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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生长

2018-03-21查一路

清明 2018年2期
关键词:罗丹馒头

查一路

刚一出狱,我就来到这里找我父亲。

三年前,我踢断了那个男人的三根肋骨,这家伙像一条快断气、折了脊梁骨的狗,蜷缩在地上,连声哀求,我把拉拉找回来,我把拉拉找回来还不行吗?但我的脚已经下去了,脚下去如同石头落到井里,没法往回收。我把他像一团稀泥一样踢来踢去,如果雅布当初阻拦,也就等于把我从这条道上拽了回来,也就没有后来的事。可雅布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像看一幅与自己无关的、已经洗出来的照片。她不吭声,看着我踢。结果我把自己踢进去了。在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墙内,我接受了洗心革面的三年再教育。我的灵魂受到洗礼,如同冷漠的蛇,蜕了三层皮。太阳黄灿灿地闪在天上,如今走在自由的天空下,每一次呼吸都让我感到惬意,嗅闻阳光,好像嗅闻奶油蛋糕上的草莓,那叫一个新鲜。

坡上的房子,从坡下看上去,类似倾斜的一窝挤在一起的鸟蛋。车停在山坡下的竹园边,沿着爬坡的公路,我走得很慢。觉得眼前的景象迥异于四十年前,现在,草木葳蕤,一条东西方向延伸的山脊似乎将“那个地方”固定在一条巨大的青鱼脊背上。公路还是一条土路,阳光强烈的午后,三三两两的农用车拖着超载的黄土,负重吼叫。喧嚣、灰尘和气味更加狂热地交融着向空中升腾。接着,这一切都被卷入和弥漫在一片强光之中。

“那地方还在老地方。”老头说。他正抽我递给他的一支烟,两边的脸腮陷下去,片刻之后,脸腮鼓起来,嘴、鼻孔,甚至眼窝,都冒出烟来。要抵达目的地时,我却迷路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个老头跟前。他坐在一座农家小楼前的桃树树荫下,用眼瞟着掩在树叶间的红了的毛桃。我看着毛桃树,渐渐瞪大了眼睛,我确信四十年前我在这棵树上偷过毛桃,而它现在的整个形状,越来越像父亲们的背,在向后延续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下弯曲。老地方,四十年后当我重新寻找它,发现它和其他陈旧事物一样,已在沧桑的颓败中消遁隐匿。

四周的农舍均以两三层楼的形式,簇拥到公路的两边,颜色各异,朝向杂乱地挤在一起,仿佛一块转动中的魔方,五颜六色,棱角相对。我要找的地方,四十年前是由一条煤渣路垂直着把它跟公路连接起来的,路边的梧桐树伸出宽大的手掌,遮挡住滚滚车轮扬起的灰尘,把道路和那地方的院落更为清晰地标明在视线中。

我知道那地方还在老地方,可是我似乎再也找不到那个老地方。一片玻璃破碎的反光里,我绕来绕去,发现了记忆的偏差,公路似乎距离原来的位置向前推进了至少五十米的距离,七零八落的农家小楼,类似戏台前的一群孩子,在凌乱中围绕公路两侧纷抢自己的位置。这还不是我找不到它的原因,我站在那条巨大的麻石上,洞悉了其中奥秘。曾经,它是这个山岭上唯一的建筑,褐红色的砖墙格外显眼,那时它是一个建筑群,一组时尚的、当地绝无仅有的建筑群,三层楼高的礼堂,红砖,水泥,玻璃钢窗。辉煌,威仪,代表权力、法度、威信、统御等等一切凌驾于物质形态之上的精神法则,震慑一方土地。而眼下,它陷入一群新的建筑中,塌陷地凹下去,成为尚留有痕迹的废墟,让蒿草疯长于砖石缝中,守望着虚无、隐秘和一个行将被人们遗忘的名词。记忆中的梧桐树和白杨树已经不在了,地基裸露出地面,如失牙后衰败不堪的牙床。一群燕子贴着地面飞,忽地腾空而起,类似向天空甩出的一把把剪刀。

远处绿色的山巒波浪一样起伏,一块块金色的成熟的麦地点缀其间,如同打开水墨画的调色板。盛暑即将来临,万物都镀上了金光。再朝远处看,隐约可见簇拥的、黛青的群山之巅。在这之后的更远处,是蔚蓝色的天际线。

所有的记忆在这一刻苏醒,并且汇集到一起,随即一座建筑模糊而又清晰地在我眼前立起来。我先看到红墙之间巨大的圆形拱门,一条煤渣铺就的路穿过拱门,一直延伸到底,路两边的一排排房子如同人的肋骨排开,最后一排是食堂、礼堂和厕所,红砖青瓦,宽大的玻璃窗,房子与房子之间,横着一排排比房子高出许多的梧桐树。春夏季节,聚满各种鸟类和昆虫,蝴蝶飞舞百鸟唱,暮蝉鸣落日,与傍晚周围的蛙声相呼应,蛮热闹的。

满地是白花花的阳光,鬼魂无处藏身。我还是看见了父亲,黑的脸,白的牙齿。他的笑容时而像波浪一样堆积,前面一浪尚未退去,后面一浪就赶了上来;时而表情又阴沉下来,像海底的海藻一样黝暗模糊,那种脸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变来变去变出各种脸谱,呈现怪异的表情,他遭遇了什么冤屈?我不知道在父亲临终前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喊了一声,爸爸,声音像在赶路,似乎从很远的时间和空间朝这里赶过来,让我徒然感觉自己走在黑暗悠长的隧道里,去寻找瞬间像水一样泼下来的亮光。我觉得它不是自己的声音,沙哑、低沉而传递缓慢,如盘旋在石佛山顶上久久不去的云朵,如白垩纪玄武石上一滴经过表面坑洼凹凸缓慢落下的水滴……

声音跟随了我四十年,像一只鹰一直在我心里盘旋,突然啄我一下,继而自顾自地飞。四十年前,我最后喊的一声,不是对人,而是对着一方四周雕满松与鹤的盒子。被火化后他已经住在这个盒子里,我要把他送回老家。姑姑让我对着这个盒子喊,爸爸,跟我回家吧。整个世界就装在这个盒子里,我喊了一声,就再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天和地像风浪中的小舟一样摇晃,我觉得自己脚不着地,听觉也完全闭塞,耳畔一直有两只拳头在咚咚地敲打……

红墙高大,自东向西逶迤而来,由小红砖砌就,坐落在石佛山脚下。中间一道圆形拱门,类似古代城门,拱门两边的墙上各有一块水泥黑板,分别用醒目的黄漆,一边写着“工业学大庆”,另一边写着“农业学大寨”,拱门的上方则是一行“人民公社好”的隶书大字。据说这些字都是袁仁发写的。袁仁发的字不错,他翻着大白眼珠子,恶狠狠地下笔,运笔如便秘一样涩,成了,倒有颜风柳骨之味。出圆门一条煤渣路连接不远处的公路,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都努力地向路中间探着身子,伸出宽阔的手掌,造一条绿荫长廊。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门前绿叶上跳跃一阵子,就从这道圆门照进来,一道进门的还有对面群山间飞来的鸟群。上午和下午,一群背草帽的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从这里进进出出,赤脚拍打在水泥地上,吧唧吧唧,足音传出很远。圆门顶的大喇叭里播放,“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傍晚,天地一片火红,黑压压的蝙蝠像一把把飞镖从圆门洞打进来,如果从头顶飞过,眼前一黑,听见嗖嗖的几声,就贴着圆门洞的顶部过去了;要是站在远处,看见它们过去了,但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过去的。

钟声,威严的钟声,从圆门洞传出很远,显示出沉宏和久远。远处听见钟声的人们,都被它震慑,心里惶恐、好奇地猜度,一件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有时,听似寻常的钟声里埋藏某种不测。

我听见了钟声,四十年前祸福难料的钟声,我由此进入了四十年前那个吉凶难卜的午后。

钟声像蝙蝠一样,振动着黑色的翅膀,面目不清地飞过来。我睁开惺忪的双眼,外面已经聚集了一圈人,众人的目光交叉汇集起来,盯着袁仁发,而袁仁发站在一块对臼石上,愣愣地看着天边,面部浮现出处理重大事件的表情。都跟我来!袁仁发挥挥手说。

在西边的厕所,袁仁发带领众人看到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靠最里侧蹲位的水泥墙上,画了幅拙劣的女性裸体画,下体部位还引出个箭头,标上了“袁仁发的嘴和胡须”的注释。

人们交换着眼神,整个下午的气氛都很紧张。接着是胆战心惊的大会,扩音器通过大喇叭,甚至把与会者粗重的呼吸都傳到了场外。

袁仁发瞥了一眼革委会李主任,快速地接管了话筒:“为什么单单攻击我的嘴,同志们想过没有?我袁仁发的嘴,有双重属性,从自然属性来讲,它吃饭,喝茶,呼吸,打哈欠,吐痰,睡觉,哦,睡觉不是。说到社会属性,这层意思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我的嘴是用来干什么的,是我们公社党委的喉舌,是传声筒,是大喇叭,是播种机,是捍卫无产阶级阵地的思想和精神武器,说我的嘴是什么什么,这个人何其阴险,何其毒辣啊!注意,我说这个人,而没说阶级敌人,因为这个人如果主动站出来,如何定性还可以再考虑,我反反复复地想,事件是针对我个人,又不全是针对我个人。不瞒同志们说,最初我考虑用石灰浆把这几个字盖住,这样我个人的名声和尊严就可以保全。但继而一想,如果这样,等于隐藏和纵容了坏分子,不知道同志们答应不?”

