后不了了之。在中国人民强烈的抗争下，英国放弃了汉口、厦门等部分租界，但南京政府接受了英方的苛刻条件，原租界内仍保留了许多特权。纵观南京政府对英“外交实绩”，整个交涉也没有取得比清政府更为有利的结果。

表面上看，这个时期中英两国没有大的冲突，英国甚至有局部“让步”，中英标榜开启了“外交新纪元”。实质上，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卖国媚外、屈膝投降的外交政策与英国侵华政策的相互勾结配合，是以牺牲中国主权、人民利益和中国革命为代价的妥协，是反共反人民的“新纪元”。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战后的中英關系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对全人类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受害国和殖民地都迫切要求联合抗击侵略，捍卫独立与自由。作为被迫卷入战争的中英两国放弃历史恩怨一致对敌是必然选择，此时中英关系实现了良性发展。但利益是交叉的，友谊不是绝对的。

二战开始，英国面临非常不利的局面，对德作战任务繁重。而日本在一战中大发横财、迅速崛起，就乘英国忙乱迅速扩大在华势力，取得了比英国更大的权益，并谋划独霸中国，英日矛盾渐趋尖锐。英国外交部和驻外使团进行了大量秘密的外交活动，争取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广泛的盟友。

英国为什么是秘密外交呢？因为一开始英国并不想与日本交恶，而是支持美国关于“利益均沾”的政策，继续瓜分中国，英对日就采取绥靖政策。表现在中国东北上，英国只是希望以“国际共管”取代日本独占，并没有支持中国恢复东北权益。英国甚至与日本签订协议，封闭滇缅公路，禁止武器、物资运往中国。中国受到日本的毁灭性侵略，急需外援，对英忍气吞声，而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基本上是限于道义上的。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咄咄逼人，先后占领了英占之香港、英殖民地马来亚、缅甸等地，并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殖民地印度，英国在远东的处境日益恶化，才不得不对日宣战。

随着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和局势变化，英国调整对华政策，对中国抗战给予支持。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军激战，并掩护英军撤退，后来又派重兵歼灭日军1200人，使英军全部解围。但英军为防守印度而保存实力，不与中国远征军并肩作战，中国远征军后来伤亡惨重。英国对中国的帮助行动是恢复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出力不多。而且，当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牵制日本而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英国始终不答应。在日本投降后，英国派太平洋舰队重新占领香港，并宣称“拥有主权”。

战后，美苏开展争霸，重点在欧洲。为了得到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不愿在香港问题上得罪英国。此时，蒋介石急于调兵去东北抢占地盘，发动全面内战，也不愿意与英国发生冲突，香港问题就这样搁置了。解放战争期间，英国与美国的立场截然不同，英国采取一种灵活的“有限中立”的政策。因为当时英国面对战后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和资源枯竭、百废待兴的困境，已无心也无力过多干涉中国局势。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为英国日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作了重要的铺垫。

事实证明英国有“先见之明”。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一举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眼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不可逆转，英国政府害怕解放军以武力收回香港，一边加强香港防务，一边从“务实外交”的立场出发积极同胜利者接触。

在新中国成立仅三个月时，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巨大的在华利益，经过仔细权衡，不顾“扶蒋反共”的美国的阻挠，率先承认了新中国，这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英正式建交之路还相当曲折，建交谈判旷日持久，一再搁浅。因为二战以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两极”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而中英两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阵营，都有各自国家利益层面的考量和博弈。

五、小结

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到完全瓦解的过程，是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期间的中英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香港问题是两国的隔阂之一，但是，双方最后顺应时代潮流，选择冰释前嫌，谨慎处理历史包袱。由此可见，尽管中英双方存在不同的经济理念、拥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世界观和文明观，但双方若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在一定社会条件作用下仍然能够进行合作，这在当今政治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面向未来，中英之间不断加强双方的理解和对话，不断拓展两国交流的领域和层次，形成长期稳定和友好的双边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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