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东

摘 要：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以发生在20世纪初的“司瓦德西”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传统家庭中几位男女的情感纠葛，以及人们面对民族运动时的信念冲突、情感困惑与不同抉择。从空间的视角切入解读文本，探询“家庭”与“世界”的同构关系和隐喻意义，能够发掘出小说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艺术特质与思想内涵。

关键词：家庭 世界 内心空间 自我寻求

《家庭与世界》是印度作家泰戈尔出版于1916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其创作生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小说以发生在20世纪初的印度“司瓦德西”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传统家庭中的三位男女的情感纠葛故事，以及他们面对民族运动与国家命运时的信念冲突、情感困惑与不同抉择。作为泰戈尔现存的九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家庭与世界》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蕴含了多重的阐释渠道。从空间的视角切入来解读文本，能够发掘出小说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艺术特质与思想内涵。

一、小说创作背景

《家庭与世界》①出版于1916年，作家泰戈尔以1905年—1907年发生在印度的“司瓦德西”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中的情感纠葛故事。“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描写两男一女三角恋爱的作品，实际上，这部作品是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那场运动的看法。”②为什么时隔近十年后，泰戈尔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作家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司瓦德西”运动又在泰戈尔本人的生命历程中打下了怎样的烙印？以上种种都是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很容易产生的疑问。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从文本的现实语境出发去探寻其内在肌理，从而找到答案。

1905年，英国当局意图分割孟加拉邦，激起身处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民众的强烈愤慨。本土政治精英们受到中国“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启发，在境内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司瓦德西”（意为“自产”）运动，意图通过抵制英货、倡导国货来反抗英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年轻的泰戈尔深受鼓舞，他不仅亲自投入运动，还写下了广为传唱的歌词：所有孟加拉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永远心连着心，永不分离。③

1905至1907年的两年间，“司瓦德西”运动在印度发展得如火如荼，斗争的手段和领域也不断擴大，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泰戈尔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很耐人寻味。最初他积极参与运动，但当他发现其中的不和谐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理性的诗人开始了反思。实际上，早在1888年，只有17岁的泰戈尔就写下了《国家的进步》一诗，辛辣地嘲讽了印度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一些本土政治人士隐藏在爱国外表下的自私与贪婪。在诗人看来，这些人“只会勾心斗角，态度傲慢，扯开嗓门大肆吹嘘。在服务的幌子下寻欢作乐”，他们一面“中午急急忙忙去上班，随后把抨击之火点燃——大步流星赶到会场，为民族灾难撒几滴泪水”，一面却“只管回家玩牌，心满意足卧床休息，就这样在自家庭院里，年复一年轻松度日”。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人的精神实质是功利的，行为是投机的，他们“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忘掉，却不肯把自己抛在脑后”④。因此，当运动的手段日趋暴力、运动的目标越发暧昧不明时，泰戈尔不顾非议，毅然退出了“司瓦德西”运动。

1915年，甘地登门造访，两位哲人有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谈，这次谈话再次激起泰戈尔对印度政治与民族未来的强烈关注，促使他重新反思十年前的那场运动，并创作出了《家庭与世界》。正如泰戈尔所言，这部作品是自己“对那些批判者的答复”，因此，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中的前景几乎完全遮蔽了背景。小说以碧莫拉和松迪博的情感纠葛作为主线贯穿始终，而诸多与历史实践直接相关的细节则成为这一主要情节的附属物……而随着主要情节的结束它们也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几乎无法引起读者特别的关注”⑤，但我们依旧不能忽略作家凝结于情感故事之上的思想探索与民族立场。

目前，国内对《家庭与世界》的研究成果很少，对这一作品的探讨仍有很大余地。从空间的维度切入，可以发掘出小说更为丰富的意蕴。小说中的“家庭”与“世界”有着怎样的同构关系和隐喻意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架构与情节编排上，它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人物的思想情感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意象得以呈现？从“家庭”到“世界”的路在何方？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聚焦文本中的不同“空间”，深入探讨与之相关的叙事手法和艺术呈现。

