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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治理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向全球清晰阐明体现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2017年2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深入世界各国民心，成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准则，还需要突破“规范与理念之争”和话语排挤等现实传播困境。因此，我们在传播实践中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凸显其在当前全球危机时代的特定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表征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话语，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政治文明模式和国际秩序模式。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后，在首次会晤外国友人时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王伟光：《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 中国已成长为全球关键性大国》，《人民论坛》2015年第34期，第22页。他还在其他重要国际场合多次发表主旨演讲，积极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确立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方舟已经起航，但是目前以传播、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相关研究还稍显滞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对全球风险的理论阐释力和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实际中，面对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我们也缺乏创新性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应对全球风险的先进理论，应当在传播层面加强推广，并以创造性的、多元化的方式促成对象国成员的认同和内化，以此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展示政治：理解政治传播的新视角

展示(display)一词源于拉丁语的名词displico和动词displicare，《现代汉语词典》将“展示”解释为“清楚地摆出来；明显地表现出来”。[注]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52页。在展示设计领域，展示更多的是指通过细节与整体的合理配置与呈现，陈列、展出自己的气质、风貌，宣介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把隐藏在事物之下的观点与意义清晰地传达给展示对象。展示政治，“简言之就是展示场域中的政治，也即公共展示之中蕴含的政治意蕴”。[注]李世敏、吴理财：《展示政治：理解政治的一种新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86页。展示政治这一概念可以一分为二来理解，从展示的角度，政治可以具有多副面孔，它可以以传统文字符号为载体，以文本政治的形式宣介政治理念与诉求，也可以利用空间、建筑等符号塑造空间政治。而从政治的角度，展示政治的内涵更加丰富，包含了权力的分配、显隐、表达和再生产，也包括了政府形象塑造、传播，政治理念的宣介、劝服与认同。

(一)国外对展示政治的研究

国外对展示政治的研究侧重从“展览”角度进行文化考察，其基本研究范式是选定一种展览对象，然后根据对象本身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变化进行展览对象背后政治、社会、文化的分析，并梳理其中的政治意涵和转换，研究视域相对狭窄，大体而言，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展示载体的研究。国外研究大多集中在展示载体上，尤其是从博物馆的布展行为剖析其背后的政治角力。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最早将“展览政治”概念引入博物馆的研究中。他认为博物馆的布展就是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文化建构、殖民景观的一次输出，他借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框架，从展品的位置、光线、色彩等细节入手进行文化政治分析，认为博物馆的展览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治话语系统的体现，博物馆让特定的社会文化被“看见”，“看”就是一种权力，能“看见”什么以及如何“看”就涉及到权力的分配。[注]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1页。莎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在研究中交叉使用“展览”(exhibit)与展示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的概念来系统研究权力关系在公共展示中的显隐，认为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政治权力系统，其权力运作交织在各种社会资本、文化、政治的博弈中。[注]Sharon Macdonald, “Exhibitions of Power and Powers of Exhib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in Sharon Macdonalded, e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Museums，Science，Culture，London: Routledge, 1998, pp.1-17．另外，佩内洛普·哈维 (Penelope Harvey)和杰弗里·奥尔巴赫 (Jeffrey Auerbach)还关注国际博览会中的政治展示。佩内洛普·哈维认为，国际博览会是一次国与国之间国力、国际形象的综合展示，各国试图以不同的风格竞逐展示中的注意力，又或将自身不同的历史文化意义嵌套进博览会的具体展示细节以求呈现。[注]Penelope Harvey, “Nations on Displa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Expo ’92,” in Macdonalded, e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pp.121-136．杰弗里·奥尔巴赫认为:“万国博览会嵌入了多重意义和多重身份，唯有将它重新嵌入它出现的历史语境，才能够揭示这些意义和身份。”[注]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9页。因此，博览会还构筑了理解各国不同历史、文化、政治的具体语境，正如提莫斯·米切尔所认为的，“展览自然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的一个表征。展示的过程是一种使表征显得比行动更真实的社会‘定格化’(enframing) 机制”。[注]麦贝尔·贝雷辛：《分裂的领域: 文化与政治中的方法论取向和研究风格》，戴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文章、郑震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第二，围绕由公共展示对象引发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例如就公开的文化展览、公共雕塑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争议——进行的讨论。米歇尔·H· 鲍嘉 (Michele H.Bogart)关注了纽约曼哈顿城区一座雕塑，这座雕塑被称为“城市美德”，但雕塑的主人公却选用了男性形象，致使该国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有被贬低之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注]Michele H.Bogart,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in Manhattan and Queens: Lessons from the Monument Life Cycle,” Urban Histoty, Vol.38, No.3, 2012, pp.509-531．来自纽约的跨学科艺术家拉什德·纽瑟姆(Rashaad Newsome)以20世纪美国纽约哈莱姆区黑人舞厅文化为背景，将当时黑人的流行舞动作以数字印刻的方式制作成短视频，并投放于洛杉矶日落大道的一对数字广告牌上，引发民众思考边缘文化的向上流动性，涉及美国政治最难以祛除的污点——种族歧视，进而在美国社会引发了黑人文化是否会被白人文化同化的争论。[注]《从个人到政治，美国骄傲月的展览活动都在关注些什么？》，2018年6月1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3121213450970922&wfr=spider&for=pc，2018年6月20日。该争论将边缘文化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挂钩，认为在美国享有政治优先的白人，利用其政治优势收编了位于底层的黑人文化，致使文化运动充满了政治意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展示政治是将由公共展示对象引发的公众、学者、政府之间的争议纳入政治范畴，并呈现权力的角逐与显隐，从而分析深层次的政治权力分布和博弈过程。

