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他们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长袍马褂久居甚至老死中国者。他们身上表现出长期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国学”情结。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中找到渊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国的君子一样为人处事有敬畏之心。

第二，书名往往出自国学经典。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寻津录》（1859），欲为来华的西方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找到汉语学习的最佳路径。以“寻津”为名，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寻津、問津的典故遥相呼应。

第三，著述扉页不乏国学经典名句。如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古汉语译文》（1815）扉页上的“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来自《礼记·曲礼》。威妥玛《寻津录》的扉页上印有“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比如文林士在《中国隐喻手册》的扉页上就引了谚语“要通古今事，须读五车书”。

凡此种种，一方面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急于融入中国社会，获得中国知识分子认同的努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