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璐,赵作权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自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层层推进,纵向布局不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精准扶贫战略正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3]。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贫困具有地理集中性,减贫脱贫具有地理上的溢出效应[4],贫困空间特征逐渐成为制定区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贫困和减贫的空间维度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5-7],贫困问题分析由以单要素为主逐渐发展为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贫困研究[2]，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减贫脱贫的空间模式或空间规律的研究还较少。20世纪50年代,空间经济学家Harris[8]、Myrdal[9]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有关;Okwi等应用空间回归分析对肯尼亚农村贫困问题进行了空间测度,剖析了不同地理要素对贫困空间特征的影响[10];汪晓文等基于空间贫困的视角,对甘肃省农村贫困的空间差异、贫困原因及性质等进行了研究[11];李裕瑞等指出我国农村贫困发生机制和减贫的基本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应着眼于区域转型发展过程[12];袁媛等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13];范晨辉等研究发现西安市城市重点发展地区的减贫抑贫效果最显著,贫困演化空间结构是城市发展方向、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14]。

新经济地理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从空间集聚向空间分散的规律,认为越邻近市场的地区增长越快。20世纪90年代,以Krugman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联系空间地理位置强调经济聚集带来规模报酬递增[15,16]。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全球贫困的空间分布和分异规律,并在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基础上绘制了世界贫困地图[17,18]。2009年,世界银行开创性地提出密度、距离、分割对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越靠近经济活动密集的地方,发展的选择和机遇就越丰富[19]。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省份,也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成就非常显著的地区[20-24]。2012年“国发2号”文件明确指出,贵州省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并将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作为贵州的战略定位之一[25]。因此,探讨贵州省域减贫的空间模式,将对我国省域地区乃至集中连片贫困区的空间发展和减贫脱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研究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依据,以空间统计方法和GIS定量可视化技术为工具,以贵州省为例,应用空间图示定量探索我国省域地区减贫脱贫的空间模式问题,以期从经济空间发展的角度为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1 贵州省减贫的空间模式

可视化贫困地图是能直观显示贫困空间聚集和分异的最显著的方法。本研究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技术,以县域单元为基础,对1995—2014年贵州省减贫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和空间统计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其中,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1996—2015年《贵州省统计年鉴》,空间区位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图出版社。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表现出以经济集聚为导向的空间减贫发展模式——空间减贫从核心到边缘扩散,贫困县致富格局呈现空间扩张趋势,以贵阳、遵义为核心的黔中经济区在全省脱贫攻坚中具有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

1.1 时空变化特征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扶贫标准的主要依据。以贵州省内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参照标准,分析了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此标准的县域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对象为除去14个市辖区之外的74个县。

贵州省县域贫困地区见图1,县域减贫与贵阳、遵义等主要经济聚集区的空间关系见表1。

图1 贵州省县域贫困地图

贵州省贫困县致富格局呈现出从核心到边缘扩散的空间脱贫模式。从空间发展来看(图1),1995—2005年贵州—遵义经济带逐步快速发展,辐射带动黔中和黔北地区经济发展;2005—2014年贵阳—都匀、贵阳—凯里经济带快速发展,增强了黔中地区与黔东南、黔南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从县域减贫与经济聚集区的空间关系来看(表1),越靠近经济活动密集的地方,发展的机遇越丰富、增长速度越快。1995—2014年,高于最富贫困县的县域个数大幅增加,并且绝大多数与贵阳、遵义、安顺等主要经济聚集区直接邻接或间接连接。

表1 贵州省县域发展与主要经济聚集区的空间关系

注:直接邻接表示与贵阳、遵义或安顺在地理空间上直接相邻；间接连接表示可通过一个直接邻接的县域单元连接贵阳、遵义或安顺。

根据2014年贵州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分布可见,以贵阳、遵义、都匀、凯里为主要支撑城市的黔中经济区空间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共同辐射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相对而言,贵阳—毕节经济带的区域经济辐射作用尚未充分表现。

具体来说:①1995年,盘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29元/人,是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值。在其他24个非扶贫重点县中,只有桐梓县、仁怀市、遵义县、修文县、福泉市、余庆县、清镇市、开阳8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盘县,其他16个县均低于盘县；开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1316元/人。②2000年,安龙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00元/人,是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值。其他24个非扶贫重点县中,黔西县、镇远县、龙里县、惠水县、贵定县、福泉市6个县低于安龙县,其他18个县高于安龙县。湄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2070元/人。③2005年,盘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23元/人,为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值。在其他24个非扶贫重点县中,黔西县、镇远县、贵定县、福泉市这4个县(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盘县,其他20个县均高于盘县。遵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2907元/人。④2010年,罗甸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87元/人,为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值。在其他24个非扶贫重点县中,镇远县、黔西县、凤岗县这三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盘县,其他21个县均高于罗甸县。清镇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5463元/人。⑤2014年,罗甸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160元/人,为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最高值。在其他24个非扶贫重点县中,黔西县、镇远县、金沙县3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罗甸县,其他21个县均高于罗甸县。清镇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10439元/人。