(二)国内关于展示政治的研究

目前，国内就展示的研究还集中体现在艺文设计领域，鲜有学者系统地从政治传播角度进行关注，其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志弘在研究中留意到了“展示政治”行为，但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理念明确提出，其研究视角也定格在文化治理的角度。他说：“目前学界开始从‘展示政治’(politics of exhibition)的角度来讨论相关议题，亦即任何的展览都是在镶嵌于特定社会历史脉络的制度结构中，根据或明言或隐晦的价值立场，以特殊再现方式(主题和展品的挑选、展场布置和运动安排、文选看板设计，以及引领观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是个会引发各种冲突的文化治理场域。”[注]转引自李世敏、吴理财：《展示政治：以公共文化服务来理解》，《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2期，第75页。就此而言，王志宏团队的研究是对“展览”意义的延伸，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具有空间感的展览对象，是从展览的意义分析展示政治。

国内学者李世敏与吴理财认为，“展示是对展览的延伸，它拥有比展览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他们明确提出“展示政治”这一概念，并且从展示政治的载体、寓意、策略等方面走出西方较为狭窄的“展览政治”研究视域，结合本土语境，认为政府在公共治理背景下将更加重视展示的效果和作用，同时媒介技术大大改变了展示主体接近政治的范围和程度，民间力量也可以通过媒介事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本。他们指出，“当下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这些变化，都为从展示的视角去研究和分析政治提供了无穷的潜力”。[注]李世敏、吴理财：《展示政治: 一个新的媒介分析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第97页。李世敏团队主要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建构并丰富“展示政治”的理论体系，因此强调展示行为与具体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展示政治”作为理解政治传播的新视角，缘于政治中“展示”要素的发现，它意味着“展示”不单单是作为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展示”本身即意味着“存在”，意味着展示空间的运用。随着政治“景观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展示政治”理解为一种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洞察其背后政治分析视角的变化。在进入“景观社会”之后，各种视像媒介大行其道，各国都相当重视在各种场合的政治展示，展示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方式，是对符合主体主观意图信息的筛选过程，也是一种选择性呈现机制，更强调将政治内容“清楚而明显”地展现。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中，如何把握这一理论视角，扭转过去对外政治传播颓势，积极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的科学性、可行性，是值得学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展示主体：官方与民间的复调传播

作为顶层设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特别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权威性，因此对官方渠道的依赖度较高。比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各种国际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宣介，国家与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中我国官方主流媒体所进行的相关议题报道等。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网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报道矩阵，呈现了大量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时报道，现有以官方为主导进行的传播行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的展示主体。由官方充当的展示主体，虽然体现了权威性，但由于中国政治话语的特殊性和中文阐述的内生模糊性，难以突破与西方的“理念与范式之争”以及“话语体系冲突”的困境。并且在对外传播的主体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设定上过于单一和集中，因此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积极转变思路，要贯彻“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全球传播理念，不仅仅要依靠官方渠道，更重要的是调动各国民众参与积极性，“通过不同层面的‘和声’和‘共振’，形成‘复调传播’的多元格局”，[注]史安斌、盛阳：《“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创新路径》，《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8期，第12页。积极进行政治展示。

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每年走出国门的个人和机构在不断增加，他们以自身为载体释放与传播各种信息。文化工作者、媒体人士、外交人员、宗教人士、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特别是具有跨文化知识背景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示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能单靠媒体来塑造，也不能仅靠企业来支持，有时更要靠个人的行为来证明。当中国的建设者被称为光明使者，当中国的援外医疗队被视为天使，当国人向外传递出友爱、热情的善意时，就是在用具体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风险社会中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只有相互扶持、帮助才能共度难关。民间力量的加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对外展示当中，体现了政治传播的温度，通过人际传播折射了政治理念的深度，使个体通过真情实感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所倡导的全球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理念。

