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林

(聊城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自明洪武元年起，聊城地区时称东昌府，1998年设立地级聊城市与东昌府区。明清两代，当地为我国内陆南北水路交通的中枢，沿岸城镇经济繁荣，兴教治学传统悠久，仅记载翔实的就有东林、摄西、启文等大小十余个书院，因其又是明清两朝府衙所在地，府试和院试也在此举行，读书人往来频繁，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刻书业的发展，有据可查的书庄就有四十余个，当时曾有“东昌作坊，笔书两行”一说。木版年画由山西传入此地*有关东昌府木版年画起源的探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代表性的成果参见谢昌一《张秋镇年画调查》(《山东工艺美术》，山东工艺美术学会、山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发行，1981年版，第20～23页)。王树村主编的《中国年画发展史》和薄松年著《中国年画史》中涉及到东昌府木版年画起源问题大致上与谢昌一的观点相同。笔者在访谈中也得到与谢昌一相同的观点。张锐在《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人类学视角下的审视与回顾》(《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7～121页)中对东昌府木版年画的起源有所存疑，但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为当地百姓所喜爱，且民间需求量较大，一些刻书艺人也参与到年画的创作中来，壮大了年画艺人队伍。

聊城木版年画是当今聊城市范围内尚在承继的木版年画的统称，其重要组成部分东昌府木版年画、张秋木版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木版年画立体感十足、简洁生动、粗犷味浓，具有原生态的特点，为我国北方传统木版年画的一大代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聊城木版年画依然保持了刻版、印制、售卖三个主要环节。笔者认为，刻版乃是生产过程的核心，应予以重点关注。本文系以笔者在2015～2017年访谈聊城市范围内健在的年画刻版艺人所得材料为基础，梳理阐释而成，希望能对学仁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对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的考察

(一)东阿县迟庄村迟庆河

据《聊城地名志》：“迟姓明嘉靖年间自文登板桥迁此立村，故名。”迟庄是东阿县木版年画的代表性村落，该村从事木版年画刻印业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该村主要有迟、韩、孙三姓。目前，还有多个刻有“迟家庄”字样的年画样式流行于市，样式主要有“五子登科”“马超战马岱”“哪吒闹海”等。

迟庆河，72岁，身体多病，是迟庄目前唯一健在的年画刻版艺人，也是东阿县唯一的年画刻版艺人。通过考察访谈笔者得知，迟庆河自幼随父学习刻制木版年画，已多年不刻版，家中现存的木版都是其早年所刻，且多数年画木版因使用磨损已经不能印制，只有天地灶王、摇钱灶王、财神三套木版还能印制。“我年轻那会儿，村里会刻版的不少，刻版的户家属姓迟的多，姓韩的少。”*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迟庆河；访谈地点：迟庆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制作能手。春天,父亲走村串户，采购刻制年画的板材。年画板材主要选用梨木、柏木、杏木等优质木料。父亲将买好的木料运回家,先晾晒整个春天和夏天,到了秋天,忙完农活,就开始制版。”*迟庆斋：《迟庄的木版年画》，《大众日报》，2014年8月20日。当谈及对木版年画是否有深厚感情时，“啥感情，就是谋生活的手艺，也就是老辈子传下来的手艺，和人家打铁的、锔碗的一样，又不耽误农忙时忙地里活”*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迟庆河；访谈地点：迟庆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

(二)东昌府区堂邑镇许堤口村栾喜魁

据《聊城地名志》：“明洪武年间，许姓自山西洪洞县迁居此地定居立村，因西邻颊河，偏南有一堤口，故命村名许堤口。”目前，村中有栾、许两姓，许姓居多，村民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该村刻版技艺久有盛名，在创办于清康熙年间的“书业德”大量刊行的《论语集注》中就明确标有“东昌府堂邑县后景家屯景凤德写校字、许堤口许裕德刊校字”字样。相传木版年画在民间广泛流传，引起了清光绪皇帝的重视，光绪皇帝曾设御宴款待全国从事木版年画刻印的艺人代表，仅堂邑镇许堤口村就有栾喜林、栾德仁等4名艺人参加，但该故事尚待考证。

