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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新维度

2018-03-08贾敏

对外传播 2018年2期
关键词:话语共同体命运

贾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政治思想文献,是国家建设、政党建设、维护世界文明和平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充分展现,也是新时期我们开展对外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最主要思想来源和行动指南,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并加以践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概念达六次之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构建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使命一道,成为我国积极应对新时代国内外新环境新变化,统筹善谋、积极应对、主动发声,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护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石。①

从对外传播思想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有着逐渐成型和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新时期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重要抓手,既可以提供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进行充分阐释,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思想性,也为打造一系列以命运共同体为特征的对外传播载体与平台进行持续探索。笔者拟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具体阐释,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深度、话语广度、平台高度,以及围绕以上理念所亟需采取的对外传播工作实务略加论述。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下混乱国际秩序的思想诊断

追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起源,就必需追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对于当今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准确诊断和积极倡议。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俄罗斯联邦,并在莫斯科外交学院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会上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向世界各国发出诚挚呼吁,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2017年1月习主席在出席瑞士日内瓦“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再次深刻而全面、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随后2月份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各方推动下将“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这些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得到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在2017年12月份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得到与会300多个世界政党代表团体的高度肯定和由衷赞赏。正如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团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所评价的,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我们对于当今国际社会问题丛生、沉疴遍地的一种思想诊断,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深度。长期以来,西方话语长期并牢固占据了世界秩序、制度及民族国家的创立与限定。现代国际社会的诸多话语与思想体系,如主权国家、国际法、民族国家、海外殖民地与自治权限、联盟与自由贸易体系,都滥觞于17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对外扩张,经历启蒙时代与19世纪以军事、科技征服为主导的西方权力主导格局的形成。②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主要特征的共同体时代,向以民族国家、城市化、阶层化、组织化为特征的社会化时代而过渡。正是在这一标榜“进步”为名的发展路径中,国际社会由此塑造成今日这般格局。但历史事实昭示我们,这种以西方社会发展理念为内核的国际话语体系,彰显的是西方现代性,展现的是权力傲慢的修辞隐匿,以及构建逐利同盟体的价值偏执。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随后冷战格局的出现,都预示着以西方现代性话语为主导的“国际社会”无力解决所有问题,断裂与失序从未真正抚平过,“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组合体。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红利日渐褪色,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开始盛行。笔者始终认为,当下所谓西方民粹主义的喧嚣盛行,本质上是西方精英构建政治与国家话语的一种治理困境,折射的是西方精英对于曾经标榜的责任意识的信用赤字与难堪沉默。

在国际社会面临困境的现实境况前,适时提出并援引共同体的理念,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各类有利因素,在并不追求更替现有国际社会(秩序)的目标前提下,的确具有更为深厚的人类文明关怀与责任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指出,共同体与社会都是历史进程中人类群体赖以栖身的两大理想型范式。以人类共同体为例,又可以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的普遍特征又具备亲密性、集体性与安全性三大特征。所谓亲密性,指的是在三类共同体之间互相存在的休戚与共、同甘共苦、感同身受的情感存在。集体性则是指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各类相通或相似的秩序、仪式和行为趋向。安全性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体现在社会与文化心理上的情感诉求,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即所谓的命运面前)能够采取包容一致的做法。③这些共同体特征,正是以理性、秩序、阶层、个体化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所缺乏包容的。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類命运共同体及其理念,化解了现存国际社会当中顽固存在的霸权思维、冷战思维、以邻为壑和孤立主义思维的正当性基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其具备强大传播影响力的思辨根基。

更为具体而言,当前的国际社会思潮当中,存在着一种刻薄呼吁、优待退出的行为偏好。所谓刻薄呼吁,就是不屑于对话和谈判,忽略任何高质量的双边或多边交流,认为这是成本过高或是做无用功的行为举措,以特朗普执政风格为代表的美国新外交战略,就是这种思维的窘迫展现。取而代之的则是优待退出,毫不考虑国家间交往的社会或共同体成本,动辄宣布退出与废止,动辄以战争和撤离为各类优先选项,从而根本上动摇了国际社会长期赖以维持的信任土壤。由此观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的确是拯救当前业已神话破灭的西方国际秩序及其背后话语的一剂醒世良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崛起中国与世界相处的话语桥梁