此外，我们还积极调动海外民众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展示，通过文化交流，深度体验，使海外民众自觉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展示主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包容观念传播开来。例如，中德媒体共同打造的电视节目《中国茶时间》，从前期的节目主题确定、文化符号提取到节目具体表现形式再到后期播出反馈，都充分考虑了当地观众的接受习惯和传播习惯，以便使当地民众更好地参与到展示过程中。选择“茶叶”作为具体的展示物是因为节目组在前期调研摸排中发现，茶叶是德国民众最为熟悉的中国符号之一，而在节目制作过程中，节目组还采用“参与式观察”和“体验对比”的方法，让观众产生鲜明的“代入感”。沏茶、煮茶、品茶、观茶汤等环节的参与和体验，让当地民众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层面，清澈澄亮的茶汤、温润回甜的茶香，也让参与者自然而然地沉浸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情怀中，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体验者，又是对外传播的参与者，更是中国文化的展示者。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理念便通过中德跨文化传播建立了有机联系和对话肌理。而茶文化本身也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以“天下”为核心理念的“观念政治”，宣介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政治主张，标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政治姿态，释放出中国在国际舞台“沉浮不惊”的政治信号，从而立体地构成当代中国的政治势能。

综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展示过程中，我们积极拓展展示主体，既有政府主导的官方渠道，又充分发掘民间力量，还适度拓展海外民众作为展示的新生力量，逐步形成了多主体的立体复合式的展示格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传播。

三、展示载体：作为战略支点的“一带一路”“景观”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外对展示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文设计领域，其研究视域相对狭窄。而真正意义上的展示政治是脱离了展览政治狭窄研究视域的，它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拥有比展览政治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意义。伴随着社会文化的视觉化转向和宏大政治向微观政治的渗透，政治展示不可能仅仅固定在类似博物馆这样的形式感极强的空间和载体中，它会弥漫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 认为，人类生活在被视觉符号包围的环境中，表征性生存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状态，人类社会进入“景观社会”。在景观社会中，展示行为是吸引注意力的优先行为，展示空间是承载视觉冲击的主要场所，成为“景观”的空间，是进行展示绝佳的载体。这里所谈的“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场所，更指与物理场所密切关联的各种社会关系，即关系在场所中的总和。如果将空间简单视为个人或社会行为的背景，不理解其中所包含的“社会逻辑”，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作为展示政治载体的空间，从而将研究视域窄化为“展览”空间或形式。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这样论述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除了具备物质属性之外，它还具有精神属性，包括国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还有经济、政治等意义。空间与社会文化相连，呈现出连贯和‘可读’的一组象征和信息，成为会说话的环境(talking environment)。”[注]转引自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 当代 “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当空间与政治相连，空间的排列组合使它成为政治的一种叙事方式，空间位置的或隐或显预示着政治权力的“增强或抑制”。作为政治事件具体的发生场所，空间成为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象征性符号，其在物理层面的地缘特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关联性特征共同构成了空间的政治修辞。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应对全球风险的中国方案，主张在全球风险背景下各国命运与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政治理念所对应的展示空间是全球范围。仅就目前而言，“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展示的重要支点。2015年3月，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两条路线所串联的区域进行界定：“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一带一路”这一公共空间包含着沿线国家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西方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这一空间早已超越“市场”“贸易”等物质经济层面而延伸至文明交流的向度，具备了更加充盈的话语面向。“一带一路”的提出，突破了简单的符号挪用，将中华文化历史的因子嵌套进沿线国家及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境中，将“一带一路”的国家情境与沿线国家民众的公民情境相结合，唤起他们对自身伟大历史和民族自豪的强烈认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门多萨的《大中国》、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都是以“丝路”为叙事空间，涉及农业、地理、数学、音乐、舞蹈、诗词、歌赋、医学、宗教、哲学等领域，记录了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时代，中西方以“丝路”为载体的历史性交流。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展示的优势资源，它能串联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又能唤起沿线国家对昔日丝路辉煌的激情想象，增进沿线国家与民众的互信互鉴。与此同时，古丝路还是宗教、文化多元交融之地，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曾经说道:“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发祥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各语言群体相互竞争的熔炉，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混杂在那些说阿尔泰语、突厥语和高加索语的人群当中。”[注]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这充分说明丝路促进了宗教与民族的融合，带来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交融发展，其所蕴含的多元、包容、友好、平等、开放的价值内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对外展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空间。

