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璐

杨修文是华北某县刑警队的民警，从事刑侦工作十年来，他经手了不少打击黑恶势力的案件。杨修文告诉《南风窗》记者，在这些涉黑涉恶案件中，大半的黑恶势力都是以腐败村干部为首的“村霸”。

本应造福一方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摇身一变，成为欺压乡里的黑社会大哥。村干部与黑社会，两个毫不相关的群体，却在这里发生了交集。人们不禁发问：是村干部“变黑了”，还是黑恶势力当官了？

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下发，开展了10多年的“打黑除恶”，变成了“扫黑除恶”。仅一字之变，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扫黑”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近年来“村霸”成为一些地方村干部的代名词，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的确如此，在多种多样的黑恶势力中，县域村霸是尤难对付的群体。由于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村霸与县内党政干部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恶势力与打黑者本质上是熟人的关系，这样一来，县域打黑不再是纯粹的讲法制、打了就行，各种利益纠葛、人际关系、政治考量都会成为打击村霸的阻碍。同时，村霸作恶的对象是最基层的百姓，基层政权的黑化不仅破坏了乡村秩序，更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

如果把扫黑除恶比作一场战争，消灭村霸就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

谁是村霸

村霸是依靠强权和暴力欺行霸市、为祸乡里的人。司马迁作《游侠列传》，其中提到的“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的身上，就有村霸的影子。《水浒传》中的镇关西是村霸，《白毛女》中的黄世仁也是村霸。可以说，农村的历史有多长，村霸的历史就有多长。

在传统社会，农村地区有士绅与宗族可以与村霸抗衡，于是黑恶势力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进入现代社会，法律与基层政权取代了宗族和士绅，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主体。制约村霸的力量改变了，村霸群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中国当前的村霸有几种。最低级的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小痞子，他們仗着年轻力壮，欺负一些老弱病残，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取利益。这些人常作为更高级村霸的打手、马仔出现，他们的危害相对小，也最容易受到公安机关打击。比小混混“高级”一些的是地方豪强，他们大多办一个企业作外衣，然后用暴力作为资本和工具，抢夺生意，欺行霸市。这些人看似能量不小，社会根基并不牢固，只要公安机关出手，一般都能解决。

危害最大的则是同时掌握暴力和公权力的村霸，他们不是纯粹的黑色势力，而是跻身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甚至不少村霸本身就是村干部。他们的盈利方式游走在法律边缘，暴力仅作为一种实力的象征却不轻易示人。这种村霸往往根基深厚，公安机关对其打击的难度非常高，他们也是本文报道的对象。

究竟是恶人当官还是村干部变恶？其实，这是个蛋生鸡与鸡生蛋的问题。村干部把持着村内资源，恶势力则掌控着暴力，在利益驱使下，两者像磁石一样互相吸引，直至合二为一。

村霸闹得最严重的村子多位于开发区和城市近郊，或者干脆就是城中村。受城市扩张影响，这些村子里有大量拆建项目，如房地产工程、修路、建厂房等等。有项目就有赚钱的机会，从工程建设、建材供应到物料运输都是利润率很高的生意，村霸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暴力，将这些生意垄断在自己手中：他们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兜售建材，强买强卖；或者干脆霸占工程市场，由自己的工程队包揽项目，牟取暴利。

相对偏远的村子享受不到城市化的红利，但村内的一些公共资源依然是诱人的肥肉，有的村子坐拥矿产，有的临近河道、能够采沙，有的开办了集体企业。在权利意识相对淡薄的乡村，这些集体资源怎么使用完全是村干部说了算，偶有反对者，村霸也会以暴力为后盾把他们摆平。

哪怕是在最普通的村子，村干部也能借执行上级政策的机会捞一把，比如把低保户的指标分配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再比如发放扶贫款时雁过拔毛—只要他们有肥己的欲望，总能找到赚钱的手段。

村霸闹得最严重的村子多位于开发区和城市近郊，或者干脆就是城中村。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村霸们会使用暴力拓展地盘，因而他们的势力范围往往不仅限于本村。杨修文办理过的一起涉黑案件中，为首的村支部书记势力波及周边七八个村子，此范围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要他点头同意才能开工建设，项目用到的沙子、石子也全部由他供应。这起案件最终牵扯出了十几位村两委成员，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

白色的外衣

有巨大的利益作诱惑，村干部便成了肥差。某乡镇派出所所长林成涛告诉《南风窗》记者，许多人竞选村委会主任，在乎的并不是每月几百块的工资，而是村干部手里的权力。为了当上村干部，有人不惜花几十万元用于贿选，当地还发生过两位竞选人互殴、最终酿成刑事案件的情况。

除了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披上村干部外衣的另一个好处是“结识领导”。一个普通老百姓想要见到镇党委书记，没有熟人引荐的话是很难的；村干部就不同了，在日常开会、领导走访时，他们都能与乡镇领导直接接触。杨修文说，如果管辖的是规模较大的城中村，村干部基本都能和县委书记、县长“说上话”；即便是偏远乡村的村干部，也至少能和乡镇的主要领导保持密切联系。

一个普通的地方豪强要承揽工程，政府会刻意与其保持距离。但是当了村干部、结识了当地领导，情况就不一样了。村里的项目，村干部可以打着集体旗号优先承包；新修的道路要取道何处，村干部能从领导处提前得到消息，承包沿途土地，坐等高额的拆迁赔偿。

