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如今，自由民主危机饱受诘难。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英国的退欧投票，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中的崛起，与“反自由民主”所带来的威胁遥相呼应—后者是一种极权主义政治。

但较少有分析师指出，反自由民主—或民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威胁。自由民主还因为一个为强调“自由”不惜牺牲“民主”的趋势而遭到破坏。在这种政治中，统治者通过一整套全面的政策约束，来彻底摆脱民主问责。

政治理论家亚查·芒克（Yascha Mounk）在其重要新著《人民与民主》（The People vs. Democracy）中将这类体制称为—它们与反自由民主构成了恰当的对称—“反民主自由”。他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早已不再像自由民主那样运作，而日益类似于反民主自由。

欧盟也许正是这一趋势的极点。在政治一体化缺位的情况下成立单一市场和货币联盟需要将政策委托给技术官僚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洲法院等。决策日益远离公众的视野。虽然英国并非欧元区成员，但退欧派所提出的“夺回控制权”仍能直击许多欧洲选民的失望的心。

美国并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但类似的趋势让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公民权。芒克指出，决策成为“字母汤”监管机构的自留地—从环境保护署（EPA）到食药监督局（FDA）。独立法庭用司法审议的特权来推动民权、扩大生育自由、引入各种其他社会改革，这令它们遭到相当大一部分群体的反对。而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国际安排实现治理的全球经济被广泛认为遭到了操纵，不利于普通工人。

芒克的书的价值在于同时强调了构成自由民主的两个词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约束政治权力以防多数人（或权势人物）凌驾于少数人（或无权无势者）的权利之上。但我们也需要公共政策响应选举偏好并受其问责。

自由民主具有内在脆弱性，因为两者的调和并不会产生天然的政治均衡。当精英拥有了充分的权力，便不再有兴趣思考公众的总体偏好，当群众动员起来要求权力，他们与精英所形成的妥协很少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权利守护者—他们持续保护在谈判桌前没有代表的人的权利。因此，自由民主有一种向某个反面堕落的倾向—反自由民主或反民主自由。

在我们的文章《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beral Democracy）中，沙伦·穆坎德（Sharun Mukand）对自由民主的基础进行了讨论，与芒克不谋而合。我们强调社会被两股政治裂痕所割裂：将少数人和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多数人分开的身份裂痕；以及将富人和其他人分开的财富差距。

这些裂痕的深度和性状决定了各种政治体制的可能性。自由民主的可能性永远受到反自由民主或我们所谓的“自由独裁”的制约，具体取决于是多数人还是精英占据上风。

我们的框架有助于突出自由民主的产生需要偶然的环境。在西方，自由先于民主产生：权力分隔、言论自由和法治在精英同意扩大公民权和大众统治（popular rule）之前便已存在。“多数人的暴政”仍然是精英的一大担忧，（比如）在美国，人们用精心设计的制衡制度来对付它，长期以来有效束缚了行政部门。

在发展中世界，群众动员发生在自由传统或自由实践尚未形成的情況下。自由民主很难成为可持续的结果。唯一的例外是韩国等相对平等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意识形态、种族或语言分歧可供独裁者利用—不论是反自由独裁者还是反民主独裁者。

欧洲和美国的当今发展态势表明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里的自由民主也可能已是明日黄花。当我们为自由民主危机而悔恨不已的时候，不要忘了反自由并非我们所面临的唯一威胁。我们还必须找到办法绕过不充分的民主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