四、展示思路：视觉符号表达

康德曾经指出过本体论语境中的“表象化”，他认为自然界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向主体进行呈现，而呈现本身是先天理性架构统摄的结果，是一种被先天综合判断整合过的“现象”。康德之后，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途径中，以持续性、原距性、间离性为其文化特征的视觉表达将成为认知和把握世界的主导方式。[注]何瑜昇、李畅：《消费主义视域下摄影艺术的视觉文化解读》，《新闻界》2016年第20期，第21页。黑格尔的预言在当下正在变为现实，当代社会的整个系统都在逐渐向“视觉中心主义”倾斜，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一个被图像控制的景观社会。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转变，也标志着一种传播理念的形成，更是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一次转换。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指出:“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注]W．J．T．米歇尔：《图像转向》，《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与其抽象概括的原初样态相比较，政治理念的符号表达过程是将各种抽象、宏大的意义具体化，在能引起对象共情的前提下实现政治理念的转化和阐释，是政治理念价值意蕴和符号形象的集合。其符号表达的“形象”在展示过程中往往包含着受众丰富的想象力，在解码环节显示出接受对象固有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和文字符号相比，具有更加明确的导向性。政治主张、政治意蕴、政治诉求通过高度凝练形成具有纲领性质的理念，而展示与推广的过程则是将凝练抽象的理念通过符号表达具体化，还原为对象国民众能够感触和理解的真实，或将真实的形象进行重塑，给予移情、通感，以唤起他们的联想和认同，使其依据过往的认知经验完成意义的转换与接受。在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第7集《蔚蓝梦想》中，主创人员选择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作为视觉记录的对象，将每个人的梦想编织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如，澳洲电商陆杰喜利用阿里巴巴平台大大拓展了产品销路，他梦想着自己的澳洲小企业有朝一日能成为驰名中外的品牌企业。泰国李丽香姐妹在一家中资企业工作，中国企业的高薪回报大大改善了其生活状况，她们以让家庭更加富足为自己的梦想。斯里兰卡渔民昌西英一家在中国企业帮助下掌握了现代养殖技术，她们以壮大家族热带观赏鱼的生意为梦想……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都有着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梦想，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倡议的宗旨——彼此“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注]参见赵鑫、高玉忠：《国家政策的影像化传播策略研究——以“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为例》，《电视研究》2018年第3期，第46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内涵与个体际遇、个人梦想关联在一起，个体梦想又通过收获时欣喜而满足的笑容、激动的眼泪、奋斗中难以释怀的往事等一个个具象的视觉符号让传播对象可知、可感。从个体出发，将每一个为梦想激情澎湃的生命以立体丰富的视觉符号记录下来，使观者如见自身的奋斗经历，这样宏大的政治理念就顺利完成与个体体验的对接，政治理念蕴含的价值内涵通过个体生命的际遇形象展示出来，更加易于唤起传播对象的情感，引发自然的政治认同。

“在政治传播中，寻找熟悉的符号，强化信任，并将这种正面的信任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情感，是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注]隋岩、史飞飞：《论群体传播时代政治的情感视角》，《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7页。从古至今，东西方文明交错璀璨，各国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彼此紧密相连，而当下应对全球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共同发展、共享太平是每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内核，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性与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相结合，将中国方案与全球治理相结合，从而把抽象的政治议题转换为具体的民生话题，将其落地为传播对象国民众普遍能够理解的具象的、生动的、熟悉的符号加以展示，以唤起其内心的情感，从而促进认同，是从展示政治视域下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应有之义。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注]《习近平讲话确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系列理念》，2016年2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2-19/7764429.shtml，2018年2月12日。这一顺应时代发展，占领国际新秩序制高点的先进思想和政治理念，需要创造性的开拓传播手段，增加对外传播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以符号表达为路向的展示政治思路，一方面切合了当下世界向“视觉中心主义”转向的社会文化背景，另一方面，视觉符号也与目前的新媒体技术更有兼容性，更符合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通过符号，唤起或产生与时空、逻辑或态度的一种关联、印象和行为；通过展示，将符号隐喻与政治理念紧密互嵌，从而引发认同、产生信仰。《符号与象征》的作者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Miranda Bruce-Mitford) 和菲利普·威尔金斯(PhilipWilksinson)曾经说过: “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处，只要我们留意观察便不难发现，其实我们被符号与象征物所包围。”[注]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斯：《符号与象征》，周继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6页。符号向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可以进行即时知觉唤起的简单信息；而展示则是用一种视觉符号或景象来表达某种思想，这一过程能使普遍真理获得更为深刻的记录。视觉符号与展示行为在媒介技术助推下不谋而合，形式上的夺人眼目，是在信息过载年代唤起注意力的重要条件。相应地，各种政治理念的传播也需要展示，需要将其内涵自觉嵌入各种视觉符号当中。在展示过程中，宣介政治主张，标显政治姿态，释放政治信号，从而立体地构成一种政治势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彰显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理应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推广，而积极创新其传播方式和路径，加强其在各国的了解与认同，可以使这一先进思想能够更好地引领世界，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