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应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P3)民俗风情，即民间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它是群体在长期生活中逐渐稳固下来的文化，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思想观念到衣食住行无不渗透出一方百姓的基本生活形态。《地之子》是台静农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中反映出大量的民俗风情，这不仅是作家写实手法的体现，也反映出二十年代一方百姓的生活常态。与台静农同时代的乡土作家诸如王鲁彦、许杰、彭家煌等，在作品里也不乏对故乡民俗风情的书写，可见民俗风情确实是作家联系文学与生活的一座桥梁，也是作家将现实生活上升为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角度。

民俗风情本身也包罗着人间百态，因而对民俗风情的描写使得作品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本文根据《地之子》文本内容，结合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的分类，将作品中的民俗风情分为以下三类：婚嫁习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具体到小说中，婚嫁习俗包括冲喜婚、转房婚、卖妻；民间信仰包括人死变成鬼、神灵执掌天命、善恶报应等；日常生活包括人名、乡音俗语、生产生活等。小说中大量的民俗风情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静农为何在《地之子》中大量地描写民俗风情？究其背后，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因素。

一、《地之子》与民俗风情遇合的原因

《地之子》中涉及的民俗风情十分丰富，作家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一方小镇上人们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而小说里这种民俗风情描写并非偶然。笔者认为，其形成的背后有着文学创作、文学潮流、作家经历的多重原因。

(一)民俗与文学存在必然的联系

首先，民俗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丰富性和生活性必然会引起作家的关注，从而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民俗风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存在的普遍性让作家很容易就地取材。“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2](P36)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学科，其本质即是人学。因此，民俗这种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自然会成为文学不可或缺的书写对象。

其次，相比于其他文化现象，民俗能成为文学的素材还具有它自身的优越性。民俗具有传统性，它为文学提供了众多文化历史线索，有助于揭示文化的特征，增加作品的历史厚重感。民俗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国家、民族，甚至具体地域之间，民俗风情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反映在文学中就使得作品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学对于地域性的探索，使得民俗也担此重任，成为文学追求独特性的因素，纵观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民族性和地方色彩常常成为标记他们的闪光点。例如《地之子》中，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茶馆，像《天二哥》中的刘家茶馆，《新坟》中的隆盛茶馆，可见茶为该地人们的日常饮用品。大别山地区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茶树生长，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产茶区，六安瓜片、霍山黄牙、舒城小兰花等茶类众多，茶叶十分常见。作品中的茶馆是该地区自然环境下的产物，显示出浓厚的皖西地方特色。此外，作品中提到的花生、稻子、竹子都是符合皖西地理环境生长条件的农作物与植物。

最后，文学是对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它和民俗在本质上存在相通性。一方面，民俗风情本身就是人们典型的日常生活。《地之子》中的十字街、油盐店、栅栏门、青石板，以及用纺车纺棉线，用扁担挑井水，夜里打梆子计时，都描绘了生动的民间生产生活场景；另一方面，其背后还包含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与生活哲学。如《天二哥》中人们认为酒是良药，可以治疗大小病，即使得了伤寒病，也只要半斤烧酒就可以祛除。同时还认为清尿可以解酒，喝醉了只需去尿池前舀两大碗清尿喝即可解酒。再如《新坟》中提到的人们对坟地风水的信仰，认为四太太家的不幸遭遇，原因在于坟地不好。此外，人们还相信在一些特殊时刻中，某些现象会有预示。如结婚时候点一对红蜡烛，烛光的明暗预示着新人的命运好坏。《拜堂》中，叔嫂拜堂时，烛光突然黯淡，人们的惊皇失措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总之，民俗风情与文学的结合既是对民俗的艺术性表述，也是文学在写实领域的多角度探索。

(二)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潮流使然

20世纪二十年代，鲁迅的小说创作开现代乡土小说风气之先，大批青年作家以各自极具乡土气息的小说登上文坛，形成一股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潮流。这些乡土作家纷纷从自己最熟悉的故乡取材，对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真实关照。据史料记载，台静农在1926年之前是不常写小说的，直到1926年冬，因《莽原》要继续发刊的问题，其在韦素园对当时文学形势的分析、劝说下才开始致力于小说的创作。“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很满意我的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3]可见，当时台静农身处乡土小说潮流之中，受到了直接影响。

