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葵

(荆州市社科联 学术部，湖北 荆州 434000)

王柏心(1799-1873)字子寿，又字冬寿、坚木、筠亭，号螺洲、薖叟，湖北监利螺山(今属洪湖市)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进士，授候补刑部主事，旋辞官归里，专事讲学著述，著有《百柱堂全集》51卷(以下简称《全集》)。其成就不限于诗文，更兼军事、水利、方志、书画等。“柏心自负有经世之略，而当时群以诗人目之，所为诗亦独富。”[1](P469)“盖柏心之学以致用为归，所著书如《枢言》上下卷，尤究极古今治体，非拘墟之士所能为。”[1](P469)《全集》及多部地方志便成了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可以说是填补了鸦片战争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2](P203)。

王柏心与当时的名流贤达、同僚好友多有信函往来，其中不乏很高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的珍品。因他僻处湖乡，时乖命蹇，历经劫难，这些往来信函散失甚巨，《百柱堂全集》搜辑不全。笔者多年来从大量清人别集、《昭代名人尺牍》《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清代名人翰墨》等书中钩沉辑遗，搜集、整理王柏心佚文数篇及朋僚书札共140余通，其中《防海辑要·序》《与姚椿论章草》等文及半数手札《百柱堂全集》均失收。迄今已知与王柏心函札往来者计四十余人，以籍贯而言，南及两广，北至直隶，东达江浙，西至川黔。以身份而论，大多为名臣硕儒，也不乏草野平民、畸人逸士。书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治水赈灾、民情风俗几乎无所不有，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是咸同时期安内攘外的资料，对于研究晚清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湖南湖北一衣带水，与王柏心交游密切者首推湘籍名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星沅、吴大廷、周寿昌、杨彝珍、吴敏树、孙鼎臣等与王柏心都有书信往来。王柏心书札中尤以与湘籍名臣的数量居多，很多尚未公开披露。这些书札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内容丰富，与太平天国的战事也是主要内容之一，“每谘军事，知无不言，多见采用”[3](P1444)，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因此，笔者择其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郭崑焘、李星沅、李桓等部分湘籍友人往来书札略加考释，以便为研究王柏心思想和晚清政局、社会等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与曾国藩往来书札

王柏心与比他小三岁的曾国藩是在北京会试时认识的。1845年，王柏心辞官归里，曾国藩作《送王子寿归荆州五首》。曾氏答王柏心书存二通，王氏上曾国藩书存三通。《全集》中有《上曾涤生侍郎书》，作于咸丰五年乙卯(1855)四月，略云：

我据长江，已扼其吭。贼不敢远掠粮食，又寡舟楫，将阴有遁志。若群帅用命，水陆速攻，克复如反掌耳！然营垒相望，无所统率，未闻有决策深入者也。麾下能少割兵力，择一有勇略之将，由陆路取鄂，或从潭州上游浮舟而下，会楚北诸将，廓清江汉，必易于拉朽。长江中流，关系餫道腹心根本，分援似不可缓，麾下明于算略，计当有以处此。[3](P1092)

此信附上《兵势臆议》五则，曾氏当有答书，惜已佚。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复王柏心一书，如老友谈心，直抒胸臆，且提及天津教案，足资考证。

三月间增发疝气，起居不便，入夏甫就全愈。目光昏蒙如故，近又两脚浮肿，衰态毕增，一切军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经理。江海各防虽拟及时整饬，而事体重大，亦且茫无端绪，曷胜兢兢。

中秋以前尚拟出省一行，补行大阅。先赴淮、徐，次至苏、沪，大约十月内方可竣事。虽无搜乘补卒之实，亦聊循行旧典，稍壮观瞻耳。

客岁津门之事诸多棘手，以致办理过柔，为清议所不韪。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乃来示无盐，曲加原谅，或者爱而忘其丑，为此过情之誉耶?昔岁谬窃虚声，自省羌无故实，瓦缶雷鸣，终当陨越。今仅一事见讥于时，犹为至幸。然自此弥悚惧知勉矣。[4](P602)

《全集》收录王柏心上曾国藩第二书，但受信人误为胡林翼。此信亦载《曾国藩未刊信稿》，且照录了曾氏在原信上的批语，结尾署“咸丰庚申(1860)新正四日”，[4](P313)足证受信人为曾国藩。但《曾国藩未刊信稿》删除了“季高被铄金之毁”一段近三百字，今迻录于下：