栾喜魁，78岁，身体状况较差，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栾喜魁有一子两女，其子栾占海为聊城市“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其小女儿早年也曾学习刻版，后来放弃了。目前，许堤口尚能刻版的有栾喜魁、栾占海、栾占宽、栾玉祥，其中栾占宽为栾喜魁的侄子，栾玉祥为栾占海之子。通过考察访谈笔者得知，栾氏一族刻版已传6代，栾喜魁21岁时开始独立刻版。“俺庄上多数户家都会刻版，起先主要是刻木版书，后来也刻木版年画。咱是门第出身，老辈里就是干这个的，老话不是讲‘门第出身，不会懂三分’吗？”*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喜魁；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咱老辈里刻版的户家都是大画店里来请，常年不断地有活。现在，我这里也能印年画，但是只能印线版，也就是印年画样子，不是为了卖，是为了让人们体验一下印制的过程。”*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占海；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栾喜魁指出，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传承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这是个苦活，小年轻的吃不了这个苦，热乎劲一过去就不学了。招个徒弟很难，刻版收入太低，年轻人不愿意窝在村里，都不愿意学，都出去打工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喜魁；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

(三)东昌府区堂邑镇黄贤尧

据《聊城地名志》：“驻地，初名清邑，因东依漯水而得名，雅称白雀城，至汉代始称堂邑。”堂邑镇原为堂邑县，1956年因行政区划调整建制被撤销，1958年11月撤区为堂邑公社驻地，1984年改为堂邑镇，归属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堂邑县一直是我国北方的刻版重镇，其周围的三奶奶庙、黄寨子、前杏园、后杏园、许堤口一带从事刻字、刻版业人员众多。

黄贤尧，83岁，身体状况较差，2008年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黄贤尧早年随父黄兰香学习刻版，其父师承同乡张玮信。现在黄贤尧因身体原因已不再刻版，其子黄振荣在工作之余坚持刻年画木版。黄贤尧学会刻字、刻版技艺后，曾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相关工作，后在聊城印刷二厂退休。当地民众多凭刻字、刻版技艺外出谋生，“到了秋后，附近村里从事刻字、刻版的人，百十口子都一块去北京，给人家大书庄刻字、刻版，一直到年底才回来。没有出去的，就在家里或者周边乡镇上摆个刻字摊，或者开个刻字铺”*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黄贤尧；访谈地点：黄贤尧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

从事刻字、刻版的艺人收入并不高。“‘远看像个先生，近看像轱辘虫，刻倒南山木，剩不下一文铜’，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挺辛苦，右手都累变形了，也挣不了钱。”*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黄贤尧；访谈地点：黄贤尧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黄贤尧在印刷厂工作时，常有人慕名找来请其刻字或刻板，黄振荣就是在家中帮忙时学会的。聊城木版年画的刻版技艺是从书庄刻书业发展而来，“清代时聊城的书庄很多，书庄就让刻版艺人给书配上一些插图，这样印出来的书图文并茂，能够更好地销售。卖书是常年的生意，书庄在秋收后组织刻版艺人刻年画木版，印上一些年画，借着运河的水运便利，销售到各地，也算是一个应景应季的生意。刻版艺人也愿意干，因为刻年画木版简单，线条粗，远不如刻字精细，所以老辈刻年画木版的艺人远不如刻字艺人的收入高”*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黄贤尧；访谈地点：黄贤尧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

(四)冠县定寨乡黄寨子村郭贵阳

据《聊城地名志》：“明初，黄姓从安徽少萧县瓦口子迁此定居，初名黄家寨，后称黄家寨子，后简化为黄寨子。”黄寨子有郭、徐、许、黄等八姓，在清代中期，村里多数户家都有人会刻字、刻版，到上世纪50年代，村里刻字、刻版的仅有在临清开刻字店的徐鸿宾、徐鸿山兄弟，在家中刻版的郭凤成。目前，仅有郭凤成的侄子郭贵阳尚在刻版。

