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细细的缝衣线将谢觉哉缝进了王定国的人生

在老红军王定国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是一首王定国亲笔为丈夫谢觉哉70大寿写下的贺词：

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过20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的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值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长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万寿无疆，祝你青春长远 定国 1953年5月15日

在这首近百字的贺词里，人们看出的是恩爱夫妻的情深意长与相濡以沫。在王定国看来，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王定国与谢觉哉相识相知的历程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婚姻本身便是曲超越世俗的革命赞歌。

1937年，红军西路军虽经浴血奋战，但仍因为孤立无援，在河西走廊失利。参加西路军的王定国不幸被俘。经过一番营救，她终于回到党的怀抱，随即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王定国在兰州见到时任“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的时候，发现自己认识他。那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只见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胡子”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觉哉远远地招呼她，接过羊毛衣反复看着，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王定国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可以御寒。

不曾想，那一根缝衣线竟成了他们相亲相爱一生的“红线”。两年后，再次相逢时，谢觉哉也认出了这个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

回忆与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他俩一个是学富五车、年过半百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这两个看起来差距太大的人却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其实，关于谢觉哉和王定国的姻缘，还是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当的“月老”。

王定国到兰州“八办”，一是向“八办”汇报营救工作，二是请“八办”介绍她去延安。可是“八办”的领导们说什么也不让她走。当时，西路军失散人员正陆续返回，需要熟悉情况的同志搞接待工作，再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接触社会各方面的人，“八办”没有一个女干部也不行。

那时，办事处的工作紧张繁忙，为了争取各界人士团结抗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勞，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在彭加伦的牵线撮合下，1937年10月，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和谢觉哉结婚的时候，王定国还是个只认识一些简单汉字的准文盲。那年冬天，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晚上，谢觉哉急着赶写一篇文章，要王定国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竟拿了4次都不对。最后，谢觉哉站起身来，自己到外间屋找到那两份报，并且略带嗔怪地说：“定国，今天是怎么啦，怎么连拿两份报纸都拿不对？”王定国低着头，又委屈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认识字。认不出哪个是哪个。”

于是，从那天起，无论多忙，谢觉哉每天都会挤时间教妻子识字、学文化……王定国结合工作实际，从记账学起，学打算盘，每天坚持不断，她还向伍修权学习俄文。政治上、文化水平上都迅速提高的王定国，不仅在办事处负责行政事务和生活管理工作，还根据谢觉哉指示，积极参加对外的统战工作和营救失散西路红军战士的工作。

从兰州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王定国除了做党的支部工作，组织上一直安排她做谢觉哉的秘书。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她更感到提高文化知识的重要。在延安，她曾上过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但每次学习都是短期培训，她很希望能有机会进学校好好学习一段，可工作实在离不开，又要带孩子，谢觉哉也需要照顾，她只好边干边学。

直到解放后，王定国仍然每天坚持补习两小时文化课。不论谢觉哉职务多高，王定国总是虚心地请谢觉哉身边的同志帮她补习文化；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家务事多么劳累，学习从不间断。久而久之，王定国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做诗写文章。从照顾谢觉哉的生活到收发文件，建立、管理机要文书档案，到帮助谢觉哉审案卷，参与编辑出版谢觉哉的各类著作，王定国一步一个脚印，无论干哪一行，都干出成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相继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定国协助谢觉哉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受人民的爱戴。1959年，谢觉哉以76岁的高龄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恐怕力不从心。他曾对王定国说：两种人不能当法院院长，一是红领巾，二是白胡子太长的人。但中央还是考虑由谢觉哉担任最合适。王定国同时也被调到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并仍兼谢觉哉秘书。

