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有二解，即翻译之“名”与“名”之翻译。清人严可均所辑《全梁文·释藏迹》中已有“译名”一词，*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七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92页。专指经语言转换后在目的语中出现和使用的“名”或“称”，故而“译名”作“翻译之名”讲时是专有名词，不与“外来语”“译语”或“译辞”等同，主要强调目的语中表“同异”的“名”或“称”。“名”皆有“实”，若不能循名责实，则不仅无法表“同异”，甚或因“名不正言不顺”导致“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重大社会问题。*语出《论语·子路》，《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所以，“名”之翻译，即用语言转换原文之“名”的翻译行为，事关“正名”，是举重若轻、“未善而有善”*“未善而有善”强调内在于“正名”行为的王者教化。董仲舒认为性有善质而未能善，需王者教化，故“名非所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也”。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7页。的社会行为。只有完全把握复杂的语言、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制定“名正言顺”、明教化民之“译名”。就此而言，“译名”之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当下学界关于“译名”问题的认识似有不足。大致说来，存在两种倾向：或将“译名”问题简单地等同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名称转换，关注转换的方法和策略，试图从若干个案中抽取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规范，属微观层面的“技术”研究；或强调“译出之名”，将“译名”问题等同于某些重要概念的概念史研究，关注概念到概念之间的思想资源转移及其影响，探讨语词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冲突或政治体制转换，属宏观层面的文化政治史研究。虽然突出了“译名”问题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向度，但也因分别侧重“译”或“名”，未能将“译”与“名”之间的逻辑关系纳入考察范围，因而也未以通贯性视角审视和理解“译名”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理解“名”之翻译和翻译之“名”入手，重新开展对近代“译名”问题的讨论，分析其以思想史、语言研究和知识研究构成的问题背景，廓清该问题的内部结构，并进一步提出以翻译学理论框架整合不同学科方法论以求解近代“译名”问题之研究思路，即通过还原“碎片化”的近代“译名”话语之经验事实，借由从“实然”到“应然”层面的推论，勾勒出近代“译名”相关翻译知识的全貌，呈现出近代学人对知识之真理性的理解和追求，以资学界商榷。

一、存疑：如何理解“名”之翻译与翻译之“名”

“名”之翻译兹事体大。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中关于“名”的若干讨论已然扩大了“名”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孔子和荀子分别就“正名”展开的讨论赋予了“名”之概念以政治性色彩。墨子对名实关系的集中阐述，使“名”与“实”成为了中国本土逻辑学和认识论传统中常用的描述性二分框架。清末民初，受“新文体”的冲击，“名”之选择与确立是与天下、教化、国风交织的宏大话题，呈现出儒家的社会关怀和士人的社会责任。可以说，关于“名”的讨论早已跳出了单纯的语言研究范畴，而更应从政治学、逻辑学和哲学上加以审视。“名”之翻译因而不仅仅是事物名称在其他语言中的重命名，更是新语境中观念的重构和体制规范的重建，“名义对等”“名实相符”之外，或还有“正名”以端士风、“定名”以明教化等关乎维系或重塑社会道德的不同主张和谋划。可以说，“名”之翻译是以恰当的方式区分和分类，在循名责实的基础上，确立合乎伦常的“未善而有善”之社会行为。先秦以来的传统“名学”思想自身的多面性和多向度虽早已预先决定了近代“名”之翻译问题的复杂性，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变”的近代中国，“名”之翻译背后知识的正当性(authentic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更需作细致的考察和阐释。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名”之翻译行为是以社会整体为服务对象的伦理行为，那么用以指导和评价“译名”的体系和标准则跳出了日常经验层面的语言优劣之辨，直指翻译行为背后作为“应然”的社会规范和观念。由此，近代关于“名”之翻译的主张虽呈碎片化，但其中所凸显的名与实、名与义、是与真之间的持续性纠葛表明了“译名”问题的内在一致性。

