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印度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种非暴力哲学既继承了印度传统宗教与伦理学说，又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汇。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首先提出这种学说，后来1915年回到印度，在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又不断地实践和完善它，使之逐步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学说。*朱明忠：《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其影响》，《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38页。

甘地本人认为自己的哲学由三方面相互关联的内容组成，分别是真理、非暴力和自我受难。*Sean Chabot, “Submerged Diffusion and the African-American Adopt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Passage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Vol.3, Issue 1, 2001, p.40.他给自己的非暴力思想起了个特别的名字“satyagraha”，意思是通过非暴力的方法坚持真理。在策略和组织方面，它强调自助、自律、开放性的交流以及与当局有尊严的谈判。在个人方面，它为卷入直接行动的领导人和参与者规定了合适的行为：“Satyagraha”运动的参与者必须要忍受对手的愤怒而不能报复，拒绝谩骂和任何暴力，愿意接受逮捕和惩罚，遵守组织领导人的命令。这些要求表明“satyagraha”是一种建立在自律和无畏基础上的非暴力社会运动。在更实际的方面，“satyagraha”首先要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与对手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再发起示威等公开化的活动，最后如果所有说服性的努力都失败了，抗议群体可以发起罢工、经济抵制、大规模不合作或公民不服从等激进的直接行动。甘地式的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创新，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其内容。它强调这样的信念：“只有非暴力的方法才能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从而促进社会变革。”它呼吁与潜在的追随者公开对话，以赢得更多民众支持。*Sean Chabot, “A Culture Of Peace In Motion: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from India to the U.S. Civil Rights Movement,”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May 2001, pp.30-31.

但“satyagraha”常常被等同为消极抵抗，容易引起误解。甘地本人在1928年所写的书中就对这一误解进行了澄清，他认为自己在印度开展的运动，其力量来自于真理、爱和非暴力，而非消极抵抗。他在英文写作中会尽量避免使用消极抵抗这个词。他进一步解释说，首先，消极抵抗的方法中会包含暴力；其次，消极可能意味着软弱，不能长久、坚决地抵抗压迫者，因此是一种弱者使用的无助的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但“satyagraha”完全不是这样。它把非暴力当作一种比暴力更强大的力量，能有效地开展斗争，最终解除施暴者的武装，因此勇敢的忍耐和抵制绝非懦弱。甘地认为“satyagraha”与消极抵抗的另一个区分是，消极抵抗并没有明确说明在任何环境下、花费任何代价都坚持真理，而“satyagraha”则认为真理是一种内在的不容妥协的意识形态。甘地最后下结论说，“satyagraha”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非暴力，坚持真理，这就是其区别于消极抵抗的关键所在。[注]参见网站Gandhi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www.gandhifoundation.net/about%20gandhi6.htm/.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印度人民，而且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人民及现代国际政治斗争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响美国黑人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跨国交流的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关键人物除了我们熟知的小马丁·路德·金外，中间还有很多铺路架桥者，并经过了美国“本土化”的过程，最后才促成了金这个美国“黑人甘地”的出现。

学术界原有的研究集中于甘地对金的影响或两者的比较，[注]See James A. Colaiaco,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ostle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88; Mary King, Mahatma Gandh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Power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9.缺少对从甘地到金诸多中间人物的研究，后来的研究注意到中间的黑人宗教知识分子与和平主义组织、民权组织的译介和小规模试验的作用，[注]Sudarshan Kapur, Raising up a Prophet： The African-American Encounter with Gandhi,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但大多只是论述甘地对他们单方面的影响，较少涉及美国方面创造性的本土化改造。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美国早期跨国传播的过程和本土化的角度来论述甘地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

一、初步译介(1920年代)