揪出坏分子!打倒坏分子!在稀稀落落的口号声中,袁仁发用拳头捶打着桌面,鼓动斗志,追查!挨家挨户地追查,直至妖魔鬼怪显出原形。袁仁发觉得,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他借此教导人们,要用普遍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就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他似乎并不想立即查个水落石出,而是希望公社大院乃至整个公社一直处于“被查”的高度紧张中。公社门前的公路,斗折蛇行,环绕群山,在眼前消失又重现,袁仁发乘坐公社一辆破旧的解放牌货车,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奔跑在这条路上,每周定期去县里汇报新动向。

大院里,汽车以巨大的轰鸣声启动,梧桐树叶上的蝉被震得惊慌乱飞,伴随袁仁发凝重的脚步声,一群人胆怯地眯着眼,有意识地往后退,靠在了墙根。连刚出来走两步的耗子和蟑螂,也惊恐地掉头,折回洞里。

“后来查出谁了?这件事一直压了大院里的人那么多年,当时有人猜测这字说不定是袁仁发自己写上去的!”说这话,既是余××的推断,还有取悦我的意思,因为我父亲和我当时是被怀疑的主要对象。对着惊愕得合不拢嘴的我,他说:“为什么?他可以借这个事,来整人立威嘛!”我感到惊愕的不是袁仁发有自己写的可能,而是当时在公社大院有人有这种认识水平,一句话,山野有高人。“算了,不说它了。”他说。

余××隔一阵子就揪一下冻得差点掉下来的鼻子,还被门缝里不时进来的一阵风偷袭得体如筛糠。他说,他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有句话,十二月,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呵呵,一点都不假。他搓着双手,一头扎进火锅的浓浓雾气中,摆着头,朝锅上的雾气吹,吹开一道,伸进筷子,就对锅里的牛肉和豆腐进行了归类。他拿起胸前的小碗,扭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好好吃一顿了?这我不知道,但看得出他藏污纳垢的胡子至少半年没有刮。“大院那阵子,真压抑,”他把胡须撩开,放下啤酒杯,“现在不压抑了,可现在怎么说呢,你得服气这个社会那些不公平的差别,你得忍受小沈阳号叫一声却被一大帮人追捧的恶俗,你得不断去接受不想接受而一旦接受了却对你有点好处的东西,你得适应眨一下眼皮就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我想找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或者说是道路。他向上翻了翻眼睛,继续说,智利有个诗人叫波拉尼奥,诗写得不错,你看过他的小说《2666》没有?855页,多浩瀚,我没他那么悲观,也没他那么绝望,但我在找……”

后来我想,若不是他的到来,当初的许多事我可能都放下了。但那些事情,会不会因为我的放下,相应地,也沉寂下去呢?

“北极诗人”余××——他胸前挂的一块塑料牌子上这么写着。同时还写着:一次空前绝后的北极环保之旅,一场锥心刺骨的良知拷问,如果地球变暖,海面上升,北极冰川,存乎?斐济群岛,存乎?布宜诺斯艾利斯,存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存乎?全球海平面在过去300万年里至少上升了6米,约20英尺。

乍一见面,我没有摸清他写这个牌子的用意。有一点,我需要借这个机会当面向他求证一下,四十年前的余建国,现在叫余××了吗?后者微微颔首,No,Yes,为什么是余××?这个××,是玛雅石壁上的图案,又恰似埃及金字塔里古老文字的字母,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都体现不出世界性,唯有这,跟我当前身份比较搭,我要干什么?你没看到牌子上“空前绝后”几个字?我要步行去北极,穿越大半个世界去睡它,门外的三轮车里有我的高级防寒睡袋,我沿途宣传环保理念,我要再花三五年乃至十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一惊世骇俗的壮举。OK,可以上点主食了,最好是一盆热热乎乎的面疙瘩汤。

这天下午,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修车铺的大门口,不知什么时候迎来且靠上了这位蓬头垢面的余××。当时他头上压了顶低低的牛仔帽,飘忽的眼神在帽檐下闪烁。我冲动地抓住了他骨感的双臂,结果弄疼了他,他龇牙咧嘴地告诉我,这个狭小的县城找我并不难。现在,我坐在他的对面,时不时观察他,观察他如同荒草一样在整个脑袋上疯长的毛发,和藏在毛发间令人捉摸不透的眼神。我想,这么漫长的光阴给他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说得直白些,他现在到底来干什么?对我而言,久别重逢的第一感觉倒不是热泪盈眶,而是一种好奇,一种深埋在潜意识里关注别人过得咋样和来这里干什么的好奇。

“我此生的意义就在于找一个人!何况我觉得,寻找,一直在寻找,生活才有点意义。我甚至为昔日的一张照片活着,为脑海里的一幅画活着,为记忆中的一个景象活着,不可以吗?”

他用两只黑洞般的眼睛奇怪地盯着我,像用一种探寻的表情对着照相机的镜头,“这些年我飘来飘去,其实一直是找她,找她,做梦,我都想找她,多少年前了?我在深圳的街头意外地遇见了她,你想象不出她有多惨,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身边竟没有一个人。你看她可怜无助的样子,就觉得整个世界的同情心都应该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才对。那一刻我想弄明白一切,可身后来了警察,我没证件啊,那年头怕被收容,只好撒腿就跑。可是,现在,我又怕找到她,说不定找到了,我的梦就醒了,就碎了。你说,我是不是因为同情,还是其他的原因?”

“谁?”

“雅布。”他侧过脸来,鼻翼两侧被泪水洗白了两大块,他愁肠百结地看着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话对他有所安慰。可是,我没有说话。“雅布!”我怔怔地念叨。雅布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把白酒瓶中剩下的,一仰脖子像喝矿泉水一样,全灌了下去。一会儿,身体和身边的一切就晃动起来,飘起来,再过一会儿,我就觉得自己走在去石佛岭的那条公路上,回到了石佛岭,回到了公社大院。

我回到了那个夜晚,那个下午延续下来的夜晚。闪电在天空燃烧,交叉的火光瞬间划破天空,像漫天烧红了的树枝,天边一阵接一阵响起闷雷……父亲如一道黑色旋风撞开了家门,一伸手,就把我从写字桌后提过来。在盛怒的父亲面前,我类似一枚落叶,失去了自我和重心。

“招了吧?”他问。但我想到了另一个人,摇了摇头。瞬间,父亲的手左右开弓抽打在我的脸上。开始是尖锐的痛,然后是肿胀的痛,再是麻木的痛,后来不像打在我脸上,而像打在一根与我不相干的木桩上,再往后我发现眼睛看周围的一切都只剩下两条缝。这时,我惊恐地大叫一声,害怕他再打下去,连这两条缝也没了。

“我招。”

“我就知道少不了你。昨晚十點你是提着电筒去的,说闹肚子,结果去了一个时辰,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鬼。待会儿你妈回来你可要认账,我没有冤枉你。”

“什么时间我不记得了,我拿罗丹心的蜡笔在上面画了一根毛,就一根。”

“天啦,就这一根毛,要毁了我们全家呀!贫下中农出身的家庭还好说,我家是富农,富农,你知道吗?你妈家又是地主,你说,我们家能扛得住这一根毛吗?”在灯光昏暗的屋里,父亲像一只黑色的困兽,急速地走来走去,估摸着,是在思考“一根毛与家庭安危”这个随即而来的灾难性问题。我们一家,战战兢兢,只求避灾远祸,可是,谁又能说清人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起偶发事件呢?不是人在选择命运,而是命运在选择人。

随着叭的一声惊雷,下雨了。风雨拍打着窗户,借着闪电的亮光,我看见水滴像一串串泪珠,从窗户玻璃上挂下来。房前房后沟渠里的水,一会儿就汇集起来,嘀嘀咕咕地开始寻找低洼,水流在经过凹凸不平的地表时,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母亲回家了,一切她都明白了,泪水夺出眼眶,揪住父亲的衣领就把父亲抵到墙上。父亲脸色苍白,看着我,连连说,要是打坏了,我承担一切后果。

“我要吃挆粑!”被窝里传出来震得我父亲浑身发抖又意想不到的吼叫。挆粑,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每次在我挨打之后,只有这种美食能抚平我的创伤。挆粑分两种,一种是麦粉的,面糊糊里加入葱花,倒在锅底油里煎,油煎的焦黄与葱绿相配,油滋滋地入口,让无论什么疼痛都忘到九霄云外。还有一种糯米粉的,在焦黄的外壳上撒一层糖,糖慢慢在高温下液化,一会儿形成如同皮肤里渗出的汗珠,甜甜地咬下去,咔嗞一声。被窝里又是一声吼,此刻,全家人都在彼此交换眼神,汇集到我的床边,冲着我,鸡啄米似的一起点头。

雨如同帘子,一帘一帘在窗外挂下来。我感觉有些物件已经在洪水中浮起来,随着洪水漂浮时与其他物件碰撞,发出嘭嚓声。洪水的力量是惊人的,它能拔起一棵大树,毁掉一座桥梁,掀翻沟渠边垒得半人高的大石头,连房子也能从墙根处软化进而把它推倒。它轰鸣着推倒一切,覆盖一切,改变着大地的面貌和各种事物的形状。天地间已经被隆隆的声音主宰,那声音像霍霍的磨刀声,又像嗡嗡的风车声,在这个背景声音之上,伴着闪电,啪啪,空中不间断地爆出炸裂的爆炸声。沉默了一阵,仿佛等待着更大的爆发,继而石佛山的山顶上一声霹雳,霹雳的余音轰隆隆地从山顶顺着山势滚下来,滚到了大院的后梢,围绕着大院的上空久久不去。在这个时刻感受到的,是类似蒸汽时代火车头启动时给予人的震撼,我不再想眼睛和脸上的疼痛,不再想挆粑,也不再想跟人相关的事。我想起了蚂蚁,想起了地耗子,想起了地底下的知了和蚯蚓,树叶下面的蛐蛐,还有屋檐下一窝雏儿饿得吱吱叫的麻雀一家……

对面的那家房子亮起了灯,随即传来雅布的哭声,哭声清亮、润湿,声声入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此后过了几十年仍清晰地记得这个雨夜的哭声,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段噩梦般的经历与这哭声有关。

雅布,我比谁都更想找到雅布。雅布那儿藏有一个我一直想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跟罗丹心有关,也跟我有关。1986年,我和罗丹心因为一个人的出卖,差点酿成大祸,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或者她,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也许这个秘密还有罗丹心知道,可是……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已经走到了修车铺的门边。冬日的晚霞把大地镀得金黄,令我惊奇的是,刚才在我眼中已经走掉的余××,此刻又靠在门框上,像来的时候一样,里外张望。见了我,脸上露出了羞涩与某种不好开口的诉求表情,说:“是这样,我所到之处,怎么说呢,你现在也有钱了,我都侧面了解了,你有了几个店铺的生意,还跟人合伙搞了几处房地产开发。我呢,向你宣传了大半天,就算对我目前事业的支持,你看,就随便捐点,一般都五百,要么,”他用手指着我,“你,二百五?”