季高被铄金之毁，大抵功高为人所忌，又其负性刚偏，疾恶太甚，故罹此多口也，揣季高意，游声杂沓，所不乐闻，必浩然有还山之志。则湘东军事，谁与主持？且此才其可以山中老者，麾下盍请之于朝，延至军中，专任兵谋，他人不能用季高，季高亦不乐为他人用。若为麾下赞画军事，必欣欣然展尽智能，相与戮力戡除，以遂其灭贼之本怀。俟大功克济，然后长揖归田，不受爵赏，与少伯、留侯同其高蹈，岂非载美谈乎？为季高代筹出处，莫如此策为当，且无令泉石中淹此奇才也。麾下夙重季高者，当有以处之。[1](P1133)

“季高被铄金之毁”，指湖广总督官文、永州镇总兵樊燮同湖南布政使文格联合弹劾左宗棠之事。1864年6月南京城破之后曾左交恶。曾氏刊印信稿时删除此段，大概因为其中“季高亦不乐为他人用”碍眼，而“若为麾下赞画军事，必欣欣然展尽智能，相与戮力戡除，以遂其灭贼之本怀”也是王柏心一厢情愿的揣测。

王柏心上曾国藩第三书为同治五年(1866)元宵节后所作，通报“今年灯节后曾为宫保左公邀赴汉皋行营，从容话旧，留半月即归。”[5](P313)

曾国藩病逝后，王柏心作《侯相湘乡公挽词》六首。曾氏安葬后，其弟国荃致函王柏心，详告安葬经过，并说“阁下夙与先兄为道义文字之交，关爱倍逾寻常”。[5](P514)《全集》卷二十六有《奉送沅甫宫保谢病还湘乡》，可见王柏心与曾国荃交往亦多。

二、与胡林翼往来书札

王柏心与胡林翼往来书札今存16通。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人事方面的措施，对湖北财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使湖北成为湘军最稳定、最可靠的战略后方，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王柏心为胡林翼出谋划策，对湖北丁、漕、盐、厘等税项进行整顿，使地方财政扭亏为盈，在胡林翼及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进程里起到重要作用。

咸丰五年(1855)，胡林翼书招王柏心入幕府，称他“忠荩有加，隃度兵事，如壮侯指类羌情，又如马忠成聚米言形势”“欲引与共商筹策”。[5](P515)王柏心复函称：

顷奉手瀚，详示近事，并垂奖借，且以楚事孔棘，不遣鄙陋，欲引与共商筹策，开写款诚，抑损贵势，至有北面请师之语。嗟乎！麾下勋略如此，位望如此，而折节若是，使豪杰之士，进当为墨翟、鲁连，重茧飞书，展其智计，共济艰危；退当为田光、侯赢，感激刎颈，以报高义。惜乎柏心非其人也，受性孱懦，未习军旅，老谋壮事，两无一长。承命裹足，非敢盘桓。自度无运筹决胜之才，仰惭盛意，莫副渴怀。且小人有母，年届八旬，此时未能以身许麾下，度蒙垂亮，不之强也。谨纳辟书，幸邀宽宥。惟是伏处江皋，使于军事稍有臆说，皆兵家常言无奇异者。麾下智略绝人，又在兵间久，书生遥度，岂能有助高深哉！特感麾下延跂之诚，身不能赴，无以仰酬，怀此区区，愿献愚悰，谨录出奉呈，惟赐财择。此后江上续有所见，凡愚虑能及者，必削牍奉闻。倘有裨万一，亦不啻藉手以报也。柏心相识中，知兵无过季高者，又胆决可仗，盍手书招之乎？其才胜柏心十倍也。[3](P1094)

此札婉辞聘请，但将他撰写的剿匪方略“录出奉呈”，并力荐左宗棠。

是年秋，胡林翼遭遇奓山之败，九月十五日，王柏心写信去安慰他说“兵家胜负何足为名将累哉”，以古代名将也有失利为例，勉励他“减兵省将，明罚思过，布所失于境内，校变通之计于将来。”[3](P1103)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连破八府五十余州县，曾国藩坐困南昌。曾国华赴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处求援，欲调李续宾部驰援。但湖北形势也不妙，王柏心又力陈李续宾“留楚为两得，去楚为两失”，胡林翼最后还是分兵5000人援之。[3](P1105)

