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兵 沙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99)

隐喻是修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又称暗喻，构成方式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不用喻词‘如’、‘像’之类，而是用‘是’、‘成为’等动词来联系，有时连动词也不用”(《汉语大词典》)。然而继西方学者莱考夫(Lakoff)等人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出版之后，隐喻的认知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隐喻的作用越发凸显。隐喻“不单单是语言的一种美化手段，而是人类借助语言而普遍使用的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造过程”[2]66。隐喻是一种认知系统，它无处不在，存在于人们日常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花儿”是歌者的心上话，是出门人的歌。“花儿”是书写大西北人喜怒哀乐的音符，是他们情感的寄托，是他们心灵的慰藉。“花儿”修辞文本中有许多精彩的比兴，透过“花儿”的修辞文本，可以深层次地感知歌唱者内心的苦悲、凄凉、欢欣与惆怅等。据笔者整理，“花儿”修辞文本的隐喻认知主要表现为：借比兴隐喻、借物象隐喻、借情景意境隐喻三种主要的类型。下面，笔者以“花儿”的不同类型为例，阐释“花儿”的隐喻认知。

一、本子“花儿”的隐喻认知阐释

所谓“本子花儿”，又称“本子花”，是指以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等为“从体”，引出歌唱“主体”的一类“花儿”的总称。“本子花儿”在“花儿”中占很大的比例。“本子花儿”涉及的故事主要出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白蛇传》《孟姜女》《杨家将演义》《施公案》《封神榜》等。关于“本子花儿”的艺术价值，“花儿”研究界见仁见智，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著名“花儿”专家郗慧民先生认为：“名为‘本子花’，其实并不是以表现故事为目的的，故事只不过被当成引出‘主体’的引子罢了……这类‘花儿’作为临夏“花儿”的一支，其数量是不小的，只是由于它们的文学价值不大。”[3]18他指出：“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整个‘本子花’类型的构思是不足为训的。”[3]19笔者不敢苟同郗先生之说。相反，笔者认为此类“花儿”的文学价值不低，“本子花儿”应该是施喻者(歌者)有意为之，或者是施喻者在特定环境下某种特定认知心理的投射。

隐喻是“一种心理映射，是人们将对此事物的认知映射到彼事物上，形成了始源域向目标域的跨越。隐喻的心理映射可能牵涉到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内在特性的关联，也可能牵涉到两者兼而有之的关系”[2]66。“本子花儿”通常借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起兴，旨在引起“所咏之物”，而起兴之物与“所咏之物”之间的内在特性具有关联性。即使“本子花儿”中某些“所咏之物”是隐性的或者潜性的，也同样可以从中找到两种事物之间内在的关联性。施喻者构建及使用隐喻，“是出于表达自己个体内心诸种思想、观点、判断和情感的需要，往往是凭借自己个人的世界知识、对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记忆等个体要素来建构隐喻”[2]95。众所周知，“花儿”演唱的方式或为独吟，或为对歌，或为合唱。对歌的形式较为常见且灵活多样。对歌最常见的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歌的双方未曾谋面，双方隔山或隔河放声对唱，你方唱罢，我再对唱；二是歌者彼此会面，两人站在几步开外，互相赛歌，通常引来众人围观；三是两个甚至多个团体之间互相对垒，每个团体各派出一位或多位选手歌唱，团体中的为首者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即兴编创歌词。对歌时，若其中一方因“词穷”而无法接唱，便视为失败，经常会遭到胜利方的调侃、揶揄或者奚落。对歌双方多以异性为主。因此，对歌双方尤其是男性歌手，为了给对方女性歌手留下较好的印象，通常会避免粗俗的语词，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一则试图讨取女歌手欢心，二则企图置对方于败地。于是，“本子花儿”常常是对歌双方“叫阵”的关键，歌者(施喻者)常常通过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或者民间传说来建构隐喻。

例如：“身穿龙袍的穆桂英，头戴了六郎的孝了；穆桂英想起了杨宗保，越想着越睡不着觉了。”在这首“本子花儿”中，歌者诉说杨宗保战死沙场之后，他的妻子穆桂英为其头戴白孝，因为思念，夜不能寐。尽管“花儿”中未出现本我，但是可以感知到隐性的“我”，潜性的歌者自我。这首“花儿”表面上歌唱穆桂英因为思念逝去的心上人，实则诉说“我”因为思念心中的“花儿”，梦牵魂绕，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言在此而意在彼，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是歌者有意建构的隐喻。