《地之子》中的大部分篇幅是书写作者故乡人和事的乡土小说，作家通过对故乡民俗风情的描写来思考乡土中国的命运，批判封建农村的落后愚昧，这是作家的时代责任感使然。同时，极具特色的地方民俗风情描写，也代表了作家对故乡的思考，为作家在潮流之中找到一份自我归属感。例如小说中提到的冲喜婚是指男子或男子父母病重又久治不愈，通过让男子结婚达到驱邪消灾、冲走疾病的目的。细细揣摩《烛焰》中的一些细节，可知冲喜在当时乡民心中是神秘而伟大的事宜，且和正常的婚嫁形式一样喜庆、郑重。就在吴家少爷出殡之日，人们对冲喜没能使吴家少爷起死回生而感到诧异。伴随着吴家少爷已去，人们开始意识到翠儿姑娘刚结婚就沦为寡妇的可怜，却没有人从这悲惨的事实中看见冲喜的荒谬，只是无谓地叹息命运的不可挽回。这种目的与结果相悖，喜庆笼罩下的婚姻旧俗实在令人深思。

鲁迅作为二十年代乡土小说潮流的引领者，在运用民俗风情展现乡土这方面做了成功的典范。台静农师承鲁迅，深受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小说的民间色彩很强。鲁迅评价他“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4](P3)。

(三)台静农的民间立场和乡土情

除了文学与民俗的必然联系以及乡土小说文学潮流的外部推动之外，台静农小说里大量民俗风情的精细描写让人深感：若非深入民间，心念故乡百姓，是不可能有此饱含深情的杰作的。

联系台静农的早年经历便知，作者笔下村镇的原型就是其故土，即六安大别山腹地的叶集镇。台静农在这里入私塾读书，受到最初的启蒙，后在洋务运动影响下，小镇办起了一所由火神庙改造而成的明强小学，未名四杰都曾在这所小学学习。他们带头剪辫子，还把与学校并立的庙宇里的菩萨全都推倒砸烂，可见作者早就对故乡人们思想观念的封建愚昧深恶痛绝。这种长期生活的环境对台静农的影响也非一朝一夕，故而成年后的他把曾经耳濡目染的事物通过文学加工写入小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对于这一点，台静农在《地之子》“后记”中也说过：“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些乡土的语言。”[5](P223)我们把《地之子》中的每一篇联系起来，会发现作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地之子》中的乡土小说，实际是在叙述同一个小镇上人们的生死忧乐，描绘同一个小镇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吴老爹》一篇中我们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叫‘羊镇’。”[6]

作者成年后，隔着时空与文化上的距离重新审视时，这种对于故乡的爱与憎的交织，情感与理性的弥合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作者在远离故乡之后，内心怀有对故乡的思念与回忆；另一方面，在受过一定科学文化教育之后，他又能理性看待故乡的民俗风情。因而，《地之子》中对民俗风情的描绘，正是作家所处立场和所含乡情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地之子》中民俗风情描写的价值

(一)揭示文本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引起疗救的注意

《地之子》作为二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中要反映的不仅仅是故乡小镇当时的落后面貌。虽然文本中所透视出的大多是乡风陋俗，但是民俗风情的描写除了为小说提供了人物事件的背景，同时还会引发读者思考其表象背后的社会深层因素。“远古的经验就是乡土民众生活的法则，这是乡土中国的惯性。”[7]民俗风情的形成不是朝夕之事，人们对于它习以为常是长期历史发展积淀而成，乡村陋俗也并非只存在于作者的故乡，而是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广大中国农村之中。这样一来，文本中对民俗风情的描写就给作品增加了历史内涵，同时也突出了它的地域代表性，从而获得普遍的社会意义，引起疗救的注意。

