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br/>——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2018-03-12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年2期

(兰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1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阶段,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工作重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经济平稳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新思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使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创业重塑产业结构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供给侧改革效率的强大引擎。在协调与融合理念下,破解创新价值困境,探寻创新路径对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传统的生产因素动能减弱,文化“软实力”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以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又一源泉。因此,明确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作为人们交往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必要补充[1],在个体和群体层面都有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缓解贫穷、保护环境、改善国民健康水平至关重要[2]。然而,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Putnam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成负相关[3];Sjoerd认为桥梁型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封闭型社会资本限制经济增长[4]。国内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层面且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结合当前我国经济改革背景,中西制度与文化的差异性,研究三者的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从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方面综合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宏观数据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考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而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提升我国综合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2.1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Bourdieu[5]提出,各领域学者相继探讨了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社会资本定义,被普遍认可的定义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提高社会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6]。该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与持久网络相关的实在与潜在资源的承载对象,并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前者指民间组织、俱乐部等客观实体,强调某一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后者指共享的信任、规范等主观概念,强调某一地区的信任水平[7]。经济增长理论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而这个增加过程取决于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它集中表现为一国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8]。

个体与组织均生存在网络环境,随着网络关系的形成,参与到网络中的个体和组织通过高频次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并最大限度地传导至经济活动。网络成员间良好的合作习惯和团结倾向能培养出强大的互惠规范[9],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分别指等价交换和持续交换关系,网络越密集、信息流动越快,单独交易的欺骗成本就会增加[10]。所以,网络成员越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行动者从狭义的追求经济利益变为通过信任和互惠改善关系,进而通过技术、金融、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共赢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规范会对各成员的行为产生激励和约束,实现控制效益,在防止不当行为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可降低交易的协调和治理成本,整体提升产业绩效。此外,网络还具有功能性,网络成员在适应性学习中学会了技能,促进了政治参与，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保证了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信任作为一种自觉遵守的承诺契约,是软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随着社会网络交往自发产生,并决定了网络的规模和强度,良好的信任关系激励了个体和组织参与社会网络的积极性,使社交网络规模不断扩展、各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强度增强,加速社会网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作用。信任说明较高的认同感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外资进入,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实现资源的良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作用。

网络中各个体和组织通过与其他网络成员长期频繁交往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推动了社会经济从资源共享、资本积累中获益。从外部网络来看,不同网络成员之间多次多边沟通提高了技术和信息的曝光度,加速了知识外溢,克服了信息不完全障碍,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协作和合作;人口流动则倾向于从高社会资本地区向低社会资本地区聚集[11],在劳动力市场加速形成的同时该地区的总需求也随之增加;网络成员紧密的联系和人员有规律的移动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劳动力市场共享、产品市场扩大等优势致使网络成员为追求规模效益而自发进行产业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再配置,推动了经济增长。网络交往中便利的信息获取也带来了人缘和地缘优势,促进了金融中介数量的增长,使民间借款者的信息得以及时流动、非正规金融得以顺利开展,并通过对金融行业的促进作用传导至经济增长[12]。

从内部网络来看,组织内部网络成员间的强连接使知识传递更容易实现,在工作交往中自然地完成组织学习,从而加强和促进了组织的知识管理,整体提升了组织的人力资本质量,保证了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得到整合并持续创造新资源,加速了组织扩张;组织内部的长期关系和信息共享使各成员学会如何合作和沟通协调,减少组织运行与变革之间的阻碍,降低组织成长成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的提升保障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行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a——结构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作用。