我以余××预想中的经济实力迅速化解了自己将陷入“二百五”的窘困,同时又迷茫地看着满脸沧桑的远行人,不知道说一句什么样的话用来告别妥当,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一句实在话,道挺远的,三轮车弄一台电动的吧?

“到了北极就好了,有三匹狗给我拉雪橇,不用自己这么踩得一身汗啰。爱斯基摩女人,人人都壮得赛母牛,嘿嘿。”说这话,显然他把刚才还挂在嘴边的雅布忘了。他转过身,上了人力三轮车,这次,真的走了。但在我转身往回走时,他的三轮车也同时回转了方向。他没有下车,金色的落日把他在地上的影子拉到了我的脚边。他说:“有一件事我刚才告诉你没有?你说我遇见谁了,馒头婶还记得不?老人家估计快七十了,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恐怕要小一二十岁。如今人家发了,领全家人开了七家分店卖馒头,还为馒头注册了商标。她老家就在江镇嘛,江镇人都在卖馒头,我车上还有一大塑料袋她家的馒头。你要是想找她,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她!”他扭过身子,扫了夕阳中的修车铺一眼,继而面对夕阳展望,“这地方我会常来的,现正在考虑是否把它当作据点。毕竟当年公社大院的情分摆在那里嘛,我不管别人情愿不情愿,谁想抹都抹不掉,我想找到当年大院的每个人,我这就一一去找他们。”

想起馒头婶,我的思绪乱起来,心绪芜杂,当年的一些事和一些人,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稚嫩的认知,哪怕是似是而非的判断。

清晨的空气里,融进了朝阳,融进了煤渣路边树上的各种鸟叫声,融进了高悬圆门洞上的大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甚至融进了红墙上的黄漆标语。就在这样的空气中,馒头婶骑着一辆破旧但擦拭得铮亮的自行车,由通往黄墩的公路分岔的煤渣子路而上。路两边的梧桐枝丫交臂,给道路洒下浓荫。她从大院圆门洞一路叮叮当当地进来,直奔厨房,自行车后座的一把拖得长长的豇豆,搭在车轮的钢丝上,沿途嘎啦嘎啦地响,似乎新的一天都这么开始的,新的一天新鲜又叫人垂涎欲滴。因为,馒头婶在凌晨四点就已蒸好了一大锅馒头,才去不远处的黄墩镇赶早市,买回柴米油盐和新鲜蔬菜瓜果。一群孩子等待并追逐着她的自行车,奔跑,跳跃,欢叫的一幕,几乎都是打开雾气腾腾的蒸笼的前奏。馒头婶白白的,胖胖的,年龄不过三十岁,右腮上有一颗圓圆的小肉痣。

我与馒头婶之间在那段时间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想起来,既担心,又感到甜蜜。湿漉漉的厨房里,蒸笼打开的瞬间,蒸汽顿时迷住了眼睛,待水雾渐渐散去,她用双手捏一下耳垂,再在蒸笼里一手钳出两个馒头。馒头够大,白白的,胖胖的,像温顺可爱的小白猪。厨房的空间也够大,足够容纳一个公社大院上班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虽潮湿、阴暗,并由潮湿阴暗衍生出独有的霉味,但因为馒头婶的存在,仍然显出富饶和生机。我在拥挤的人群后面,装着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悠闲地伸出手,把桌子上的污垢或者水滴抹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与馒头婶达成了默契。热闹一阵,人声渐稀,等人走尽,我才递上饭票。馒头婶给我的瓷缸里塞满馒头后,蹲下身子,一只手向下伸来,俯在我耳边,轻轻说:“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知道,陶醉的时刻来了,眩晕的感觉也上来了。她在我的裤子口袋里塞进了一个馒头,是我全家饭票之外另加的一个。热馒头下的我的那条腿,就这样在之后一直感到温暖,温暖的幻觉,保留到后来很长时间。我总在她俯身向我的时候,先是心里一惊,继而目光落在她隆起的白汗衫上,越离越近的时候,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如满世界的鼓声。她的声音像长了绒毛,温润、柔软的绒毛,痒痒地留在我耳边。

后来的事,是不是我对她的伤害?那件事如果没有一名九岁的孩子参与,是不是一样的后果?有些事,模糊混乱得像一潭泥沼,不给人以一眼见底毋庸置疑的透彻。袁仁发向我招手时,我正好爬在袁仁发房间窗外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捕蝉。这棵树是大院里最老最大的树,夏天树上几乎贮满了蝉的叫声,它浓密的树影,正好盖住了袁仁发房间的后窗户。先前这里曾做过北伐军的团部,树据说是北伐军的一位团长亲手栽下的,团长还在幼小的树身上刻了“革命到底”几个字,后来团长牺牲了,字也长着长着就长没了。两点钟的时候,袁仁发站在窗户前朝我张开了嘴,越张越大,缓慢地打了个哈欠,继而诡秘地朝我招手示意。

这之前,我跟罗丹心在梧桐树脚下发生了纠纷。一个月前,我从我大姐抽屉里偷偷借了一本书。大院里的孩子,识字早,懂事也早,上小学能读小说。“那本书是黄书。”罗丹心豁着缺了门牙的大嘴对我说。我借给他看的是一本叫《青春之歌》的小说。听了这话,我盯着他豁了两颗门牙的大嘴,想用大耳刮子抽它。“林道静和余永泽那个了,我爸说的。”这句话更让我无法再往下忍,我脑海里女神般存在的就是林道静,罗丹心和他爸爸的话,等同于将一瓶墨汁肆无忌惮地泼到我干净的白衬衫上。他没有觉察到我的情绪,继续往下说着什么。

连续一个月的干旱,让话刚出口就被热浪烘得滚烫,情绪闷在心里也像被火烧了一样。林道静是谁?在我贫乏、单调的精神世界里与我朝夕相处,她穿着靛蓝的棉旗袍,剪着齐耳短发,围一条洁白的长围巾,红苹果般的大脸蛋闪着光泽……她总在我梦里摸我刺猬般的脑袋,摸得我像傻子,咯咯笑。在我父亲抽打我的那天夜晚,她来到我的脑海里,不屑说,我也知道她遭受了非人的酷刑都扛住了,她让我扛住,于是我战胜了疼痛和恐惧。我生气地朝罗丹心吼道:“你爸跟你妈那个了,好不?”大院里那时流行说“某某和某某那个”了,“那个”了是怎么了?我和罗丹心装着不懂,其实也朦胧地有点懂。

天也真是热,小壁虎从石缝里刚露出脑袋,一闪,便溜进一块石头的影子里躲起来。我朝着罗丹心一张一张的嘴里,塞了一块土疙瘩。我们抱在一起,就在树脚下滚开了。压抑的哭声里,他脑袋上的一个火疖子刚结的壳被掀掉,他竟然在疼痛中丧失了哭声。我把他扶起来。他把我送给他的彩色玻璃球、鸡毛枪、链条枪,从口袋里往外掏,一下子全扔到地上。他用一只胳膊压着脸,压住了满腹的哭声和对友情的绝望,转身穿过圆门洞往家走。

蝉飞过来,在我的注视下,停在枝头,随后的时间我都在梧桐树上。蝉,漂亮的虫,精致得像工艺品,罗丹心最爱的虫子,我想捕一只蝉,送给罗丹心,那样我们就能重归于好。其实,我跟罗丹心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们就生活在彼此的秘密里。就这时,我听见了袁仁发的叫声。

“驳壳枪!冯部长的驳壳枪,想不想看?”我站在袁仁发敞开的房门前,听他对我说这番话。我闻到了他嘴里烂苹果的气息,看见了他巨大的眼袋——原来他蹲在了我面前,露出亲和的样子。我曾听过我爸跟我妈偷偷地预言,袁仁发终究要毙命于心脏病,后来果然应验了。其实是有依据的,爸说这种眼袋的人,心脏都不好。

大院里,要说最有魅力的人,当属公社武装部冯部长,魅力不来自他的人,而是他的枪。他长得像个清秀的老女人,两只手的小拇指都留着长长的指甲。屁股后面的枪,一把巨大的驳壳枪,据说有十斤重,挎在腰上,枪管抵平他的腿弯,走起来,枪套咣咣地拍打着他干瘦的屁股。枪神秘地藏在黄牛皮的枪套里,大院里的孩子,谁做梦不想亲手摸一把?