又如：“周瑜的八卦孔明的计，草船上借了箭了；心里的疙瘩山你上去，吃药者再不能散了。”郗慧民先生认为这首“花儿”在处理主、从体关系上，“同侧重于形式的普通兴式‘花儿’完全相同，也是除了押韵之外再无其他关系”[3]19。实则不然。这首“花儿”以诸葛亮草船借箭等起兴。诸葛亮草船借箭后，曹操因中计而愤怒；周瑜因暗算被挫败而切齿。曹操、周瑜心中的块垒难以消解。“心里的疙瘩山你上去”，语言新颖而独特，既属于隐喻的修辞手法，又属于隐喻的认知体系。恰如曹操、周瑜心中块垒郁结似山，歌者(施喻者)因某事同样胸中郁结气愤或者愁闷，堆积如山，纵使吃药也无法使其消散。任何隐喻都“隐含着施喻者对某一特定事物的一种认知心理阐释，是自己对某一特定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心理投射”[2]91。此处歌者(施喻者)通过对草船借箭后曹操、周瑜的认知心理阐释，表现歌者(施喻者)自我内心的苦痛，将自我的苦痛投射在这一特定的客观事物之上，言有尽而意无穷。

又如：“灞陵桥送别的奸曹操，大红的袍，关公的刀尖上挑了；我待你多好的天知道，千日的好，你拿了一笤帚扫了。”隐喻主要基于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及同构性。这首“花儿”歌者(施喻者)用曹操与关羽的故事来起兴。关羽是曹操最欣赏的人之一，曹操想方设法满足关羽的愿望，厚待关羽，力图用真心感化关羽，渴望关羽能追随自己，但是关羽心念刘备，无意滞留曹营。曹操知关羽去意已决，便率众亲自赠别，至霸陵桥，并以锦袍赠关羽。关羽恐曹操有诈，用刀尖挑锦袍，遂扬长而去。歌者(施喻者)认为曹操、关羽的故事和自己的境遇具有相似性。歌者(施喻者)对自己心中的“花儿”疼爱有加，无微不至。“我待你多好的天知道”意思是“苍天知道我对待你有多么好”，但是这“千日的好”，“花儿”丝毫不珍惜，辜负了歌者一腔的热情和满心的付出。“你拿了一笤帚扫了”，意为“花儿”将自己的“好”忘得一干二净。渲染出“落花有情，流水无意”的爱情窘境。“如果说隐喻是以相似性为其基石的，那么我们在此可以说，这种相似性是一种感悟的相似性，是施喻者自己对这种联结始源域与目标域两者关系的相似性的一种洞察和感悟的呈露。”[2]105通过这则“花儿”，可以感悟到歌者(施喻者)无法追寻到真爱的内心苦楚，体会到歌者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或者被“背叛”后，歌者(施喻者)内心的愤懑与苦悲。

再如：“杨二郎骑的土黄马，回来在时黄土坡站下；受人数落挨人的骂，寒心着成了个泪蜡。”杨二郎即杨延定，足智多谋，追随父亲杨业扫北，英勇骁战，屡立战功，被封为“义勇侯”。金沙滩一战，杨二郎因救兄心切，冲入辽营，被大批辽兵包围，最终寡不敌众，马腿遭砍断，人仰马翻，辽兵千军人马将其踩踏而死。在此之前，杨二郎曾因一事被人误解，遭众人数落、嘲讽。王炳社先生在其《音乐隐喻学》一书中指出：“音乐实际上是由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到音乐艺术的演变，随着音乐思维对象的具体化，音乐思维的内涵性也就不断模糊化或隐蔽化，从而形成隐喻意象。”[4]198这首“花儿”表面是歌唱杨二郎的故事，言在此而意在彼，以他人之不幸，唱自我之愁怀。由于两者事物间的关联性和相似性特征，可以感悟到歌者(施喻者)因某事被他人误解后内心的苦痛。“寒心着成了个泪蜡”，“泪蜡”即“流泪的蜡烛”，以蜡烛隐喻，由蜡烛的“替人垂泪到天明”，联及自身的心寒，构思新颖而别致。

再如：“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听，知音人，活象是同胞的弟兄；话没有箭头射烂了心，从前好，这如今反成了仇人。”施喻者借助两种事物内在的相似性或同构性营造特定的情景，进而将内在的情感投射在特定的事物上，受喻者“需要尽可能地进行隐喻解读的认知主体自洽，经过连接、冲洗和合流这一认知的流程，达到经验与经验的交融、视域与视域的复合、感悟与感悟的交汇、想象与想象的聚合，最后达致共同感”[2]199。这首“花儿”借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起兴。俞伯牙奏“高山流水”，唯钟子期懂之，二人相见恨晚，视为知己，拜为兄弟。钟子期死，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从此终生不再鼓琴。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从前好，这如今反成了仇人”，其原因是“话没箭头射烂了心”。“话”恰如没有箭头的箭，射烂了对方的心；“话”之箭，尽管没有箭头，但仍然将对方的心射烂。这与“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有同样的表达功能。歌者(施喻者)以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间情深意笃的故事，渴望与自己的朋友也拥有那样的情谊，然而现实中二人却反目成仇，凸显出歌者内心的失落、惆怅、悔恨等复杂的情感。

