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琦，黄燕芸

（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巢湖，238000）

自五四以降，苏联文学就倍受中国翻译界的关注，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一个热点，关于苏联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文革”开始后，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文学也从中国文学的“榜样”，沦落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反面教材”。整个“文革”期间共翻译出版（包括内部发行）苏联文学作品39部，占据了这一中国翻译史的低潮时期翻译文学国别来源第一的位置。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革”时期的翻译，从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化翻译学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操控，提出了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但鲜有从翻译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文革”期间翻译活动发生的翻译生态环境因素进行分析。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将生态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为全面考察“文革”十年期间苏联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生态翻译学

从语言学视角到文化转向，翻译研究正在不断深化。重视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环境研究，才能为理解翻译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生态翻译学从生态社会学视角出发，借用生态学理论对翻译行为发生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研究。“从一个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活动和译者与社会、文化、全球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1］。生态翻译学是利用生态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2］11。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译者对翻译生态资源的利用、评价、分配、存储、加工、支配和再生的过程［2］196。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52。可见，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在翻译这一特殊社会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只有译者才能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之间的相互关系［2］93。生态翻译学将与翻译活动发生有关的主客观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为“译事前”、“译事中”和“译事后”的行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性解释。

二、翻译生态环境与“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2］88。因此，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细致入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面对不同的外部生态因素，还必须要协调“群落生态”，践行生态理性，达到生态平衡与和谐，从而实现翻译作品的“生存”乃至长存。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两国文学交流频繁，大量苏联作品被译介到中国。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文革”的到来，中苏文学交流坠入冰点，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这些译作不论是其原作者，还是作品主题，甚至为什么要翻译这些作品，无一不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形势、社会环境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一）批判霸权主义的军事题材作品译介

“文革”开始后，中苏关系破裂，国内反苏氛围浓烈。特别是“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几乎将两国拖入战争，中苏两国的关系也由同盟转为敌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这种翻译生态环境之下，为了揭露苏联的霸权主义真面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军事题材作品的译介自然成为关注的重心。苏联军事题材作品的翻译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珍宝岛事件”为背景或涉及反华的作品。《俄罗斯的田野》《中转站》《遗产》等作品均以珍宝岛事件为背景，它们的翻译意在让中国人民认清苏联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其他涉及反华的译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由叶渭渠和文洁若转译自日文的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和《阿穆尔河的里程》。这两部作品都通过对历史的篡改，为沙俄的对华侵略寻找理由，是“苏修反华的卑劣手段”，也是为苏联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和实质上的霸权主义提供辩护。第二类是第三代作家对卫国战争的新书写。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军事题材小说成为当时苏联创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文学作品。以肖洛霍夫、邦达列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对战争题材的关注，既不是为了歌功颂德，也不是把它当作“历史事件”来描写。他们的作品开始转而探讨战争中的人性和心理，如《他们为祖国而战》《热的雪》《最后一个夏天》等。这些作品被视作为“宣扬战争恐怖”的“毒草小说”，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得以译介。第三类是其他“爱国军事”题材作品。作品主要是描写处在和平年代的苏联军队，深受苏联的国际社会地位变化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被译介的作品主要有《核潜艇闻警而动》《礼节性的访问》《勃兰登堡门旁》等。根据《核潜艇闻警而动》的描述，苏联海军潜艇阵容强大，拥有95艘核潜艇和313艘常规潜艇。同时，小说还记录了苏联核潜艇舰队从成立到征服海洋的详尽过程，以至于译者在正文前都提醒读者，对“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保持警惕。

（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当代英雄作品译介

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采取了一些新的管理方式，重视科技的作用，这些都在当时的小说中得到了体现。政府对此非常肯定，并认为他们是文学中的“当代英雄”。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作品被认为是苏联“变修”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因此得到了及时的译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木戈比》和《外来人》等。这些作品一改过去的传统，不再去描述人们的忘我劳动，也不是描写工人同破坏生产建设的敌人的阶级斗争。而是塑造了一批懂得经济规律、精通业务、善于进行科学管理的“当代英雄”形象。在他们的带领下工厂或企业重获新生，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发展应该重视科学、重视管理，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中国，这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都被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如普隆恰托夫实行的奖励制度被当作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污蔑”；《木戈比》则体现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獗”；《外来人》中，切什科夫为了扭转车间的落后面貌，采取严格的奖惩措施，强化生产纪律的科学管理方式，却被指责是“法西斯式的纪律压制”。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凸显，对苏联“当代英雄”作品的译介，一方面满足了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批判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路线斗争的需要。可以说，这些作品的翻译，正是适应了当时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生态环境需求。

