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时间异质性及阶段性演化规律

2018-03-21李金叶

统计与决策 2018年1期

钱娟，李金叶

（1.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院，乌鲁木齐 830002）

0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奇迹。但2011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持续下滑迹象，从2011年的9.3%的增速下降至2016年的6.7%，对于这种现象更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具有长期性。那么，究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哪些？是否已步入“转换期”？动力转换的特征与规律又是怎么样的？值得进一步探究。

国内外关于探究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较多，研究视角及结论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1-4]；有的学者则分别从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与竞争等方面开展研究，认为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5，6]；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7]，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经济增长动力由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资本投入与TFP的反向角力态势[8]。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特征与规律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驱动要素和动力机制[9]；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会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当前进入效率驱动阶段[10，11]。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普遍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中没有从供给侧结构升级视阈，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特征及其阶段性演变规律。因此，本文通过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图，将技术进步、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动力因素内生化构建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运用Prais-Winsten AR(1)或最小二乘法OLS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演化特征与规律，并抽取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动力演变影响进行再解析，为中国经济在动力“转换期”阶段仍能保持持续增长，提供有效的宏观经济战略管理与调控依据。

1 四维动力结构图构建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早期经济增长思想是将一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累积产生的增长，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结构转换是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1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强调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等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从供给侧结构升级视阈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看，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劳动、资本、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一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及生产要素投入因素[13]，还取决于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全要素生产率TFP又取决于技术进步、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等动力因素构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四维动力结构图（见下页图1），与任保平（2015）[14]研究认为新常态背景下结构转变、要素配置效率、制度供给、规模经济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相符。

图1 经济增长四维动力结构图

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基于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Y代表总产出，F代表物质资本存量，ρ是劳动者用于生产的非闲暇时间比（近似看为常数），ρEL代表人力资本存量代表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C代表外生技术水平。取对数形式为：

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情况下，如果lnE∈不能解释全部的生产率变动，则残差项μ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因此，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变量内生化引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定义C为：

将式（3）代入式（1），并取对数得：

2.1.2 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

为验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时间异质性，对lnGDP进行Bai-Perron结构突变检验，设置结构突变点最小样本M=5，Z=0.05T，则存在m个未知结构断点的时间序列模型为：

图6中平均用户传输速率随信道资源的增多而增大，同时四种算法间差异增大， CIDG因完全掌握环境信息，理论上当迭代次数趋向无穷大时，能找到系统最优解.相比之下，SLG模型平均减少了近(M-1)*N/M的交互量，传输速率仍能逼近CIDG，进一步说明了SLG算法的有效性.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时间窗口为1952—2016年，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并根据构建的经济持续增长四维动力结构图选取以下变量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见表1）。

表1 数据变量选取

3 实证分析

3.1 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对中国1952—2016年lnGDP时间序列进行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见表2），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结构突变点的存在假设，且Bai-Perron检验测定的结构断点分别为1978年、1994年和2011年。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即在前一阶段某一动力或多个动力对经济增长起主要驱动作用，而后一阶段这些动力则会表现出不断衰减现象，并逐渐被另一新动力所取代，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表2 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检验结果

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该时间点前后确立了改革开放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变革期。1994年前后经济增速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在该时间点前后，中国经济体制各项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实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尤其是税收制度改革成为经济动力重构关键[15]。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显著，“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速仅为7.8%，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速最低的时期，是年均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大时期。

综上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1978年、1994年和2011年前后经济增长存在动力转换过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1952—1978年、1978—1994年、1994—2011年和2011—2016年。

3.2 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演变过程及特征

对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2）和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为充分校正时间序列自相关带来的偏差问题，运用Stata11.2软件对回归模型分别采用Prais-Winsten 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法。从表3中可见，1952—2016年模型（2）和扩展模型（4）的时间序列DW值分别为0.476和1.235，均存在自相关性，因而采用Prais-Winsten AR(1)方法回归，改进后DW值分别为0.779和1.985，说明模型（2）存在无法纠正的自相关，扩展模型（4）DW统计量明显改善。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在5%水平显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溢出效应。对比模型（2）与扩展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存在其他变量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显著贡献。从1952—2016年扩展模型（4）回归结果来看，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非国有化程度、外资资本（在1%水平显著)，科技进步、城镇化水平（在5%水平显著)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也较显著，而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效用。

为探究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增长动力演化规律与特征，本文运用Prais-Winsten 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对基于结构突变点划分的1952—1978年、1978—1994年和1994—2016年三个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分阶段回归。扩展模型（4）三个阶段回归的DW检验结果分别为2.312、2.211和1.755，可见1952—1978年和1978—1994年存在自相关，因而采用Prais-Winsten AR(1)方法回归，改进后DW值分别为2.061和1.993，认为扰动项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1994—2016年则采用OLS进行回归。