厕所里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一直想在我与袁仁发之间寻找机会。我一家和父亲是一条藤上系着的蚂蚱,这条藤在袁仁发手里紧攥着呢,我天真地想,能否有朝一日把袁仁发的手掰开。那时谁会想到父亲与袁仁发日后越发水火不容。我把袁仁发后窗那棵梧桐树当成据点,绕着它转圈,用小刀在树身上刻字,等袁仁发手伸出来,叫我给他买包烟或者火柴什么的。春天里,我把野花用空墨水瓶插上,放在他后窗台上,我甚至想爬上树顶抓两只喜鹊,偷放到袁仁发的房间里,让他高兴。

终于等来了与他的亲密接触,夏天的一天,我在一堆黄沙边玩沙子,袁仁发和一群人走过来,冲着我笑,抬起皮鞋,蹍在我赤裸的脊背上,扭过头跟周围的人说了一句十分下流的话,那话的意思与我长得特别像我爸有关。傍晚我回家,袁仁发的鞋印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背上,细沙嵌进了皮肤里,还保留了鞋底的形状。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爸。我爸什么也没有说,脸上也没有表情,只坐在桌边,一个劲地抽烟。我以为他把烟抽足了会发火,会暴跳如雷。结果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冯部长的房间在大院倒数第二排筒子楼的第三间,两间房对门都是他家的,冯部长的房间正对着食堂,对门的一间是冯建设跟他妈住的。一直到去年的夏天,一家人还在热热闹闹地过日子。可是自从冯建设死了以后,冯建设的妈,那个老实的乡下女人就又回到乡下,冯部长也跟掉了魂似的,终日眼睛睁不开。他在公社大院里待着,有人却在黄墩镇看见了他,有人在月牙山镇看见了他,有人在县城看见了他。于是,私下里一些人议论,冯部长的魂,从这个时间起,就上路了,一缕幽魂去了酆都。

后来一段时间,没事他就往高冲水库跑,跑到水库的后梢,呆坐在那里,看着冯建设落水的那块水面。我、冯建设、罗丹心、杨卫东、余建国这五个人夏天在高冲水库游泳原本是寻常事。气温高了,我们结伴跑到水库边,脱下裤子,推搡着,看彼此的下身,看着像茶壶嘴一样的物件,痴痴地笑,然后扑腾扑腾跳到水里,把某个人按下去,一起放冲天雷。要么潜到水底憋气,要么摸肥胖的哧溜鱼。水库夹在三面山间,松涛澄碧,倒映水中,水面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风塑造着它的波纹。

我们把晒得发黑的脑袋没进碧波里,在短短的一瞬,每个人的头上都冒出一股青烟,就像大冷天嘴里呵出的热气。水库右滩水浅,没人在这里出过事。偏偏水库的后梢,赤壁下去,水深不可测。

出事前的一段时间,冯建设诡秘地离开了群体,去往水库后梢一个人下水。冯建设为什么不愿跟我们一起,去水库后梢干些什么?直到出事以后,杨卫东才说出原因。其实,冯建设比我们年龄都大,不听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招呼。出事的那天,他一个人单独到了水库后梢,咚的一声,从一块石头上跳了下去。以往他会在离这块石头较远的另一处,露出脑袋向天喷出一口水。可这次,脑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乃至整个下午都没有露出来,直到滚钩把他捞起来。人已溺亡,身体上还留有多处较深的伤痕,看大门兼扫垃圾的胡老头一看,说,这是水鬼抓伤的,水鬼喝光了他的血。人但凡在水中被水鬼盯上,没一个能逃脱它的拥抱,水鬼在水下有万钧力,用四臂把人轻轻一抱,比麻绳捆人还结实。

早先就相传水库里有只水鬼,稍后在馒头婶那里得到了证实。她去水库担水,看见水库后梢有个比猴子大浑身长满黑毛的怪物,鬼眼躲在又黑又长的眉毛里,偶尔露齿一笑,正摊在岸上懒懒地晒太阳,见馒头婶过来,张牙舞爪一脸狰狞,接着咚的一声滚到水里,吓得馒头婶一担水桶都滚到水库里。

害冯建设的,总让人觉得不仅仅是水鬼。如果冯建设不单独去水库后梢的深水区,还有没有危险?我们坐在烈日下水库大坝的石头上讨论。阳光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发出刺眼的光。“因为他开始长毛了,长了一些毛,”杨卫东说,“就在这地方,”他用手比划着,“他亲口告诉我的,我看见过。”我们把看自己双腿间的目光移过来,盯住了杨卫东用手在身上示意的部位。害羞、内向的冯建设,就为了遮掩隐蔽部位的这点变化,才这样。

站在冯建设房间门前,光线阴暗的过道里,我感觉他正在用一双害羞、惊恐的眼睛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光线,我的确意识到一双眼睛的白眼珠在黑暗中的转动——原来是杨卫东。杨卫东早在我之前就已站在了冯部长的房门前。他看见了我,没有说话,朝我点头,接着做了一连串奇怪的工作,扭过身去,仰起头,用手指的关节在门上敲,隔一会儿,再敲。我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后来得知,同样是袁仁发让他这么干的,同样是受冯部长屁股后面挂的十斤重的驳壳枪的诱惑。

我在空降到冯部长屋里时,虽然十分小心,但因为紧张,衣服还是被墙上的一颗钉子挂住了。冯部长的房间隔壁是一间堆杂物的房间,蛛网把四角都网住了,屋子里堆满废旧书籍、报纸,一台废弃的油印机和蜡纸、油墨、铁锹、锄头、竹筐等满地都是,靠里边墙的拐角处有一张几乎要腐烂的木质梯子,一只蝙蝠在暗弱的光线中把灰尘扇动起来,灰尘在瞬间呛着人的嗓子。这排房子的墙上方都空了一个三角形,人字形尖顶下面是类似伞骨一样的空骨架。我就是从这间房子上面的空隙翻到隔壁房间的。当时袁仁发把那边的梯子移过来,在我的腰间系了根绳子,等我翻过这邊的墙,下到那边,他就用绳子把我慢慢放下去,目的是把冯部长的房门打开。我妈在后来缝补被钉子刮破的汗衫上见到那个大窟窿时,忽然眼里一惊,畜生,这有多危险!

屋里很安静,有一种让我害怕的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后窗被一块厚布遮住了光线,让人感觉阴森。我毛孔张开,毛发竖起来,于是刻意回避看屋里的一切。我想快速地把门打开。终于,把门打开了。

就在门打开的一瞬,一个人影不知从房间的什么地方钻出来,像闪电一样从我身后冲过去,一闪就出了房门。

杨卫东再次劣迹斑斑地坐在我面前时,已在铁窗的另一边。我伸手把伏在交叉的两只胳膊上的脑袋拨弄一下,他双眼猩红地看着我。五年前,他可不是这熊样,我在安庆车站邂逅了他,他说受邀从深圳刚回到安庆办画展。油头粉面,戴着副大墨镜,左右膀子各挎一个芭比娃娃一样被他唤作徒弟被他要求喊我大叔的俩小女孩,他取下大雪茄,雄视四周,喷了口烟,呵呵,安庆,这地方小,真他妈小,比屁眼还小。我说,你把它当屁股,就不小了,你把它当身边这俩妞的屁股,就更不小了。他哈哈大笑。把大雪茄插进嘴里,含混着说,现在人傻不,市面上我的画都抢疯了,炒到二十万一平尺,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你不信?我也不信!回头请你吃法国大餐,吃鹅肝酱,吃鱼子酱,吃松茸,OK?”中午我们没有去吃大餐,而是去了离汽车站不远的一家油渍斑斑的苍蝇馆,他一直微笑着,直到我把饭钱付了,他才拍着俩女孩的屁股走人。据说后来他的画一张没卖出去,倒是把两个女孩给卖了。据说后来又组织了什么慈善义演,把全市要饭的组织起来,在各个街口敲锣打鼓,卡拉OK,让瘫子跛子之类的残疾人翻跟头耍宝,自己准备掠钱逃跑,被抓。

“挨打没有?”我问他。他用眼角胆怯的余光向四周瞟了瞟:“那倒没有!”低头用左手剥着右手中指上的指甲,不再说话。我装出要走的样子。他 了,急着要向我下跪:“兄弟,看在同是大院兄弟的情分上,快把我捞出去吧,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看我三个月都没有洗澡!闻闻我身上这味儿,蟑螂熏死了好几只都,顺带得把我自己也给熏死。”

傍晚,我们坐在县城郊外的皖河大堤上,金色的晚霞投射到河面,皖河波光粼粼地向长江流去,高大的电线杆沿着一个方向向远方延伸,田野上方的燕子一闪一闪地绕着电线飞。更远的地方,焚烧秸秆上腾的浓烟顺着风向我们飘来。我问他,这次因为什么。他不说话,陷入了沉默。很快,贴在水面的蛙声升腾起来,覆盖了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俩一起陷入了沉默,各自想自己的心思。我把目光投向绿柳如烟的河堤上架起的一座白色石拱桥。

看着这石桥,每次我都想起罗丹心和雅布。每次我走到桥边,就停住了。我已经觉察到罗丹心和雅布的隐秘,也意识到雅布看我时的眼神,于是故意回避与雅布的接触。小酒馆里,罗丹心和雅布像两片树叶前后叠在一起,斜着眼对我笑,面颊通红。哈哈,罗丹心,一片丹心向阳开啊。我像傻子一样没话找话,放言无忌,然后像傻子一样地笑,可我心里想哭。我摇摇晃晃拿筷子一夹一夹地比划他们俩。雅布的眼神有些发烫,发黏。我沉下脸,雅布,你不要看着我,不要这样看着我。你在看罗丹心的同时,不要看着我,为什么?因为,罗丹心是我唯一的兄弟。我站在桥的这边,让罗丹心把雅布送到桥那头的猫山镇,我略带惆怅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在路灯下一点点地在桥的尽头消失,直至彻底地融入夜色。大月亮真亮啊,月亮伤痕累累,可仍在天上发着光。