二、人物内心空间中的“家庭”意象

时间与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脱离了时间与空间，存在就无从谈起。“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实在与其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⑥ 空间并非静态匀质的容器，它包含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20世纪的西方学者将空间从时间的樊笼中解放出来，赋予空间同时间一样的本体意义。“空间不再是物体运动的广延性，而是人的具体生活场所；空间不再是抽象的、同性的和有限的，而是具体的、异质的和无限的”⑦，关注人物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体验和情感状态，考察空间与存在的复杂关系，由此成为文学的空间批评的重要旨归——“文学作品的空间解读旨在探究文本空间中所蕴涵的诸多社会文化要素，还原作家的空间建构过程及其意义”⑧。在小说《家庭与世界》中，私人领域的“家庭”与外部的“世界”一起构建了人物日常活动和身份确认的两极空间，具有丰富的意象特征和隐喻色彩。

“家庭”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空间，它有着三重内涵：首先，它是男主人公尼基莱什祖上传下来的基业，是物质性的、实体存在的房舍和宅院，象征着富足、安稳而保守的日常生活；其次，它又是一个封闭、压抑的场所，代表着印度社会的传统观念与生活方式，令身处其间的人，特别是女性的精神世界走向单调与贫瘠；最后，它还是一个社会空间，其间上演着各色人等的观念冲突与情感纠葛，呈现出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小说中的“家庭”由此成为承载个体存在经验与生命体验的重要场所。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认为，空间并非单纯的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人的活动在物质空间中渐次展开，而混杂其中的还有人们内心空间的延伸与变形。“比起风景来，家宅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即使它的外表被改造，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空间”，“内心空间的各种价值在其中散置，他们变动不居，承受着各种辩证法”⑨。在《家庭与世界》中，人物的活动主要在家庭这一空间中展开，多声部、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使得三个人物——尼基莱什、碧莫拉及松迪博的日常行为、意识流溢和情感波动成为推进情节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的内心空间得以成为折射“家庭”意象的重要载体。

女主人公碧莫拉的内心与“家庭”紧密相连。在松迪博未介入她与尼基莱什的婚姻之前，她的生活可以说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尼基莱什出身望族，这一家族有着自己的家庭法则和运转方式，令碧莫拉意识到“在我的婆家，一切都要循规蹈矩”。但她认为自己又是幸运的，“有多少期待嫁女的丈夫，看到我的这种幸福而叹息。东邻西舍家家都在纷纷议论，我是否那么美丽，那么善良，我是否配踏入这个家庭之门”，而自己“只是由于长了一脸的福相，才得以进入这个家庭，否则我是没有这个资格成为她们家的媳妇的”。这种传统的、包办式的婚姻缔结方式将她带入新的生活空间，为她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但也表明夫妻彼此间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碧莫拉的心中，家曾经是一个充满爱意和崇拜的地方，即便她已模糊地感知到自己犹如“笼中之鸟”，然而“我不知其他笼子里怎么样，但是我这个笼子里却装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就连整个世界也容纳不下”，因此，她的内心空间或者精神世界，从未溢出过她所身处的家庭。在泰戈尔所处的时代，传统的印度家庭不僅限定了女性的日常生活范围，束缚了女性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还扭曲了她们的自我认知——“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们女人的心田，所以我们女人的心都被压得既小又弯曲”，“就像中国女人的脚那样小，那样弯曲”。生活空间的封闭和压抑造成了女性智力与见地的匮乏，在此情况下，自我的主体意识很难得到真正的确立。

实际上，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曾经推行过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教育举措。就在《家庭与世界》出版的1916年，印度女子大学在孟买成立，成为印度妇女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泰戈尔本人也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愚昧无知是国民贫穷的重要根源，而发展民族教育则是一条重要的救国之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印度，能够切身沐浴到这一文明新风的女性毕竟只是极少数。有数据表明，直至印度独立初期，印度妇女中仍有94%以上是文盲，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女性仍旧生活在无知和愚昧中。⑩虽然尼基莱什为妻子聘请了家庭教师，碧莫拉也“有了文化，可以用现代语言去欣赏现代艺术”，但她内心中的意识流动和自我体认却表明她并未真正摆脱家庭这一象征着束缚与局限的樊笼。见识的多寡与对人和事的判断力密切相关，碧莫拉对广阔的外部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理解丈夫的内心，才使得松迪博乘虚而入，最终造成了夫妻乃至整个家庭的悲剧。