结婚后，王定国发现谢觉哉每天都坚持写日记，而且知道他14岁就开始记日记。有时工作太忙，夜深了谢觉哉仍然在灯下写日记，王定国劝他早点休息，谢觉哉说：“写不完当天的日记就睡不着觉。”然后习惯地抓一把煮蚕豆和几只鸡爪子，边吃边记下当天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定国担心谢觉哉的这些日记本被造反派抢走，就把几十个日记本装进3个手提包，几经转移，但仍不放心。最后，她将自己房间里的一张长沙发打开，把日记本一本一本地垫放在里边，然后钉好。谢觉哉满意地说：“把我的被褥铺上去，我就睡在上面了！”endprint

1963年谢觉哉80岁时，终因积劳成疾患脑血栓躺倒了，从此连续8年他都在与病魔痛苦的抗争中度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定国的7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全部被送出北京。而王定国白天要到机关接受审查，晚上赶回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谢觉哉。1969年2月6日，在机关的一次会议上，王定国因西路军被俘问题，被宣布为“叛徒”，关进私设的囚牢。个人所受的凌辱委屈和生活的艰难困苦她都能忍受，唯一让她牵肠挂肚的就是独自在家的身体虚弱的老伴儿和那几个不知去向的孩子。

王定国被监禁后，家里的炊事员也被撤走了，谢觉哉不能按时吃饭，连喝水都困难。过去在别人的搀扶下，他还能在庭院里慢慢散步，这会儿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日夜躺在王定国房间里的那张长沙发上。跟随他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也常被叫去“学习”“开会”“交代问题”。高世文考虑王定国的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阴凉，劝谢觉哉换个房间。谢觉哉却固执地说：“正因为定国不在，我才要住在这儿！”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敦促下，王定国经过40多天的囚禁生活后终于被解除隔离。当她在昏暗的夜色中忧心忡忡地推开房门时，只见谢觉哉孤独地躺在长沙发上。一见王定国，谢觉哉的嘴唇颤抖着，脸上露出微笑，喃喃地说：“在……在……”王定国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从此，这对老夫妻又在一起生活了2年3个月。这2年3个月，对谢觉哉、王定国来说是何等的珍贵。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即谢觉哉去世7年之后，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觉哉留下的手稿、日记。6年里，王定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向谢觉哉学习总结出“对儿女一概不管”的教子真经

谢觉哉、王定国育有5个儿子、2个女儿。一个家庭就如一条船，作为家庭的长辈，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把这条船引到平稳安全的航道上。王定国的小儿子、担任她的秘书的谢亚旭曾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做到了。我们这一大家人，兄弟姐妹7个，那么多亲戚，这个家的整体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的生活都很安稳平和。父母启发开导我们如何生活好，这个‘好的概念，其实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谢觉哉在家里提倡艰苦朴素，公私分明。谢亚旭记得：“小时候，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新学期，能去买几支新铅笔，买两本新的本子。看我小时候照片，穿很多花衣服，那都是我姐姐的衣服。”他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参军后他才发现部队的伙食居然比自己家的还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向中国赠送了10辆吉斯小轿车，其中一辆白色的是陈毅专用，剩下的分给了党内和一些民主党派中几位有威望的老同志，谢觉哉家里也安排一辆。车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司机也是国务院管理局派来的。车内空间，一家人都能挤进一辆车里。但不管是王定国还是孩子们都不能私用这辆车，只可以搭谢觉哉的便车。特殊情况需要私用，必须交钱，然后从谢觉哉或者王定国的工资里扣。

谢觉哉平常不多言语，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声地感染着王定国和孩子们。王定国说，谢觉哉喜欢孩子，定定、飘飘、飞飞、列列、七七、亚霞、亚旭7个孩子，他个个喜欢，但从不娇惯，从小就培养他们刻苦敬业、勤俭节约、尊敬师长、关心他人的品质。

對待孩子，王定国和谢觉哉的原则是一碗水端平，绝对不会特别溺爱哪个孩子。谢觉哉在世的时候，全家人住在北京前圆恩寺的胡同里。谢家的孩子虽多，但全都在外锻炼发展。谢亚旭回忆说，“大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边疆；二哥在部队，因为是特种兵，在全国各地跑；谢飞是老三，拍电影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下放农村了；老四学的是朝鲜语，毕业以后，父亲鼓励他到中朝边境上，在一个边境车站待了很多年；老五在重庆的一个通信工程学院；六姐到广州军区了。我16岁的时候也去了南京军区。”