翻译之“名”同样驳杂繁复。白马驮经，佛法东传，同经异出，“名相”众多。安世高用“度世无为”译“涅磐”，用“道弟子”译“比丘”；安玄用“庙”译“僧舍”，用“大道”译“大乘”。译经僧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学大义，虽有附会之嫌，但起到了融通儒释的作用。思想的发展与语词的应用之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晚清以降，西学大量引介，数以万计的新名词以“混混之势”进入中国，果如王国维所言，新言语的输入即新思想的输入，[注]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2008年，第468页。翻译之“名”的确立和使用是中西、新旧、古今思想之间交互、吸纳、对抗、冥合的最终结果。尤其是在近代中国，传统思想逐渐向系统性的现代性学术体系转型，翻译之“名”作为创立近代系统分科之学的材料和基础，反映了西方系统性知识体系通过“观念的旅行”在近代中国得以建构的全过程。考虑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以传统经学思想为砥柱，以史为殷鉴，以子集为补充，不仅“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方法与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大相径庭，中西对于“知识”本身的认识也存在差异。翻译之“名”由是担负了会通中西学说，构建新知体系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翻译之“名”引介了大量西学中的专业术语和概念，通过“知识迁移”(knowledge transfer)和“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使学科专门化在近代中国得以可能；另一方面，翻译之“名”以新造、借词、复合等方式生产，音译和意译的背后皆是学人在新时空语境中对知识的关照和再认识过程，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界对西学所采取的矛盾策略——不全盘接受，亦不全面否弃。翻译之“名”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界以“理性”和“认同”开展知识生产的缩影。

进而言之，当“名”与“译”被放回到中国近代特殊历史时期并置思考，翻译本身的概念也需进行再考察和再理解。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将原文文本转换为目的语语言文本。从言义关系上来讲，翻译包含了三次意义生成过程，首先是原作者赋义、原文文本传义，其次是译者赋义、译文传义，最后是译文读者释义，即接受。然而，意义并非是变动不居的本质主义实体(substance)，而是主观建构的产物，是语言、社会、文化的集合。文本意义的构建无法脱离原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社会、文化以及其中各种不同的主体观和价值观。翻译在“换易语言使相解”之外，更多地承担了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任务。在本文具体而微的历史语境，也即在冲突不断的近代中国，“跨语际实践”是以行动之名，跨越中西知识界限的思想博弈。翻译既是“实践”的契机，亦是“实践”的结果。而“实践”之前提尤其值得关注，“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南橘北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所谓“情可求而呼相乱，字虽殊而意且同”。[注]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2页。如果翻译的基本任务是因“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要“达其志，通其欲”，[注]《礼记·王制》，《礼记》上，钱玄等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178页。亦即所谓“传令知会通耳”，[注]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僧佑：《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0页。翻译得以可能的根本性前提是文本中存在的某一普遍主义层面。推动近代跨语际“译名”实践的普遍主义向度，或许无法脱离思想家对传统儒家尤其是陆王理学“心同理同”的认同，以及近代中国思想界对“科学性”的某种追求。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显然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

是以，无论是“名”还是“翻译”，也无论是“名”之翻译抑或翻译之“名”，皆是彼此交错、庞杂的概念。“译名”问题既可借思想史的途径展开，探讨译出之“名”的引介与确立如何影响了目的语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体制变革，亦可以知识研究的角度开展，分析“译名”背后的现代知识确立过程。多渠道的认识途径缘于“译名”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也决定了近代“译名”问题的跨学科性。考虑到跨学科研究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进程”，[注]艾伦·雷普克：《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傅存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是以探求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为起点的，从整体上把握“译名”问题的复杂性由是成为了开展译名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释疑：如何开展近代“译名”问题研究