更重要的是经由个别领导结交更多、层次也更高的社会精英。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说，一旦村霸具备了一定影响力，他们都想洗白自己，摆脱黑恶势力的身份。认识的社会精英多了，他们做正当生意的途径也会增多，要是能借助村干部的身份选上人大代表，交往的圈子就会更大，社会地位也更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霸与当地领导熟识之后，很容易身兼“公权力的代理人”的角色，获取逃避打击的政治资本，这也是村霸能长期横行乡里的重要原因。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暴力拆迁。当拆迁工作遇到村民不配合的情况时，政府常规的行政手段效率非常低，不少乡镇领导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愿意求助当地的村霸，利用他们“强”和“狠”的特点，快速完成拆迁。村霸们也乐得帮助领导“摆平”问题，获得领导赏识，以赚取更多利益。

基层的许多工作最终都要靠村干部执行，蛮横一些的村干部有时反而效率更高，工作也更容易推动。对一些乡镇官员来说，村霸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治理手段，也是他们完成上级刚性任务的保障。基层官员与黑恶势力间存在的互利共生关系，使不少党政干部默许了村霸的存在，在对其打击的过程中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扫黑不易

问及打击村霸的困难，杨修文和林成涛都是一肚子的苦水。林成涛坦言，作为一个乡镇的派出所所长，他管辖的乡镇有几个村霸，分别是谁，他再清楚不过了，可真正要下手去打，却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困难一方面来源于“保护伞”。中国的县城仍旧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在体制内部尤为明显。虽然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几个核心官员多为外派，但县内绝大多数的科级干部都是本地人。他们长期工作、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能是同学、朋友甚至亲戚，至少也是知根知底的同事、熟人。这种熟人社会很容易催生出一种互相帮忙的“默契”—今天我力所能及地帮了你一把，明天我有求于你时也请你多多出力。

这就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机会。为了寻求庇护，也是为了获取更多政治资本，村霸们有无穷的动力攀附基层党政领导，尤其是政法系统的干部。直接的利益输送是最常见的手段，更进一步还可以拉官员入股，这样可以鼓励官员多多照顾他们的生意，比如为他们招揽工程。

有了利益纠葛，“保护伞”就形成了。杨修文说，办案期间，他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因为一旦漏出口风，案子立马就黄了。通风报信、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打击只是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为已被逮捕的村霸求情，向公安部门施压，甚至通过政法机关干预司法都是“保护伞”们常用的手法。

除了要防范体制内的“保护伞”，公安部门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在于犯罪证据的固定。村霸们并不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躲避打击。由于纯粹用暴力垄断市场的风险很高，黑恶势力便使用“软暴力”达到目的，比如找一些小混混堵在工厂门口影响生产，或者在建筑工地上搞破坏来阻挠施工。这些行为都处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警方借此搭建证据链十分困难，杨修文在办案时就曾遇到“明知对方是村霸却难以下手，只能干生气”的情况。

许多受害群众忍气吞声、不愿站出来作证，也加大了警方的侦查难度。林成涛说，很多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不敢向警方说出实情，“现在人人都想当老好人，却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做好人。”林成涛对此很无奈，但他也能理解群众的顾虑，万一受害人作了证，村霸却没抓进去，证人的安全的确会受到威胁。况且，村霸的行为往往构不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就算被判刑，关几年就放出来了。牢狱经历给他们“镀了金”，道上的“兄弟”更服他们。到那时，当年作证的群众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说，一旦村霸具备了一定影响力，他们都想洗白自己，擺脱黑恶势力的身份。

这种顾虑不仅普遍存在于群众心中，甚至影响着办案民警。杨修文说，县城就这么大，黑恶势力稍加打听就能知道，这案子是谁办的。“我把黑社会打掉了，可是我的老婆、孩子谁来保护呢？”杨修文坦言，在保护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基层民警压力很大，因为“谁都不想把自己或家人搭进去”。

所以，基层公安部门往往对办案会比较谨慎。林成涛说，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有在发生了人命案子等严重的刑事案件，或是黑恶势力影响特别恶劣、阻碍了地方党委的工作时，才会下手。

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警方的日常治理作用很有限，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方式打击黑恶势力便成为一种选择。

“运动式治理”并不是负面的，这是中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治理技术，有其强大的合理性。吕德文说，中国的警民比很低，一个一两万人的乡镇往往只有五六个正式干警。派出所要应付日常的出警，压力已经不小，再兼顾打黑除恶就非常吃力了。在执法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运动式的打击方式很有效率。举例来说，警方可以集中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打击村霸，保证当地至少在大半年内平安无事，等到黑恶势力死灰复燃，警方再集中力量打击一次。这样能用较少警力完成基本的社会治理，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但长远来看，运动式的打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村霸就像杂草，拔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只要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没有清除，村霸就永远打不完。过去的打黑行动，上级部门大多采取分配指标或者纳入年底考核的督促方式，这使得基层公安部门更重视案件数量和逮捕人数。出于政绩的考虑，警方更愿意选择侦破难度低、办案阻力小的案件，而真正有组织、根基深厚的黑恶势力则能通过适时的收手，逃过一劫。

这一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一样，中央提出，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要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要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一查到底。根据记者的了解，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高压，为村霸求情、通风报信的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为公安部门节省了不少与“保护伞”周旋的精力。

随着监察委的设立，村干部群体也将纳入日常执纪监督，这就在运动式治理之外增添了常规治理的手段。但想要彻底解决村霸横行的问题，仅靠监督、打击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彻底切断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间的灰色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