“青春找不到方向,激情也没有出口。”这是罗丹心的口头禅。喇叭裤、烫发、四喇叭收录机、霹雳舞,在迷茫且叛逆的年龄,充当了我们的道具。我们高考都落榜了,我们从石佛岭大院出来,几乎都无就业的门路,就在县城的街头飘着,成为混混,小痞子,街游子,成为人们称呼里的贬义词,被动地接受着正经人奉送过来的鄙视。去往二中的那块空地上,傍晚燃起一堆篝火,是驱蚊用的,罗丹心的大胡须在红光中闪烁、跳跃,他在跳霹雳舞。那太空步,一卡一卡,如机器人。收录机的旋律越来越快,比赛的意味在几拨人之间也越发明显,人群里有不少人吹起口哨,发出嘘声,最终以打斗收场。我打一个嗝,慢慢地从帆布包中掏出啤酒瓶,朝着旁边攻击罗丹心的人的脑袋就砸下去,然后等他软软地像布袋一样靠在我的腿边。街风吹起梧桐树的落叶,我和罗丹心扛着长枪似的球棍,眼里盯着球,雅布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我们仨围着一百瓦白炽灯下的台球桌转来转去,选择角度。此刻,全城的蚊虫、苍蝇都朝着这地方赶路、汇集,仿佛要准备暴动似的,接着虫子稠得像一锅炒芝麻,用球杆挥都挥不开……夏夜里,我们三个人走到郊外。郊外手电筒的光,三三两两交错在一起,有人照黄鳝,照青蛙。走在广阔的田野中间的田埂,走着走着,我们就靠在了一起,像三颗钉子钉在一根棍子上。远处有微光闪烁,弯曲的田埂把我们带向远处,又在远处迷失。

找不到回来的路,田埂且弯且曲,方向也摇摆不定,有时甚至南辕北辙,人的视线不能穷尽它的历程。在视线之外,它还可能无限延伸,若是能一眼望到路的尽头,谁还能走弯或者错过……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捱多久,直到后来一件事的发生。

“还是谈谈当年的公社大院,谈谈馒头婶,馒头婶后来的事我最清楚。”杨卫东拽拽我的衣角,县城的灯火在我们身后骤然闪亮,星星跌到河里,被旖旎的细浪带走。

那位从门里快速闪出去的人,确实是馒头婶,无论我怎么认为自己的眼睛花了,抑或做了梦,或者说公社大院的人们集体做了个梦,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那人确实是馒头婶。杨卫东在我之前就一直守在门边,他也是被袁仁发约去冯部长的房间看驳壳枪的,一直到馒头婶出来。

公社大院的后山,间或传来石子场炸石头的隆隆炮声,屋子里很寂静,没任何声音发出。馒头婶出来之后,原来围堵在门边的人像一股潮水往里涌,他们发现冯部长房间里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个男人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声息,法医鉴定结论是,无外伤,死于突发性心肌梗死。杨卫东的父亲是政工干事,当时参与了对馒头婶的讯问,馒头婶自始至终都回避了她与冯部长是否“那个”了,而是反复强调,她一直没有让袁仁发得逞,好像她把这当成一次庶民的胜利。袁仁发一直以来或者就在当天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馒头婶掌握了他什么把柄,她又用什么方式進行了阻击从而没有让他得逞?这一连串的话题将要向纵深展开时,都被及时制止。馒头婶被要求只回答提出的问题,但馒头婶恰恰对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

她坚称自己是出于对冯部长的同情,才去了他房间看望下。讯问的人认为她长期以来都与冯部长“那个”了,而且此去也是为跟他“那个”,否则冯部长出现危机,她应该出门喊人送他就医。她则说,她几次想打开门,门都打不开,门在外面被锁上了。如果门果真被锁上了,那只有可能是袁仁发所为,袁仁发对此是否定的。杨卫东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不一直喊人?答,累了,疲惫了,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特别恐惧,另外也绝望了,觉得门一直都不会打开。不知为什么,后来门怎么又能打开了呢?你最好问你自己!讯问她的人拍着桌子结束了讯问。大院里的人几乎都认为馒头婶跟冯部长还是“那个”了,甚至包括我父母,但又同时觉得馒头婶的辩解也有存在的可能性。这件事一直都没有定论。

只有我相信馒头婶的清白。因为,馒头婶是善良的,她的善良惠及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

夜晚,风把梧桐树毛茸茸的花絮吹得满院都是,黑暗的灰尘和长毛绒般的飞蛾,在无声的惊惶中环绕着飞舞。月亮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把银白色的光向大地无尽地倾倒下来。月光漫过我的头顶,我坐在礼堂前麻石铺成的台阶上,夜有些深了。遥看银河的男孩,他并非要洞悉宇宙的秘密,后来也没有像斯蒂芬·霍金一样发现黑洞和光传输的曲波,他只是想晚点回家,躲过一场家庭的风暴。父母的坏脾气缘于他们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这对地主富农儿女结成的夫妻,在大院生活举步维艰,他们脾气暴躁,吵架,打孩子,做噩梦,又从涔涔的热汗中醒来,惊坐在床上发呆:一个人梦见自己在陆地上被人追赶,一不小心,就站到了梦境的悬崖边上;另一个人梦见自己在空中被人拦截,开始是从瓦片缝隙里飞出去,差点就飞上了自由的蓝天,结果一张大网从头顶撒开把她罩住了。

就这样我在星空下冰凉的台阶上一坐很久,我看见一天的星星像一窝小鸟,在惊魂不定地寻找同伴。我双手搭在双膝上,像一只孤单的小兽。我看见了馒头婶。馒头婶也看见了我。她向我走来,把手伸给我。于是有了第二天早晨打饭时的一幕,当她俯身向我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她内心的全部。

接替馒头婶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庄稼汉,叫牛细脖子,脖子确实够细的,像一根线,扯起嗓子喊的时候,声音也像一根线。这人根本不懂什么厨艺,什么红案白案一窍不通,只不过凭熟人关系为每个月都能拿到的薪水,丢下锄头拿起了菜刀。打开蒸笼的那一瞬间,每一次他几乎都在解释为什么蒸笼里的馒头蒸成了路边的小石头,又小,又硬,还黑不溜秋的。站在偌大的冷冰冰的厨房里,这个时间人们都开始一轮又一轮地怀念馒头婶。有人开始了关于怎么用人的反思:馒头婶未必“那个”了,即便“那个”了,这也不妨碍她蒸馒头做饭呀。有人看着圆门洞像飞镖一样打进来的燕子,说,怀念有什么用?我们还得继续啃“石头”,馒头婶又不是燕子,飞走了还能飞回来。

第二年春天,馒头婶还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飞了回来。她推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后座的竹篓里装了三头小白猪崽,从黄墩的集市上回来,在石佛岭的一家茶棚里汗涔涔地歇下,要了半块烧饼和一碗茶,草帽底下的眼睛向四处看。我惊喜地叫了声。她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仿佛从来就不认识我似的。“噢啰啰啰”地扭过头去安抚竹篓里那三头哭天抢地的小猪崽。我又喊了一声。她把手中剩下的饼顺手扔进没有喝干的茶里,撑开自行车的后支架,头也不回地上车走了。那是一段下坡路,她脸颊绯红,风时不时掀着她背上的草帽。那会儿每个村子谷场上都在上映《渡江侦察记》,馒头婶为什么装着不认识我?想起她草帽底下的眼神,我恍然觉得,莫非她借买猪崽为掩护,回过头来对石佛岭公社大院搞了一次侦察,大部队莫非还在后头?

夜色越来越浓。三三两两的手电光边晃边向这边照过来,几次照到我和杨卫东的脸上,并且令人不愉快地停在了我们的脸上。这群人窃窃私语,朝这里走来。杨卫东心虚了,想站起来。我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向下拽,他一个趔趄侧身倒在河堤草地上,上衣口袋里的一疊东西掉了出来。我把头扭过去,装作没看见。我想打破我们之间石头一样坚硬的沉默,我说,说说吧?他把东西递过来,哎呀,这些年都瞎混,不过结交了几个人。令我意外的是,这都是些他本人与一群五十岁以上老男人的合影,黑白胖瘦高矮都有。杨卫东借着月光把头凑过来,说,都还凑合,都还有些利用价值。他用手指着一个顶上是秃头后颈部毛多得像马鬃一样的人说,这是某某协会的副主席,又指着一个脸上几乎找不到眼睛的胖子说,这是某某机构的副会长。我听来听去,基本都是些比较扯淡的民间组织,甚至解冻所谓“民族资产”几百亿美元的骗子,里面也有。

“鸡鸣狗盗,听说过吗?无论什么人,说不定到时候都有用。在大消费的社会背景下,我对人对事都持消费观念。比如当年的公社大院,怀念它,有个卵用?消费它,才挖掘出了它内含的价值。你看,我这不是被你捞出来了吗?当然对你,我是另外的情感啦。”可能是因为我瞪着他,话的后半部他改了口。我正想跟他说什么,几束混乱的光束从我们的头顶向下照过来,好似透明的棍子打在脸上。还是刚才那伙人,他们仗着人多,肆无忌惮地把手电光在我们脸上乱晃,朝地上吐唾沫,说一些粗话。我和杨卫东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搞清楚,他们在找两个走失的孩子。杨卫东和我在抬屁股站起来时,我说:“我们不是孩子,是走失的两个大人。”说完,我突然想哭。

这之前,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捞回我身边这人的花费,装作无意吐露给他,这时,我对他心也软了下来,我说:“卫东,若是按你以前的路走下去,你还得进去。这些年你照这条自以为是的路往前走,已经声名狼藉了,你说你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其实是处处碰壁,一败再败了。快点,把你刚才藏起来的那张照片给我看看。”我的手伸进了他的上衣口袋,他想有所动作已经来不及了。天啦,我瞪大了眼睛,这张照片上的人,竟是雅布。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照片上的雅布,她眼睛执着地看着自己的右下方,连一个微笑都失败了。

突然,我想起了她曾经的这种表情。那还是她七八岁的时候,在石佛岭下了车跟她妈妈往回走。从公路到大院的那段煤渣路,也就一百来米的距离,我不知道她们走了多长时间。她们是从县城的看守所里看她爸爸回来,她妈妈左手牵着她,右手提一只黑色的提包。她妈妈表情悲伤,她在落泪。我呆呆地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感到难过。按理说,袁仁发是罪有应得,我不应该这样。可毕竟她妈妈和雅布不是袁仁发,而且这件事与我父亲还有关,这并非捕风捉影,大家都这么猜。