四月八日，他致函分析敌我形势，指出清军处处被动的原因在于“两城之贼，首尾环应，如率然之势，而我画江分地，不能引北军以济南军，譬如左右手足，无故自为拘挛”，建议胡林翼“缄商制府，反复开譬，劝以分师助围鄂城”“纵有明旨责令分剿，然兵家机宜，贵权道以济事，不贵拘牵以遗误也”。[3](P1106)

六月三日，上书胡林翼提出夜袭草埠门计策：

贼之穷困，外形昭然，然不降不走，岂城内尚有积粮耶?伪众多寡，此间无真耗，难以悬揣。窃闻贼起草埠门，出入自如。以我军悉屯南路，故不防北面，此可乘之隙也。凡临江各门，地势迫狭非战地，攻之不便。鄙意谓可盛兵鼓噪，见形于南路，以分贼势，而潜师衔枚于草埠门左右。彼处稍东有凤凰山，城趾跨其麓，可梯而上，约于五鼓时，或日晡后，侦其无备，一面攀堞，一面夺门。但一处得手，贼即惊溃，不暇拒我矣。以老成之见论之，贼穷不待攻，攻之徒损士卒。但相持太久，恐江右败贼，倏忽阑入，令彼顿增气势，而我又有腹背受敌之患。且贼固乏粮，我亦乏饷，殆略相当。所恃者，贼衰而我锐耳。此所以不得不急与贼竞者也。若鄂城先拔，彼江右败贼，即犯吾境，我力有余，折棰驱之，譬以汤沃雪也。[3](P1107)

十一月，太平军出为背城之战，清军夺门入，大胜。胡林翼奉旨赏加头品顶戴，并实授湖北巡抚。王柏心立即致函祝贺：“喧传露布，喜动江天”。[3](P1108)

咸丰七年秋(1857)，胡林翼“慨然下减漕之令”，致函王柏心：“乞先生坐镇新堤，以正气主持一应事宜。”[5](P518)这一年王柏心致胡的信尚存五通，虽非全璧，亦可见本年商榷之多，过从之密。

是年除夕，王又赋诗《除夕夜忆及齐安行营，时宫保胡公驻节军中，因赋是诗，遥致悯劳之意》。胡去世后，王柏心有长篇挽诗《挽宫保胡大中丞排律八十韵》纪念胡林翼。

三、与左宗棠往来书札

王柏心与左宗棠书信现存25通，数量最多。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清廷调张亮基署湖广总督，张偕左宗棠于次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八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遂于九月初四日由鄂返湘。王、左二人在张亮基幕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武昌时便结伴同船回乡。途经螺洲，王柏心曾邀左宗棠顺访薖园。在王家，左宗棠看了王柏心撰写的《枢言》，认为此书对“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3](P23)

现存左宗棠致王柏心信第一通收入《全集》附录，无上下款，函中称“向提军闻已卒于军”，而钦差大臣向荣1856年8月9日死于丹阳军营。则此信当作于8月末或稍后。信中对向荣颇有微词，略云：

此公自广西盗起之时，即身与其事，前后各大帅无不倚以办贼，自庙堂至于草野无不同声推服。而此贼由溪峒而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终冰室数年，不但禄位无损，即誉望仍复赫然，不但村野之人推为健将，即明略最优，熟习古今事理者亦复云云，何不察之甚也！[3](P1487)

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十一月十日，左宗棠离开福州赴陕。廿一日，王柏心致函左宗棠，为其出谋划策：

明公上奏，宜先与朝廷约，勿责速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乃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不效，甘受其责。廷议既从，则展尽硕画，以奏肤公。[3](P1161)

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抵达武昌，二十八日于汉口后湖扎营。此前他于“腊月廿日”函邀王柏心：“即日刺舟前来，一叙阔悰，兼领筹略。”[5](P555)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九日再次致函称：“延颈江干，日盼客槎之至。”[5](P556)此信发出之后恰好接到王柏心来信，于是左宗棠在同日又作一书：

前书去后，未奉复示。今晨又以一书奉迓，甫欲发递，忽枉惠缄。所言西事，无一不与鄙衷符合，业经陈奏施行者什居六七，自诧所见略同。急盼文从来营逐一商榷。座中无杂沓之宾，不嫌耳属也。

此迓贲临，不胜盼待之至。[5](P561)