1.2 空间统计特征

以标准差椭圆为主的空间统计方法能基于地理空间结构在连续空间上从展布性、中心性、方向性(椭圆的长轴方向为要素分布的主趋势方向)等多重角度精确地度量贵州省减贫发展的空间格局统计特征,识别快速增长区域,并且不同椭圆的空间差异可直观地反映贫困的区域聚集性和异质性。总体来说,标准差椭圆展布范围表征了要素空间发展的主体区域(如以一个标准差计算的椭圆涵盖68%的要素量,两个标准差计算的椭圆涵盖95%的要素量),若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处于空间集聚(分散)阶段,描述其标准差椭圆就会缩小(增大),若该地区各区域等比例增长,标准差椭圆就会保持不变[26,27]。本文研究主要应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和GIS空间分析与可视化技术,通过全域及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格局对比,进一步识别贵州省域减贫发展的空间模式。为了更好地描述和表征贵州省主要经济空间聚集区对省域减贫格局的影响,我们在研究中以一个标准差计算空间椭圆,研究对象为前述74个县级单元,以及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毕节、铜仁6个市级单元,共80个县市单元。相关特征椭圆的参数结果见表2和图2。

贵州省经济发展总体上为黔中地区为主体(图2),以东北—西南方向为主趋势方向(空间椭圆方位角平均为60°,表2)。全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格局具有空间扩张趋势,从核心到边缘的县域发展扩散过程带动了贵州省的减贫发展;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格局表现出收缩的趋势,更加表明以贵阳、遵义为核心的黔中经济区聚集经济带动作用。通过空间计算,2000—2014年贵州省全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椭圆面积由49230km2增加到53065km2,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椭圆面积由74119km2减小到61664 km2。

表2 2000—2014年贵州省空间统计椭圆参数

图2 贵州省减贫发展空间椭圆

贵州省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个格局之间的空间差异呈现出减小的趋势,且在东北部地区、西南部地区两者空间差异减小显著,这进一步表明遵义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贵州—遵义经济带和贵州—都匀、凯里经济带发展分别对黔中、黔北地区和黔东南、黔南民族地区的带动辐射。2000年,贵州省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全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空间格局之间的差异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东北部地区;2014年,两者之间的差异明显减小,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差异减小显著。通过对两个格局进行空间计算,两者的空间差异度(两者空间椭圆相异部分面积占相并部分面积的比例)从2000年的33.58%降低到2014年的17.49%。

2 贵州省减贫摘帽的空间过程

2011年以来,为了激励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减贫,贵州省率先在全国出台“减贫摘帽”激励政策措施。“摘帽”后,不仅原有扶持政策不变,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在总量上还将以10%的增幅逐年递增。通过可视化图示直观描述贵州省减贫摘帽的空间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结合贵州省减贫发展的空间模式探讨未来贵州省空间减贫的战略部署。2011—2015年贵州省实现“减贫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空间分布见图3,减贫摘帽重点县与贵阳、遵义、安顺等主要经济聚集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关系见表3。从减贫摘帽县的空间分布来看,2013年之前,减贫摘帽的贫困县主要以远离阳、遵义、安顺等主要经济聚集区为主;2014年和2015年,减贫摘帽的贫困县主要以间接邻接贵阳、遵义、安顺等主要经济聚集区为主。

图3 贵州省“减贫摘帽”贫困县的空间分布

项目/年份20112012201320142015减贫摘帽贫困县数3561110直接邻接贵阳/遵义/安顺01020间接连接贵阳/遵义/安顺22268其他远离贵阳/遵义/安顺12432

注:直接邻接表示与贵阳、遵义或安顺在地理空间上直接相邻；间接连接表示可以通过一个直接邻接的县域单元连接贵阳、遵义或安顺。

贵州省可以充分利用以经济集聚为导向的空间减贫发展模式带动全省及区域减贫脱贫发展。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是未来贵州省减贫扶贫的重点区域。近几年,贵阳—都匀、贵阳—凯里经济带的发展,增强了黔中与黔东南、黔南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相对而言,毕节市的经济节点功能还未充分发挥,贵阳—毕节经济带的经济辐射作用尚未充分表现。未来可进一步充分发挥黔中经济区及周边经济发展较快区域的经济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从区域协同发展和空间贫困理论来看,黔北经济协作区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带动武陵山区区域协作减贫脱贫发展。一方面,黔北经济协作区是贵州省内与成渝经济区地域连接面最广、经济交融度最深的区域,“国发2号”文件将黔北经济协作区定位为连接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经济走廊。另一方面,它也是贵州进入武陵山区重点扶贫开发区的重要地区。贵州省武陵山区65个县中包括贵州省遵义市和铜仁市的15个县(区),共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0个。此外，遵义既是黔中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城市、黔北经济协作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又是连接成渝经济区和黔中经济区的重要支点城市，今后应充分发挥遵义市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作用,作为黔渝合作的“桥头堡”和主阵地继续提升黔北经济发展。

3 结论与启示

扶贫开发的关键是让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一同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还能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和可视化描述贵州省减贫发展的空间过程和空间模式,发现经济集聚对省域减贫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省域地区可充分利用以经济集聚为导向的空间减贫发展模式带动全省及区域减贫脱贫发展。区域空间减贫需要通过要素流动、人力资本投入等增加经济密度、缩短经济距离、打破市场分割。随着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和制度障碍的逐步消除,区域间联系愈加密切,经济集聚的全域空间溢出效应将会进一步凸显。

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部门协同扶贫模式,即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为核心、部省为推手、扶贫办和对口帮扶为抓手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以纵向协调为主、横向协调为辅的多层次、多部门协同机制。但是,目前我国扶贫开发横向布局相对薄弱,相邻地区的扶贫开发合作风气尚未形成,严重降低了扶贫开发的整体效率,不利于加快贫困地区融入国家经济社会的一体化步伐,因此加强扶贫开发横向布局、促进区域扶贫开发合作将是省域扶贫开发政策制定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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