(一) 问题背景：三个方法论向度

对“名”之翻译和翻译之“名”的再审视可以发现，近代“译名”问题具有相当庞杂的方法论背景，其中至少有三个向度值得注意和挖掘。

其一，思想研究向度。谈“译名”问题尤其是重要译名的内涵转换和接受，无法回避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思想变迁。明末以来，传统思想界因西学的大量引介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产生了于危机中求变的思想，其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内部世界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也正因为重要译名的选择、翻译和传布皆是在中西交互的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汉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观念，包括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谓“克服传统，走向现代”的主张、柯文(Paul A.Cohen)的“革命的帝国主义中心论”等代表性理论，应作为审视译名问题研究的思想史理论背景。这一背景首先消解了思想的整体性，充分表明近代中国的思想构成绝非单一的承继旧学、托于古人，西学甚至“东学”[注]“东学”是20世纪初在汉语报刊上频繁出现的概念，但知识界至今仍未对“东学”概念之内涵达成一致认识。本文所使用的“东学”概念引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的观点，特指清末民初之际日本学界的理论和思想。参见饮冰室主人：《东籍月旦·叙论》，《新民丛报》1902年第9期，第109-120页。的影响不容小觑。除传承铺衍传统的周秦诸子、西汉经师、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公羊学，使“学”不失其正鹄，西方思想从“西—中”或“西—东—中”的语际跨越过程同样是理解中国思想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思想所呈现出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复杂思想之成因，或可概括为“淬厉所本有，择其所本无”。[注]一方面它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指择其所本无而新之，是梁启超对“新民”概念之“新”的界定。参见梁启超：《新民说》，张建注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当下学界虽对近代思想内在“范式”(paradigm)无法达成共识，但都认同中西思想皆非铁板一块，本身并不具备整体性，即便在中国明显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思想的内部也充满了争鸣，由不同的思想脉络组成。近代知识界在接受西学，创制、接受和使用译名时，显然会因其背后的思想流派和学术主张的差异而存在分歧。是以，如何在碎片化的近代中国思想脉络中把握译名问题内在的知识“真理性”面向应首先作为“译名”问题研究的“背景性自觉”。

其二，汉语研究向度。近代译名问题发生的时代至少存有两个重要的语言新变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以东瀛和制新词为代表的大量外来语推动的汉语的“接触性演变”。事实上，从语体上而言，“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注]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绪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虽然白话文并非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清末“白话文运动”也完全出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述求，但白话文的大量使用削弱了文言文在汉语中的优势地位，推动了古白话发展，继而彻底改变了汉语的基本面貌。在这一背景中，西学汉语“译名”的创制因此经历了从“务肖古人”到新制再造的过程。语体改变之外，词汇的新制再造又进一步促进了“新词”[注]本文所谓新词，采用曹天聪的定义:“一般地说, 不外是旧词语的新用;外来词的引进;利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的新组合;行业语和方言的借用;以及词义的分化成型。”参见曹天聪:《时代的脉搏 生活的镜子——〈新词新语词典〉编后赘语》，《辞书研究》1990年第2期，第134-140页。数量激增，扩大了汉语的容受性，导致了晚清所谓“新文体”的出现。诚如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所做描述——“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72页。汉语的语法结构因新文体的使用开始逐渐转变。是以，汉语的近代发展尤其是其中的近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过程应视作“译名”问题研究的语言学背景。“名”之翻译与汉语的近代发展存在的双重制约关系是厘清如何译、译如何的关键。汉语的发展为名之“翻译”设立了译者应该遵守的多重语言规范，包括音译、意译、借词、组合在内的译名翻译策略皆受汉语语言规范的制约。另一方面，通过西学翻译大量引入，翻译之“名”又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汉语语言自身的“现代化”历程。虽然郭颖颐认为语言文字革命实际并非是“技术性的”，从而使汉语能更快更好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术语，而更多是社会政治策略，“使口语和书面语言统一，以利大众使用”。[注]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但不可否认，近代大量“译名”的普及与汉语的近代发展关系密切。在把握翻译之“名”与汉语发展关系基础上，从大量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去发现“译名”的创制、接受和使用显然是近代“译名”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其三，知识研究向度。广义的“知识”即为人所知的事物，包括关于原理的知识(wissen)、关于事物的知识(kennen)、关于实践的知识(konnen)等三种类型。[注]Fritz Machlup, Knowledge： Its Creati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xiii.学界关于知识的研究经历了从哲学认知论到知识社会学的学科跨越。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真理性”，以辨析“真理”的呈现方式、内容和目的为导向，尝试从认识论角度解释“为何”“何是”和“何为”的问题。后者以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知识生产、创造与其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廓清知识的“社会学基础”为目标，尝试解释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种种历史和社会限制。在复杂的中国近代社会，由“译名”主导、促进和影响的知识生产同样表征出“真理性”和“公共性”等不同面向。“真理性”主要体现在“译名”问题所表征的译者对“是”的坚持和追求。“公共性”是指大量译名的普及推动了知识的快速传播，促进了近代新知识分子的产生。按照刘易斯·科塞的观点，“知识分子”(intellect)具备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注]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译者普遍承担了因时代形势压迫所产生的“社会责任感”，也因而影响了其“译名”策略的制定。“知识”的公众效力通过“译名”得以放大。质言之，“译名”的选择、传播和接受是知识通过其内在“真理性”而被传统中国社会接受和再加工的过程，“译名”所建构的知识如何被生产，并参与到新的知识生产中显然是亟待解答的问题之一。知识社会学至少为“译名”问题提供了包括知识的“公众性”“真理性”等相互关联的理论背景。