1920年代，甘地在美国成为名人，印度的独立运动被一些人看作是有效的非暴力行动的成功范例。激进的和平主义者认为甘地的成功对他们的计划来说是重要的启迪，他们成为研究和宣传甘地思想的第一批美国人。和解之友会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组织，它于1914年由一些牧师建立，完全反对国家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和内部事务。纽约的和平主义牧师霍姆斯是和解之友会的重要成员，1918年他获悉了甘地的事迹，马上开始考察甘地的生活与工作。1921年他在一次题为“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的布道中公开赞扬甘地，把甘地当作耶稣救世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从此，霍姆斯就成为甘地的终生支持者。后来他两次会见甘地，并一直与甘地通信。他于1926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了甘地的自传，几乎参加了在美国成立的每一个支持印度自由斗争的组织。他的宣传对甘地思想在美国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把甘地过于理想化了，没有看到甘地在面临印度社会和政治困境时所遇到的所有问题。[注]Leonard A. Gordon, “Mahatma Gandhi's Dialogues with America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37, No.4, Jan.26-Feb.1, 2002, p.340.和平主义者还出版专门的杂志《年轻的印度》来宣扬甘地的事迹。当然一些和平主义者最初有点难以确切解释甘地对现代政治的重要性，他们只是把甘地看作圣人或伟人，但对于把非暴力抵抗作为社会变革的方法心存疑虑。作为社会福音的继承人，他们担心抵制和公民不服从缺少完成社会救赎的爱和善意的精神。而且，他们的观点常常会被东方主义关于亚洲的思想所扭曲。[注]Leilah C. 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Church History, Vol.72, No.2, Jun., 2003, p.361.

最初美国主流媒体发表了很多对甘地和印度的保守派观点，他们认为印度是神秘的东方王国，有着落后的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一开始，这些保守的记者、报纸和杂志就发表了反对甘地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如《亚洲》杂志、《纽约时报当代史》杂志和《文学文摘》等，他们通常认为印度不能实行民主，断定没有英国的统治，印度将面临外族入侵或内战，甚至污蔑印度人是不成熟的民族，不能统治自己。他们把印度反叛的原因归之于心理缺陷而非帝国主义的压迫。保守派对甘地及其非暴力的方法表达了同样的偏见，他们指责甘地虚伪，极力破坏他的可信度。但是经过霍姆斯的宣传，自由派的观点开始在主流报纸和美国黑人的媒体赢得影响，传播了关于甘地及其领导的印度独立斗争更为积极的观点。自由派通常赞扬甘地在不合作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偏见。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把甘地描述为印度教徒的信奉禁欲主义的救世主。该报纸的另一篇文章认为印度大众追随甘地，是因为甘地利用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甘地的领导依赖于其精神力量，他的绝食象征着东西方的区别。可见自由派的同情和保守派的批评有相似的一面，其观点都是对甘地和印度的欧洲中心主义解释。自由派还常常把甘地等同于耶稣，把甘地的非暴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传统，像霍姆斯在1921年做的那样。例如，《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甘地的影响，把甘地看作圣人。《民族》上发表了持同样观点的文章。他们不能理解甘地如何把宗教与政治、道德以及日常生活独特地联系在一起。把甘地比作西方的圣人，把甘地的方法等同于西方的消极抵抗就否认了它们的独特性，其实他们骨子里认为只有来自西方的进步思想才能克服东方的落后传统。[注]Sean 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frican American Explorations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pp.45-47.

美国黑人媒体也广泛报道了甘地的活动。主流的美国黑人媒体对甘地在印度不合作运动中的作用大都持支持的立场，如《芝加哥卫报》等。通过这些报道，美国黑人看到了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有效性。这样的哲学对美国黑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加强了基督教的信条和自身非暴力抵抗的传统。那时一些甘地的信徒(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来到美国，他们与布克·华盛顿、马库斯·加维等美国黑人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美国黑人领导人由此看到了彼此间的相似情况，因而大都支持甘地。[注]Jill Watts, “Reviewing Raising up a Prophe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0, No.1, Jun., 1993, pp.310-311.

