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春元

高 汤

少年时，喜读有“学问”的书。如果那书让我不住地查字典，那学问便大了。遇上些姿态炫耀、奇巧绚丽的句子，往往如私塾里的蒙童般摇头晃脑地咏读，还常常整段整段地抄录在本子上，放在枕边随时温习的。

书渐渐读得多了，才知道“中国文字的繁花似锦，最易迷惑勾引初学者”的。

鄙人所藏书籍数千册，如今能够放枕边温习的，算来不过三五本而已。其中便有一本汪曾祺先生的书。浅淡天真得儿童都能读的书，已经在枕边放了有许多年了。随手翻开哪一页，无论读过多少次的句子，再读依然有一种令人回味不尽的意味——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花东倒西歪。

一只乌龟，哈，下大雨，它出来了。昂起脑袋看雨，慢慢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是汪曾祺散文里的句子。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每天还要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写得好，很黑。

这是汪曾祺小说里的句子。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王安忆说，汪老小说最好读。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只感到汪老这等大巧若拙的文字功夫，施展得何等彻底！

汪曾祺自己说：“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就可以无憾了。”

汪曾祺自己不知道，这话就是某些大师们，也不容易达到的高度！“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汪曾祺在引用庄子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骄傲的。

读汪老，经常让我想起大厨做的高汤来。

高汤有多种。乌鸡甲鱼两样混炖较常见。炖高汤忌放葱姜等佐料的，以防夺味，但是必须加酒，以除荤腥。制做高汤需要许多道工序的，最后熬出来的是一碗明亮见底的清汤！

高汤的味道是极淡的，用“大味必淡”来形容高汤，再合适不过了。

吃高汤如读汪文，不是一般人能品出滋味来的。

那是美食家享有的口福！

孤独的甄如

四五十年前,在青州东关没有不知道甄如的。甄如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老婆和一大堆孩子也都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供应粮,在东关他成了一个苦难的符号。为了养家糊口,甄如什么都干——修脚、掌鞋、骟驴、阉猪、刻字、修表、刻钢笔、卖老鼠药……数都数不过来。那年月做什么买卖都犯法,甄如只能干这等营生,他把智慧转化为一种生存的小技能了。

我年轻时曾在东关住过两三年,跟他一条街,见面就多了。甄如一表人才,即使穷困潦倒,也显得干净、优雅、阳刚、高贵。他的灵魂里没有自卑,像是从人生深处走来,大多数时间都在沉默，在思索。有时他也侃侃而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甄如一街好人缘,却极少搭理我,我也极少搭理他。我们在用心灵交流,他有一种无形的魅力诱惑我,挟持我,让我不得安宁。

寒冬腊月,甄如穿得极单薄,瑟瑟地缩在墙根掌鞋。我站在他旁边很久很久,谁也不理谁。他知道我的存在,我知道他的存在,一街人都消失了,只有我们俩。这世间必然有一种无形的线,幽幽地牵在一个度上,让人互相沟通。总觉着他内心藏有一种精神,像珍珠,在蚌壳里。

他给人刻钢笔,都是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然后再刻上钢笔主人的名字。那天,我把我的钢笔递给他,他没有看我,匆匆刻上两行字,再用黄色蜡块一擦,送到我手上，是很古意的两行金色隶书。我眼前一亮,念出声来——

不是闲人闲不得

闲人不是等闲人

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彼此心领神会,互相都懂了。然后递上一毛钱,他从容地收下；再找我两分钱,我也从容地收下,并不多说一句话。这时只感到他有一种最深邃的痛楚和难以言喻的隐忍在心里。他是孤独的,我感觉到了他的孤独。