这两个人在相互隐忍几年之后,还是彻底闹翻,直到水火不容。一头小猪成了导火索。踏水小学刚放寒假,几位教师围在一个教室里批改试卷。一头二十来斤的小猪崽从农舍的猪圈里偷偷溜出来,开始在操场溜达,接着就溜达进了教室。几位教师扯着扯着,意见竟然达成一致,关上门,丢下试卷,在教室里撵起了猪。小猪崽哭爹喊娘,但已经来不及了,等待它的是一口空空的大铁锅和几位老师的辘辘饥肠。这件事往后越闹越大,从校长一直到我父亲那里。我父亲黑着脸,对几位老师严厉地批评教育,让他们到猪的主人家登门赔礼道歉并赔了小猪崽的钱。按说,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不想,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养猪老汉忽然悲从中来。他从田里施粪回来,途中看见邻家跟他那头差不多大的小猪崽,目测已经长到了六十多斤,如此想来,自己家里那头小猪崽若没殒命,到年底岂不是三四百斤?不行,冤,实在是冤,他要为小猪崽讨还公道为自己找回经济损失。这次,他找到了袁仁发。袁仁发正好下乡检查春季水稻薄膜育秧新进展。袁仁发紧紧攥住老汉的双手,大爷,我等的,就是这个新动向啊。

“怎么办?难不成让几位老师给小猪崽披麻戴孝不成?”我父亲在袁仁发的办公室里焦虑地踱来踱去。袁仁发面无表情,抬头问,这事你深入调查了没有?是怎么定性的?后者差点就笑起来,这事也需要调查定性?不就赔礼赔钱嘛,还多加了十块钱。切,袁仁发一笑,把头偏过去看着窗外,怎么事情到你这里就变得简单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件典型的侵害贫下中农利益的事件,而且你明知这几个人的家庭成份。

我父亲脸一红,家庭成份这几个字是他的软肋。袁仁发接着说,你处理这件事是这么个态度,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同一个阶级同一个阵营,惺惺相惜嘛,相反让人觉得顺理成章。哗的一声,他拉开抽屉,把一封信扔到我父亲面前,你看看,谁写的?刚才我父亲抬脚进办公室的瞬间,袁仁发见了这个人,就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立马想到了这封信。几天前,县委办公室里当副主任的战友把这封信交给袁仁发,当时他的脑袋嗡的一声。这是一封十二页纸的检举揭发信,从行文的逻辑、措辞、文风看,他想到了一个人。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石佛岭的岭头从县里开来一辆绿色油漆的吉普车,停在人们惊艳的目光里,继而旋风般地把我父亲接走。从家到上车这段路,春风让他扬眉吐气,让他沉醉,他的黑脸荡漾开来,呵呵地笑,笑得脸通红。脸本来就黑,一笑变成紫黑,于是他一脸紫黑地朝吉普车走去,不停地停下来,与路边的人搭讪,握手,他希望这段路越走越长。县教育局开大会或者县政府开教育系统大会,领导讲话稿、报告、汇报、会后的决议、章程等各种材料,等着他撰写、起草、拟定。这位黑脸的富农子弟,对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理解,继而在纸上行文,全县竟无人能及。通常办公室里的情形是这样,他自己着手写一份,与此同时口授另两个秘书笔录写两份,三五份万余字的大稿,两天即可完成。写到最后一页,他带点闲适和自满地站起身,扩扩胸,转身去东门的集市。那里人声鼎沸,他自己先吃一笼流着油的小笼包子,喝一碗白米粥,然后去炸油条的大锅边,等锅里翻滚的油条。油条有一条小臂粗长,金黄而且膨松,散发着油香和麦香,用麻纸包好。一般他买两大捆,一捆给乡下的祖母;另一捆到自己孩子手中时,油已经浸透了麻纸。几乎同时,蜂拥而来的一群人挤破了门,吹捧一番,倚马可待的才情哪,你恰似东晋的袁虎再世,战前写檄文,靠马背上一会儿就能写出七张纸。临走时都装作惊讶,吔,这里还有油条,顺手拿走一根。我们姐弟眼巴巴地望着最后剩下的根把两根,口水像瀑布一样挂出来,这油条,真好吃。那时候石佛岭可没有人能炸出这样的油条,别说吃,捆在麻纸包里,就透着富贵气,一眼就能瞧出是大地方来的货。我们石佛岭也有人尝试炸油条,结果炸出个猪尾巴似的东西,又软又黑又皮实不说,吃在嘴里还有股洗衣粉味。这油条,真好吃,我擦擦嘴上的油,心里感到强大,我说,爸呀,你可真厉害,你在县城里写文章写成啥虎啦?我爸说,袁虎,袁虎,别听他们瞎扯,他们是冲油条来的。

“袁书记,你仔细看看,这不是我的笔迹。”此刻袁书记是袁仁发,我爸是他大嘴下的兔子,想通过辩白过这一关。他愣愣地在办公桌前站着,如同当头泼了一瓢水,汗把全身都湿透了。二人之间,在展开一场追捕、围猎和逃跑、突围的游戏。袁仁发审视了对面的人好久,说,笔迹不是问题,写好了,找个人誊一遍,就不是自己筆迹了嘛。比如,上次厕所里面的字,看似孩子写的,我看未必,大人也可以模仿孩子的笔迹嘛。关键是文笔和文采,行文思路和逻辑,石佛岭舍你其谁?这类材料还要什么文笔和文采?再说,写的这个人可能不在石佛岭呢?不在石佛岭,能把事情编得枝枝蔓蔓这么细,这么圆,煞有其事的?连石佛山顶上的一声雷,石崖山飘过来一片云,都出现在材料里,当然我这是比喻啦,外地人可能吗?

嘭的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声把袁仁发震住了。眼前的这个人在经过一阵挣扎后,似乎从笼子里挣脱出来,还原了暴烈的天性,他拍了一下桌子,用手指着桌上的信,一字一句地说,袁书记,我一字一句地跟你说,别把我想象得那么阴暗,我若有一天要检举揭发你,一定署上我的真实姓名。

从这个角度看去,眼前的小街如同一个透明、发光的洞穴。石板路被磨得光滑,天空青色的光仿佛从这里拖坠而下,在石板上反光,把石板描述成一块块青色的鱼鳞。灯光几点,月亮在瓦屋檐上安静地踱步。这时,狗吠了几声,接着是一阵哭闹声和吼叫声,响在街的尽头,这条老街与大街的交接处。

哭闹声和噪杂的人声,越听越不寻常,我向前走过去。远处,几扇门吱吱地打开,从门里涌出光,把一块空地照亮,一群人影像一幅剪纸映在青石板的地面上,人影剧烈地晃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我随意闲溜达,溜达到这里。说是溜达,心里也有想法,我想找雅布。和杨卫东坐在皖河大堤的那夜,我盯着二人的合影,吃惊的是二人的亲密,继而把脸转向杨卫东,我说,杨卫东,把该吐的吐出来,否则我把你扔进河里。

杨卫东哭了,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在一起了。她那阵子为罗丹心伤着心呢,为与罗丹心有关的一件事愧疚,这件事她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人都差点崩溃了。我想对她好,也是有帮她的意思,就在一起了。你知道,我从初中起就偷偷研究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了。那时候人说它是黄色的,不好意思,青春期嘛,的确我也为这个偷偷伤了身体。到这个时候我开始模仿克里姆特的画风了,画形形色色的长头发女人,后来几位模特的男友或者丈夫,谁知道是不是男友丈夫,总之是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口咬定我跟这些长头发女人发生了关系,让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他们是本地人,纠结在一起,冲进我画室,围着我,扇我的耳光,一耳光,一耳光,打得我心里好恐惧。后来他们又拿刀子跑来找我要钱,我哪有钱哟,连生活费都是雅布的,我,我只好撇下雅布,去远远的地方躲了起来。我也是没办法呀,回过头来我爱的还是雅布……你妈的,你也配?你怎么不去死?我像狼一样扑上去,把杨卫东压在身下,去咬他的喉管。他的两只脚一下一下,蹬在河堤的草坪上。我举起拳头,我说,你就是想跑,也可以带着雅布一起跑啊!他说,你放了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一群人在路灯下,类似一捆柴捆在一起,围观一位男人与一位女人的缠斗。昏黄的路灯光下,男人把女人的头发撩起来拎在手里:“给不给钱?信不信,我弄死你!”女人用右手试图掰开男人攥头发的手,左手推他的胸部,试图挣脱。我凑过脸去,看见了一个类似雅布的女人。这一刹那,我怀疑这个女人就是雅布。杨卫东最后告诉我的秘密是,雅布就在这个县城。

哥们儿,大家都领教了你的手段,蟑螂你都弄得死,何况是女人!我上前掐他的胳膊,他哎哟一龇牙,抓头发的手自然松开了。我掏出香烟给他点上,平息他的愤怒和抵触。我说,哥们儿,这女人是我一熟人。他说,你有我熟?她是我老婆!我把他往有光亮的地方推,说实话,你老婆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那么说,我是你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妹夫啦?他扭过身来,手臂架在我的肩上,用两个手指向后指,又来占便宜,你问问她,她根本没有哥哥,你哪来这个妹妹?我示意身后的徒弟小孙,陪这位老哥们儿去喝两杯啤酒吃点夜宵。他想都没想,很快便乐意地接受了。忽地又转个圈,把小孙搭在他肩膀上的胳膊甩开,面对着小孙,难不成我就没有扳本的时候啊?你说被丧门星缠上还赢得了吗?继而扭过头来,老子是正宗的老安庆人,我脾气不好,上次有人挡我的道,我上去就一巴掌,后来我黑道兄弟还挑了他脚筋。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呵呵地笑着,回来找那位长得像雅布的女人。对着她快要离去的背影,我喊了声:“雅布!”她站住了,回过头来,是她。二十年前的,三十年前的,四十年前的雅布,生活中各个场景中的雅布,包括杨卫东照片上的雅布,一一在我脑海里闪过,我都找不出她现在的这个样子,这种如临深渊的表情。一时间,我也说不出话来。她愣愣地看着我,惊叫了一声。