郭贵阳，47岁，现为聊城市“冠县木版年画”传承人，因其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不能从事繁重的农活。郭贵阳在1980年跟随郭凤成学习刻版，当时主要给同顺和年画店刻版。“以前俺庄上从事刻书、刻版的人多了去了，原来都是秋后一块去北京给人家刻书。”*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郭贵阳；访谈地点：郭贵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聊城木版年画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郭贵阳有两子一女，但其子女并未学习刻版。“现在俺村里就我自己会刻版了，我拾起来这个手艺，就不能再撂下。我现在是市里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了，也参加了聊城市木版年画研究会，不会让这门手艺就断在我手里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郭贵阳；访谈地点：郭贵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

(五)东昌府区道口铺郭春奎

据《聊城地名志》：“隋开皇年间，此处为交通要道，有人开店铺于此，因念义犬护主遗财之故，曾名神仙度狗铺。又因此地实为道口，又谐为神仙口铺，简称道口铺。”

郭春奎，66岁，现为东昌府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聊城市“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郭春奎说，他的年画刻版技艺并不是家传，而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去学习的。“40年前，我在镇上的一家印刷厂工作过，那时我常到堂邑镇的刻版老艺人栾喜才师傅那里去请教，慢慢的，自己就掌握了一些刻版的技巧，印刷厂里的一些刻版活就都能干了。”郭春奎认为在刻版过程中可以适度采用机械辅助，“现在刻版不是老辈子那个时候了，在一些不关键的地方可以使用铣刀，这样找平的效果好。老辈子刻版全部是手工，也是没有法，那时候没有这些机器，要是有的话，估计也早用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郭春奎；访谈地点：永兴堂民俗文化大院，访谈时间：2016年6月1日。。

对于年画刻版技艺的传承，除了传承技艺之外，郭春奎认为还要强调有关年画的记忆。“毕竟年画刻版这个技艺是极少数人会的，这个技艺在当今社会也不可能大范围地传承。但是关于年画的记忆是广泛的，因为毕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得让后辈们多知道一些关于年画的事。”*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郭春奎；访谈地点：永兴堂民俗文化大院；访谈时间：2016年6月19日。郭春奎的一子两女均已成家，两个女儿都不会刻版，儿子郭宾、儿媳妇代淑华在其指导下，能刻一些简单的木版，但并不以此为业。郭春奎平时主要是刻一些灶王、财神、观音，也承接一些政府或旅游公司用来做宣传画的木版。对于郭春奎而言，木版年画刻版技艺民间技艺传承的成分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挖掘的民俗文化资源。

(六)冠县定远寨乡三奶奶庙村徐春莲

据《冠县地名志》：“明洪武二年，徐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因村小而新，名小新村。后村东北建起三奶奶庙，改村名为三奶奶庙，简化为三庙。”明清时期的三奶奶庙是当地刻书刻版艺人的聚集地。民国后，三奶奶庙村的刻版、刻字业已经不成气候，能够刻版、刻书的村民寥寥无几，徐春莲的爷爷徐广成、父亲徐以发便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刻版艺人。

徐春莲，55岁，自幼与其姐一起随父学习刻版，目前是三奶奶庙村唯一的刻版艺人，其父、其姐已经过世。徐春莲有一子一女，均已成家，都不会刻版。“原来俺村里刻版的多了去了，天热的时候，在瓜地看瓜，就在窝棚里挖版，看瓜地也不耽误，那得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徐洪正；访谈地点：三奶奶庙村门卫室；访谈时间：2016年6月19日。徐春莲说，小的时候也见过家里老人刻，但是没有专门学，“初中毕业后，就在家里跟俺爹学刻版，就是刻一些门神、娃娃、灶王……那时候家里人都会点，俺爹接的活多，他自己忙不过来，我、俺娘就都帮着挖色版，俺哥就骑自行车给人家送版”*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徐春莲；访谈地点：徐春莲家的小超市；访谈时间：2016年6月19日。。

二、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若干问题的思考

建国前，刻版艺人因刻版技艺在身,兼有务农的收入，故其收入略高于仅以务农为生的农民，生活水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居于村落的中上游，所以刻版艺人在村落中有一定的经济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不再束缚于原有的土地，也有了更多改善生活境遇的机会和方式，部分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逐渐变为中长期的城市企业雇工，这也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农村的经济结构。刻版艺人离开其居住的村落，就失去了传承刻版技艺的基础；而留在传统村落中，就意味着放弃了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方式，其在整个村落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呈现下滑之势。在村落经济结构变化和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双重影响下，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的生存现状值得思考。