左宗棠三次敦请，甚至一日两札，期盼之殷，情见乎辞。“所见略同”正是他们交往的基础和友谊的源头。

王柏心应邀从监利赴汉口，与左宗棠纵谈关陇形势和用兵步骤，其第十通手札建议：

为麾下计，请分军为二，盛兵向潼关虚张攻势，而潜引师由山右绛州之龙门，渡河入朝邑韩城，渡渭而南，直出潼关之背。关上有贼，则表里夹击，无贼则分路入长安，益大张军势。度捻贼在秦不能久留，食尽必走凤汉，或窥楚蜀，或结连群回。麾下入关，相机剿灭，贼走必出武关，先檄豫师伏兵于前，夹而击之可歼也。若已去秦境，麾下宜驻师凤翔，防逆回之进犯。然后大兴凤、汉二郡，屯田三年之后，兵食并足，鼓行下陇，埽群回如拉朽耳。[3](P1152)

王柏心在左宗棠营中盘桓数日，有《汉皋营次感赋》《将归留呈宫保左公》《临发再呈左公》《宫保左公以师西定秦中赋此壮行》《歌诗送左公总师入秦》等诗作。

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收复新疆，奉旨回朝，封爵二等候，闻王柏心病殁，上奏《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请宣付史馆》摺称：

(王柏心)筹笔从容，算无遗策……亲故闻臣将有万里之行，来鄂渚省视，言及入关度陇艰险情状，多为臣危者，王柏心独不谓然，臣为气壮。后此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其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何易及也。[3](P23)

四、与彭玉麟往来书札

咸丰七年(1857)九月，彭玉麟收复太平军固守五年之久的湖口，在石钟山上修建水师昭忠祠，并筑梅坞，植梅花60株。《全集》有《彭雪琴观察石梅歌》记载此事：

人中之杰彭雪公，戈船破浪乘长风。夺江夺湖数十战，战胜直泊吴城东。吴城旧日周郎镇，彭郎再见威名峻。凯歌张宴望湖亭，水国千年两雄俊。[3](P422)

王柏心将此诗及函托罗某转呈彭玉麟，故彭氏复函：

一昨罗公子书来，道先生缱绻下问之意，并示佳章。三薰捧读，不禁心花怒茁，狂喜上天。

麟耳大名久矣，顾未获蹇修，无由通款。不意正法眼藏，见石梅爱之，且为谀饰词翰，实鄙人所念不到者。但拈粉调丹，弱而好弄，酒酣耳热，时有悲歌。年来蒿目时艰，觉壮志千寻，渐成弩末。先生谬加宏奖，雄词健笔，飒飒生风，传之千载，后人好读先生诗而兼重麟之画与人，岂非附骥以行？其荣幸何有比数？昔昌黎于长吉，一经品题，名噪长安，麟虽非昌黎如其人，而君则今之退之也。仰借余光，得增身价，感甚且惭甚耳。

前代工墨梅者，以吴中圭为绝，今罕有其匹，知精此技者鲜矣。麟以醉后，信纸涂抹，辄邀鉴赏，嗜痂之癖，何古今人不甚相远哉？然善梅巨帧，麟多醉后作。非借酒以助兴，实因酒而发狂，信手纵横，无盐忘丑，亦以时际艰难，杞忧恒抱，郁郁不平之气，特假作梅老干以舒之。可谓无聊复无奈矣。

入春以来，肝疾作楚，久不访红友，亦久不梦到罗浮。昨以军次，清明寒食漉酒，怅触遥深。不觉玉山欲倒，走笔染纸。曾记前人有句云：“囊中剩墨无多少，聊为逋仙写一枝。”盖此意也。

驿使将来，寄尘雅盼，未审铁干横斜中，尚有疏影寒香，仿佛一一否？

并附拓本八帧，先生试嗅之，楮墨间当拂有酒气，借博胡卢一笑。[4](P850)

信中称“罗公子书来，道先生缱绻下问之意，并示佳章”，由此可知，王柏心事先看见彭所作《石梅图》拓本，作诗颂之，将彭比作东吴周瑜，对其文韬武略赞誉有加。为表示感谢，彭“走笔染纸”，画梅赠送给王柏心。

王柏心收到彭氏梅花图，喜出望外，又赋《雪琴方伯自军中枉书，兼寄墨梅，裁诗报谢》诗三首，《全集》系于戊午，即咸丰八年(1858)。诗云“春来鸥梦闲江渚，天外鸿书下阵云。”则王是在春天收到彭的来信，彭书云“昨以军次清明，寒食漉酒”，即可推断此札作于咸丰八年三月初四，因为这一年三月初三为清明节。

