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君洁　周敏

摘 要：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中进行了从历史到文化的转轨。小说《人民的名义》描写了一幅在反腐高压下的人民众生相，引发人们对反腐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小说中对社会现实的如实描写以及边缘书写都体现出新历史主义的锋芒。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 新历史主义 边缘书写

2017年3月28日在湖南卫视上映的《人民的名义》改编自周梅森的同名小说《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企业经济纠纷引起的工厂拆迁而暴露的一桩特大贪污腐败案件。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和反贪局一处处长陆亦可为主要成员的调查行动组，通过各方秘密调查，加上公安局长赵东来的协助最终一网打尽了牵连着高官企业的一连串的利益集团。作为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自开播以来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得到各界的一致赞誉，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除了剧情本身曲折之外，其文本中呈现出的新历史主义锋芒也彰显着作家对于历史真实的关注及对底层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视。

一

由格林布莱特提出的“新历史主义”在1982年《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的《导言》中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新历史主义受解构主义影响很深，福柯的思想更是对格林布莱特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解构主义，其最大的特点是反叛性。这种反叛精神使得人们开始对传统权威产生怀疑和审视，并促成学人对学术的独立思考。在文学范畴内，新历史主义吸收借鉴了解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等批评理论，将其综合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引发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伤痕、反思、新写实小说等思潮之后，出现了思想穿透力更强、历史跨度更广的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并延续至今，从其越来越多的新历史主义著作可见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消解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学更注目于人性、人情的开掘。历史在他们那儿不过是一个幌子，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性情的关怀，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观照与审视。”①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学术资源的共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所传达给人们的“真实的历史”越来越受到许多清醒学者的质疑，他们敢于质疑，勇于发声，于是许多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摇摇欲坠。因为历史总是以文本的形式出现，是在特定的语言规约和话语系统下的话语阐释而并不完全是事件本身，并且一些话题是不被主流话语所允许出现的，故而历史文本自身就存在着断层和颠倒，不能如实反映事件本身，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历史”有许多悖论，从《人民的名义》中可以见到“历史”与现实的出入之处。

二

小说以H省为坐标，展开了一出以侯亮平、陆亦可为抓腐主力，以赵德汉、祁同伟、丁义珍等为贪腐官员的反贪大戏，并引出了大风厂的官商勾结的产权纠纷事件。小说开篇就写活了小官巨贪的赵德汉，这个张口闭口人民利益最大的赵处长，住着七十平方米老旧不堪的房子，家具土得掉渣，沙发的边角都磨掉了皮，晚饭只吃炸酱面对付，乍一看的确符合基层干部的人设：清贫。然而作者笔锋一轉，将读者带到了帝景苑的豪宅，一堵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狠狠地刺痛了读者的眼球。总额两亿多的贿赂金静静地躺在大别墅里，赵德汉却一分钱没敢动用，偌大的别墅一天没敢住任它落满灰尘，简直是既可怜又可笑。在举国明申反腐倡廉口号时，身为一个基层干部却能收受这么多的贿赂，无疑是对主流媒体宣扬的清正廉洁的最大讽刺，而这仅仅是开端。由赵德汉举报的丁义珍仅仅在他这里就行贿了一千五百多万，更别提在其他官员那里的行贿数额；除他以外，侯亮平的师哥、“刚正不阿”的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竟然是山水集团的股东，和高小琴一起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赚得盆满钵满；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为一己之私在大风厂股权问题上为高小琴大开绿灯；此外还有为了仕途出卖原则的高玉良书记，只为赶走李达康就摒弃自己的原则，同意顶头上司的儿子修建极其破坏环境的水上美食城，最终一路坐上书记的官椅；为谋仕途背弃原则的还有检察院检察长肖钢玉，利用职务之便，捏造证据诬陷侯亮平受贿。官员的腐败现象使得百姓不再相信官员，从小说中百姓不再向不作为的官员反映情况而是求助已经退休的陈岩石就能体现出来。上行下效，除了官员，小说也写到了企业总管行贿，银行借放贷之便收受贿赂，似乎反腐倡廉这一标语只是个谈资，大家也就茶余饭后说说，现实社会中行贿受贿现象比比皆是，这无疑对所谓官员廉政建设、社会财产的合理分配产生了巨大的解构作用。此外，大风厂员工的经历更是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小说中，握有股权的员工莫名其妙就丢了股权，等待他们的是失业的困境，为了维权四处奔走却得不到解决，官员互相推诿，涉事企业互相扯皮，大风厂老板蔡成功身负债务东躲西藏，无良企业找人冒充警察要对大风厂进行强拆，员工们被逼得走上了极端，点起火把发起护厂行动，终酿成悲剧：烧死三人，烧伤三十八人。这个结局让人痛心。作为国家的主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不能被及时补偿，反而因为维权失掉了性命，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历史”的脸上。“历史”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三