终于有一天,他让整座小城吃了一惊。远方来人费尽周折找到了他,接着风传甄如是“大右派”！是1957年逃避批斗先逃往东北然后再逃回东关老家的。

他妻子毅然丢掉工作陪他一起奔上逃亡之路……她是一个好女人，但是，他值得她这样。如果是我，也会的。

远方来人是给甄如平反来了。这以后，我对东关人一直心存敬意。知根知底的人自然有，大家却守口如瓶：不然，就是逃过了1957年，也逃不过“文革”一劫的。

我想对甄如说，钢笔上的这两行字，我在《小窗幽记》里读到了。甄如会马上补充道：作者是陈继儒。陈继儒，号媚公，明朝人。

但是，很遗憾，甄如平反不久便谢世了。

我泪流满面。

写作秘笈

曾经听过刘知侠的文学讲座。想不到写出《铁道游击队》的著名作家口才却很一般。啰嗦，还有点口吃。也许“文革”后刚刚解放出来的缘故，一些话还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就更觉无趣。就有一些人没听完便悄悄离去了。我是坚持到底的。因为刘知侠一开始就卖了个关子，说是他有个写作“秘笈”，讲到最后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一心想当作家，听了这话自然高兴极了，说不定一旦得了那“秘笈”，这作家就成了。

听刘知侠讲了一天课。记得是在安丘的一家礼堂里。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刘知侠的口才不仅不济，还实在没有讲出多少有新意的东西来，充其量是那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刘知侠。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全国高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指出：“50年代开始，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经过“一连串的批判运动之后，新中国文艺传统成了一片空白”。可想而知，从那个文艺荒漠中走出来的作家，你要求他们讲出点文学真谛，实在是强人所难。刘知侠那部《铁道游击队》，“文革”中在书店里都下了架，对文学，他还能讲些什么呢？令人欣喜的是，最后他果然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他的“写作秘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本子和一个铅笔头——大家都笑了。我却没有笑。若干年以后，就是这个“秘笈”，竟然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从那以后，我的口袋里也有了一个铅笔头和一个小本子，譬如一闪念的奇思异想、一种思想的突然开悟、一个细节的偶然捕捉、一位不识字的老头或老太的乡言村语……我的许多作品多是来自它们，而且绝少与人雷同。因为，它是生活特有的馈赠。

刘知侠先生是1991年去世的，享年74岁。

见到过许多作家，刘知侠先生格外让人怀念。

读 友

那天文友聚会,陈沛出了个题目：谈谈为什么要写作。大家都谈了,各有各的因由,兴致都很高。剑评最简单,只三个字:我喜欢！我也谈了。鄙人作文追求简约,说话却极啰嗦。说来说去,竟然不外剑评那三个字：我喜欢。首先喜欢读书，然后喜欢上写作的。曾经写过《我是一个发烧友》的小文，说的也不过这意思。

说着写作，不由想起几位读书的朋友来。

写作有文友，饮酒有酒友，旅游有驴友，因读书结交的朋友呢，我称作“读友”。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不幸被我们这辈人摊上了，却偏偏喜欢读书，可读的书却极少，还要冒风险。遇到一本好书，经常是你读完偷偷传给我，我读完偷偷递给他，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

那时候读书的目的非常纯粹，纯粹得令人感动。

后来有的读友渐渐读得少了，都忙呢，忙家庭，忙生计……不过有了一些书卷打底子，即使清贫，也不会丢了做人的身份的。

却有一位读友始终如一地读。已经大半辈子过去了，不改初衷。后来我的业余时间被写作占去了，就是读些书，多是为写作吸收“营养”的。他却不写。就是写，也是留给自己看的，从不示人。他仍然是纯粹的读书人。读书已是生命中必须的一部分，就像空气和水。

过去是不断见面的，见面自然谈读书。岁数大了，见面也少了,偶尔聚首，竟也不大谈读书了：闲闲地坐着,心已经交流了。

在他面前,经常自惭形秽。他读书，还喜欢旅游,国内国外都去,那游记是写得极好的。我说拿出来发表了吧,明知会被拒绝的,说了就后悔了。他是真正把世事参透了,在浮华人生中,已经望断了名利二字背后的虚无。

腹有万卷诗书,过着庸常人的日子,有着庸常人不可企及的人生境界：白水清风、冰雪聪颖、养性修身、淡泊宁静……说着他，已有阵阵书香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