火光类似动物的皮毛,光亮、温暖,我们蜷缩在一起。火光伸出舌头,舔着我们的脸,我的手指像石头一样僵硬、冰冷,雅布就靠在我的腿边。一簇火苗仿佛将一屋子的黑暗烧了一个洞,我们在火光的后面,冻得麻木的脸被红光映照着,靠在墙根。这天傍晚风大、寒冷,路边的麻雀冻得在电线上不停地跺脚。我们各自拎一袋米,来这个一屋子人等着炸米的地方, 火光在呼呼的风箱声中上下跳跃,一只葫芦状的盛米的小锡壶在火苗上翻滚,米的香气越来越浓,光头的老头脚在暗处一蹬,砰的一声,原来老鼠屎大小的米,此番成了类似泡沫的白色颗粒,放大了三五倍,香甜,入口即化。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爆米花往回走,雅布被我们轮流背在肩上,夜已经深了,她困倦得如同一团稀泥。

此前的雅布,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尾巴,大院的几个男孩在一起玩时,她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远远地望着,我们回头朝她看时,她赶紧低下头,装作看一朵花,扒几棵草,或者捉地上的蚂蚁。但她的父亲出事后,我们就把她当成了妹妹。

她伏在我的肩上。她在接下来的某个瞬间吓坏了我。月光时隐时现,最后还是钻进了一大堆乌云里。我背着她往前走,我的一袋米在罗丹心手里拎着。她在我的耳边,似乎是在梦境中,说:“我爸爸,在牢里死了。”沿途村庄的狗藏在浓墨一样的黑暗里,诡秘地发出吼叫。我身子往后退,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夜深了,四周黑漆漆的,仿佛死神就在不远的暗处。

半年前的那个夜晚,公社大院外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把人都唤醒了。我走近车边的时候,袁仁发已经被拷上往这边走。走到车边,他被勒令弯腰,在一群人的围观下,被一名公安摁住头部,托住腰向上一顶,上了车,就再也没有回来。罪名是破坏军婚,而且是十三桩,这是很重的罪。不久的一次区里批斗大会,他被五花大绑地站在一辆绿色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低着头,在一群光头中间,形同木偶被人搬来搬去。宣布的罪状更让人吃惊,行事前,他居然用剃须刀把女方下体的毛剃光——比“破坏军婚”罪名更让人震惊且不明就里。

公社大院里都在传,是我父亲实名检举了袁仁发。这些猜测传到我父亲那里,他已病重。他选择了沉默,如一块石头冷漠地封闭了自己,没人能敲开。对于妻子的询问,他面对着报纸糊的一方墙把身子转过去,眼睛漫无目的地盯着那些泛黄的、几乎快要从墙上脱落的报纸,随口念一段多少年前的新闻。

向我要了一支烟,接下来她在烟雾中咳嗽不止。我理解,她这会儿略带的一点玩世不恭,是对自尊的保护。她几乎把一口烟喷到我脸上。我把脸撇过去。

“有些路,你向前迈几步,好像就站在了冰面上。”她看着我,“你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哪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谁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知道我把生活当成了破罐子,一直不停地摔,摔着摔着,这不,就摔到你跟前了。”她笑了,而且一笑就笑了很长时间。“别这样!”我试着和她开玩笑,沉着脸一本正经地,还装得有点深沉:“我亲眼目睹,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她把咖啡杯在桌面上晃来晃去,急速地移动,使得杯子里的咖啡不安地跳到桌面上,湿了很大一块。当年,就是我、罗丹心和她一起在县城混的那些年,她有一次支开了罗丹心,以与眼前迥异的姿势和语调,解开了我的心结。以前,她可不是这样。

“是不是家庭的罪孽需要我来承担?”她这样委婉地问我。我们坐在皖河大堤的草坪上,双手斜撑在身后,看著夕阳下皖河的滔滔水流,向没有固定方向的前方流去。我为往事感到内心迷茫说: “我爸……”她说:“你爸是因为我爸,我爸不是因为你爸,主要是他自己造孽,另外,导火索是后来由我爸那件事引起了更大的一件事。”

更大的一件事是这事:就在那段时间,某个部队营地的一名战士,携带枪支,突然在一天夜里失踪了,寻找三天未果。事件层层上报,到最后甚至惊动了军队高层。第五天,在这个战士家乡石佛岭公社的一个路口,把他找到了。他情绪失控地交代,如果不是被你们截住,这会儿石佛岭的枪声已经震惊了大半个中国。他在外戍边,妻子却在家红杏出墙,对象竟是石佛岭公社的书记,携枪而回是为了寻仇。筛子,他说,我要把那家伙吊起来打成筛子,才解心头之恨。

父亲房间里把夜熬到很深的灯光和咳嗽声,还有笔行走在纸上的沙沙声,又怎么解释呢?这当然只有家人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是父亲心里涌起的巨澜,稍不小心,就可能将自己防守的河堤冲垮。大会小会,旁敲侧击,批评检讨,所有汇集起来的毒素,一起注入父亲的身体里,使他无法承受。再往后,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他被人指认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父亲这样的人会是造反派?后来我想,他不是一棵树,身历黝黯,站在悬崖边,也能笃定从容;他是被漩涡挟裹着的泥沙,没有自己的方向,随波逐流。躺在那里,泪珠闪烁着,从他的眼眶里滚出来。一会儿,他笑起来,笑得气都接不上。我睁大了眼睛,靠在门框上,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

我不知道父亲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他那段时期的状态,像是在半空中悬着,我隐约觉得他终究会以某种方式终结他的悬挂。这个时刻来临时,我和罗丹心、余建国、杨卫东坐在附近村庄的谷场上,看露天电影。缀满星星的穹顶之下,我们坐在白色的大幕背面,看着人物相反的动作,发笑。看到潘冬子家的房屋被胡汉三的还乡团点燃,烈焰腾空,这个时候电影突然停了。放映员突然对着话筒喊我的名字,我循着声音过去,看见电影机边,叔叔站在白炽灯下一团团蚊蝇中间,目光四处搜寻。我跟叔叔回家的当夜,父亲已在送往县城医院的路上死了。许多年后母亲应我的询问回忆,父亲最后除了病痛什么都不关心了,临终只想舒舒服服地喘口气。没有辩白,对谁也没有交代,更没有什么要嘱托的。他扭过头来,急促地喘气,说,喘气,比世界上一切事都重要,为什么,到头来,我连气都不会喘?

面对雅布,我一直没法说清父亲有没有写署名的检举材料,不是我想隐瞒什么,也不是我不想说。我们在县城混的那些年,这些都已经如一页纸翻过去了,或者如一堆枯叶投进炉膛里烧没了。咖啡厅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我拿起桌上前面人留下的一小截蜡烛,把它点上。雅布不解地看着我。我把它放到雅布的手边,说,把这当作罗丹心,来,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雅布哭了。我也哭了。

雅布的叙述像一条河,因循着自己的节奏,时而急促,时而舒缓,但局限在于陈述本身,完美的陈述也无法穷尽地呈现所有的悲辛,几十年的过往,换来的是浮现在脸上的几种表情。我隐隐地感觉有些事她隐瞒了没说。当然了,也不可能在一时半会儿把所有的事都倒出来,包括我想知道的那些事。

后来我们离开了咖啡厅,边走边说。我想起心中一直存在的疑问,刚想问,已经到了她家的门口。她的眼神露出谨慎和为难,从门里射出的昏暗灯光下,那位正宗老安庆人坐在一只小马扎上,酒气熏天,正用鼠肚鸡肠的小眼睛瞪着她,也瞪着我。我故意提高了调门,今后所有的事,哥都担着,有事来找哥,没事也要来找哥。那边飘过来一句油腔滑调的挖苦,切,妹妹找哥泪花流哈,不进来坐会儿?我正好给个警告,类似新闻发言人常说的“勿谓言之不预也”,我说,雅布,听着,今后谁敢再欺负你,我让他半身不遂。

往后的日子,我一直处在兴奋中,后来我意识到我光顾着兴奋,心里悬着二十多年的那些疑问还是疑问。这些日子我还意识到,有些麻烦一粘上想甩就难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杨卫东果然又进去了,要求探视亲属的那一栏里,他从头到尾填的都是我。这次,他消费了跳广场舞的大妈。作为预谋的第一步,他成功地混进了广场舞队伍的尾巴,跟在大妈们的后面装模作样地跳。混熟了之后,他说他要用手机拍电影,为平凡的人生创造奇迹,在中国用一年时间造就五到十位类似英国的苏珊大妈。他把这些片子在电脑里放一放,就说已经挂在了国际知名网站,骗的钱倒不多,总共两万五千多块钱,问题是,他要一直这么骗下去,那就厉害了。他的雄心就在于这么一直骗下去。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还是来了,隔着铁窗,我问,你又来这里免费吃住啦?他说,我真的没脸见你。我说,别为难,这是最后一次。他说,我宁可永远待在这里,也不想听你说这句话。

互联网上,我寻找着雅布的蛛丝马迹,博客、微博、百度与谷歌的词条,搜到的都是“雅鲁藏布江”的简称。我想,雅布为什么叫雅布,跟他爸爸在西藏当过兵有关吧?我又想,为什么互联网上搜不到雅布,雅布生活在生活边缘,被忽略了,遗忘了,抛弃了,因此没有她丁点儿信息?