新历史主义通常采用边缘化的策略来书写现实人生，即关注边缘人物，采用边缘立场。“边缘化”自身所具备的“非中心”特质，会使中心话语显露破绽，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基础生出裂缝。将“边缘书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对立的存在元，通过对“非正统”的民间边缘叙事来对其主导意识形态进行诘问，显示出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意义。边缘地带不仅蕴含着中国数千年的深厚文化，还包含了富有生命张力的自然人性，它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为学人窥视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文化习俗和话语系统等领域的复杂关联提供了可能，故而边缘书写能为我们触摸历史和现实提供又一通道。《人民的名义》中边缘书写的痕迹很重，作者塑造了许多边缘小人物，与主线故事关联不大，社会地位不高也没什么影响力，但是他们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缩影与体现。首先是大风厂员工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贪财、狡猾、胆小怕事。他出生于信息时代的普通家庭，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谋财都钟情于网络渠道，例如他从事的“水军”职业。贪财是他最大的特点，他可以和女友假结婚只为拿到郑西坡为他准备的结婚钱，他也可以抄袭品牌服装的款式只为赚到钱；他自私自利，只为自己谋财而不愿和女友结婚担负责任；他只在乎个人利益，他对大风厂员工的不幸遭遇漠不关心，却对这事能为自己带来多少新粉，有偿删发帖的收入十分上心。这正是很多民众的真实写照，爱贪小便宜，喜欢走捷径，但是也有自己的底线，不会做触犯法律的事；还有衷心护厂的王文革，他可以说是很多工人的真实写照。身材瘦小，其貌不扬，晒得黝黑的脸孔上的一道道皱纹都是生活带来的挫折与磨砺，他出卖着自己的力气拿着微薄的薪水，只靠他一人的薪水支撑着一个家庭，却从不低头不妥协。小说中护厂行动时他举着火把冲在了最前面，是生活的重压使得他不惧死亡，最终被烧成重伤送进医院。他的妻子，又一位小人物，在面临着工厂倒闭，丈夫重伤住院的绝境，她为了省钱每顿只吃咸菜，更不用说那些因此丧命的工人家人的悲惨处境……正是对于这些边缘人物的关注与书写，小说才能更全面地写出一个真实的社会，社会中不只有高大全的正面人物比如侯亮平，也不只有坏事做尽的社会败类比如祁同伟，社会中更多的是处于中间层面的普通大众，有着各自的优点与缺陷。所以说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更接近真实，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所推崇、标榜的。

《人民的名义》中除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悖论的揭示和对边缘人物的书写之外，也蕴含着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论点。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理论是他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通过创作行为，使自我得以不断塑型。这种“自我造型”通过虚构的事件、人物，寻找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不仅使得创作的自我得以塑造，阅读文本的他人也得到塑型，而文本阐释更是一次“自我塑造”的复杂理论历程。②《人民的名义》对于腐败现象的专题撰写，对于作者自身乃至观众都是一场声色俱厉的反腐倡廉教育，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塑造。总的来说，《人民的名义》无论是作为热播剧还是畅销小说其文学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对其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解读使人们更接近历史真实。

① 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② 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2008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3] 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