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靖，胡秋红，段丁强

（武汉纺织大学 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

0 引言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落后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居民健康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经济中，转移支付能否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尽管部分学者[2,3]讨论了转移支付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但关于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重点关注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国外方面，地区间均等化财力转移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获得较多转移支付的落后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将转移支付投入到能够带来高收益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用于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4]，从而制约了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有些学者[5]研究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可能存在正效应，也可能存在负效应。国内方面，一些研究[1]发现税收返还加剧了地方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程度，一般转移支付对缩小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的作用有限。有些学者[6]认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而专项转移支付促进了公共服务供给。因此，转移支付大体上可以通过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供给，从而影响居民健康。

理论上，经济增长能带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7]，社会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力均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8]。但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带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9]。综上，经济增长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结论仍然存在争议，转移支付作用于居民健康的理论传导机制与经验证据仍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完善建模和进行实证检验。

1 理论模型

假设由代表性消费者充当生产工作。生产函数由物质资本存量k、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s二部分要素构成。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则具体函数为：

其中，A表示技术进步率，α均大于0且小于1。

设U为总效用，c表示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h表示居民健康状态，ρ表示时间贴现率。h引入效用函数的形式遵循Dinda（2005）的研究[10]。消费者选择合适自己的消费路径来极大化它的贴现效应，则相应的效用函数为：表示对消费的偏好，σ表示对健康的偏好，且0＜σ＜1，0＜φ＜1表示瞬时替代弹性。

物质资本积累为税后收入与消费之差，具体方程为：

其中，τ表示宏观税率。

地方政府收入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央政府补助，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根据Gong和Zou（2002）研究[11]，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支出成比例，假设所成比例为φ，因此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为φs。地方政府收支平衡，则它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结合上述各方程，居民健康相关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对式（5）构造Hamilton泛函，可表示为：

在上式中，λ为Hamilton乘子。对其求一阶偏导数，可得：

结合式（1）、式（4）以及式（7），可得均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

对式（8）进一步变形，可得：

对式（9）求关于φ的偏导数，可得 ∂gh∂φ＞0，表明转移支付率越高，居民健康水平越高。理论上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增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使得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民生问题，从而推升居民健康水平。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水平呈现正向影响。

对式（9）求关于gc的偏导数，可得 ∂gh∂gc＞0 ，表明经济增长越快，居民健康水平越高。理论上说，经济增长越快，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高，有助于提升其健康水平。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水平呈现正向影响。

为验证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本文后续将从实证角度探讨转移支付、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

本文以居民健康水平（H）为被解释变量，转移支付率（TP）和经济增长率（GRPCGDP）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一些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具体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α1,α2,βk为系数矩阵，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居民健康H是实证研究的对象，本文采用彭浩然等（2013）[12]的测定方法，以人口死亡率表示。转移支付率TP则用转移支付占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经济增长率GRPCGDP用本年和其后三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平均值加以表示[13]。

control代表影响居民健康的一些其他变量，主要包括：DC是用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以各省市当年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当年人均预算内中央本级财政支出表示[14]；城镇化水平（UL）用各省城镇人口占当年总人口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OL）用各省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表示；老龄化水平（OD）用65岁以上人口占当年总人口比重表示。

计量检验所依赖的数据为2000—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的原始面板数据，取自《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数据库公布的年度报告。同时，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这样的处理不但不会改变数据本身的经济意义，反而使其经济意义更加明确。

2.3 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伪回归现象发生，首先本文对各变量进行CD检验[15]，以判断各变量的截面相关性，从而选择合适的单位根检验方法。CD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反映出各变量具有较强的截面相关性。因此，进一步采用CIPS检验[16]来检验变量平稳性。

表1 截面相关性检验与单位根检验

由CIPS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原序列统计上均不显著，即存在单位根；各变量对应的一阶差分序列均统计显著，即不存在单位根。可知各变量满足一阶单整I(1)。

2.4 实证结果

2.4.1 基准回归

首先，利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还是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方程的估计。Hausman检验拒绝了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0）。F检验的表明各组回归方程均统计显著。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Kao-ADF协整检验，如下页表2所示，回归残差水平值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说明各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回归结果是有效和可信的。

根据5组估计结果（模型1至模型5）可知，转移支付与居民健康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分析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晋升而过分追求GDP数量，当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增加后，地方政府会把更多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而忽略了对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从而不利于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

表2 转移支付、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结果

经济增长率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分析一致，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好，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越多，此时居民对当地医疗卫生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这会迫使地方政府改善并提高当地医疗卫生条件，从而推升居民健康。

但是，人口死亡率指标也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与转移支付。如果这种效应存在，那么原先的估计结果就可能存在偏误。基于此，本文利用差分GMM检验反向因果。本文遵循Jia等（2014）的研究[17]，利用自变量的滞后二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模型6的检验结果表明，Sargan与AR(2)的检验值分别为0.440与0.993，表明差分GMM是有效的。同时，转移支付、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分别呈负相关与正相关，与模型1至模型5的检验结果一致。

继续观察控制变量，六组回归结果（模型1至模型6）均表明：老龄化水平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基本医疗服务得以改善。

2.4.2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究转移支付影响居民健康的途径。转移支付使得地方政府将更多资金偏向于经济建设方面，而忽略了对于医疗方面的投入。为此，本文以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是否在转移支付与居民健康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方程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值是显著的，拒绝原假设）进行估计。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8和模型9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73*），当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仍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系数明显降低(β=0.057＜0.073)。同时，由模型7所示，自变量（转移支付）的变化能显著地解释中介变量（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的变化(β=0.066***)，这满足Baron和Kenny（1986）[18]提出的作为中介变量的3个条件。因此，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在转移支付与居民健康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2.4.3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选取了5个较具代表性的分位点，即0.1、0.25、0.5、0.75、0.9，进行说明与解析。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在于：第一，能捕获居民健康分布的尾部特征，特别是居民健康可能存在左偏或右偏的情形；第二，能精确刻画分布特征，从而得到更为精准的实证结果。

由表4（见下页）可知，在分位点0.1和0.25上，转移支付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居民健康水平高的地区，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由分位点0.5～0.9，转移支付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居民健康水平低的地区，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呈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区经济，更可能将转移支付偏向于基建，而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地方政府会在更大程度上兼顾民生。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基于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转移支付、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转移支付与居民健康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与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在转移支付与居民健康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同时，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结果显示：健康水平高的地区，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健康水平低的地区，转移支付对居民健康则呈负相关关系。

表4 面板分位数回归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优化支付结构。第二，地方政府要努力发展本地经济，提供并改善本地居民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第三，中央应引导地方政府将转移支付资金更多地投入民生事业，并监督其实施的效果，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奠定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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