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别怪我老是显摆自吹，我这辈子大概混出了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未必像样的学者、未必不像样的作家。无须说，其中翻译匠的名声最大，影响好像也不小。译的书呢，大大小小厚厚薄薄花花绿绿加起来有八十本了，这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村上春树的，计42本。于是有网友戏称拙译为“林家铺子”，我也每每因此乐不可支。

不过，乐不起来的时候也是有的。至少自2008年以来，村上新作接连与“林家铺子”无缘。打个有失斯文的比方吧，就好像自己正闷头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碗“味千拉面”，忽然这碗面被人一把端走，致使我目瞪口呆地面对空荡荡的桌面，手中的筷子不知就那么举着好还是放下好，嘴巴不知就那么张着好还是姑且闭上好。这倒也罢了，还要在饥肠辘辘中不得不忍受种种冷嘲热讽。而今，这碗“味千拉面”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端回摆在我的面前！说得夸张些，十年所有的日子仿佛就是为了等候这一时刻。

这碗“味千拉面”，就是村上的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去年的5月4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洪副社长特意从上海飞来青岛，当面告知译文社以势在必得的雄心一路斩关夺隘，终于以“天价”险获《刺杀骑士团长》的大陆版权。当然更关键的是出版社决定请我翻译。“睽违十载，‘译文’东山再起，林译重出江湖。”——吴洪兄似乎连广告词都拟了出来。此举正中下怀，这正是我十几年来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场景。说起来，我这人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既不能从政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又不能从军带甲百万醉卧沙场，更不能从商腰缠万贯造福一方，只能在摇唇鼓舌当教书匠之余玩弄咬文嚼字这个雕虫小技。表现在翻译上，恰好碰上了与村上春树这个文字风格相近或者说文字投缘的日本作家。这在结果上——休怪我总是自吹自擂——有可能不仅仅是“林家铺子”一家之幸，而且是读者之幸、村上文学之幸以至文学翻译事业之幸。或谓百花齐放有什么不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文学翻译而言，有时则未必好到哪里去。这是因为，文学译作是作者之作和译者之译一见钟情或两情相悦的产物。按余光中的说法，“翻译如婚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个译者遇上正合脾性的作者，或一个作者遇上正合脾性的译者，未尝不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这种几率，借用村上式的比喻，堪比百分之百的男孩在人海中碰上了百分之百的女孩，实乃偶然中的偶然。

说来可能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人家村上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写的也都是城里人、城市题材，这部《刺杀骑士团长》更是如此；而我是道道地地的乡下人，进了城也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返回乡下。这本《刺杀骑士团长》的绝大部分就是我去年夏天7月初回乡躲进村头一座农家院落“闭关”翻译的。而且有不少是我趴在土炕矮脚桌上翻译的。诸位城里人可能有所不知，东北昔日乡民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如今，孩子进城或上学或务工或嫁人，横竖不回来了，老婆进城看孩子的孩子也不回来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老农只好把牛卖给麦当劳，把地“流转”给吃不惯麦当劳的远房亲戚，也随后进城了。房子呢，连同热炕头外加院子园子卖给了我。说实话，可把我乐坏了，乐的程度说不定仅次于捞得《刺杀骑士团长》的翻译任务。

房子坐落在镇郊村庄的村头，西村头。村头再往西走二里多地，就是我近半个世纪前就读的初中母校，往东走不出一里，就是镇里的老街，即当年人民公社机关和供销社的所在地。也就是说，当年我上初中期间去供销社买书和后来在生产大队（村）当民兵连长去公社开会，都要经过这个村头。而几十年过后的现在，我在村头翻译村上，当年的民兵连长在此“刺杀骑士团长”——幽默？荒诞？命运的偶然或不确定性？

作为时间的安排，五点到五点半之间起床，六点或六点半开工，中午小睡一个小时，晚间十一点前后收笔歇息。每天慢则译十页，稿纸上得五千言；快则译二十页，得万言上下。平均每天大约译7500字左右。实不相瞒，译7500字并不很难，难的是写7500字。连写十天之后，胳膊痛，手腕痛，手指痛。握笔的大拇指和承重的小拇指尤其痛。告诉了出版社，出版社马上要寄止痛药来。我谢绝了。灵机一动，去院子里拔草，拔了二三十分钟，也许受力部位不同的关系，疼痛大为减轻。喏，幸好是在乡下，在城里如何是好？毁坏草坪不成？如此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在9月中旬的一天清晨终于全部完工。手写稿纸1600多页，近50万言，前后历时85天。译罢最后一行，掷笔“出关”。但见晴空丽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粲然生辉，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再次借用村上君的说法，心情好得就像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糕。

或问译得这么快，会不会不认真？那可不会。虽说我一向鼓吹审美忠实，但在语义语法层面也还是如履薄冰。在此前提下分外看重文体，尤其文体的节奏和韵味。舍此，无非翻译一个故事罢了——花天价版权费单单买一个故事，值得吗？肯定不值得。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或文体，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就可能给中国文学语言的艺术表达带来新的可能性、启示性。果真如此，那么花多少钱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一般翻译转述内容或故事，而非一般翻译则重构文体和美。体悟文体之美，说到底，这也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乐趣所在，否则翻译这件事岂不活活成了苦役？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哪怕译得再好，所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的语言转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并无精确秩序可循——理解性无秩序；其二，文学语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义横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核心，而对审美意蕴的把握和再现更是因人而异——审美性无秩序。据村上春树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的说法，“翻译这东西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姑且’置换成另一种语言，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工作的根本概念。”既要取舍，势必需改变原文秩序，百分之百等值翻译也就成了问号。不妨说，文学翻译的最大特点恐怕就在于它的模糊性、无秩序性和不确定性。

且以“にっこり”(smile)的汉译为例。辞典确定性释义为“微笑”，但在翻译实践中则有无数的选项：微微一笑/轻轻一笑/浅浅一笑/淡淡一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妩媚地一笑/动人地一笑/好看地一笑，或者笑眯眯/笑吟吟/笑盈盈/笑嘻嘻等等。甚至嘻皮笑脸亦可偶一为之。而另一方面，特定语境中的最佳选项则唯此一个。译者的任务，即是找出那个唯一，那个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通过几数个百分之一向“百分之百”逼近。问题是，再逼近也很难精准抵达。换言之，翻译永远在路上。

再者，村上文学在中国、在汉语世界中的第二次生命是汉语赋予的。所以严格说来，它已不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或日语语境中的村上文学，而是作为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或者不妨也可以这样说，村上原作是第一文本，中文译作是第二文本，受众过程是第三文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转化当中，源语信息必然有所变异或流失，同时又有新的信息融入进来——原作文本在得失之间获得再生或新生。

最后我要向乡间房前屋后的树们花们致以谢意。南窗有一株杏树，北窗正对着两棵海棠。7月初刚来的时候，杏才小拇指般大小，羞答答地躲在绿叶里，要像查辞典那样查找才能找到；海棠就更小了，圆圆的小脑袋拖着细细的小尾巴在枝叶间探头探脑，活像脑海里赶来代替日语的一串串汉语字眼。及至翻译过半，南窗不时传来熟杏落地的“啪哒”声，平添缱绻而安谧的秋思。北窗成熟的海棠果往往让人联想到小说中漂亮的秋川姑母，催生纯粹属于审美意义上的激情。如此之间，蓦然回神，那南北树下的野菊花已经不动声色地绽开星星般的小脸——秋天到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果然，书译完了。人生快事，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