尼基莱什则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形象与泰戈尔本人非常接近，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印度开明知识分子。他们既热爱自己的祖国，怀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强意识，同时又接纳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能够反思印度社会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种种痼疾。他们意识到印度女性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力、沦为男性的附属物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对女性产生了新的角色期待，即希望她们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在广阔的天地中认识与发展自我。在尼基莱什的眼中，自家的深宅大院是一个“只剩下我们的资产和债务”的地方，而妻子则“一直守在我们家中——被困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他清楚自己“不需要锁在铁箱子里的东西，我希望碧莫拉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任何约束”，“我不想从古代法典剪下的纸花来点缀房间，我希望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知识渊博、爱情真挚而又全面发展的碧莫拉”，因此，他不顾非议，为妻子聘请了英国籍的家庭女教师，还希望两人能够离开深宅大院，一起到加尔各答去开辟新的生活。他坚信，“从一个狭小的地方走向一个广阔的天地，中间是要经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碧莫拉的生活从前局限在四壁环绕的家庭环境里，走出家门之后，她会突然觉得原来的环境太狭窄了。当她完全了解了她不熟悉的外部世界并且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的位置将在何方”，在他看来，找回主体性自我、构建自我认同的首要途径就是挣脱家庭的束缚，走到广袤的世界中去接受知识和真理的洗礼。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两性精神上的沟通与和谐。

松迪博则和尼基莱什、碧莫拉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家庭空间的闯入者，也是文本中“家庭”意象的破坏者。他无家无业，四处游荡，“司瓦德西”运动为他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绝好机会，成为他攫取权力、金钱和情欲的桥梁。他的内心中没有“家庭”，只有“世界”，并且缺乏起码的道德约束，因此他能公然引诱朋友的妻子，并洋洋自得，以此来证明自身力量的强大。然而，正是在松迪博这一外来入侵者的冲击下，尼基莱什夫妻的情感关系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的风暴打乱了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带给男女主人公强烈的信念冲突与情感困惑，从而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

三、通往外部“世界”的自我寻求

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迈向外部广袤的“世界”，意味着要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松迪博将“司瓦德西”运动的风潮引入到尼基莱什家中，也在碧莫拉的心中掀起波澜。在印度这一古老的东方国度里，女性经常被赋予各种崇高和象征性的意义，成为渲染民族情绪、凝聚爱国意识的文化符号。在泰戈尔生活和写作的年代，印度境内希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女性也被涂抹上抽象的“祖国”色彩而得到尊崇。在小说中，松迪博对碧莫拉的引诱正是以此为始。然而，与将女性同民族主义、爱国情感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现实社会中的印度女性依旧地位低下，她们延续着传统观念下的身份定位，被局限在固有的性别角色模式中，家庭就是她们生存的主战场，而在外部世界则难以发出自我真实的声音。

对于碧莫拉而言，让自己通往外部世界的契机就是“司瓦德西”运动——大街上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螺号齐鸣，姑娘媳妇们都从房门、窗子和围墙的断裂处探头向外张望。认识空间的转换令她的心理状态与自我认知发生了改变，“在那之前我只了解自己那个小天地”，尽管家庭“这个天地的围墙还没有倒塌，可是我突然跃上那道围墙，听到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种呼唤”。她开始将目光投向家庭之外的世界，希冀在那里实现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寻求。然而，对女性而言，这条道路注定是曲折而艰难的。在松迪博的诱导下，碧莫拉心目中的“世界”被置换成了“祖国”的概念，而将她与“祖国”联结起来的就是松迪博本人。由此，她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对自我存在的寻求自然寄托在了松迪博的身上，情欲的涌动也随之而来，导致了她的自我迷失。然而，当女性“生活的腹背都被社会之剑所刺伤”时，又意味着“她们总是被欺骗得最厉害的”。松迪博别有用心地将对碧莫拉的赞美和对祖国的崇拜融合在一起，将广袤的外部世界单一化为“邦代马特拉姆”口号下的国货运动，扭曲了碧莫拉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松迪博强行将碧莫拉的头脑与心灵拽出了“家庭”，引向“世界”，但这个“世界”并非真实存在的外部空间，而是充斥着宗教般狂热和偏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抽象化了的“祖国”符号，因此，它不能促成女性真正的自我觉醒。爱国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但如果这种情感被利用，走向偏狭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爱国也就失去了光辉，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说的结局便揭示了这点。