诚然，以上三个向度并非泾渭分明，思想发展与知识体系构建相互渗透，是近代语言发展的直接驱动力，语言的发展亦为思想交互和知识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材料。而从“译名”研究角度审视思想、语言和知识，三者交互的同一性层面又进一步被放大。从时间性角度看，“译名”之跨语际实践为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解释向度。按照历史学的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近代”以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在汉语研究领域，虽然有学者将“近代汉语”的概念提前至晚唐时期，[注]吕叔湘：《〈近代汉读本〉序》，《语言学习》1985第7期，第43-45页。但由“名”之翻译问题开始的持续性中西思想的互动至少可从晚明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的合作翻译开始计算。就空间性而言，无论是思想、语言和知识的改变和增长都涉及地域性转变。当一种思想或知识通过“翻译”由一种语言进入到另一种语言时，翻译并不是“透明”的过程，无论是概念、思想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都涉及“再创造”，何况“语言的标准化和新词汇元素的输入主要不是一个政治交涉过程，而是一个使用者的社会接受问题，即这些新形式和新成分在多大程度上被使用者整合进自己的语言里”。[注]鲁纳：《中国国际法术语的形成：1847—1903》，郎宓榭、费南山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李永胜、李增田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1-528页。译者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译名在新语言环境中的接受和使用。显然，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思想、语言还是知识，三者的发展皆在中西激烈互动中借翻译之“名”展开。利用翻译学理论框架，从翻译思想史向度开展研究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上述三个复杂的方法论论背景。

(二)翻译学理论框架：三向度之整合

如果说理论框架是“一面观察研究问题的棱镜”，[注]Carol M.Roberts, The Dissertation Journey： A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Guide to Planning, Writing and Defending Your Dissertation(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orwin Press, 2010, p.129.所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是以经验世界中的翻译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求解可译还是不可译、译还是不译、为谁译、为何译、谁来译、如何译、译如何等问题，致力于揭示各种翻译现象之间以及现象与现实关联的规律。作为新兴学科的翻译学经历了早期的语文学范式、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范式和之后80年代的“文化转向”等研究范式转移，其研究重心从早期关注原文译文等值的内部研究转换到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性别、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与斗争的外部研究。翻译学由此跳出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桎梏，进入到相对宏大的研究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复杂性得到空前关注，用描写的研究方法揭示文化、权力等因素对译者行为的操控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成为翻译学重要的研究模式。

“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在解释翻译的复杂性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翻译在跨文化交际、身份认同、冲突调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日见显著。翻译背后的非语言因素——意愿、道德、制度等等被视作理解翻译问题的切入点，意义的丰富内涵要求翻译学关涉语言、思维、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和多维空间。这些充分说明了翻译学的综合性、开放性和跨学科性，反映出其“自为性”(autonomy)。如翻译研究学者巴斯内特所总结的:“翻译学能够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也能够向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方法”，“翻译在理解越来越碎片化世界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注]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i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10, pp.1, 3.简单地讲，挖掘翻译现象背后的力向因果关系(forcing causes)是第一步，理解翻译的本质和理论意涵是第二步，对翻译背后的实然和应然进行系统的分析以丰富学界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则是第三步。本文所强调的翻译学理论框架正是要通过搜集、整理和阐述近代万花筒般的译名主张，分析和发现翻译之“名”如何在社会规范和社会观念的制约下被创制、接受和使用，其内在的翻译知识之真理性如何通过翻译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正当合法的建构。