但甘地的方法仍然有争议。有部分人质疑甘地的方法能否对美国黑人起作用，他们强调力量对比悬殊，怀疑少数群体能否用非暴力的方法对抗大部分人支持的种族主义警察。而且19世纪末以来，美国针对黑人的私刑盛行。1918年以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组织发起了反私刑立法运动，但一直没有成功。1924年黑人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莱泽就尖锐批评甘地的非武装抵抗，认为如果它被应用在美国南方，将导致对手无寸铁的美国黑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他在《危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与不抵抗》的著名文章，反对基督教爱的哲学。他直接把甘地的非暴力等同于不抵抗，而在严酷的环境下，弗莱泽对不抵抗失去了信心。其实弗莱泽没有真正理解甘地和印度的自由斗争，在他看来，甘地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其非暴力具有宗教特点，其运动完全被一种信仰和道德的方法所推动。[注]Josep Kip Kosek, “Richard Gregg, Mohandas Gandhi and the Strategy of Nonviol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1, No.4, March, 2005, p.1336; Gordon, “Mahatma Gandhi's Dialogues with Americans,” p.341; Vijay Prashad, “Black Gandhi,” Social Scientist, Vol.37, No.1/2, Jan.-Feb., 2009, p.4.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杜波依斯等人也认为，美国黑人是少数，而印度人在他们国家是多数，两者截然不同；而且美国的宪法和法律能被用来作为变革的工具，因而他们主要开展游说国会立法和法院诉讼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斗争。另一方面，杜波依斯指出，在私刑盛行的情况下，自卫对维护美国黑人的自尊也是重要的，美国黑人并没有准备像印度人那样做出牺牲。他还认为甘地的策略与美国是相异的，因为绝食、公开祈祷和自我牺牲在印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美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注]Robert L. Harris, Jr., “Reviewing Raising up a Prophe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8, No.2, Apr., 1993, p.570; Prashad, “Black Gandhi,” p.6.

总之，在1920年代，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和人员往来，印度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网络构建起来。美国黑人通过这样的渠道学习甘地的方法，甘地也据此了解了美国黑人的情况。但因为缺乏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美国黑人对甘地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比较肤浅，他们或者把印度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视作完全相似，把甘地等同于耶稣，没有注意到两国不同的特殊国情；或者把印度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看得完全不同，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完全不能应用于美国，尤其是弗莱泽等人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直接等同于不抵抗或消极抵抗，这一点其实甘地本人已经做过澄清。因此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对甘地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的。

二、深入译介(1930年代)

1930年代，通过一些美国黑人神学家及宗教和平主义组织和解之友会的努力，以及一些来美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越来越为美国黑人所熟知和理解。这些美国黑人神学家以莫迪凯·约翰逊、霍华德·瑟曼和本杰明·梅斯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任教于黑人大学，这些黑人大学和黑人教会一样成为后来民权运动兴起的重要组织基础。约翰逊长期担任位于首都的霍华德大学的校长，梅斯曾担任霍华德大学神学院院长，后来又做了南方的莫尔豪斯学院的校长，瑟曼一直担任霍华德大学教授。他们还都是被授予圣职的浸礼会牧师，因此无论在校园还是教会，他们都是人们熟悉的人物。[注]Dennis C. Dickerson,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urch History, Vol.74, No.2, Jun., 2005, p.219.作为大学校长，约翰逊和梅斯都把甘地作为改善美国种族关系的思想资源，他们通过演说、写作等方式努力在美国黑人社会中推广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瑟曼则公开鼓励黑人学生研究甘地并坚持激进的和平主义立场，他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如何利用甘地式的非暴力来挑战种族隔离的论文，公开支持人们在面对像种族隔离这样持续的邪恶时采取大规模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93.

到1930年代，这些美国黑人宗教知识分子决定亲自去印度，甘地也同意在1935—1937年间会见6位美国黑人领导人。约翰逊支持这些到印度的旅行，早在1930年，他就推动把甘地作为黑人宗教研究的一个合适的课题，促进美国黑人在美国效仿甘地的努力。瑟曼完全认同约翰逊关于甘地的观点，他相信，黑人牧师积极分子应在挑战维护南方隔离主义和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宗教正统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936年，瑟曼等人受邀访问了印度等国，他有机会会见了甘地。甘地向来访者了解了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尤其是美国黑人为何信仰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的问题，[注]Dickerson,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221-222.这些问题后来促使瑟曼思考基督教和黑人自由斗争的关系。甘地还和他讨论了非暴力及其赋予被压迫大众力量的问题，并乐观地预测“通过黑人，非暴力的信息将传遍世界”，瑟曼从中深受教益。[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63-64.1936年12月，梅斯也去印度会见了甘地。甘地告诉梅斯，“非暴力不是消极的抵抗，而是积极的力量”，而且它“一定要以绝对的爱来实施，不要仇恨”。梅斯也和甘地讨论了将非暴力用于美国黑人的可能性，[注]Freddie C. Colston, “Dr. Benjamin E. Mays: His Impact as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Mentor of Martin Luther King,” The Black Scholar, Vol.23, No.2, Winter/Spring, 1993, p.7.并认为“民权运动发生前20年的这次会见促使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地理解马丁·路德·金的计划”。[注]Dickerson,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223.他们一回国，就广泛宣传甘地。