彭玉麟一画一札，王柏心三诗，见证了二人之间的友情，相得益彰，堪称双璧。

五、与郭嵩焘、郭崑焘往来书札

王柏心与郭嵩焘书存二通，其一作于咸丰元年(1851)，对平息少数民族地区动乱提出对策，指出：

当贼初起，利在卷甲疾驰，出其不意，直捣其巢，渠魁殄灭，余党不烦兵下矣。及贼势既张，蔓延四出，则散地可弃可不救。惟当扼吾要害，断彼馈餫，简练壮勇，侦探径路，檄滇、黔、川、楚、粤东之师，迭分奇正，数道并进，使贼力分势寡，不知所备。我乃决策摧锋，躏其窟穴，自可擒馘无遗。若慑于虚声，连营缩朒，或不权利钝，所至与战，是不能致人而致于人，皆取败之道也。[3](P1081)

他强调“以土兵治土寇”“荡平之后，择其险岨不毛者割而裂之，仍复前明土司之制”堪称真知灼见。[3](P1083)

其二作于咸丰五年(1855)，略云：

九江死贼与湖口为指臂，悉其精锐，以一面当我，守御甚固。我师萃于鄱湖之内，水陆并攻，蹀血而战，日夜不息。虽搤其吭未拊其背，彼方外据长江，调取皖境诸贼，往来抽换，番休迭战，馈餫不绝。彼主我客，彼逸我劳，久顿兵坚城之下，守者有余，攻者不足，古之智将，似稍异此。今诚得罗廉访一军，道通城而入，假途鄂渚，合楚北战舰新胜之师，水陆并下，出其不意，直指湓浦，贼必震溃。或明示形势，旌旗蔽江，鼙鼓震天，顺流东骛，以武临之。或约鄱湖之师，悉力搏战，牵掣其前。度彼将疲，潜引江外之师，夹击其后，合而蹙之，一战可拔此。与但用鄱湖诸军，专斗实力，仅乃胜之，其迟速巧拙，相去不啻倍蓰也。兵法：“相持既久，在于用奇。”罗廉访一军，名为援鄂而来，实则乘机合取九江，此即田忌救赵直走大梁之计。窃谓批亢捣虚，势有必出于是者，请为少司马详言之。而力加赞成，则拔九江若反掌。然后整众东下，兵不留行矣。[3](P1101)

时郭氏在曾国藩幕中，故王请郭“为少司马详言之而力加赞成”。何以不直接上书，大概当时地位悬殊，自觉人微言轻。郭氏复王函仅存乙丑(1865年)四月二十五日一通，主要谈福建、广东一带剿匪事。[5](P531)

1873年，王柏心病逝荆南书院，“易箦之顷，骨肉无一人在侧”。郭嵩焘作《王公墓志铭》云：“江汉间言道德文章，裒然属之先生者五十余年。”[3](P1441)对他推崇备至。

郭嵩焘之弟郭崑焘致王柏心函现存三通。其一是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托人带去江忠源遗稿刻本十部、李杭诗集两部。第二通作于九月六日：

石逆率屡胜之，当悉锐援鄂。润之中丞、迪安观察会合马队，八战皆捷，力挫凶锋，遂使剧贼胆寒，潜师宵遁，军威大振，殊快人意。惟城中饥鼠又复得食，以为负固之计，未能迅速克复，为可虑耳。北岸诸军，以二万之众，数月未闻一战，沙口水营尚须南岸派陆勇防护。专阃何人，付之一叹而已！江省所在糜烂，自曾、刘、吴数君抵瑞后，道路稍通，事机渐转。而丰城败贼复纠合会匪，扰及贵溪、弋阳一带。河口厘金为章门军饷大宗，顷又被贼残破，彼中局势，未卜何如？东望茫然，惟增感喟。[5](P542)

信中提及胡林翼在武昌周边地区击败太平军，又对江西局势感到忧虑。

第三通云：

闻蕲州之贼，并力以图黄梅。窃谓宜撤黄梅之师，绕赴上游，转战而下，庶上可保武汉，而下无腹背受敌之虞。若久此相持，万一饷道中断，则患乃大矣。江右事势，尚无转机，吉安又有六月十七日之挫，涤帅三疏请终制，不肯即行。

迩来江流大涨，敝处水田多遭淹没，旱田晚稻又苦虫荒，人事天时，徒观增慨，家兄拟于杪秋北上，非希仕进，亦思作朝市之隐耳。知念附闻。季翁近忙甚，计常有书达左右。[5](P539)