是以，以翻译学为“观察研究问题的棱镜”或可发现，“名”之翻译和“翻译”之名虽然皆被放置在纷呈繁杂的思想史、语言史和知识史背景中，为不同向度的思想所推动，但回到实际的翻译问题，引导和推动译名的自始至终是译者关于“译”与“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基于此，对“译名”问题开展的翻译思想史考察，一方面是秉持“还原”之法，从译者、思想家和大众的视角看待译名(seeing things their way)，尽可能地呈现出近代思想家和专业译者如何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实施“名”之翻译，翻译之“名”又如何通过接受和使用进入到近代中国新的知识建构中。另一方面是用“抽离”的方式，从碎片化的“译名”话语之经验事实中勾勒出近代相关“译名”翻译知识的全貌，重新审视此种知识的认识、建构及其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重建中的价值，探讨翻译如何凭借其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度呈现出近代中国学人对他们所理解的真理性的追求。

三、设疑：近代“译名”问题之翻译学任务和内容

近代“译名”问题的翻译学任务是要呈现近代关于“译名”的“翻译知识”。所谓“翻译知识”并不是通过翻译传播的各领域专业知识本身，在本文中即指代那些由译名助力形成的近代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而是关于“知识是何以及知识何为”的知识。[注]参见Lieven D'hulst, Yves Gambier, eds., A History of Modern Translation Knowledge Sources, Concepts, Effect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p.7.福柯在讨论“知识”时强调知识的碎片化，拒绝使用该法语名词的单数形式“savoir”，而是用其复数形式“saviors”表知识；德语中以“Erkenntnis”(来自经验的知识)和“Wissenschaft”(专业知识)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这充分表明了“知识”本身的历史性、经验性、真理性等多向度。近代“译名”问题研究正是致力于完整地呈现相关翻译知识的历史性和经验性，更好地理解其内在的真理性。

(一)近代“译名”问题的翻译学任务

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理解人类发展应当区分“原始”(raw)和“派生”(cooked)两种不同知识，前者指自发的、无体系的、无逻辑的知识，后者即被建构的，被阐发的知识。[注]Claude Lévi-Strauss, Mythologiques：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Plon, 1964.理解派生的“知识”其实首先是理解知识的历史性，是要研究如何搜集、分析、传布和使用过去的知识。[注]Peter Burk,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e Press, 2015, p.123.就“译名”知识而言，其间包含了若干论争、驳斥、证成，“译名”相关的知识显然是一种被建构和被阐发的“派生”知识。考虑到“历史向度”的梳理需回到特定的场域，“译名”知识正是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阐释和被阐释。以翻译学框架开展的“译名”问题研究以“译名”知识的生发、发展与交互为导向，并从中析出被近代中国社会建构和阐发的“译名”知识。在剖析个体思想产生和发展背后复杂成因的基础上，尝试理解影响个体思想的社会历史因素，致力于求得对“译名”的理解。从某种程度而言，廓清近代中国“译名”的观念、方法和功用，亦能更为直观地认识到近代中西思想是如何交互的，语言尤其是词汇是如何发生“接触性演变”的，知识内在的“真理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具体来说，相关翻译学任务可化约为三点:

其一，名实之辨。清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译名”概念，廓清近代特定历史语境中“译”“名”和“译名”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涵，理解“译名”概念的动态演变过程，重审“译名”背后的名实关系。虽然在普遍意义上，“译名”是专有名词在目的语中的转换，因而有当代学者仍将“译名”等同于外来语和译语，[注]史有为：《汉语外来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页。但从古代到现代“译名”概念多有变迁，如佛经翻译时期，因底本语言悬殊、译经僧能力参差等因素，同经异出现象较为普遍，以道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家用“译名”指佛经名目，而非佛经中出现的专有佛教术语。无论以何种方式译出之“名”皆是佛祖圣言，“译名”仍发挥“开蒙解朴、决疑去滞”的作用。[注]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一，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29页。光绪二十九年(1904)由张白熙、荣庆和张之洞共同制定的《学务纲要》中特别规定学堂不得混合使用中外文法，翻译之“名”逐渐与“士风”和“道德观念”等同。1910年代《国风报》与《甲寅》杂志刊发了章士钊(笔名“民质”)、容挺公等人关于“译名”讨论，其中章士钊从逻辑学上针对“译名”的讨论颇具代表性。章士钊认为“义译”仅仅是译者在目的语中重新定义源语名词，不免“首生歧义，次生矛盾”；而以“音译”的方式创制译名，可有效避免歧义的产生。[注]民质：《论翻译名义》，《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29期，第33-42页。换句话说，在章士钊等人看来，“译名”不过是语言符号在不同语言中的转移。同样的观点在1920年代也屡见不鲜，如丁福保将“译名”重新定义为“以汉字而写梵文名词之音者”、[注]丁福保：《翻译名义集新编序》，《海潮音》1921年第2卷第7期，第1-3页。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提出“音译”应作为最初的标准译名。[注]沈雁冰：《标准译名问题》，《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2期，第1-2页。近代“译名”概念的变迁所反映的是学人对“名”“实”的二分框架的理解变化过程，而对促使这一变化过程的原因以及具体情形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其二，名义之辨。明确“译名”行为所表征出的语言与现实的转化与接洽, 以切实的语言材料稽考“译名”拟订背后的翻译规范演变，勾勒出“译名”应该如何及实际如何等现实情况，探讨“译名”行为背后表意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翻译规范是语言规范与社会规范的结合，清末处理新语词时常用被“诋为野狐”的新文体，显然与“以我手写我口”的清末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变革相关。至20世纪30年代，白话文在与文言抗衡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大众传媒上所使用的西学“译名”已多用白话文，如严复从古书中爬梳的“译名”，诸如“群学”“名学”“计学”“涅伏”等，已被“社会学”“逻辑学”“经济”“神经”等词取代。“译名”的创制、接受和使用，始终以语言规范和社会规范的整体变迁为圭臬，而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组合，译者很难创制出能同时满足不同规范且“形、音、义”臻于完美的汉语“译名”。因此，所指与能指在新语言、社会和文化中的对应关系，是理解近代学人如何处理表意与工具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路径。

其三，名与真理之“是”。探求“译名”确立与演变背后的中国近代知识生产方式、过程和结果, 基于对其动态过程的分析和静态结果的考辨，把握“译名”所折射出的中西思想观念的会通与发展，及其中所透视出的知识再创过程，呈现其背后的真实与虚假。中国近代知识是对现代知识的系统性构建，通过清理现有文献中有关“译名”内涵、方法和效果的讨论，可以明晰中国传统知识界对“译名”的拒斥和接受过程，彰显西学概念如何通过“名”的选择进入中国。梁启超曾用“他不十分懂得的佛学去解释他更不甚懂得的康德，他自己也承认免不了‘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弊端’”。[注]贺麟：《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高全喜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贺麟尝试用“真正的西洋文化”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却在引介斯宾诺莎时用陆王心学“华化”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关键概念。同样受西方哲学影响颇深的冯友兰、胡适等人采用“反向格义”之法，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来比附中国传统思想的关键概念。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反映译者处理中西两种知识形态的方式，并最终影响了大众对西学的认识，内在于“译名”的近代知识生产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学人对知识“真理性”的认识和把握。

是以，近代“译名”问题研究，需同时把握共时和历时两个向度。一方面，在共时的维度上，注重跨语际实践中的语词转换问题，通过描述性研究和典型个案分析，探讨思想界如何通过“名”的选择和“译”的策略实现思想资源的融会。在历时的维度上，注重思想的传承，以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转型和重要译名的本土化进程为主线，探究“译名”背后的观念影响和知识迁移，考察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通过翻译之“名”完成其在近代的转型，理解中国自有的复杂知识谱系在近代的承继和再制。换言之，近代“译名”问题研究致力于分析和探讨“译名”碎片化事实，从作为实然之“是”走向更高层面的“应该”。对名与实、名与义、名与真理之“是”三组关系的分析，将“译名”问题从普遍的经验现象抽离出来，或有利于学界理解关于“译名”的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因为“译名”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综合性知识，呈现了“知识”在近代中国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丰富了学界对近代中国的理解。