无意间,倒是找到了余××的微博。相册里这个人土木形骸,貌甚丑悴,还晃着刺猬一样的脑袋,貌似承担着一种使命,严肃地看着镜头。往后看,我感到吃惊,我看到了一幅他与一位老太太的合影,他以搂抱的姿势把对方圈在怀里,不寻常的亲昵让人觉得非比寻常。下面文字,有人提醒他注意伦理道德,而他的回复是,法未禁止,都是我的权利。又说,她是比我大了二十八,那又怎样呢?嗯哼,我们都是单身。往下翻,类似的合影越翻越多。更让我吃惊的是,老太太长得很像馒头婶。四十年未见,我不知道馒头婶长成什么样了,要么真的是馒头婶?判断在是与非之间摇摆不定。不知接下来他要干些什么,也不知他在自以为惊世骇俗的路上要走多远。

我等着雅布来找我的那会儿,怎么没有想到应该去主动找她?我是有所顾忌,怕给她带来麻烦吗?现在,雅布的手机号码换了,租住的房子也换了。眼前瞬间的变化,让我感到不安,我能隐约感知其中的原因。后来证实,某些事情果真如我所料,只是它包含在一件更大的事情之中,好似俄罗斯套娃的情状。

从石佛岭回来,我就开始四处打听雅布,终于在安庆城里一条老街的出租屋里把她找到。她已经离开了那个男人。过多的生活挫折,让她显得有些迟钝。“出来了?”她愧疚地看着我说,“把藏藏帶成那样,我对不起罗丹心,也不好意思面对你,所以,瞒到现在……”当初,我和罗丹心从派出所放出来,三人作鸟兽散,雅布就是在那时怀孕的,当时我们仨都不知。狐死必首丘,晨钟暮鼓,我站在嵩山少林的一座塔上,想象中回望群山环抱的石佛岭,千里田畴中的县城,和滔滔而逝的皖河,我想到了从前的日子、眼下的日子和今后的日子,想到了罗丹心和雅布,想到了许多发生过和没有发生的事情,唯独没有想到,藏藏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一家破旧的网吧,最黑暗的一角,随着雅布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个青年,染得花花绿绿的脑袋伏在两条交叉的胳膊之上,估计游戏玩累了在做短暂的中场休息。胳膊肘处摆满了方便面桶、矿泉水、劣质香烟和打火机。我不顾他惊醒后的反抗,把他拉到屋外。这位年龄将近三十岁的青年,瞬间被屋外强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像一个被大人拿走玩具的孩子,恼怒地看着我。我也在观察他,很瘦,大腿和胳膊一般粗细,整个身子像虾子一样弓着。拉着他的胳膊,我感到心疼。三人朝着一个方向走。路上,我在想,这样的胳膊需要在修车铺里练练,抡大锤、扳手,翻翻重达几百斤的卡车轮胎,劳作会让它慢慢粗壮起来的。我打定了注意,甭管他愿不愿意,我要让他一步步掉进我的陷阱。他陌生地看着我,很抵触地要把自己的瘦胳膊从我手中挣脱出来。但他走在路上,走在阳光里,走在我的身边,我转瞬间已安心于他此刻的现状。

我把这位其实已经不是孩子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是罗丹心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出事的当晚,我才从正宗老安庆人的口中,幸运地得知他的存在。

雅布在失去联系一个月后,靠在修车铺的门框上,当时我就感觉不妙。雅布的新居从城南改租到城北,这一细微的变化,我知道意味着什么。一进门,正宗老安庆人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得溜光地坐在桌边喝酒,转眼间貌似比以前手头阔绰了许多,烟酒都上了档次。

“你怎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卖?”我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就发问。他低着头,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搓着一粒花生米紫红色的皮,诡异地抬头问我:“亲生女儿?要说亲生女儿,还需要做个亲子鉴定!你怎么知道拉拉就是我亲生女儿?哪是色情场所啊?你听她瞎掰,那是正儿八经的娱乐城,三陪?那你三陪都不陪,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人家凭什么让你不劳而获,给你一年上十万?再说拉拉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她能干什么事,在家谁养她?”

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突然,他生起气来,用筷子指着雅布,你个贱货,你到处乱嚼什么舌头?什么家丑都外传,什么野男人都往家里带,換了地方换了手机号,还是找来了。我也生气说,请你尊重人,我生起气来,可忍不住啊。他说,忍不住?还忍个屌!我叫她烂货还有错?她一直都在卖,她自己心里最清楚,你去问问她,所以我说拉拉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还两说,不然我为什么这么说?还有那个罗藏北,分明一个野种,死鬼老子听说还死在西藏……我听着,心里像刀扎一样。雅布坐在桌子的对面,一把一把,把手掌上的泪水往地上甩。我忽地站起来,抓起桌上的酒瓶,灌了几口酒。然后把他从椅子上端起来,扔到地上。他惊恐地看着我,接下来我对他做了什么,踢了几脚,其余的也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我后来又抓起酒瓶仰着脖子往下灌,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都喝光了。醒来的时候,看见几个警察。我问他们,我这是在哪?他们中的一个说,安心在这待着吧,可能要一段时间……

高大的落地窗,把街景清晰地映入眼帘,一群妇女围着一条躺在街对面血泊中的狗如丧考妣,一个乞丐掂着缺口的瓷缸,见路人就拦,花花绿绿的男女,像流水一样匆匆往来,天空湛蓝,白云从这个城市的上空低低地俯冲过来,急速地掠过。我和雅布停下来,吃惊地看着藏藏吃,他已经吃了六个鸡柳汉堡,显然是饿坏了。我说,藏藏,你今后打算干什么?他抬起头,惊讶而且有点反感地看着我:“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你是我什么人?”我说:“你想知道我是谁,首先得聊你爸。”他说:“我知道,你会说我爸爸是个英雄,然后说我作为他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够格,然后再指一条道给我走,是不?给我下套?我领教多少次了。”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英雄,何况我对你爸那么了解,他也曾误入歧途,接着往下走,甚至会丢了性命。人这辈子如何,看他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文化浅,只能说些简单的道理,走上邪路,如歧路亡羊,四顾茫然,回头我讲讲公社大院的故事给你听。若是走上正道,社会安宁,个人幸福,像你爸后来是走上了大道,一路向前,想不成为英雄都难。你想想,是不是?”我这样说,他安静了下来。

大街对面一家服装店的音响里,传来《天路》的歌声:“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每次听,我都泪眼模糊。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窗外。我说,孩子,我想讲一段三个青年的故事给你听。

石佛岭那段以后再说,从三个高考落榜青年相遇在县城说起吧。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浑浑噩噩的事也不说了,说一件大事,当时的电影院啊、录像厅啊,放来放去,都是港片,香港的高楼,香港的警察和黑社会,香港的风情和文化,太平山和湾仔码头,时尚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两个男青年。两个男青年把心里的想法跟女青年说,女青年坚决地摇头。两个男青年没有废弃,开始实施商量好的计划,一人买了四个篮球,用长网兜兜住,胸前和背后各两个当救生圈。那时没有救生圈,就开始在皖河里练,练偷渡。半年过去了,准备动身去南方。就在这天晚上,被人告发。告发的人是谁,这个人是好心还是歹意,真说不清,因为偷渡被抓在当时据说是死罪,还有游到海中间喂鲨鱼的危险。总之,结果是两位男青年被请到了派出所。事有凑巧,派出所所长正好是一位男青年父亲的同学,这件事只有他和另一位办案的民警知道,事情可大可小,毕竟是未遂嘛,而且证据也就几个篮球。所长当晚冒着风险做了一个决定,把两个青年放了,而且示意他们离开县城,走得越远越好,怕日后更多的人知道了深究。于是,一位青年去了嵩山少林,此后辗转漂泊半生;女青年去深圳投奔亲戚,这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了其中一位男青年的孩子,她含辛茹苦,颠沛流离,把孩子养大;另一位男青年在外躲了几天,正好赶上征兵,于是去西藏当了工程兵,修建青藏铁路,几个月后牺牲在大雪茫茫的青藏铁路线上。极寒地带,积雪如同海边翻滚的白色泡沫,把他覆盖了起来,牺牲三天后,战友才找到他,他已经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了……

往后我说不下去。我抓住藏藏的胳膊,不知怎的,这孩子就叫起来。我说,我说个轻松的吧!当年石佛岭公社大院厕所里的那行字,你猜是谁写的?是你爸写的!呵呵,那夜,我蹲在厕所中间的蹲位,听脚步声,我就知道厕所外面是他来了。黑暗里,他像一只老鼠窜进洞里,去了最里面的蹲位,一会儿,我就看见了一束光照到墙上,接着听到了美工笔磨在水泥墙上的沙沙声。我在角落缩着身子极力不让他发现,为什么不让他发现?我当时出自本能,没有多想,后来,感觉,呵呵,发现好朋友的秘密,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把它当作掌纹,有时握在手心,有时展开来,辨识一番。

“清晨我站在高高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一个月后,我坐在去拉萨的火车上,听韩红唱《天路》,泪眼模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为罗丹心唱的,恍惚地觉得罗丹心就是披着那霞光的神鹰。这次,去拉萨,去他牺牲的地方,我要找到那块石头,找到冰封下的那颗丹心,那簇不息的火焰。车厢里,我看见了罗丹心坐在那块石头上,捋着一脸大胡子冲着我笑,那把弹过《致爱丽丝》和《水边的阿狄丽娜》的老吉他还在不在?不知道他参军后络腮胡须剃了没有?余××和杨卫东,也发来微信,让我多拍些照片,发在朋友圈里。

火车惊天动地地喧嚣着,压向崇山峻岭,压向坎坷崎岖,如一条巨龙游走。我身边坐着藏藏,我开始对这个孩子满意了。几天前我跟他说,你可以时尚,但不要把自己弄得像只鹦鹉,他听了二话没说就去理发店把五彩缤纷的头发推了。拉拉挽着她妈妈的胳膊坐在对面,长得跟她妈妈一样美丽高挑,娘俩都属于大眼睛美女。我看着她、藏藏和雅布,又转眼看窗外。

一场暴雨过后,色彩格外清新,牛羊满坡,碧草连天,强烈的阳光下,吃草的牛羊,被牛羊吃的草,都在热烈生长。雅布情绪很好,扭头对着窗外,说,你看窗外的景物向后跑得多快,唉,人怎么不老?拉拉伸过头,看了一会儿了,似有重大发现。眼睛被她瞪得溜圆,瞪眼睛好像不是因为吃惊,而是想把其他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她说,下面是我的重大发现,我发现,远处的风景,向后跑得慢些;眼前的风景,向后跑得快些。我们四个人都笑起来。

责任编辑 陈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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