(一)后继无人：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传承困境

通过考察访谈得知，目前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已是屈指可数，尚能刻版的艺人只有12位。在这12人中，为外界所公认，刻版水平较高的只有1位，且其已年过八旬；在所有的刻版艺人中，年龄低于40岁的，只有3人，而这3个人均未以此为业。虽然栾喜魁一家尚有栾占海、栾占宽、栾玉祥3人会刻，但他们都不以年画刻版技艺为生，栾占海以散养土鸡为主，栾占宽以售卖刻字机械为主，栾玉祥在化工企业工作。郭贵阳身体状况不佳，不能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倘若将全部精力放在年画刻版上，恐怕其家庭的温饱都成问题。郭春奎经营着一个民俗文化大院，还从事小锅白酒的酿造，有退休工资，其在年画刻版上的追求动力不足。黄振荣在企业工作，偶尔刻版，多为消遣，刻版的收益基本上可以忽略，其子在外地工作，对年画刻版亦无兴趣。徐春莲是在笔者的建议下才重拾刻刀的，其在年画刻版上是否能有收益，尚且未知，其子女对年画刻版也没有兴趣。后继无人是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传承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社会，刻版收入对刻版艺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无多大帮助，远不足以解决其家庭生计问题，只能作为农业劳作之余的补贴，这很难让刻版艺人把精力集中在刻版技艺的提升和年画样式的创新上。“俺爹年龄大了，不能出门，就能坐下来在家里刻版。我为啥现在刻版，五十多了，也不愿意出去闯了，就在家和老人一起刻版，也不指望它养家糊口，挣点最好，不挣就当一乐，就算修身养性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占海；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栾喜魁、郭春奎每年在刻版上的收入大约两万元，迟庆河已经多年不再刻制木版，郭贵阳的刻版水平有待提高，徐春莲刚刚拾起刻刀，黄振荣也没有把精力投入在刻版上。这些艺人当中，年龄最大的八十有余，年龄最小的三十多岁，年龄大的，身体普遍不好，年轻的，也不以此为业。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还有明天吗？对此，笔者考察访谈到的刻版艺人中没有一个人持乐观态度：迟庆河、陈庆生多次提到“人哪天一没了，这家的手艺就算玩完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迟庆河；访谈地点：迟庆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栾喜魁多次提到“人家的孩子，咱管不着。自己家的孩子必须学，老辈里都会的手艺不能在咱手里断了”，但明显也感觉到其底气不足；黄贤尧也多次说，“社会发展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也不好这个，没法往下传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黄贤尧；访谈地点：黄贤尧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曾经作为当地民众农事生产收入重要帮衬的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不足以改善现代年轻刻版艺人的生活，其是否已经走进了命运的死胡同，答案已不言自明。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对传承人的普查起初多用“后继乏人”来说明传承困境，若是仅就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而言，“后继乏人”反而成为一个相对乐观的状态，其目前真正面临的困境是“后继无人”。任何一种民间技艺都是靠人来传承的，离开了人的民间技艺及相应的民间艺术形式，都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而存在，无法给社会和后人一个直观的呈现。保护民间技艺的核心就是保护民间艺人，只有不断稳定和壮大民间艺人队伍，才能探讨技艺的传承与创新。若不能解决传承人的问题，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逐渐消失的文化。