(二)近代“译名”问题的具体内容

在讨论了“译名”问题相关翻译学任务后，本文认为围绕“译名”翻译知识的考察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部分内容。

其一，清理“译名”概念。清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译名”观念，廓清近代特定历史语境中“译” “名”和“译名”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涵，理解“译名”概念的动态演变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关键概念和用词，广泛搜集奏折、官文、辞典、百科全书、教材、报刊杂志、译著中相关“译名”问题讨论，从考察中国传统“名学”和“译学”思想入手，深入挖掘近代中国各种交错的思想观念，回答与之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何谓“名”、何谓“译名”以及“译名”何为，用以廓清内在于“译名”讨论中，近代学人对“名实关系”的基本认识。

其二,考察“译名”策略。或可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考察音译、直译、意译、借词、解释和创词等不同翻译策略，比对原文，分析概念的意义转换过程，评估译者的决策过程。概言之，翻译策略具有三个主要阶段性特征，即“合”(融合中西观念，使用古汉语用词译名)、“释”(采用解释方法，编纂新名词辞典，开设报刊专栏解释和使用译名)、“易”(在“音”和“义”两方面取舍，改变原语词的“音”或“义”，以使用所谓“科学”态度引介知识，发展汉语)。通过分析“译名”策略，探求近代学人对“名义关系”的理解。

其三，探求“译名”知识。或可重点考察“译名”的本土化过程和中国近代知识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重要概念的本土化策略，分析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传统观念具有稳定性，遭遇新观念冲击后本族语会逐步将新的观念兼收并蓄，纳入到自身语言结构中去，形成新的观念，又通过“观念的旅行”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由“译名”入手进行考察能有效地说明翻译对中国传统社会观念转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由此理解近代知识界在“从中体西用到昌明欧化的中西之争”“从民族主义到普遍主义的理论与问题之争”“从国语到大众语的语言之争”等三个论争中所产生的具有“规范”效力的翻译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这种知识内在“真理性”的反思。

总体而言，把握近代关于“译名”的翻译知识的关键在于合理运用其他学科的丰富材料，呈现出“名”之翻译和翻译之“名”在特定社会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当性”是要在近代“新名词”纠纷和分科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中，通过探讨和解释近代思想家关于译名的目的、策略和方法，理解译者和思想家的译名主张，廓清“名”之翻译背后的观念主导作用；“合法性”是要在理解纷繁复杂的“译名”现象基础上，抽离关于“译名”的知识，探求其内在的真理性，分析和理解这种知识的学科意义和社会价值。

结 语

“译名”即“名”之翻译或翻译之“名”。“译名”问题即是因“名”之翻译和翻译之“名”而生发，是基础性研究，亦是跨学科研究。“译名”问题以思想史、汉语研究和知识社会学为问题背景，在纷繁复杂的“译名”事实中，分析和理解西学中的新名词如何通过翻译在近代中国被创制、使用和接受，追踪和廓清“译名”概念的衍变、社会价值以及其背后近代学人关于名与实、名与义以及名与真理之“是”的探讨，考察和呈现近代中国知识界对知识之“真理性”的理解和追求。“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学”，[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47页。“译名”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一方面来自于不同脉络思想的碰撞与承继，另一方面源自近代译者和思想家在时代困境中对知识的追求，反映出近代学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中无法摆脱的文化焦虑和思想纠葛，显现出他们在彼时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位置，当然更映射出他们在“世道之岌”中所承担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借翻译学之名展开的“译名”问题研究正是通过整合“名”和“译”两个向度的研究，完整地呈现出“译名”问题如何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过程。从“译”之棱镜中透视出“译名”知识的真理性或可作为学界理解近代中国的经验材料。谱系(genealogy)和语境(context)虽是展开近代译名研究的问题背景，但追踪“译名”观念以求解“何谓译名”，描绘历史语境以求解“为何译名”，考察语言接触以理解“如何译名”，探求思想传承以呈现“译名何为”等围绕“译名”知识的翻译思想史研究，或将是理解近代中国碎片化场景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也因而决定了近代“译名”问题研究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主要特性，凸显了以翻译学理论框架整合不同视野的可行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