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场方面看苏辛人生理念之异同

2018-03-22陈伟燕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3期

陈伟燕

摘要：苏轼和辛弃疾作为宋朝词坛上的领袖人物，同以豪放著称，对词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故文学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然此二人，虽然是文学上的集大成者，却是官场上的失败者。起起落落的仕途经历，坎坷飘零的生活境遇，使得他们空有满腔抱负学识，却不能见容于当世，其人生理念反映在词作上自然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苏轼和辛弃疾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有着诸多不同，他们又有着不同的品性境界和人生追求，当他们把自己的遭遇和思考融于词作中时，又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苏词充斥着名士之雅，洋溢着自由浪漫，意境清新高远；辛词充斥着英雄之气，透露着沉郁苍凉之感，意境雄浑辽阔。因此，本文就以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为例，从官场方面去分析苏辛人生理念的异同点。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苏辛词官场人生理念

一、苏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及相关词作略说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世称苏仙、苏东坡，今四川眉山人，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出身于清寒地主之家，自幼聪慧，二十岁时随父亲苏洵参加科举考试即以文采扬名天下。苏轼一生历经世事，前后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作为一名精通诗、词、文、书、画的艺术全才，这段坎坷而又丰富的人生经历使苏轼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①，在苏轼看来，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于当什么徐州太守、密州太守，更不在于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而在于被贬谪的三州。我们总说逆境成就完美性格，只有经历了被贬谪之悲之痛，经历了大喜大悲之事，而后反复体悟，其旷达性格才能日趋沉稳和深刻，这反映在苏轼的词上，就愈显清旷萧散。细看苏轼现存的362首词，其巅峰之作基本上都集中在他受挫的这段日子，他屡遭贬谪的坎坷经历反而将他的词推上了词坛之高峰，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辛弃疾（1140 —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为南宋爱国将领、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的称号。辛弃疾生于金人统治下的沦陷区，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深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使得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抗金救国、收复中原。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文人，他早年统领军队、奋勇抗金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词充满了英雄气息，风格慷慨激昂、雄浑壮阔。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三仕三已、大起大落，让他收复山河、统一中原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化为泡影。从他艰辛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可大致将其词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年少成名至罢官回归带湖。前期的他壮志满怀，急欲大展拳脚，所写之词多是传达建功立业之志。而后期的他受到频繁调动的影响，让他对统治者产生失望情绪，愤懑之情渐生，不少词作开始抒发这种心情。第二个时期是辛弃疾被罢官后闲居带湖、瓢泉的岁月，他在这十八年中所作的词，数量上远超前二十年，题材和风格也趋于多样化。第三个时期是辛弃疾东山再起又遭贬谪的暮年时期，这四年多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所作之词数量不多，只有二十多首，却是厚积薄发、浑然天成之作。这些词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的变化，与他政治处境的变迁、思绪情感的起伏是近乎一致的。

苏轼和辛弃疾，一个生活在积贫积弱的北宋，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南宋，二人皆仕途不顺，生活亦受仕途影响，命运曲折坎坷。纵观苏、辛一生词作，都是其自身经历和情感的写照，其词虽横放而出，不拘绳墨，却别有一番美感，这既得力于他们非凡的艺术功底，更取决于他们的品性和境界。所以，王国维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②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由其坎坷遭际磨砺而成，融于词中，尽显博大胸襟和旷达人生态度。

二、苏辛人生理念的相同点：雄心壮志，积极用世

苏轼和辛弃疾皆年少得志，抱着积极的心态入世，这相似的入仕经历，使他们在政治理想上颇有共通之处。

苏轼二十岁时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便考中进士，名动京城。四年后又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朝廷授予他大理評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是怀着宏图之志入京的，有着积极用世、成就一番事业的勃勃雄心，这在他的词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自由》的相关语句便得以体现：“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陆机、陆云两兄弟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于太康十年初入洛阳，以文采为世人所知时只有二十来岁，而苏轼和弟弟苏辙考中进士时，亦只有二十来岁，苏轼将自己和弟弟比作二陆，不仅合情合理，还充分肯定了自己和弟弟挥毫万字的才气。苏氏两兄弟欲成为尹伊那样的人，以辅佐帝王成为尧帝舜帝般的圣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如此艰难的事，在苏轼看来，却是胸有成竹、委实容易。初读此四句时，觉得他年少轻狂，但细细一想，也就不足为奇了，苏轼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得到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名满天下，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自然有一种远大抱负，欲将满腹才学，报效北宋王朝。

如果说苏轼积极入世是为了“致君尧舜”，那么辛弃疾则是为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是武将出身，一生以抗金御敌为其人生信念，他的很多词作皆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较为典型的一首就是《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4}此词从表面来看不难理解，但细细一品味，就会发现它隐含了七八层情意。不得不说，辛弃疾实在是高明，无言的动作往往比深情的话语更能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首先，“挑灯”这一动作，点名了事情发生在夜晚，词中的这位壮士，在夜深人静、无人诉情之时，只好独自起来喝酒，喝酒喝醉了，心情依旧无法平静，便只能“挑灯”来看看宝剑，思来想去，总算是睡过去了。而刚睡过去，片刻前所想的一切，又幻化成梦境。至于梦见了些什么，作者没有明说，只是快速地切换成新的场景：梦里听到号角吹响，连着一个又一个的军营。将士们战斗情绪昂扬，军容整齐雄壮。看完上阕，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词中的将军就是辛弃疾自己的化身，辛弃疾本就是军人出身，熟知军事生活，在他的词中，总是借用将领、英雄等意象，来表明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心迹。再来看下阕，场景更是宏大，战马纷纷似的卢，跑得飞快，弓箭纷纷似惊雷，震耳离弦，将军率领众骑兵，飞速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接下来的两句算得上千古名句，写这位将军欲替君王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以取得世代相传的美名，这根本就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他自二十一岁参加抗金起义，就以此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爱国之心、忠君之心，跃然于纸上。然心有力，却不敌朝中小人陷害排挤，长期不得君王重用，只能发出自己成了白发老人的悲叹。当理想的高峰，遇上冰冷的现实，一落千丈，而又无力回天，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感慨了。当然，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辛弃疾从年少到年老，从清醒到梦中，依旧是怀抱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这种执着，世间恐无几人。