“音乐思维的流程主要可以归纳为：比较与类比→联想与想象→意象与象征。”“音乐家通过类比思维，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的有关素材将得到整体化重组，为进一步形成音乐整体、构成音乐隐喻、揭示音乐主题打下坚实基础。”[4]185由以上举例可知，“本子花儿”借比兴隐喻、物象隐喻和情景隐喻，通过系列隐喻，旨在建构隐喻话语和文本，书写内心的苦闷与哀怨，借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浇内心之块垒。可见，“本子花儿”的文学价值并非“不大”，相反其文学价值极高；其“构思类型”并不是“不足为训”，而是匠心独具、有意为之。

二、爱情“花儿”的隐喻阐释

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花儿”中也不例外。爱情“花儿”是“花儿”的主体，其充满了隐喻认知，如“牡丹”是“花儿”中的一个经典意象，其中包含诸多隐喻文化。[5]“花儿”在情感与欲望之间，书写着率直的性情，真挚的情感，悲恸的情怀。众所周知，文学注重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非一味赤裸或直白的情感宣泄，尽管“花儿”中歌者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依然非常注重“花儿”修辞文本的建构，透过“花儿”修辞文本的言语组合，可以感知到其中蕴含的隐喻文化。

例如：“青石头崖上的鸳鸯楼，手扶了栏杆着点头；尕妹是阿哥的护心油，千思万想的难丢。”中国文化中“鸳鸯”是爱情的象征，这首“花儿”首先以“鸳鸯楼”起兴，接着用“护心油”喻指尕妹。“护心油”是指保护人心脏的脂肪，据现代医学研究，人类的心脏四周附着着一定的保护层，保护层被称作“心包”，“心包”一般由纤维和浆膜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心包”腔内有少量具有润滑作用的浆液，其主要作用是减少心脏跳动时的摩擦。换言之，包含有一定脂肪的“心包”对人的心脏具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民间将含有脂肪的“心包”叫做“护心油”。“护心油”不仅对心脏有重要的作用，对生命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歌者(施喻者)以“护心油”隐喻尕妹，旨在表明尕妹在自己的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维系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经过“千思万想”，依旧无法割舍尕妹。此首“花儿”隐喻愿与尕妹为一对鸳鸯，朝夕相伴，永不离弃。与“护心油”表达功能相似者，又如“心肝花”。“心肝花”是指人生命赖以存活的“心”和“肝”等，“花儿”中有：“日头落了实落了，长蛇在崖上过了；指甲连肉心上疼，心肝花你扒上走了。”其中“指甲连肉心上疼”，表示指甲和肉相连，指甲断裂，心中自然会揪心地疼。“心”和“肝”是人得以存活的重要器官，一旦被摘除，人定将必死无疑。歌者(施喻者)用“心肝花”施喻，将“心上人”的离去比作被扒走“心肝花”，令人痛不欲生，将“执手相看泪眼”的伤痛描写得感同身受，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的伤痛隐喻得凄凉悲凉。

又如，“尕妹好比是大桃杏，摘不上，它长者树尖上了；尕妹好比是清泉水，喝不上，渴死者泉眼上了。”“花儿”中有许多对性和性爱的隐喻。[6]歌者(施喻者)长期处于性和性爱的缺失状态，但是他们不方便将这种感受赤裸裸或者直白地表达，于是便以隐喻的方式言说着心中之痛。这首“花儿”中歌者(施喻者)将尕妹喻为“清泉水”，苦苦追寻，可无法拥有或者得到“清泉水”，最终渴死在“泉眼”。“泉眼”实际上是对女性生殖器的隐喻，隐喻无法得到内心渴望的性爱及歌者苦闷并压抑的内心。关于此类隐喻，阿进录在《“牡丹”——一个“花儿”意象的文化分析》中已做过详细的论述[5]，可以参看，此处不再赘述。

又如：“手镯子，银丝缠，姐问小郎缠几年，葛条上树缠到老，石板搭桥永不烂。”施喻者使用隐喻“往往也是抓住了所表达事物的某一突显特征，使得受喻者能够解读隐喻的真正含义，并获致自己所理解的隐喻与施喻者意欲表达的隐喻两者之间的互动。”[2]188这首“花儿”中“姐”不自信地问“小郎”，打算相处多久？“小郎”用“葛条缠树”“石板搭桥”隐喻，“葛条缠树到老”“石板搭桥不烂”，意在表示对“姐”的心意到老不变，至死不渝。通过建构隐喻文本，抓住“到老”“永不烂”这两个显著的特征，使对方明白自己的忠心，表明自己忠贞的爱情立场。