与天下所有的严父一样，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但他的严格却不是在小孩子的屁股上动文章。王定国从来没有看见过谢觉哉对孩子们生气或发火，家里气氛非常民主。“他始终在跟孩子讲道理，很细致的，用他的方式告诉孩子这个事是怎样的来龙去脉，而且让他能心悦诚服地接受”。

在谢家，开家务会是例行的仪式。谢觉哉在世时，每逢家务会他都会将孩子们召集过来，拿出一个问题放在桌面上，让大家发表意见，说出道理来。有时候，王定国会让小儿子亚旭也发表意见，但他当时年龄太小说不出什么来。

谢亚旭记得，那时父亲每天让自己在他身边，读当天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那时候谢亚旭还认不出多少字，经常念错别字，谢觉哉就说：“当你不认识一个字的时候，凭空瞎念是很不负责的行为。不认识字，你一定要查字典。你如果要养成这种学习不严肃的习惯，进步就很难了。”

与谢觉哉潜移默化的教子方法相比，王定国教育儿女的方式则更 “极端”，她的态度是“一概不操心”。谢觉哉过世后，王定国曾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都不带。”对此，王定国的解释是：“国家是一只鼎，家庭也是一只鼎，鼎就是炒勺，好不好，看你怎么炒。经营家庭很不容易，年轻人应该自己安排生活，我着什么急？高兴就好！”

小儿子谢亚旭16岁参军，在南京军区锻炼了14年，多次取得嘉奖，但是王定国却很少去看望他。直到王定国72岁时，有关部门为了照顾好她，在征求家庭和谢亚旭本人的意见后，安排他当母亲的秘书。

2003年，非典侵袭北京城，当时王定国恰好在杭州度假。三儿子谢飞不幸身染非典，正在生死线上搏命。这一消息立即被陪伴母亲度假的谢亚旭封锁起来，毕竟母亲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经得起这样大的打击呢！可是，保密工作没能做好，这个秘密最终被王定国自己揭开了。一天清晨，王定国看到一张报纸，顺手翻阅，突然看到电影导演谢飞患非典正在医院治疗的消息，她说：“这不是谢飞吗？谢飞没有去拍电影啊！”身边人忙解释说这个“谢飞”不是她儿子“谢飞”，王定国认真地说，“我不会弄错人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还有哪个谢飞呀？报纸上明明写着是谢飞嘛！中国只有一个导演叫谢飞！谢飞他没有事儿，都放心好了！”

让大家都没想到，王定国对疾病的态度如此开通。倒是看到大家都如此为谢飞担忧，王定国反过来安慰大家：“谢飞得了非典，他会好的，他不会有事儿的，他没问题，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她还讲起谢飞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的事：“人家都说这个孩子没救了，但我知道他没事儿……后来就好了呗。谢飞活得活活的！谢飞他还要拍电影呢！”老人的话，既是对大家的安慰，也是对儿子的祝福，在场的人听了无不觉得鼻子酸酸的。

不久，传来谢飞痊愈出院的好消息。王定国闻讯哈哈大笑：“我说没事就没事吧！谢飞早就好啦！人已经出院喽，没事儿了，不怕！”爱子未必要怜子，到底是经历过太多人生的风风雨雨，老人的心胸之宽广超出常人，面对突发事情时自然也就不会自乱方寸，徒增忧伤。

如今，王定国老人已经105岁了，她始终信仰知足常乐，没有烦心才能身体健康。她常对子女说：屋宽不如心宽，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对生活、对家庭、对子女，她的态度从来是难得糊涂，不违背自然。但对生命对工作，她一直态度从严积极进取，她的百年人生可谓精彩非凡，值得一读再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