表3 Prais-Winsten AR(1)和OLS回归结果

从分阶段回归结果来看，（1）要素禀赋动力：物质资本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驱动作用逐渐下降。人力资本在1978—1994年和1994—2016年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说明虽然受教育劳动力总量和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但受教育劳动力质量并不高，没有有效转化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即现有的人力资本规模和结构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结构、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匹配性矛盾凸显均导致驱动作用的下降甚至出现负效应现象。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不同阶段表现得并不显著，但在1952—2016年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这可能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而各阶段考察样本时间较短有关。综合来看，要素禀赋动力因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呈逐步衰减趋势，其中物质资本表现出效益下降趋势，人力资本表现出与经济增长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基础设施水平表现出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短期不显著现象。

（2）科技创新动力：科技资本表现出驱动经济增长的正溢出效应逐渐增强趋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3]。技术进步驱动是具有一定潜力、有待充分挖掘的内在动力，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潜质主动力，亟需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

（3）结构转换动力：经济外向型结构中对外依存度在1952—1978年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1994—2016年表现出显著负效应，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及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国内经济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度逐步增大，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一定的联动负效应；外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持续的促进作用，在发展初期资本积累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在1952—1978年和1978—1994年两个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益但不显著，在1994—2016年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中国产业结构呈逐步恶化趋势，与当前经济发展不匹配，产业结构扭曲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负动力。城镇化水平在不同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效应且驱动作用不断增强，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结构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中国金融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存在，金融发展水平低，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均不能有效支撑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负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将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因此，2012年以来，我国加速金融改革，先后成立4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①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5年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等一系列金融货币改革，为经济增长孕育新动能奠定基础。

（4）制度变迁动力：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处于高度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改革，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干预相对以前大量减少，因此在前两个阶段非国有化程度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明显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政府扩大投资规模且主要向国有经济领域投入，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度，无形中挤压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出现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1994—2016年制度变迁因素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阻碍作用。

综上可知，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因素在不同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要素禀赋动力因素驱动经济增长作用不断衰减，科技创新动力因素驱动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大，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动力因素阻碍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尤其是结构性负动力因素不断增多。1952—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各阶段动力因素变化不大，但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变化较大；经济负增长动力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度等，经济发展各阶段负动力因素不断增多，这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现状相吻合。

3.3 结构转换、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结构转换、制度变迁动力因素阻碍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的阶段性演变特征，本文运用主成分因子法，由第一主成分确定二级指标权数（见表4），通过结构指数、制度指数进一步探究经济结构转换、制度政策设计自身演化过程及与经济增长的匹配与适应性。

表4 二级指标权重

3.3.1 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变影响

从结构指数时间变化情况（见图2）来看，1952—1960年结构指数处于一直下降趋势，可见经济发展中结构矛盾相对凸显；1960—1970年结构指数呈现平稳波动，经济结构处于稳步调整期；1970年以后结构指数稳步上升，结构调整与当时经济发展相适应，表现出促进作用；但2011年以后经济结构调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经济增长中结构性矛盾又再次显现。

从结构指数对实际GDP增长影响来看，结构指数在1952—1970年呈略微下降趋势，经济发展中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1970年后呈稳步上升趋势，尤其是1978年后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实际GDP也表现出较快增长；2008年以后结构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缓，2009年和2011年甚至出现倒退，使得实际GDP增速在2013年后明显下降，可见结构矛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总体上来看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保持了一致性的变动但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现阶段中国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缓解结构性矛盾，使其能适应或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图2 结构指数变化及其与实际GDP的动态关系

3.3.2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变影响

从制度指数时间变化情况（见下页图3）来看，1952—1960年间制度指数处于上升趋势，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及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1960—1978年制度指数有所下降，可能受当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1978—2011年制度指数在较大波动中缓慢上升，制度体制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该时期中国正稳步推进市场化渐进式改革，经济各领域制度体制均处于不断调整中，但2011年以后制度指数开始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说明上一轮的“改革红利”正在衰减，制度体制与当前经济发展再次表现出不相适应的矛盾，亟需推动新一轮的制度体制改革。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扩大“渐进式”改革范围，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从制度指数对实际GDP增长影响来看，在1952—1960年中国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初步建立期制度指数呈上升趋势，对当时实际GDP保持一定增速具有促进作用；1960—2000年制度指数波动变化不大，波动幅度较大的年份实际GDP增速较快，波动幅度较小的年份实际GDP增速放缓，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平稳；2000—2010年制度指数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实际GDP增速也较快，该时期制度体制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较好，有效地驱动了经济增长；2011年后制度指数开始呈不断下降趋势，实际GDP增速也显著下降，可见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改革红利正在逐渐减弱，制度体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已不相适应。因此，总体上来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保持了基本一致变化步调，但相对结构转换的影响，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较敏感，时滞性较短、反应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