例如《地之子》中，老百姓不仅相信鬼，同时相信神灵和天命。鬼是人死而变，而神灵则高高在上掌控着人的命运，生老病死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在《天二哥》一文中，面对天二哥的死，说书的吴六先生发出的议论是“你看，什么事都有一定的。你看，风波亭将星落下，五丈原八卦无灵，这都是玉皇大帝同着列位诸仙排定的棋势。你看，常言道：‘阎王要你三更去，谁能留你到五更？’”[8](P24)吴六先生口中的玉皇大帝和阎王都是天上的神灵，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人间一切原本是注定了的，所以天二哥的死也不足为奇。在其他篇目里台静农又多次提到神灵注定的命运。在《烛焰》中乡民讨论冲喜是否见效一事时，人们的议论是“唉，人的运气真不是玩的，什么事都是具有一定的安排啊！”[8](P13)在《吴老爹》中，对于少主人败家胡闹的行为，吴老爹劝慰少主母“少主人一定是这几年走混沌运，命里带的，也没有法子，什么时候运气转了就好了”[8](P39)。再如《蚯蚓们》中的李小不得已要卖掉妻儿时，其表现却是“终于，他想到这大概是命里定的，也只得顺从”[8](P67)。作品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提起命，这是他们长期安于天命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无能为力的自我安慰。

(二)塑造典型真实的人物形象，透视民族性格

由于以民俗风情作为支撑，打通了文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所以小说中构造的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每一类人物都有自身的代表性而不再是他自身。例如，以天二哥为代表的农村青年的形象，以得银的娘和四太太为代表的农村母亲形象，以翠儿姑娘为代表的年轻女性形象，以及以吴老爹为代表的农村老伙计形象等等。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被作者描写的故事主角，还是场景中露面的普通村民，他们几乎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姓名。如天二哥、烂腿老五、吴二疯子，汪三秃子、小柿子、萧二混子、吴老爹等。这些名字更像绰号，其中有些不乏带有戏谑调侃的味道。作者在处理这些人名时显然是从乡村现实情况出发加工而成的，一般来说，乡民们受教育水平很低，文化素质不高，这些名字不仅反映出乡民的身份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他们的文化心理。总之，《地之子》的人物不仅是作者虚构的艺术形象，也是广大乡村人物的真实写照。文学作品中的民俗“作为文艺的根，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它兼容了生活与文化的双重特征，储存了民族固有的意象信息，以此作为文艺创作源泉，可以显露所塑造人物形象深层的民族心态和性格”[9]。

(三)在固化僵死的乡村氛围中寄托乡情

《地之子》中民俗风情的描绘一方面批判了农村的封建落后，另一方面也饱含了作者对故乡乡情及广大农村劳动人民的无奈和同情。即使是对固化的乡村氛围的营造，作者也努力在民俗风情描写中挖掘一丝真情，为无力改变的大环境添上一抹人性色彩。作者对于人物的愚昧无知抱以无可奈何的理解，这是因为民俗风情所显示出来的固化僵死的乡村氛围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所能改变的，作者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长久以来的生活常态。天二哥临死之际，烂腿老五的陪伴；四太太凄惨死后筑起的新坟；汪大嫂拜堂时，作为中间人的乡亲妇人的热情和理解；李小卖妻后，给儿子的一串钱等，这些细节的设计无不表现了作者内心深沉的乡情。生活是艰辛、残酷的，但这乡土人情里，人心并没有完全湮灭，温情还有处可寻。这是作者的乡情在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民俗风情美好一面的肯定和憧憬，隐隐闪烁着作者对和谐乡土微弱的希望。

三、结语

《地之子》中的民俗风情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研究领域。无论从民俗学的角度，文学的角度，还是作家写作艺术以及寄托情感的角度，都有深厚的资源可供挖掘。民俗风情描写作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一个文学现象，其背后形成的原因以及价值，很值得我们思考。《地之子》作为20世纪前半叶的乡土小说精品，其民俗风情描写带有时代和地域的烙印，其中的恶风陋俗在中国已逐渐消失，保留下来的民俗风情在当今更多是积极的、有特色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对20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描写展开研究时，也许会对中国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产生更多元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