(二)标签化的人生：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究竟属于谁

在民间刻版艺人居住村落的考察访谈中，笔者总是听到村民们说：“他是我们村的宝，除了他，没有人会了”；“说是什么传承人，那很厉害了，整个市里也没几个啊”；“都是传承人了，就不愁吃喝了，国家不得都管着”*在笔者的考察中，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话语，村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羡慕成分，也有戏谑的口气。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木版年画逐渐为本区域民众所认知，虽然民众对“传承人”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少准确认知，但是普遍认为是国家给了民间艺人一个名分，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名分背后一定带有相当的利益。在这些刻版艺人中，享受国家有关补助的有黄贤尧、栾喜魁，每年补助6000元，其余的刻版艺人均没有物质性补助。。在村民眼里，既然是传承人了，那就和其他村民不一样了，应该享受政府一定的待遇，所以刻版艺人在村民眼里已经被人为标签化。一旦有外人问起或与人谈起，村民多是说道：“你说的是俺村里那个刻灶王的吧，那是国家定的传承人”，“你说的是那个刻门神的吧，政府只要有年画的事都找他”，可见刻版艺人因有一技在身，依然被村民另眼相待。但是，多数年画刻版艺人的家境在其村落中处于中下游水平，如迟庆河、郭贵阳等。栾喜魁一家的经济条件属于比较好的，但是其家境状况并不依赖于刻版收入，刻版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微。对于家境好一些的刻版艺人如栾喜魁而言，“传承人”这个称谓就是一个荣誉标签，其家中有专门用于展示刻版技艺的空间，其子女也多对此津津乐道。但是，对于家境一般甚至家境较差的刻版艺人如郭贵阳而言，“传承人”这个称谓反而成了一个负担，甚至有时因家境不佳反而成为村民闲聊的谈资，邻居就曾开玩笑说：“刻灶王能发财？要是能发财，早就盖屋子了，还在这地方憋屈着”。

生计问题是民间刻版艺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农业收入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准时，刻版艺人想要改善生活现状，就必须依靠其刻版的经济收益。年画刻版需要长时间的静坐，刻版艺人要想坚守刻版技艺，就很难外出务工，故其刻版收入决定了家庭经济状况。目前，年画成品市场极其惨淡，昔日大众型的民间普及艺术装饰品已经逐渐成为小众的艺术收藏品，在农村还有一定市场的也仅有灶王爷和财神爷，但其市场也日渐式微，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木版的需求量极低。年画刻版艺人的刻版收入很难有较大改观，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势必日渐缩小。刻版艺人一旦没有经济收益，或者经济收益低到不足以维持生活或对现有生活状况的改观无所帮补时，刻版艺人的技艺传承势必受到影响乃至中断。当然，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效益，强调民间艺人的传承重任。但是，诸如此类的民间技艺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而非哪一个刻版艺人，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文化传承责任强压在某一个民间艺人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拿着社会效益说事，忽视民间艺人的经济收益问题。

民间艺人及其后人学习和承传有关技艺，原始的出发点是为了有口饭吃，当没有饭吃的时候，就不得已转到其他行业去了。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地对民间艺人的刻版技艺传承提出过多的要求，更不能不顾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而以各种舆论裹挟他们。一旦民间艺人的生活问题解决了，技艺传承自然也就列入其日常生活之中。民间艺人的生活问题本身就是其所承载的民间技艺的一部分，因为其生活状态决定着其审美水平。“我为什么能够安心刻版，我有退休金垫底，不愁吃喝，刻版能挣点就挣点，不挣钱也没事。”*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郭春奎；访谈地点：永兴堂民俗文化大院；访谈时间：2016年6月1日。刻版艺人只有衣食无忧地开展传承工作，才有可能追求刻版技艺的提升和年画样式的创新。忽视其生活问题，其实就是在阉割一个原本完整的民间技艺项目，把原本鲜活的民间刻版技艺变成了无生命的流程工艺。换言之，忽视刻版艺人的生活问题，其实就是在学理上对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曲解。

(三)版权：民间刻版艺人面临的新尴尬

版权对于民间刻版艺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通过媒体，也不是通过政府的有关部门，而是通过一些木版年画的收藏者向其宣传的。年画收藏者对民间刻版艺人宣传，现在好的样子在谁手里，就属于谁，谁就拥有版权，要想刻这个样子，就得经过人家同意，否则，就是侵权。民间刻版艺人对此多有不屑。“现在有的人说那个木版样子的版权是属于他的，怎么是属于他的，这是属于国家的，是老辈子留下来的。”*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喜魁；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版权的说法是他们告诉我的，说现在样子在谁那儿，谁就拥有这个样子的版权，是不可能拿出来让别人白用的。这些样子早年都见过，很多家的门上也都贴过，那时候还没有他呢，他哪来的版权，瞎胡闹。”*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陈庆生；访谈地点：陈庆生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25日。“没听说过版权，庄上都传了多少辈了，都两百多年了，也没听说有啥版权。要真说有啥版权，那年画的版权属于年。”*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迟庆河；访谈地点：迟庆河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俺庄上，自己家要是没有样子，就拿宣纸上人家家里印上一张，回来比着刻就行，那时候的人没有现在那么保守，说样子是版权。啥版权呀，年画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对过年的一种美好盼望，年画都是属于年的，年画木版都是老百姓自己刻的，年画样子啥时候归个人了，闹笑话哩。”*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徐树增；访谈地点：徐春莲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