这些黑人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在学校中训练了一批学生，成为后来民权运动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领导力量。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当还是莫尔豪斯学院的学生时，金就受到校长梅斯等人的影响。他们塑造了他的观念：牧师能把熟练的传教、有效的实践和思想反思结合起来以攻击隔离的罪恶。把甘地思想介绍给金的另一关键人物是霍华德大学校长约翰逊。金曾在费城一次演讲中听到约翰逊讲述甘地的“坚持真理”的理念在有效影响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那次演讲以后，金买了好几本关于甘地的书，并深入阅读。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法默是另一个受益者。他曾是霍华德大学宗教学院的学生，当时梅斯教他教会史，瑟曼教他伦理学。瑟曼指导法默做关于宗教和种族主义的毕业论文，并推荐他到和解之友会工作。为和解之友会工作后，法默还曾为了伦道夫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向瑟曼寻求支持。[注]Dickerson,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233-234.

1930年代，美国宗教和平主义组织和解之友会在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战的灾难性后果导致美国部分具有左派倾向的牧师和改革者支持绝对的和平主义，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和解之友会。它扎根于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深信爱和善意能克服诸如战争这样系统性的邪恶力量。和平主义者虽然尊敬甘地的受难和爱这些与基督教一致的观念，但他们认为基督教高于印度教和佛教，宗教和文化上高人一等的感觉使和平主义者关于东方的观点包含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他们对甘地的非暴力中的激进和对抗特点也感到不舒服。[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p.363-368.

由于这些原因，以和解之友会和霍姆斯为代表的部分宗教和平主义者在1920年代只是崇拜甘地的方法，却没有对此进行仔细的考察。但到1930年代，和解之友会的另外一些成员决定仔细研究甘地非暴力的内容和政治含义，理查德·格莱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1925年放弃工作来到印度，并在这里生活了4年。格莱戈与甘地通过交谈、通信、合作等方式发展了特别紧密的关系，还根据他在印度的考察和交流，于1934年写了《非暴力的力量》一书。此书很快就成为宗教和平主义者和其他对甘地非暴力思想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主要读本。[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68.他阐释了非暴力抵抗如何在现实中起作用而非只是一种美德：非暴力抵抗者通过拒绝使用暴力和展示诚实、决心和勇气而赢得了道德高地，他们尊崇爱，愿意承受苦难，结果使压迫者陷入防卫的境地。非暴力抵抗也有力量改变压迫者的价值观念。格莱戈的书标志着西方和平主义者对甘地解释的伦理中心主义倾向得以纠正，书中的甘地不再是神秘的耶稣形象而是战略专家和战士。[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378.

格莱戈教导美国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改革者，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或宗教原则，它也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和策略的方法。他特别指出受难的方法将引发对手的罪恶感和羞辱感，引起旁观者的同情，这种外部的自我觉醒可以得到现代心理学知识的验证。格莱戈很少谈论非暴力抵抗者自己的信仰，相反却集中于暴力攻击者和旁观者的反应，他这样做有助于把非暴力解释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技术。如他在书中提供了戏剧性的暴力场景，并利用现代心理学的模式来解释，而甘地只是用道德和精神术语来解释。他指出现代心理学证明了在敌人攻击面前不防御的有效性，非暴力的方法也是说服观众的一种公共行为。格莱戈构建的非暴力行动依赖于同情的力量，他写道，“一些人自愿为理想或信仰受难的情景促使攻击者和旁观者可能改变他们的心灵”。格莱戈对人性基本上是乐观的，相信暴力攻击者最终将发生转化，而旁观者将有助于这一进程。格莱戈相信大众媒介为非暴力抵抗者和他们暴力的对手创造了一种全球观众，其现实主义理论使他敢于宣称“非暴力抵抗可能更像是一场我们从未想象的战争”，是一种没有杀戮的战争。[注]Kosek, “Richard Gregg, Mohandas Gandhi and the Strategy of Nonviolence,” pp.1329-1331.