再如：“越望小郎心越愁，盼的捻子烧完油，肠子拧成灯捻子，再拿眼泪当清油。”[7]“花儿”望着“小郎”心中惆怅伤悲，或许天亮之后，两人就要别离，各奔东西。此刻，“花儿”盼望着灯捻烧完油耗尽，将自己的肠子拧成灯捻子，用自己的眼泪当作灯油，为“小郎”照明。这首“花儿”依据“肠子”“灯捻子”，“眼泪”“清油”之间的相似性构建隐喻，歌者(施喻者)隐喻自己渴望始终陪伴在“小郎”的身边，不愿意与“小郎”分别，为了“小郎”，纵然燃尽肠子，耗干眼泪，自己也心甘情愿，可以视为一种爱情的绝唱。此类隐喻的方式在爱情“花儿”中非常多见。

三、时政“花儿”的隐喻阐释

“花儿”是歌者“心上的话”，承载着歌者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除爱情“花儿”外，“花儿”中还包含许多时政“花儿”。所谓时政“花儿”，是指“花儿”的内容侧重政治生活，表达普通民众对现实政治诉求及关心等。此类“花儿”大多直陈其事，但是也有部分采用隐喻的认知方式建构修辞文本。

例如：“南飞的大雁回来了，咕噜噜叫，黄河的沙滩上卧了；台湾和祖国离不了，儿离了娘，龙离了大海的水了。”“鸿雁南飞”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意象，喻指“(游子)回家”。“花儿”中以“大雁归来”起兴，隐喻“台湾”与“祖国大陆”，其关系恰如“儿”与“娘”“龙”与“大海的水”，他们之间唇齿相依、无法割舍。然而现实却是“儿离了娘”“龙离了大海的水”，歌者(施喻者)以鸿雁南飞归来，窝在黄河的沙滩上，悠闲地咕噜噜叫的样子，营造出一副温馨而暖人的情景，通过情景隐喻，大雁尚且知道“回家”，台湾也应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又如：“铁青的骡子枣红马，鞭声儿脆，你看那尕马儿的跑法！新编的‘花儿’用车拉，唱不完，拴住个日头了唱吧！”诗言志，歌为心声。此首“花儿”通过描写“铁青的骡子”和“枣红马”轻健的跑法和悦耳的鞭子声，营造出一种欢乐愉快的情景。歌者(施喻者)借助情景隐喻，如今农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了殷实的生活，新编的“花儿”多得用车子拉，永远唱不完。其中“拴住个日头了唱吧”，农民放声高歌赞美好时代、感恩好政策、享受好生活，渴望把太阳拴住，让白天永驻，尽情地歌唱，幸福与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隐喻党的好政策让百姓受益无穷。

再如：“山高高不过太子山，川平平不过唐王川；水清清不过药水泉，尕姑舅亲呀，解放军是幸福的靠山。”这首“花儿”以赋的笔法直陈“山高高不过太子山，川平平不过唐王川，水清清不过药水泉”，以科学的视角审之，其未必正确，但是从文学角度视之，这是为下文铺垫，有意埋下伏笔，即“人亲亲不过解放军”。“解放军是幸福的靠山”，既是隐喻的修辞手法，又是隐喻的认知，解放军让老百姓当家做主，解放军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解放军让老百姓拥有了安全感，解放军是老百姓坚实的靠山。“尕姑舅亲呀”，隐喻解放军如同自己的姑表兄妹，流淌着相同的血液，情深似海，这种幸福的歌唱发自内心。

综上可见，一部优秀的“花儿”作品是一部隐喻著作，其中的隐喻文化需要接受者认真梳理，耐心解读。隐喻及其意义的解读“是一种视域的融合过程，需要受喻者的视域与施喻者的视域的合流。”“若受喻者的视域难以进入到施喻者的视域，施喻者在使用隐喻时所具备的心理视域就难以被受喻者所掌握，受喻者因而也就难以知晓施喻者的真实想法，隐喻所隐含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完全被受喻者所体悟。”[2]204个别学者认为“本子花儿”及时政“花儿”的价值不高，研究时只关注爱情“花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受喻者的视域未能与施喻者的视域合流，换句话说，受喻者未能进入施喻者的视域。因此，解读“花儿”的修辞文本，需要置身于“花儿”演唱的背景下，了解歌者演唱每一首“花儿”的文化背景，试图走进歌者(施喻者)的视域，如此，方能接近“花儿”表达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