确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为的是我们能够更加以中国发展的现实和远景预期为基础,不断挖掘我们现有话语资源的广度,建立起联接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的话语桥梁。endprint

过去的百余年间,中国走过了一条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奋起直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开始大有作为的崛起腾飞之路。中国从世界曾经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开始坦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也从追随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转而向有所针对性地提出有中国内涵的国际秩序修正案,其核心内涵即是以中国自身的成功改革经验带动世界的积极变革,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努力追寻的中国梦为世界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观、亚洲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等主张,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中得以融合。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要“始终做国际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这一系列表述,确立了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心。

笔者以为,我们在开展对外传播的时候,必需特别强调“人民性”与人类命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以及当下在全球范围内兴盛的民粹主义思潮及其趋向。当前西方民粹主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转向,就是把原本归咎于执政精英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治理失败,转而嫁接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将西方式的民粹式不满、民粹式抗争和民粹式话语转移至对中国事务的描述之中去。当我们采用“民粹主义”(所指Populism)这一译法的时候,已经先验式地承认这种以民众为基础导向的社会思潮的负面特征,采纳了西方部分精英对于民众合理诉求的断然否定。事实上,所谓的Populism更多体现为民众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动力之中,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应该根据客观现实将其译作“平民主义”。④平民主义的表达称谓,对于我们开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具象化和贴切化。诚如前面所讨论的,共同体所能积极维系和运行的,正是民众之间的亲密氛围与安全渴求。西方新自由主义过去数十年所强调的全球化、个体化、流动化,已经造成了执政精英对于本国民众承诺的巨大赤字,跨国流动与资本全球化的现实是精英无需对本国民众加以负责,而只需对于外包群体(Outsource Group)加以驾驭,而这绝非打造命运共同体所要实现的初衷。⑤从这点来看,西方近些年的制度建设失败和民众愤懑氛围的不断加大,本质上是西方精英(政党)治理的失败。

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有持久影响力的对外传播高端平台

不同于其他大众社会的话语修辞及其说服策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思想深度与话语广度,这也就意味着在进行该项内容传播时,必须高度审慎于传播的主体及其目标对象,对于内容传播的方法、形式和媒介选项,都需要有所斟酌,絕不能一哄而上,泛泛地吹拉弹唱。要在深刻领悟学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精心打造若干高品质、可持续、具有广泛传播影响力的思想平台进行有的放矢的工作,影响西方乃至世界各国执政精英对于中国方案的理解与接受。习近平主席身先士卒,以大国首脑的身份在对外交往中不断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本身就是一个效果极好、影响力广泛的成功案例。

除了业已搭建的首脑高端交流平台、高端党际交流平台,以及各类型的高端人文交流平台,我们还可以继续大力支持以研究型大学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相结合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譬如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为主体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积极对接俄罗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论坛。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作为俱乐部论坛创始成员,自 2004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其年会,并参加由普京召集的内部精英论坛。在去年十九大召开期间,冯绍雷教授通过当面提问的方式请普京总统谈及他对于习近平主席本人和十九大的诸多感受,得到普京总统内容丰富、积极肯定的答复,形成了相当有力的国际舆论氛围,传播溢出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华东师大还接连承办了多场聚焦于中俄关系的小型瓦尔代论坛,吸引了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传媒与学术精英。围绕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将成为今年论坛的核心主题。笔者作为论坛的参与者和筹备者,精心设计相关议题和内容,这也是积极做好对俄传播、有效提升对俄传播质量与影响力的前期保证。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梦对外传播的路径、策略及其效果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CXW038)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②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陈茂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7页。

③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

④潘维:《信仰人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4页。

⑤霍克希尔德:《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朱钦芦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60页。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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