总之，在深入译介阶段，黑人宗教知识分子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美国黑人基督教传统结合起来，他们摒弃了原来的偏见，认识到甘地的非暴力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梅斯这样的黑人基督徒尤其关注的是，甘地在印度教中发现的精神与政治信仰也体现在20世纪耶稣的教诲中。他认为，甘地把爱的精神付诸实施，致力于帮助大部分弱势群体，愿意对抗压迫者的体制。他把甘地的教诲纳入基督教的术语，认为基督教尤其是美国黑人基督教与甘地的原则和策略是相容的。[注]Barbara Dianne Savage, “Benjamin Mays, Global Ecumenism, and Local Religious Segreg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59, No.3, Sep., 2007, p.788.瑟曼也主张把甘地的非暴力方法与爱相结合。他指出，在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神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黑人自由斗争的共识，如“隔离是一种罪恶”，“基督徒有责任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因为耶稣是弱者的联盟”，“要以合乎道德的方法来挑战种族主义和压迫体制”。这些思想后来都被法默和金等所继承，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民权话语。[注]Dickerson,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and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224-232.

另一方面，格莱戈的理论利用现代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来解释甘地的非暴力，强调旁观者的作用，是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社会科学化的范例。这其实适应了美国的情况，也是一种美国化。以前的和平主义者都认为非暴力是宗教的基本要求，格莱戈则认为非暴力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宗教，也依赖于现代心理学的洞见、大众媒体的影响和旁观大众的经历。他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下重新陈述了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推动和平主义者从道德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政治。马丁·路德·金后来把格莱戈的《非暴力的力量》作为影响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注]Kosek, “Richard Gregg, Mohandas Gandhi and the Strategy of Nonviolence,” pp.1318-1328.

此外，译介也是双向的，除了美国黑人与和平主义者去印度实地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来美国交流。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甘地的信徒克里什纳拉尔·施瑞德哈拉内。施瑞德哈拉内在参加了甘地领导的食盐长征运动后，于1934年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的研究课题就是非暴力直接行动。他的著作《没有暴力的战争》于1939年出版，很快成为包括和解之友会成员在内的许多激进和平主义者的必读书目。施瑞德哈拉内在书中对甘地式非暴力的方法和步骤做了系统考察，他和格莱戈一样，把激进的非暴力看作是依赖于大众媒体和观众的社会变革的方法。[注]Kosek, “Richard Gregg, Mohandas Gandhi and the Strategy of Nonviolence,” pp.1339-1340.更为重要的是，他努力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甘地的非暴力，并指出，与流行的观念相反，甘地式的非暴力一旦被有意识地采用，在西方会比东方有更肥沃的土壤令其成长和繁荣。他写此书的目标就是使甘地式的非暴力适合美国的土壤，因此此书很快就成为和平主义者在美国开展甘地式非暴力试验的指南。[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88.

三、小规模试验(1940年代)

在上述美国黑人宗教知识分子和宗教和平主义组织和解之友会成员译介甘地思想以及印度民族主义者来美介绍甘地思想的基础上，和解之友会、种族平等大会和菲利普·伦道夫等组织和个人在1940年代开展了效仿甘地的小规模非暴力试验活动，其中和解之友会是推动试验的最核心、最关键的组织。