其实，碧莫拉并未真正爱上松迪博，她清楚对方“是个缺乏道德的人”，与自己的价值观并不相符，爱国热情也只不过是她精神上的点缀。真正令她感情不能自持、驱使她做出不理性行为的其实是一种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强烈寻求：“我需要赞美，需要赞美，我日夜需要赞美！如果我手中的这只赞美之杯变成空的，那我就无法再生活下去。所以，我的心才整天战战栗栗，渴望到松迪博身边去听他的赞语。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之所以特别需要松迪博，就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具有一点价值。”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匮乏，令碧莫拉分不清楚公德与私欲、宽容与强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逐渐陷入到松迪博编织的陷阱中，并最终引发了悲剧。从“家庭”走向“世界”的路在何方？碧莫拉的遭遇正表明了这一“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曲折与漫长。

松迪博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他公然宣称：“我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执掌权柄。我要用自己的言行来领导人们。平民就是我的战马。我要骑在他的背上，手里握着缰绳，赶著他前进。他并不知道自己前进的目标——这只有我才知道，他的脚上扎了刺，就会流血，他的身上也会沾满污秽。我不让他去思考这一切。”在他看来，利用社会运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此，他对尼基莱什家庭的入侵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占有，“我的道路是通向人群的康庄大道，而不是通往这深闺内室的小径”，而“这种征服女人的力量，才是英雄们具有的品格，它也就是能赢得现实世界的力量”。因此，在外部世界中，他兴风作浪，挑起了当地不同教派民众间的争斗；在朋友家中，他又处心积虑，不仅用情欲诱惑碧莫拉，还让后者为自己的贪婪买单，直接造成了尼基莱什与碧莫拉的人生悲剧。可以看出，对松迪博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泰戈尔本人对“司瓦德西”运动中某些地区领导人阴暗面的直接揭露与批判，作家的意图也很明显，对松迪博之流的人而言，“世界”只是他们用来攫取个人私利、满足自我欲求的空间，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带领印度民众走向独立与觉醒。

作为松迪博这一人物的对立面，尼基莱什眼中的“世界”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精神气质上，他更接近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因此，他反对将“祖国”的概念抽象化，同意“祖国不仅是国土，而且还指生活在国土上的人民”，排斥褊狭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后者只能带来破坏与灾难，对于社会建设毫无助益，而故事的走向也印证了他的预言。对尼基莱什而言，外部世界同大自然、宇宙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它广袤并且深邃，从中能探寻到生命的真谛，汲取到信仰的力量。小说描写他受到感情的重创后，来到宅院的花园里，触目所及的是花团锦簇的秋海棠树，树下唧喳鸣叫的椋鸟，还有土路上吃草休憩的老牛。这一派安详和谐的田园风光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令他对宇宙万物和生命存在有了新的体悟。正是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生动地体现出了巴什拉所说的“内心空间的广阔性”。总之，泰戈尔通过对“家庭”与“世界”两个意象空间的构建，不仅实现了小说独特的故事架构与情节编排，还从抽象的哲学层面出发，赋予“家庭”与“世界”独特的隐喻意义，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社会、个体存在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

四、客厅与卧室：空间表征下的权力和情感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的产物”{11}。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作为场景或景观的具体呈现，不仅容纳了人物的肉身存在，规约了人物的行为举止，同时还形塑着人物的自我意识。从具体的空间入手，可以进一步深入文本肌理，挖掘出更多的思想与情感内蕴。例如，《家庭与世界》中的人物活动主要集中在客厅、卧室这两个场所，这一特定的空间表征不仅放大了人物间的权力冲突及情感纠葛，进一步深化了主题，也带给作品独特的审美韵味。

小说中的客厅是人们思想交锋、情感纠缠的场所，隐含了权力的规约与操控。小说写道，一开始进入尼基莱什的家庭，松迪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攻击性和占有欲。在客厅中初次见到碧莫拉时，他就毫无拘束地挨着她坐下，“在他看来，靠近别人坐着仿佛是很自然的事”，“在各种场合迅速占据自己的位置——似乎成了他的习惯”。同样是在客厅里，两个男性就“司瓦德西”运动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碧莫拉也开始频繁地从内室走入客厅，逐渐陷入到松迪博的情欲圈套中。松迪博俨然将客厅当成了展示自我、诱惑碧莫拉的通道，“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尼基莱什的客厅就变成了一个两栖动物活动的场所。从外部来说，我有权到那里去，从内部来说，蜜蜂女王去那里也没有什么障碍”。客厅中开始弥漫一股躁动不安且暧昧难言的气息，情欲的流动与权力的纠葛隐含其中，为小说营造出充满张力的空间感。此外，客厅又可被视作是将女性与外部世界勾连起来的中介，正是在这一有着部分公共性质的空间中，碧莫拉开始了对外部世界与自我存在的双重寻求。