尽管年画刻版艺人对版权感到陌生和不屑，但是他们确实已经感受到了版权的影响。“我小的时候，年画样子多了去了，比现在多多了，现在才多少啊……2004年前后都让他们给买去了，也不值钱，那时候就是十块八块的，年画样子都是白送的。现在想找个老样子比着刻，都找不到。”*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喜魁；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9日。“我这里展览的一些样子，民间刻版艺人基本上都能见到的，没有很稀奇的样子，好样子都让他们收藏了。”*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徐秀贞；访谈地点：东昌木版年画博物馆；访谈时间：2016年4月25日。虽然年画刻版艺人渐少，但是终究还是有人能刻，如果现在组织这些老艺人把一些老年画样子刻下来，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传承方法。关键是现在这些民间老艺人也见不到老的年画样子，虽然多少年前曾经刻过，但是没有样子还是无法刻版。“他们不给看，也不让人家复印样子，说是他花费劳动收来的，也没有人给过他报酬，现在都知道是宝贝了，想白用，那不可能。”*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栾喜魁；访谈地点：栾喜魁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有一个人收藏年画最早，但是要说这些老样子属于他，我还是不赞成。不赞成也没用，样子在人家手里掖着，人家不同意，你也拿不到手，那就没法刻。”*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陈庆生；访谈地点：陈庆生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5月25日。

(四)合作：愈加脆弱的商业链

鼎盛时期，聊城当地年画店多达数十家，从业人员以数百计，其中，刻版艺人群体的技术含量最高。明清时期，当地的年画商人、刻版艺人、印工、小工之间是常年的雇佣关系，但是年画商人对刻版艺人的重视程度远超其他，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固定。资金雄厚的年画店常年雇佣刻版艺人持续刻版，如“刘振升画店”常年聘请刻版艺人刻版，然后聘有印工印制，小工售卖，零售同时兼做批发。逢年过节，“刘振升画店”老板总要给刻版艺人、印工、小工一定的“富余”，给刻版艺人的“富余”总是要高于印工与小工，因为一个画店如果能够留住优秀的刻版艺人，就等于保住了来年的生意。

民国以来，当地专门的年画店越来越少，年画商人只有在入冬以后才组织相关活动。木版年画生产是一个以年画商人为链接点的“四者两方”的来料加工模式，四者分别是年画商人、刻版艺人、印制作坊主、批售人员，两方分别是年画商人与刻版艺人、年画商人与印制作坊主、年画商人与批售人员。在这种来料加工模式中，年画商人是整个商业合作模式的驱动者和全权掌握者，刻版艺人和印制作坊主是过程参与者，批售人员是终端。因年画刻版都是订单式制作，年画的样式和木版的所有权，甚至木版上关于年画样式的说明或店家铺号的标识都是年画商人预先定好的，一般都是采用以前老店铺的名号或者年画生意兴隆的集镇名，如“义成号”“张秋镇”“姜庙”“迟家庄”等。刻版艺人只能获得一定的刻版报酬，并不拥有木版样式和木版成品的所有权，所以，一般而言，刻版艺人一辈子没有自己刻版的专用名号，木版成品也不显示刻版艺人的任何个人信息，刻版艺人只有自己的刻版工具和刻版技艺。年画印制作坊主相对于刻版艺人而言，更是处于整个模式的下游，就是靠年底一个多月起早贪黑地印制挣点辛苦钱，其核心技艺在于对线版和色版的熟练掌控，保证印出来的年画顺利交付。批售人员是实现年画成品价值的终端，也是整个合作模式中不掌握任何技术含量的价值实现者。