相互信任的网络环境产生良好的交往氛围,个人承受的社会压力减少,责任感和幸福感增强;积极的社会参与有助于个体获取更多的健康生活信息,整体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丰裕社会健康人力资本储备[13]。同时,信任作为一种国家凝聚力能够增加宏观教育供给,产生了较高的教育绩效[14],丰裕了教育人力资本储备,促进了经济增长。个人信任和社会信任也被证明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较强信任感的公民更可能遵纪守法,响应政府政策,并无需借助强制力而自愿追随政治领导,降低腐败和破坏性冲突等反对政治体制事件的发生率,在政治支持中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b——认知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2.2 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创新一词始见于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15],认为创新就是把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反映的是技术、经济等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综合效应。创新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创新的过程是关键资源的成长过程,社会资本具有共享性,它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网络成员对网络中嵌入性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各行为主体在资源交换、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形成网络关系载体[16],为创新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社会网络间的紧密程度影响了网络成员对外溢社会资本的获取利用率和资源依赖性,促进了信息获取、知识吸收,进而影响了创新能力。社会网络由人力资本聚集形成,信任起着重要的粘合作用,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氛围,通过与竞争对手采取技术合作、与利益相关者以联盟方式参与市场竞争等其他协作方式,互惠共赢推动创新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创新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创新的实现过程即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经济周期的关键解释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5]。从创新理论的引入到制度创新理论再到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17]。技术创新是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的核心因素,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过程正是技术创新持续发挥效应的过程[18],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则主要是从提高资本和劳动质量、加速资源配置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创新能力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网络关系起源并推动交换行为,同时伴随着智力资本的流动,加速了资源重新配置的进程,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从外部网络来看,网络环境中拥有组织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稀缺信息,使组织在获取信息时面临不确定性,成员间的紧密连接减轻了这种不确定性,使其更易获得高速流动的信息资源,提升自身拥有的信息质量,维持创新活动的高效率[20];处于“结构洞”位置的网络成员与多方关系重叠,在资源交换活动中具有位置和权力优势,可拓宽交流渠道,增加稀缺信息的获取机会[21];知识创新及其传递的过程便是拥有不同隐性知识的个体和组织间相互学习、交流和共享的过程,网络成员间的频繁互动使占人类知识总量90%的隐形知识得以整合传播,促使创新“火花”产生,提升研发创新能力[17];网络成员长时间、高频率的互动和资源交换减少了创新合作中的协调成本,增加了合作创新的可能性,降低了创新风险。虽然外部网络可加速资源流动,但无法使资源完全自由流动,不同组织核心战略资源的异质性可长期保存,但可保存性越来越低,及时有效的创新才是组织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网络内部来看,组织内部的相互沟通和信息共享减少了沟通障碍,降低了项目执行的人员阻力,有利于组织进行突变式创新。此外,沟通也加快了新知识传播和吸收速度,有利于新思维、新观念的传播,提高创新效率。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a——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从信任层面来看,发生在两个行动者(个人、企业等)之间的社会交换会导致行动者根据他人的期望修改自身的资源,减少不当交易,使有限的资源有针对性地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在经济转型条件下,制度并非健全有效,信任是法律保护的补充机制,可带来认可和声誉,吸引境外高科技企业投资,获取政府掌控的战略性创新资源[22],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必然随之增多。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风险性,若风险投资家与创新人员相互信任,在降低了搜寻成本的同时增强了创新的容错性,有利于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提升创新绩效。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b——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23],加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以创新主体的形式存在,并基于利已主义不断地相互合作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创新的溢出效应不断地吸引其他成员加入,网络规模逐渐扩大,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创新活动打破了传统产业结构,促使新兴主导产业出现,由此引起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和高度化[24]。创新能力有助于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技术,使生产要素不断高级化,提高产业知识密集程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改善高耗能、高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生产要素转移、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有效统一。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c——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3 数据来源与方法选择

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结构型社会资本强调某一地区个体或组织参与社会网络的程度,认知型社会资本则强调某一地区的信任水平,直接影响外资投资率，因此根据综合指标设置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民间组织密度(NETWORK)”来衡量结构型社会资本,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总额(TRUST)”衡量认知型社会资本,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衡量经济增长。依据金丹[25]、谢波[26]关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前期研究,选取“就业人数(LABOR)”、“政府干预程度(GOV)”、“物质资本存量(K)”构成控制变量集。

“民间组织密度(NETWORK)”采用各地区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民间团体数量表示；“外商投资企业总额(TRUST)”采用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总额表示；“创新能力(IN)”采用各地区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表示；“就业人数(LABOR)”采用各地区城镇年末就业人员数表示；“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物质资本存量(K)”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增长(PGDP)”采用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研究过程中衡量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的数据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主要来源于2011—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创新能力的数据来源于2011—2015年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城镇年末就业人员数据来源于2011—2015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2 模型设定