（三）批判社会的问题小说作品译介

人性和社会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一个重要题材，但大部分这类题材的作品往往都是通过揭露社会问题以及对社会风气变化的描写，从“阴暗面”来探讨人性和社会。“这些作品大都曾在苏联国内引起争议，而且不为其官方看好”［3］但这一类作品却恰恰成为了批评苏联社会问题的有力证据，满足了对苏联开展全方位批判斗争的需要。在这一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这类作品在当时得到了较为及时的译介。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和《现代人》，以及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等。《你到底要什么？》讲述了来自西方的不同人群，利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等，来毒害苏联的懵懂青年，诱使他们堕落。小说既揭露了苏联社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现象，也对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艺术进行了批判，指出西方社会是全部罪恶的根源。《多雪的冬天》讲述了主人公从革命战士成长为农业部高级干部，是一位有能力、有想法的好干部，因为坚持原则而被扣上“机会主义”的罪名被迫退休。就在他内心极其苦闷之时，他的战友们却暗中指使人对他进行造谣诽谤。反映出了苏联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对当时人们对社会制度的失落感进行了描述。

三、“文革”时期苏联作品译介的翻译策略

勒菲弗尔（2004）认为，“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首先考虑词语的对等，而是为什么对等；是什么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4］。可见，翻译不可能以一种特殊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外。“文革”时期的特殊生态翻译环境，给当时苏联文学译介的翻译策略带来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翻译形式，二是倾向性导言和注释。从翻译形式来看，除了全译以外，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文革”时期的节译、选译、编译等译本数量较多。如《木戈比》是选译，《淘金狂》是节译。大部分的节译、选译等并非出于技术层面的考虑，而是受到了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特别是内部发行的作品，其译介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反面教材”来“供批判用”。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斗争，节译、编译等特殊形式自然不可缺少。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苏联文学作品的译介中，还频繁出现在其他译作中，包括非文学形式译作。另一方面，倾向性导言和注释则是“为了配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译本所作的解读”［5］。如《多雪的冬天》内容提要指出“反映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个时期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还比较广泛地触及了当前苏修特权阶层中一伙人的丑恶面目”。《你到底要什么？》的内容说明提到“叙述了作者自己对苏修社会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苏修社会的黑暗和堕落”。倾向性导言成为“文革”时期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既有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也有引导读者带着“批判、斗争”的意识来阅读的用意。

四、特殊的译者

翻译群落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翻译实践活动的核心。作为翻译群落的代表者，译者处于中心地位，负责协调与翻译活动有关“诸者”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其他“诸者”的作用。赞助人就是“翻译群落”中的“诸者”之一，也会对翻译活动进行“干涉”。无论是翻译题材的选择，还是如何翻译文本，都会受到赞助人的重要影响。正如勒菲费尔（2004）所言，“赞助人时刻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6］。“文革”时期，政府以赞助人的身份全面干预翻译活动。在译材选择方面仅以是否符合政治斗争的需要为标准，并不考虑源语文本的艺术价值。这也解释了“文革”时期翻译的大部分苏联文学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的原因。同时，在赞助人的高压下，译者只能被动地配合、适应，形成了当时翻译出版的一个特殊现象——集体翻译和译者的特殊署名。

“文革”期间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大量的译作采取了集体署名，甚至是“未注明译者”的署名方式，让译者“身份”蒙上了浓厚的“文革”时代特色。最为著名的翻译集体有“‘五七干校’翻译组”、“×××翻译组”和“工农兵学员”等。如1973年公开出版的《母亲》，署名译者为“南凯”。该书是由南开大学工农兵学员共同完成的翻译，“南凯”指的是所有参与到该书翻译中的工农兵学员集体。1976年翻译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署名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合译”。译者黄树南等在2005年版译本的后记中提到，“那个年头，知识分子还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由哪一个人或少数人来承担这项工作，显然有悖于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决定全组十名成员都参加。但有集体主义还不够，知识分子还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于是又分出几页来，请工农兵学员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时期的翻译署名与当时翻译组织形式有一定的关联。当时，大部分的翻译都是在高度组织化下开展的，翻译更多是一种政治任务。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往往将一本书拆分开来，由多名译者同时翻译，最后由一人统稿。当时影响很大的翻译作品如《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等二十多种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7］。另外一方面，当时很多学者都在“劳动改造”，组织他们来翻译，也只是“废物利用”。因此，未注明译者情况也屡见不鲜。可见，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译者身份被高度边缘化，丧失了个性话语权。因此，在特定的极端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不仅可能丧失在翻译群落中协调“诸者”关系的中心地位，甚至无法保留作为译者的基本权利，如署名权。

随着“文革”的到来，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也随之进入冰冻期。在对外文化交流几乎中断的当时，还是有一批苏联文学作品得到译介出版，显得弥足珍贵。不可否认，这与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关联紧密，但并不能完全绝对化。实际上，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在众多的生态翻译环境因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文学作品的思想和文化自觉并不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客观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个性化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控制。除此之外，国际形势和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等，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生态翻译群落中，译者要译什么，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译，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极大干预。尽管受到各种因素干扰，译者的身份被高度边缘化，甚至被剥夺了署名权，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