随着更多艺术形式的出现和民众审美取向的多样化，年画市场更加萎靡，目前在聊城市范围内常年经营的年画店只有一家，且生意惨淡。在周边的乡村，每逢秋收之后，还有几个年画商人来组织刻版、印制、销售等，为逐渐消失的聊城木版年画延续了一丝血脉。目前，当地木版年画从业人员之间已经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但是基本上遵循了年画商人组织刻版艺人刻版，印制作坊主印画，固定或随机的批售人员批售年画成品的松散的商业合作模式，而且这种商业合作模式因优秀刻版艺人的离世或年长体弱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春夏秋三季，年画商人、刻版艺人、印制作坊主、批售人员各自在家务农，只有到冬季才会出现四者之间松散的委托关系。通过近两年的田野考察访谈，笔者发现聊城木版年画已经逐渐走出了当地民众的视野，曾经大众的民间艺术种类成为当今小众的收藏艺术形式，曾经常见的村落年节氛围装饰品成为民艺爱好者的收藏选择。

三、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传承

聊城木版年画的刻版技艺是鲁西诸多民间技艺的一种，是山东省西部唯一存在的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与东部的潍坊杨家埠刻版技艺相呼应，也是我国北方年画刻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清末民初黄河经常变道，造成水患连连，支系给水不足导致运河断流，朝廷遂废止漕运，改为海运，昔日繁华的漕运中枢变为封闭落后的鲁西北平原城镇。但也正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当地木版年画深藏于城市周边的乡村之中，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基本上原汁原味地流传至今。由此，其所涵载的人文讯息是其他地域木版年画所不具有的，堪称我国木版年画发展的标本。

如何系统而有效地开展聊城木版年画的刻版技艺传承，是当前地方政府和学界保护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笔者在考察访谈中也就此问题与多位刻版艺人、基层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参考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以下传承建议。

(一)传承人：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核心

木版年画刻版技艺是依附于刻版艺人而存在的，一旦离开了刻版艺人，该地区的刻版技艺也就无从谈起。目前该地区的保护工作也是以刻版艺人为中心开展的，如栾喜魁经过推荐、遴选，获批为国家级传承人；黄贤尧经过推荐、遴选，获批为省级传承人；栾占宽、栾占海、郭春奎、郭贵阳、黄振荣等经过遴选并获批为市级传承人。此外，还有一些刻版艺人并没有进入政府保护的视野，如迟庆河、徐春莲等。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入选各级传承人的刻版艺人都在50岁以上，多数传承人并不以年画刻版技艺传承为主业，且后续传承力量极为薄弱，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传承梯队。

政府在培养刻版人才方面也做了积极的尝试，如在地方高校建立了年画保护传承基地，希望借助高校智力培养一些传承人，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支持木版年画爱好者成立东昌府木版年画博物馆、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会等组织，作为聊城木版年画实物展示、刻版技艺交流、年画成品售卖的场所或平台，但是此类机构运转效果并不理想，且参加人员也是日渐稀少。

笔者认为，若传承梯队不能建立，传承只能是一种保护的假想，培养传承人是一项耗时耗力的长期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是作为社会个体的刻版艺人所不能承受的，政府作为公众文化利益的代表，应当及早介入。“我在培养传承人的问题上，认为地方政府要有前期投入，要提供启动资金，要给学徒一定的补助，比如给学徒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这样才能培养一批徒弟。年轻人有一定的文化功底，既能学会，也能创新，关键是要让他们能坐得住，这样才能传下去。”*访谈人：张兆林；访谈对象：孙树贵，原堂邑镇文化站站长；访谈地点：孙树贵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30日。文化部门可以协调教育部门在本地的中小学开设系列本土课程，传授有关木版年画的刻版知识，从小培养当地青少年对年画刻版技艺的兴趣。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和扶持刻版艺人的子女学习刻版技艺，这样既能保持家学传承，更利于传承刻版技艺的精髓。

(二)品牌：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身份标识

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被标签化，这也是多年来持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活动的成效之一。如何把刻版艺人身上的标签转化为刻版技艺的品牌，是当前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需要学术界、文化部门、刻版艺人的共同努力。