为了逐一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PGDPit=β0+β1SOCIAL+ΣβjXit+μt+εit

(1)

(2)

INit=β2+β2SOCIAL+ΣβjXit+μt+εit

(3)

PGDPit=β4+β5IN+ΣβjXit+μt+εit

(4)

式(1)用于验证假设H1、H1a、H1b；式(2)用于检验假设H2；式(3)用于检验假设H2a、H2b；式(4)用于验证假设H2c。回归模型中，PGDPit与INit分别表示i地区t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创新能力;SOCIAL分别表示“民间组织密度(NETWORK)”和“外商投资企业总额(TRUST)”;Xit代表控制变量。由于经济增长还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考虑固定效应μt与残差项εit。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结构型社会资本(r=0.388、P<0.01)与认知型社会资本间关系显著,结构型社会资本(r=0.399、P<0.01)、认知型社会资本(r=0.634、P<0.01)、创新能力(r=0.701、P<0.01)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关系;结构型社会资本(r=0.316、P<0.01)、认知型社会资本(r=0.878、P<0.01)与创新能力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关系,表明所选变量科学合理,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可展开进一步研究。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温中麟[27]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法,文本选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分析。为避免分析结果由变化较大的某些变量主导,本文已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与模型2分别是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分别为0.357与0.757,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1、H1a、H1b得到验证。

模型3与模型4分别是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进行了回归,回归系数分别为0.170与0.534,均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2a、H2b得到验证。模型5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为0.986,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2c得到验证。模型6与模型7是在模型1与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创新能力变量,结果发现:回归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创新能力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2得到了验证。从模型1、模型2、模型6与模型7的回归结果发现,认知型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均大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人们信任程度越高,参与公共活动的意愿更强,更容易促成合作和集体活动。

表2 基准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结论的偶然性,避免同一时期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本文增加了稳健性检验,以最大程度保证结论的正确性,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2、5、6、7分别选取滞后一期的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结果发现:模型中各变量回归系数与显著程度的变化均较小,且除控制变量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与模型4分别选取滞后二期的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结果发现: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均大于零且通过了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假设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支持和数据验证。

表3 稳健性测试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0—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能力、经济增长正向影响显著,且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大于结构型社会资本;创新能力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于滞后期数据测算所得结论与原假设一致,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提出以下建议:①扩大社会网络规模,增强网络主体间的连接强度。在宏观层面,坚决贯彻实施“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政策,大力拓展对内对外社会网络新空间,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产业投资合作等措施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网络关系,营造更加有活力的经济活动氛围;通过加大投资、优化民间外交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种措施鼓励和发展各种实体和虚拟社会组织,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在中观层面,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连接程度,整合资源优势,打造良好的知识、技术、产业之间的互动网络平台,促进创新资源跨组织边界交流。在微观层面,各组织要转变战略模式,重视社会网络环境的动态性和影响力,培养自身网络关系的适应性并与各利益相关者维持良好的网络关系;充分把握网络优势,选择性挖掘嵌入性资源,多途径增强组织吸收能力,加强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产业合作机会。②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在宏观层面,政府应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增强群众的监督实权,促进群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重视传统文化建设,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力度,塑造正确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导向。在中观层面,积极培育由普遍抽象的权利与规范所构建的信任网络,降低“人情”等特殊信任的影响强度,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平公正。在微观层面,社会个体要增强公民意识,承担公民责任,积极进行社会参与,培养信任人格,以良好的诚信机制加速交易及合作频率,加速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③优化创新环境,增强创新能力。在宏观层面,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初创企业进入壁垒,制定积极的产学研联动创新政策,构建完善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氛围;加大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中观层面,通过发展区域特色金融机构、引进外地金融机构等措施改善融资结构、优化资金环境,满足创新主体的资金需求;各类信息运营服务机构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积极为创业组织提供融资、政策导向、电子商务等信息服务,发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作用。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组织内部强连接的优势,提升组织成员的长期稳定关系,减少人员流动,为提升组织创新能力做好人力资本储备;大力引进各类创新型人才,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或设计,在协同合作中促进专利产业化,使创新技术实现向生产力的转化,全面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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