信中提及“涤帅三疏请终制”，当作于1857年曾国藩丧父之后。书中通报了“家兄(郭嵩焘)拟于杪秋北上”的消息。

六、与李星沅、李桓往来书札

李星沅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两江总督任内告病回原籍湘阴。道光三十年(1850)早春，闻皇帝旻宁逝世，他请求去北京行礼。四月初五北上，途经岳州时致函王柏心：

前因蔡世兄附上片缄，旋见惠寄桓儿书，拳拳挚爱，三复滋感。当令肃笺申谢，并陈疏止折漕颠末，度邀青电。

辰惟皋比讲学，望重荆州，文藻江山，晖映千古，可胜仰羡。弟家居却扫，借遂乌私。怆闻轩驭升遐，何敢因疾不临。顷遵旨由汉口北上，能于叩谒之余，蒙恩即予归养，幸何如之。

杭儿诗刻奉政，其显言时事者，留俟续出，非得已也。[5](P491)

王柏心与李星沅长子李杭、三子李桓亦有交情。他曾为李杭作墓志铭，为其遗集《小芋香山馆集》作序。现存李杭致王一函：

执事锐意述作，毅然以复古自任，所为古诗歌文辞，咸溯源于周秦，导轨于汉唐，睎先生之盛媺，矫末流之放失，摛藻下笔，体质彪文，颉颃古人，诚无愧色。既遗弃轩冕，徜徉于江湖之间，俶傥恢奇，荡涤情志，其所论说，亦将洸洋自恣，不可端倪。譬之神龙游于重渊，元豹隐于溪谷，其蜿蜒变化、烂漫陆离之状，殆非寡闻渺见者所窥也。[5](P740)

此函无系年，但由文中“魏默翁甫(魏源)权东台”，可推断作于1846年。

李桓与王柏心是同年进士，李桓与王柏心书今存五通，而王柏心与李桓书已无一幸存。李桓致王柏心第一函如下：

昨由李少尉交到手札，反复庄诵，忧国之意与爱士之诚，悃悃款款，忠荩悱恻。桓虽不敏，亦得窥大君子用心之厚。近日士大夫多务为隐怪之论，下笔累数千言，非不惊炫耳目。细按之，则矜奇立异之意多，博厚慈祥，民胞物与，于孔门忠恕、诗人忠厚，夐乎其阔绝也。

读来示论岁收、论关中形胜、论新交奇士，蔼然有道之言，蔚然大儒气象，自桓有知识以来，默数所闻见巨公长德，求如阁下植品励学、中正和平、足为人伦之表，实无其匹。斯言也，亦非桓一人之称善，凡如桓之用心者，莫不如是言之。独是相去五百里间，数十年倾想，不获一见颜色，易任怅结。数闻子元昆仲之言，每岁小阳阁下必解馆于里。昨得杭州戚友书，招为西湖之游，且候舍侄京旋再定。

薖园风月，想像久矣，他日维舟奉谒，得尽平生之言，何快如之，何幸如之！

蕲州陈愚谷所著《湖北文载·诗载·丛闻·旧闻》，符南樵《正雅集》谓悉毁于兵火，不知果否？尚有藏本可假阅否？希留意及之。[5](P721)

“数十年倾想，不获一见颜色”，可见二人未曾晤面，希望“他日维舟奉谒”。李对时局颇为忧虑，尤其关注文献毁于兵燹，向王借阅书籍。

因李杭早逝无子，李桓将己子李辅耀过继给他，改称辅耀为“侄”。同治九年(1870)，李桓将李辅耀的试卷寄给王柏心，请他“刊政”。信中还涉及对张之洞诗集的评价。

前阅大著古文各体已编辑开雕，景星庆云，先睹为快。子元昆仲开春来湘，务祈赐寄一部，俾得奉为圭臬，幸甚幸甚!

张香涛学使散体，昨始得见一篇，古雅可诵，未知有刊集否？四省合刻廿三史，己未告成，均求便中留意。

弟夙有目疾，尚无甚苦，本年以一药之误，左只几致失明，顷始得亲笔墨，而痛定之思，刻虞过费，案头益少新知，大好时光，坐任驹疾，殊恨恨耳！

耀侄幸与优科，深愧非分，外呈试卷，尚乞刊政为荷！[5](P730)

李桓致王氏最后一函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其时适有次子之戚”[5](P713)，故此札凄凉沉痛，与王柏心同病相怜，盛赞其子王家仕之才华及夫妇爱情之坚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