目前已知的关于聊城木版年画的研究成果有谢昌一《张秋镇年画调查》，张宪昌《东昌府木版年画》，王进展《山东木版年画现状调查与保护研究》，毛瑞珩、唐娜《平度年画：宗成云、宗绪珍，东昌府年画：赵善成》等，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聊城木版年画进行了研究，或侧重一个乡镇考察，或侧重年画作品的呈现，或选取一两个刻版艺人进行访谈，或选择一个画店后人做口述。现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偶有涉及刻版技艺，但也多为其他研究的一个佐证或者附带，并没有把年画的刻版技艺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当地学者应当围绕刻版技艺开展系统的研究，解决其刻版技艺的源流、书庄刻书与刻版、刻书社与刻版艺人的培养、刻版艺人的家传与师徒承传、刻版技艺与地方文化的表达等问题，使得刻版技艺以一个完全学术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树立其研究品牌。

刻版技艺能否成就自身的身份标识，关键在于刻版艺人自身刻版技艺的不断提高。潍坊杨家埠年画的代表人物杨洛书不断探索新的刻版题材，历时10年，刻了540块梁山好汉、440块西游记等，还刻有历代帝王全图等，创造了我国木版年画刻版的多项记录，也见证了杨家埠年画的发展历史。聊城木版年画刻版艺人除了栾喜魁父子耗时两年，刻了54块梁山好汉，其他艺人多是以销定产，没有刻版需求时就从事其他事务，没有把精力放在对刻版题材的探索和刻版技艺的提高上。丰富的梨木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且地处冀鲁豫的交界处，受多种地方文化艺术的影响，这在客观上为刻版艺人提供了海量的创作题材。刻版艺人应在文化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投身于刻版题材的选取、版式的创造、刻版技艺的提高，在维护地方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时，主动打造刻版技艺的身份标识和品牌。

(三)版式：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展示

据有关地方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当地的木版年画版式有很多，一些大的年画店存有的版式就达数千套。如今当地多数刻版艺人使用的版式是相同的，究其原因，就是一些老的版式见不到了。这里既有版式外流他地或他国的原因，也有年画收藏者收藏秘不示人的原因。“2007年的时候，就有日本学者到俺村里来，来找一些老年画样子和老版子，收走了一些。”*访谈人：张兆林；被访谈人：徐树增；访谈地点：徐春莲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6月25日。“前些年，南方人来这里专门收过老版，那时候都觉得没有用了，能卖两个钱就卖了。咱本地的文玩贩子也收了一些，都卖到北京、天津了，很多老版都见不到了。”*访谈人：张兆林；访谈对象：孙树贵，原堂邑镇文化站站长；访谈地点：孙树贵家中；访谈时间：2016年1月30日。

收集整理一批地方特有的年画版式，是木版年画刻版技艺重新得以展示的关键。笔者在地方文化市场曾见到一些年画夹子，封面是用布缝制的，里面就是一些年画的版式，既有色版的，也有线版的，一些年画夹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如果文化部门能够把这些年画夹子收集起来，经过一定的筛选，然后提供给本地的刻版艺人刻制，将能极大地丰富现有的年画版式。同时，也应该积极鼓励和倡导年画收藏者将一些稀少的版式贡献出来，把藏在个人书橱的艺术收藏品还原为大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本地年画版式挖掘的一个重要途径。

选择相关的文化物象，创造新的版式，是当地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不断传承的时代注入剂。聊城木版年画的版式不断发展，很多版式都是在社会发展中由当地民众创造，也正是这不间断的创造活动使得年画得以传承数百年。社会的发展必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化物象，在冲击聊城木版年画已有版式的同时，也不断为其提供新的创作题材。木版年画要想在新的时代得以传承，需要刻版艺人不断创造新的版式。新版式的创造能使当地木版年画的刻版技艺以现代人所熟知的形式展现出来，更利于社会大众的接受和市场的培育，实现技艺传承与现实社会功用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作为一种存在并不断传承的民间技艺，曾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得年以另一种形式装饰了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使得年画刻版技艺变成了藏匿于乡野的民间技艺，人们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也把诸如此类的传统艺术形式弄丢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在于创造新的美好，还在于对过去美好的记忆，不然，一些现实的艺术美都是不完整和无根源的。聊城木版年画刻版技艺的现状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警示：淡忘逝去的艺术形式，不能把握好现实的艺术技艺，明天的艺术美好或许只是当代人的一厢情愿。正视问题的症结所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并付诸实践，才是维系民族艺术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