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亚丽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经济合作绝不仅限于经济的层面，它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内涵也会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字作为语言最直观显像的工具，通常会体现出诸多的深意，尤其是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上，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利益关系全部浮现出来，所以研究国家的语言政策就等于是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关系、文化价值和社会取向。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他们均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各国内部的语言政策反映并决定着国情与社情，“一带一路”建设要想顺利推进，就要深入地研究五国的语言政策。

1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变迁

苏联时期，中亚五国是苏联同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语言基本上采取的是俄罗斯化政策。俄语被规定为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推广俄语。1989年，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先后颁布了本国的语言法，宣布本民族的语言成为国语，俄语成为族际交际语，即使在1991年，苏维埃联邦政府颁布了《苏联各民族语言法》，宣布俄语是国语，也没能对中亚五国发生实质上的影响。这样的语言政策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后更加明显。每个国家都急于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中亚五国甚至将通晓国语作为竞选总统的必须条件之一。

在这些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因此变得前景黯淡，不得不大量的迁出中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1991—1996年，有超过两百万的人口迁出哈萨克斯坦。这对俄罗斯族人比重极大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得不重新修订宪法中关于语言的条款。将本民族的语言和俄语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去使用。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俄罗斯族人的比重本来就小，所以迁出的行为让俄语的地位越来越低，无论是法律中的规定还是学校的教育已经将其完全边缘化了。

2006年之后，中亚国家整体的语言政策显现出激进化的特点。哈萨克斯坦在所有的国际合约、法律文书和官方文件中要求扩大哈语的使用范围，2010年之后，在哈萨克斯坦上映的电影也全部翻译成哈语，1997年制定的双语同等使用规定完全被推翻。人们对于这样的法案有着诸多的不满，力主俄语和废除俄语的两股势力针锋相对，语言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塔吉克斯坦在2009年直接剥夺了俄语的所有地位，无论是书面用语还是口头用语，一律使用哈语，否则会受到严重的惩罚。直到2011年，才允许俄语出现在某些司法活动中。其他三国相比来说，做法温和了许多，虽然中间也为争取国语的地位略有起伏，但总体来说还是保留了双语。

综上可见，中亚五国在独立后的20余年的时间里，主体民族语言——国语的地位日渐牢固，无论在行政文件上还是法律制度中，均有着坚实的保障。俄语的地位则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

2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带来的影响

2.1 语言政策服务于政治

苏联未解体之前，俄语被认定为中亚五国的官方语言，非俄罗斯语言的本民族语言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已经悄然变化，这为独立后实施新的语言政策铺垫了重要的基础。本民族的语言成为主体语言的过程中，相关的语言法律也制定颁布，如1989年哈萨克斯坦颁布的《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其中将乌兹别克语定为国家官方语言,此后的20余年间，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一直有所调整，但都是围绕着将本民族语言定为第一国语的方向修订的，语言上的“去俄化”在政治意义上已然非常明确，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存在的国家，中亚五国需要扮演更加重要且完整的国际角色。

2.2 语言政策影响经社文稳定

本国的主体语言一旦确立，在经济建设、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就会呈现出新的局面。例如中亚五国聚集了大量的俄罗斯人，本国的语言确立后，曾经以俄语为官方用语的他们必须重新学习语言。大多数人因此产生消极甚至抵触的情绪，强烈要求将俄语和主体民族的语言共同定为国语。这些国家即使认同大批俄罗斯人的意见，也不会落实于实际工作中。因为那就意味着对本民族、本国语言的伤害，进而动摇已经确立的政权。这就使得国内存在两股甚至多股激烈冲撞的势力，民族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就会产生内部歧视或外部移民的现象。最显而易见的是政府行政主体部门难觅外族人的身影，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掌握新的语言，很难获得职位或是得到晋升，必然会被排挤出去，整个社会的就业环境都会变得恶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亚地区的族际紧张关系。而大量活跃的社会精英和庞大劳动力的转移，也会造成五国内部的人力资源短缺，影响经济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2.3 语言政策调整国际关系

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俄语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中亚五国对待俄语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中亚各国纷纷采取的“去俄语化”的语言政策，实际上反应出在中亚五国的认知中，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强国的唯一代表，这就使得俄罗斯对于中亚五国采取了一种既不过分亲热也不过于冷落的微妙交往方式。近年来，随着贸易活动的频繁，再加之俄罗斯族人在中亚五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关系有所回暖，但是作为风向标，语言政策的运用仍然充分体现着国与国之间的整体关系。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发展策略