和解之友会之所以能成为把非暴力思想转向实践的关键助推力，主要是因为新的组织领导人上任。当A·J·马斯特在1940年当选和解之友会的全国秘书时，和解之友会完成了向激进的和平主义的过渡。他多次清楚地提出，和解之友会将鼓励在美国使用甘地式的非暴力。马斯特对甘地非暴力的热忱来自于他作为劳工组织者和激进的基督教牧师的经历和信念。[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381同年，马斯特出版了《在一个侵略世界中的非暴力》，为他的激进立场辩护。他在书中宣称，如果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能说服人民和组织选择非暴力的方式来对抗暴力，那么通向世界战争和大规模毁灭的道路将不可避免。他被甘地在印度的非暴力运动所鼓舞，呼吁开展一场非暴力的革命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与正义的世界。马斯特想象一小群非暴力的先驱将组成社会和人类重生的核心，[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86.他强调非暴力革命者必须发展和依靠有纪律的爱，而非暴力的侵略。马斯特的书为美国激进的和平主义者提供了开展大规模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以反对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不同的压迫体制的思想依据。[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385.

在马斯特的鼓励和支持下，1941年，和解之友会组建了以霍姆斯·史密斯为领导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委员会，强烈主张采用甘地的非暴力方法来铲除种族歧视、剥削劳工等所有社会邪恶。委员会雇佣法默、贝亚德·拉斯廷、乔治·豪斯和格伦·斯麦利为组织秘书，这些人最终在普及甘地的非暴力和把它用于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拉斯廷到全国旅行向年轻一代传播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的信息，他访问了很多教会、高中和大学并发表演讲，组织了很多学习非暴力方法的研习班。在旅行中，他常常尝试甘地式非暴力的个人试验。法默在担任和解之友会种族关系秘书的同时，在1942年帮助建立了种族平等大会，这一组织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主要依赖于非暴力直接行动。拉斯廷和豪斯也参加了种族平等大会，豪斯1945—1957年一直担任种族平等大会的执行秘书，拉斯廷和斯麦利后来成为马丁·路德·金的重要顾问，他们训练了成百上千的开展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民权积极分子，并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等黑人非暴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386.马斯特的和平主义思想也让早年的马丁·路德·金受益匪浅。1949年，金在克劳泽神学院就读时曾听过马斯特的演讲，他后来回忆说：“马斯特的谈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宣称，没有马斯特，美国黑人就不会理解非暴力的含义。[注]Jo Ann Robinson, Abraham Went out： A Biography of A. J. Must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7, preface.

法默也是美国组织甘地式非暴力试验的先驱之一。他在1942年初为和解之友会写了一篇备忘录，论述了甘地式非暴力在美国的初步试验，包括实施非暴力的背景、步骤和注意事项等。他首先指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同盟在解决美国种族问题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需要借鉴甘地式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新技术。但法默也提醒不能完全照搬甘地，要注意美国和印度的社会和文化差异，要以甘地主义为基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产生有效的结果。他也提到了一些具体注意事项，如抗议运动中大众要遵守纪律，不能演变为暴力和混乱；运动不能局限于和平主义者；要以宗教为基础等。可见法默已经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做了美国化的改造，以更适应美国的环境。他强调，“我们必须要有一只像甘地那样的部队，它必须是非暴力的，甘地为我们拿着打开美国梦之门的钥匙”。法默实际上提出为了在美国创建大众民权运动，必须开展甘地式的非暴力试验。法默提出的非暴力运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来自之前对甘地非暴力思想的译介。[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83-84; James Farmer，Lay Bare the Heart：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Arbor House, 1985, p.356; August Meier, Elliott Rudwick and Francis L. Broderick,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1, p.212.马斯特是他的导师和在和解之友会的领导；施瑞德哈拉内的书塑造了他关于如何动员和组织一场甘地式民权运动的想法；瑟曼等人是他在霍华德大学的老师；此外他还受到格莱戈以及其他和解之友会成员的影响。[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94.

种族平等大会在1942年正式成立后，法默等领导人借鉴采纳了施瑞德哈拉内的策略，但把它改为四个具体步骤：调查、谈判、公开化和直接行动，以适应美国文化和环境。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第一场运动发生在1942年5月，其目的是废除芝加哥一个咖啡馆的隔离。在甘地式非暴力思想的指引下，法默和其他人先调查了咖啡馆的隔离情况，并同咖啡馆的拥有者进行了谈判，这为后来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打下了基础。在法默等要求答复的最后期限过期以后，他们决定发起占座运动，占满所有空余的座位。他们预先进行了培训，然后在预定的日期，28名种族平等大会的积极分子以种族混合的形式进入咖啡馆，并要求服务。经理要求他们去地下室，但他们坚决不服从。经理只好叫来警察，要求警察将他们带走，但警察并没有照办并离开了咖啡馆。经理只好让服务员为这些种族平等大会的黑人服务，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占座运动以一群甘地式积极分子的胜利而结束。[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95-96.