三、苏辛人生理念的相异点：对做官的态度不同

苏轼和辛弃疾坎坷的仕途经历使得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共通之处，但毕竟两人相距一百多年，所处的时局不同，不同的背景还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

古人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追求，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必讲究“学而优则仕”。苏轼理想人格的典范是谢安，他的理想人生是功成名就之后便返归东海，过隐士生活，由此可见，苏轼并非垂涎功名利禄之人，他对功名比较看淡，一首《满庭芳·蜗角虚名》就将他这种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5}此词作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从词中所表现的内容以及作者抒发的情感来看，应该是苏轼在受挫后写下的。开篇前三句化用《庄子·则阳》中蜗之左角与右角经常为争地而斗的典故，鲜明地表现出苏轼对功名的看法：无须为了微小的虚名薄利而忙碌不停。或许是联想到自己陷于两党之争又贬官在外的处境，苏轼不由得叹息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缘，不可强求，这种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思想让他觉得世间名利的角逐如梦如幻，还不如趁着青春尚在，抛开一切束缚，自在逍遥来得重要。至词的下阕，苏轼发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感慨：既然生命中有一半的日子是被风雨所扰，那就没有必要终日为此忧愁。愉悦的面对清风明月，物我合一，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词尾三句充满了洒脱飘逸的闲适之感，表明苏轼终于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枷锁，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超脱。世俗的功名与宁静的江南水乡生活一对比，就留下了一首具有浓厚哲理意味的《满庭芳》。

相较于苏轼对官场名利的云淡风轻、宠辱不惊，辛弃疾对事功则更为看重，他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就已经提到，自己既是爱国的，同时也是好名的，不管是生前为君王完成统一的大业，还是死后留下万事的美名，辛弃疾都想得到。辛弃疾年少就“旌旗拥万夫”，这种经历越发强化了他做官报国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能位居高权，就能更早地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他的不少词作都反映了自己对功名的追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是其中写得比较沉着痛快的一首：“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士、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6}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被降职，居住在上饶带湖，与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来往密切，此词就是辛弃疾为韩元吉祝寿而作。韩元吉和辛弃疾一样，都志在一统中原，两人惺惺相惜，此词借祝寿之名，不加掩饰地表现对韩元吉的赞赏。一起两句，辛弃疾就直接点名现状：自从高宗皇帝南渡之后，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称得上是治国的行家能手。既然朝无能手，那就首推韩元吉和自己。韩元吉曾作《十月末乞备御白札子》《论淮甸札子》向朝廷进言，辛弃疾自己亦作《九议》《美芹十论》为皇帝出谋划策。因而，论“经纶手”，非韩元吉和自己莫属。接下来四句都是针对实事而发，一是描绘了山河破碎的情景，二是指责了朝中群臣不作为的态度。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有收复中原，报效国家，留名青史才是读书人的真正事业。这几句话不仅是激励韩元吉建功立业，更传达出自己对功名的追求。过片三句，辛弃疾将他比作“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为的是要说明韩元吉有卓越的文才，并称颂他家世显贵，功成名就指日可待。其实称颂韩元吉，也是为了证明上阕中“经纶手”是实至名归。之后，辛弃疾把韩元吉比作裴度、李德裕、谢安，这三位都建立了不朽之功勋：裴度平定淮西之乱，李德裕平定泽潞之乱，谢安率领晋军大破秦军，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韩元吉的功劳虽然比不上前代的三位贤相，但他们在政治上失意而归隐山林的境况是相似的，作者再联想到自己，也是空有一腔抱负却不为国重用，被朝廷闲散投掷，只能寄情山林，悲愤之情油然而生。辛弃疾以东晋的典故来比拟南宋之事，其实是非常贴切的。纵观中国历史，受到外族侵略而南渡的朝代就只有东晋和南宋两个，在国情和时局极为相似的情况下，作者以此相比，无奈和惋惜之情便越发深重。最难能可贵的是，辛弃疾在愤慨之余，仍未对国事失去信念，发出来“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的壮志豪言，换句话说，就是金人未除，功未成名未就，无以称寿。辛弃疾一生以建功立业、功成名就为其仕途主导思想，在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他被贬至上饶之时，但他却没像前朝之人一样，放浪形骸，纵情山水，而是将满腹豪情寄予身边好友，以求共同进步，为国效力。他一统中原、追求事功的人生目的明确，这也是其晚年虽居住于农村，可朝廷一旦需要他，他便立马出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林语堂曾说：“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7}苏轼和辛弃疾天赋情才、灵心善感，艺术修养全面而深厚，皆是至情至性之人，两人都怀着建功立业的抱负积极入世。不同的是，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他的个性，使他能够洒脱地看待人生中的挫折，其所写之词，更多地偏向哲学层面的人生思考，给人以行云流水的飘逸之感。而辛弃疾则天性雄放，豪情万丈，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在北伐这条路上走得坎坷悲壮，其所著之词更多地表现出对人生与社会责任的担当，只能说，他的苦痛不在于报国无门，而在于英雄末路。

{1} 苏轼：《苏东坡文集》（卷十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834页。

②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③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二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5页。

④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

⑤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二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页。

⑥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

⑦ 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页。

参考文献：

[1] 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2]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 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辛弃疾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群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