在小说中，客厅这一社交性的实体空间勾连起了内部家庭与外部世界、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个体意识与社会运动，因此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也正是通过客厅，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实现了对私人家庭的粗暴干扰，甚至造成了后者的毁灭。小说结尾，强制性的抵制英货行为导致了暴力的发生，松迪博临阵脱逃，奥姆洛中枪而亡，尼基莱什则身负重伤、生死不明，碧莫拉陷入到悔恨与罪恶感中无法自拔。这一悲剧性的结局进一步深化了小说主题：内部的家庭与外部的世界相互依存，密切相连，对二者的认知和维护只有建立在理性、宽容与谅解的基础上，生命才能抵达真正的交融与和谐。

相较于客厅，卧室无疑是更加私人化和隐秘化的场所。卧室也是《家庭与世界》中另一个有着独特内涵的意象空间，在这里，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变化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呈现。对尼基莱什来说，卧室曾经是寄托了他全部爱情的地方，在这里，“一切气味都是了解我的整个心情的，而且别人是感觉不到这一点的”，而当爱情消逝后，卧室也发生了改变，昔日的舒适整洁变成杂乱无章，令他痛感“这间卧室冷冰冰的，毫无生气”，成为一个“破裂的笼子”。曾经摆放在自己照片前的兰花，也因为失去照料而不复往日的生机——“现在只有枯萎变黑的花束才是这件卧室赐给我的真正礼物！”同样，卧室对碧莫拉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是她安放身心的所在，但当她被情欲和罪恶感紧紧缠绕时，卧室的面目也陌生起来——“九年前，我作为新娘走进了这间卧室。今天这屋里的墙壁、顶棚、地板都在以惊奇的目光瞧着我的脸”，而与丈夫的感情破裂后，“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家具——衣架、镜子和床铺！房间里再也没有那种到处可见的灵性。只剩下自由和一片空虚。爱情的溪流完全干涸了，礁石和卵石都裸露出来。忠爱已经消逝，只剩下家具！”在这里，空间体验与个体情感交织互渗，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结尾，当碧莫拉在松迪博的诱导下偷窃了丈夫的金钱后，内心的耻辱感和罪恶感令她逃离了卧室。最终，从盲目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后，她伏卧在凉台的地面上恸哭不已——客厅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令她羞愧难言，卧室也成了无法回归的心灵禁地。也正是在远离这两处场所的地方，尼基莱什与碧莫拉最终达成了情感上的和解。客厅、卧室等场所由此具有了某种伦理色彩，成为或扭曲，或恢复个体本真性的所在，小说的情感力量亦得以加强。

《家庭与世界》是一部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手法独到的作品，作家经由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照、对幽微人性的深刻洞察，最终抵达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无论“家庭”还是“世界”，都既在肉身之外，又在内心之中，经由“家庭”而抵达“世界”，意味着要走过一条艰辛且漫长的道路。小说中对空间意象的渲染不仅深化了文本主题，也造就了独特的审美风格。总之，从空间的视角切入，为我们充分解读这一作品提供了助力。

{1} 泰戈尔：《家庭与世界》，选自《泰戈尔作品全集·第四卷》（下），董有忱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2} 薛克翘、唐孟生、唐仁虎、姜景奎：《印度近现代文学》（上卷），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

{3}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4} 泰戈尔：《国家的进步》，选自《泰戈尔作品全集·第一卷》（上），董有忱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339页。

{5} 魏丽明等：《万世的旅人泰戈尔——从湿婆、耶稣、莎士比亚到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6}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7} 徐小霞：《文学的空间研究述评》，《时代文学》2010年第10期，第133-136页。

{8} 吴庆军：《社会·文化·超空间——當代空间批评与文学的空间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03-107页。

{9}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9页。

{10} 陈丽君：《英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妇女的教育》，《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5期，第63-66页。

{11}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