随着规模的扩大，1943年种族平等大会决定召开集会，为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制定计划。在会上，代表们宣布通过了新的组织的制度和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成员们调查形势；考察反对者的态度和社会原因；避免对个人或群体表达仇恨；禁止对反对者说脏话；愿意承认错误；以善意精神和创造性的和解来应对别人的愤怒；在示威中服从领导人的命令；遵守组织纪律；决策需要经过民主讨论并获得组织成员的充分支持等。这些具体的规则表明甘地式的非暴力是种族平等大会的核心。施瑞德哈拉内在大会中做了主题演讲，他祝贺种族平等大会取得的成绩，督促他们不要盲目照搬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经验。他指出，为了弥补两个国家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在美国运用甘地式的非暴力需要不断地试验。此后，种族平等大会又在北方很多城市开展了很多类似的废除餐馆隔离的占座运动，步骤基本上是仿效之前的调查、谈判、公开化和直接行动，初步取得了成效。[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97-99.

除了施瑞德哈拉内，运动还直接受到了格莱戈的影响。1945年豪斯在其描述种族平等大会早年活动的著作《消除种族界限》中采纳了格莱戈的理论，书中最后一章则完全是《非暴力的力量》的翻版，认为组织依赖于非暴力来改变对手和旁观者。其他领导人也把非暴力看作影响他人的一种戏剧性的方法。法默回忆他在准备一次早期的静坐活动时，感到自己像一个彩排的年轻演员。[注]Kosek, “Richard Gregg, Mohandas Gandhi and the Strategy of Nonviolence,” p.1342.

之后最有影响的活动是1947年豪斯和拉斯廷等人发起的和解之旅。这是种族平等大会首次尝试让非暴力直接行动引起公众的注意。[注]Devon W. Carbado and Donald Weise, “The Civil Rights Identity of Bayard Rustin,” Texas Law Review, Vol.82, No.5, April， 2004, p.1152.194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摩根诉弗吉尼亚”一案中裁决，弗吉尼亚州际公共汽车隔离的法令违宪，这激发了种族平等大会利用非暴力直接行动挑战南方隔离的兴趣。和解之旅一共有16人参加，由8个黑人、8个白人组成。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整个上南部旅行以检验废除州际交通隔离的联邦法律是否有效。在公车上，白人坐在专为黑人设置的座位上，而黑人选择专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这些抗议者意志坚定，不会因为警察、司机甚至乘客的威胁而动摇妥协，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两个星期的行程中，包括拉斯廷在内的4名成员先后被捕入狱。[注]Robinson, Abraham Went out, p.113.这次活动为后来的自由乘车运动积累了经验教训。

除了和解之友会的马斯特和种族平等大会的法默等人，在把甘地式非暴力引入美国黑人斗争的具体试验过程中，黑人劳工领导人菲利普·伦道夫也是一个重要的先驱者。伦道夫深受和解之友会和种族平等大会的影响，并积极与它们结盟，他设想的非暴力大众直接行动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劳工运动中的静坐罢工结合在一起。他已经清醒地看到种族平等大会仅仅利用小规模直接行动的局限性，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注]Paula F. Pfeffer, Philip Randolph, Pionee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62.他列举了印度人民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策略和食盐长征运动，然后呼吁成千上万的黑人来到首都华盛顿游行，以引起美国舆论和世界媒体的关注。伦道夫一方面致力于公共抗议，另一方面也开展基层组织工作。在开展全国范围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之前，伦道夫请求马斯特的帮助，希望让拉斯廷和法默作为和解之友会的代表为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工作。[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101.