3.1 深入国别调研，针对国情决策

国家的语言规划应该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国家发展实际，开展科学的语言规划，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发展提供服务与保障，理应成为国家颁布语言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倡议，依靠的是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多双边机制打造的行之有效的合作平台。它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无论强弱大小，均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合作必然是建立在语言可以沟通的基础上。我国和中亚五国同为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政策反映了各自的国情，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各国现行的语言政策也正是我们进行语言政策研究的基点，可以帮助国与国之间更好的了解、预判和处理在“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到语言政策的问题，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另外，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的越来越密切，应该在现行的语言政策基础上，以年龄、学历、民族等划分出不同的人群，合理使用各种中亚语言，在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深入推进文化和学术的交流，让语言政策也成为了解国情社情的一个渠道，让语言政策成为社情民意谋士，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合作与交流才会更加顺畅。

3.2 统筹安排合作，稳步提升质量

中亚各国独立后至今推行的语言政策，可以发现从独立前后至今，语言政策的制定往往只顾眼前需要，而未能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战略高度进行全面统筹和长远规划，导致各国的语言政策均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次调整，随意性较大。

“一带一路”的实施等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互为合作、互相服务的关系。语言服务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是由行为的主体人发起的，一种运用语言进行的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现了各个产业的外延，也是对一系列语言方针政策在现实中的实践反应。简而言之，语言服务着眼于宏观、落实于微观，着眼于产业、落实于职业，着眼于政策、落实于经济。所以也有人将语言的服务看作是政治服务、经济服务、文化服务的“先遣队”。

中亚各国进入到“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体后，必然要进行深度的交流，语言作为最直接的服务载体要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这就又对服务的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知道语言的使用在特殊的场合有着特殊的作用，同样的词汇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如果没有一个高质量的语言服务，语言的交流可能会产生歧义，甚至会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所以站在国家层面统筹规划是必要和需要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规范统一的国家语言服务标准去进行人才的培训，从人才观和语言观两个方面扶持各类合作企业的发展，也反过来鼓励了各国高校设立语言服务专业，提供专业和高质量的语言服务，促进语言服务质量系统的提高。

3.3 谋划人才培养，全面切实开展

“一带一路”的实施必然是长期与深度的，而我国的中亚语种人才培养现状和实际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对于全景式、前景式的经济合作体达成是一个客观的障碍。我国除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了中亚语言课程，其他语言高校都没有开设相应的专业，一些民族学院开设的语言专业更倾向于文学性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用武之处不明显，所以，国内既懂专业知识又懂中亚历史、还能知晓中亚风俗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一系列工作如果不在国家顶层做好设计，基本上是不可能通过民间途径加以完成的。

因此从国家层面加快中亚语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一带一路”不是朝夕之功，也绝不是单方面、单通道建设就可以实现的，只有国家力量才能把各个渠道的资源合理统筹并纳入到发展规划中，如果要在高校开设中亚语种专业，就要组织师资、配备教育力量和教研条件，而我国因为地域广大，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力量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些都是要纳入到总量监控和分量均匀中去进行调控统筹的，最终为中亚语种人才的培养建立一个长效而持久的通道，坚决杜绝复合型人才时断时续的问题的出现。

当然，对于人才的大量需要并不意味着要无度地培养，而是要针对不同的领域事先做出预估和判断，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设计一个精准的方案。目前来说，“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的是拥有相关语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国家的顶层设计要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决不能大量地培养出缺口较小的人才，造成资源的浪费。当前，针对中亚国家培养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在我国并不是一个相对热门的教育领域，基于我国当下各项建设工作都以经济为基调的现状，在人才的培养上我们还是要有所预见与判断，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教育上的放量，把人才的培养和储配通过政、经、文、社的交叉提炼而来。

目前在语言政策的合作上，我国已经迈出了战略性的一部，2016年7月13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 [2016]46号）文件，不仅为我国语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确定了可参照、可依据的标准，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如何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共同开创合作交流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具备示范意义的模板，为中亚五国在语言政策上的调整和完善带来了重要的意义，甚至在解决一些历史性遗留问题上也通过彰显大国气度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4 结语

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支点。在中国发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以五国为代表的中亚各国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意愿，今后的合作将从经贸领域自动地延展到各个领域。语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中亚国家因为历史原因出现过大的分裂与组合，在走向统一、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语言的相通性是一个必然的优势，而语言相通必定会带来民心相通，所以在对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基本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之后，国家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认真地谋划语言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稳定并提升语言政策的质量，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我国与中亚各国间的合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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