1941年，伦道夫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组织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并努力与和解之友会、种族平等大会结成联盟。[注]Pfeffer, Philip Randolph, p.149.伦道夫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具体方案是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以强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措施消除武装部队中的隔离，以及颁布反歧视法律使黑人能从繁荣的国防工业中受益。伦道夫预计，如果罗斯福对此不做反应，1万多名黑人将于7月1日到达首都。在强大的压力下，罗斯福签署了8802号行政命令，宣布国防工业中建立在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起源上的就业歧视非法，并成立了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伦道夫因此终止了向华盛顿进军的行动计划。

伦道夫寻求通过非暴力的、善意的直接行动来激励黑人大众进行自由斗争。他将其计划看作是对甘地非暴力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原则的修正式展现。他的计划不同于甘地的地方在于，他寻求政府的支持而非破坏政府。印度人通过破坏英国的统治而赢得独立，而美国黑人斗争的目的是要赢得美国现存体系下法律的平等保护。[注]Harris, Jr., “Reviewing Raising up a Prophet,” p.571.

总之，到1940年代，一些激进的和平主义者、美国黑人神学家和民权积极分子确信甘地式非暴力是可行的，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在美国的环境下实施它。马斯特、瑟曼、格莱戈和施瑞德哈拉内等人强烈支持在美国开展甘地式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他们为此提供具体的指导，鼓励了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各项运动和黑人劳工组织计划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这些活动是在美国劳工运动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开展的，马斯特和伦道夫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劳工领导人，领导过多次工人罢工运动，特别注重激进的直接行动和扎实的基层组织。因此，已经成熟的本土化的理论需要与劳工运动的实际经验相结合，才能迈出实践的一步。虽然当时还不能产生一场持久性的甘地式的民权运动，但甘地式的非暴力毕竟从印度移植到美国的土壤中。这些试验仍是小规模的，大部分发生在隔离已不再合法和明显的北方城市，而且大多是孤立的事件，但是这些运动为后来大规模民权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注]Chabot, Transnational Roo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102-104.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美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从译介到小规模试验这一跨国移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单方面的传播，而是历经了本土化的改造，适应了美国黑人自由斗争的实际情况。其中译介又分为初步译介和深入译介两个阶段。在1920年代的初步译介时期，因为缺乏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美国黑人对甘地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比较肤浅，一些黑人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等同于消极抵抗或不抵抗。在1930年代的深入译介时期，通过一些黑人宗教知识分子和宗教和平主义组织和解之友会的努力，以及一些来美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越来越为美国黑人所熟知和理解。他们开始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美国黑人基督教的思想以及现代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兼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在和解之友会的推动下，一些民权组织和个人在1940年代开展了效仿甘地的小规模非暴力试验，并与美国劳工运动的经验相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译介和试验活动为后来大规模的非暴力民权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丁·路德·金这个美国“黑人甘地”的出现，背后是约翰逊、梅斯、格莱戈、马斯特、拉斯廷、斯麦利等诸多人物在20世纪30、40年代努力的结果，他们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做了美国本土化的改造，金为此受益匪浅。

民权积极分子如果不能创造性地改变甘地的方法，就不能运用它来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他们通过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美国黑人的基督教思想、现代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美国劳工运动的经验相结合等，吸收了甘地的思想中适应美国文化和环境的成分，又摒弃了不相容的部分，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融合，从而把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真正美国化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兰奇说的那样：“民权经验教会他们，基督教需要为政治而修正，甘地主义需要为美国文化而改变。这两个体系不得不进行综合、修正和调整。”因此虽然在爱、受难、牺牲等方面，甘地的思想与黑人基督教的思想是相容的，这也是二者结合的基础，但甘地关于精神纯洁性力量的信念对美国黑人民权积极分子只有很有限的影响。他们很少将绝食和过简朴生活的策略作为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马丁·路德·金对人类的罪恶也比甘地有更强的信念，常常督促他身边的积极分子反对肤浅的乐观主义。甘地的非暴力只有经过一个修正的过程后才能扎根到美国黑人的社会。[注]Danielson, “‘In My Extremity I Turned to Gandhi’: American Pacifists, Christianity, and Gandhian Nonviolence, 1915-1941,” p.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