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晓 红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和定位经历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史记》文章学价值被提到值得学习和效法的高度，始于唐代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史记》文章学地位确立于宋代；到了明代，《史记》“文”的性质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形成，最终被奉为中国文章学的最高典范。

《史记》在明代受到格外的推重及文章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大潮密不可分。明代嘉靖初年，将字模句拟流于盲目复古前七子作为反拨对象的唐宋派异军突起。作为这一文派的后劲中坚力量，茅坤的贡献是突出和值得重视的。作为著名的散文家兼批评家,茅坤不仅在古文选本领域声名卓著，他编选的《史记抄》和《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深远，广受好评；而且在实际写作中师法《史记》，力倡“史迁风神”，颇有建树。在茅坤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过程中，挥之不去的是源于《史记》的深刻影响。这也成为本文发端讨论的缘由和重点所在。

一、茅坤古文选本

茅坤所处的时代，由于科举制义的热切需求，汹涌澎湃的文学复古浪潮推动，作为经史原典的《史记》受到格外的推重和追捧，“其宗《史记》者，乃盛于今日”[1]30。印刷技术的提高，明代刻印《史记》达二十三种之多，给举业读书人研读《史记》提供了极大方便。茅坤何时开始阅读《史记》，无从可考。据茅坤年谱可知，“坤幼有大志”，七岁，祖父亲手授书，“性警颖，日诵千言”。十二岁，习《尚书》。十六岁，补邑诸生。自为诸生“耽耽有驰骋千古之思，抱卷吾伊，尽丙夜不少辍”[2]1450，孜孜苦读，学业大进。可以推测， “幼有大志，欲尽读古人书”的茅坤，接触《史记》应比较早，其自称“少好读《史记》”，非虚言也。茅坤喜爱《史记》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常常“忘食饮，废卧寝”，在梦中“共太史公抽书石室中，面为指画”[3]。在苦读研习时，“私自以或得其解，辄手注之，凡三易帙”[2]270，且尝言:“杨子云尝谓颜子苦孔之卓，嗟乎！予于公，欲求其苦之卓也，切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3]足见其对司马迁的推崇，对《史记》的喜好。

屠隆《鹿门茅公行状》记载一件逸事，嘉靖十七年， 27岁茅坤中进士，名列三甲第十三名，因停选，例选庶吉士愿望落空，文名早播的茅坤对这样的结局充满了强烈的挫折感。抵家正值夜晚，“南溪公曰‘若衣绣夜行耶？’公徐曰：‘是未足为大人荣。’”[2]1454“衣绣夜行”典出《史记·项羽本纪》，从对话中侧面可知茅坤对《史记》熟稔于心。

嘉靖十九年，29岁茅坤步入仕途，却屡屡碰壁。张梦新先生以“仕途三黜”来概括他这段经历。初授青阳令，旋而丁忧；再为丹徒令，逾十月，擢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未几，徙吏部司勋主事，不久调广平府通判。在这一段奔走、迁徙过程中，茅坤始终不断地研读《史记》。约在嘉靖二十三年，任丹徒令期间，他与唐顺之关于文章创作展开了一场往复的书信论争。在《复唐荆川司谏书》，他把文章的本源追溯到六经，视之为“来龙之祖”，司马迁的文章则是“龙之出游”。他以山川设喻，将六经比作“昆仑”，司马迁之文比作“秦中”， 认为司马迁之文“其气尚雄厚，其规制尚自宏远”[2]191。可以看出，茅坤对《史记》格外推重，且议论精当。嘉靖二十七年，茅坤迁南兵部车驾郎，“移官南省”，“时予颇喜自得其解，稍稍诠次，辄为好事者所携去，遂失故本”[3]。他开始有系统地评点《史记》，当时是否完成，不得可知。但那时期的评抄本“稍稍诠次”，即被一些“好事者”拿走，故此其早期的《史记》评点未得存留，也足见其早期的《史记》评点受欢迎程度。

嘉靖三十二年，茅坤被诬，解职罢官，自此乡居约四十余年。此后在家中以《史记》为范本，“督训儿辈为文辞”[3],重新进行《史记》选本的编撰、评点工作，明万历三年冬完成。此时距“移官南省”初次系统评点《史记》已过去二十七八年。可看出，《史记抄》是茅坤多年研读的心得总结。

从体例上来说,茅坤的《史记抄》属于序跋、评点、选文三者兼备性质：放在正文前的《刻〈史记抄〉引》《〈史记抄〉凡例》《读〈史记〉法》，说明评点的缘由、选录标准及范围、编次体例，介绍了阅读《史记》的方法及体会，具有序跋的性质。评点元素齐备，批语有眉批、夹批、旁批，部分篇章还有卷前和卷末总评。自觉使用了圆圈、长圈、点、长抹、短抹、小圈等评点符号，功能区分比较细致, 如“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次则长圈，又次则点”。“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及文中一切紧关处则长抹”“凡书官爵、书国、书攻城邑、书灾异、书年、书一切吃紧，字面则短抹”[3]。形成了自己的评点体例。从《史记抄》选文看，《史记》五种体式皆有，内容丰富，基本收罗了《史记》十分之七的文章。据统计，“《史记抄》正文凡91卷，包括本纪7篇、书8篇、表1篇(《史记》10表各录其论，成《史记抄》卷之八)、世家16篇、列传58篇，太史公自序一篇”[4]70。

从评语内容来说，《史记抄》属于典型的文学评点。着眼于揭橥《史记》的“叙事之法”，抉发《史记》的写人艺术，挖掘 《史记》“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发现并阐释《史记》的文学魅力和价值。对此，笔者《茅坤〈史记抄〉文学价值探微》一文已有较为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从评点本影响来看，据相关资料可知，明代《史记》“评点”“评钞”著作多达三十余种，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推茅坤的《史记抄》和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等。茅坤的《史记抄》甫一完成，即受到吴兴著名出版商闵氏的关注。闵氏邀明末著名文学家陈继儒作序，改变过去单色墨印评点本形式，采用“经传以墨，批评以朱”出版了朱墨套印《史记抄》，后经多次增补。其套印刊刻尤为精美，陈继儒在《史记抄》的序文中说“吴兴朱评书既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5],据为宝藏，倍加珍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史记抄》选本质量的认可。明代学者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征引了由汉至明140余家学者评语，其中明代学人85位，不仅将茅坤评点内容大部分收入，而且还邀请茅坤、王世贞等当代著名学者为《史记评林》作序，足见对茅坤《史记》研究成果的肯定。

如果说，茅坤的《史记抄》是对《史记》阅读接受及其产生的阅读结果。而令其声名鹊起的另一个古文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也与茅坤对《史记》接受有关。

《史记抄》于万历三年冬完成，《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书于万历七年仲春，二者相隔仅三年多时间。《文钞》是茅坤受唐顺之《文编》的启发而编选，“是标志唐宋派理论成就和实践意义的代表性文献”[6]179，其旨在推崇唐宋古文，强调古文正统。

从编选标准来看，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总序》指出：“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 其辞文, 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7]卷首明确“不诡于道”“灿然有文”为编选《文钞》的两条“金标准”。“不诡于道”即合乎道统,“于道不相戾”。他认为文章本乎“六经”，《史记》离六经最近，继承了孔孟的传统，有“古六艺之遗”，气度雄厚，规制宏远，为“秦汉以来”“文章之宗”。“灿然有文”即文辞优美，这与他在《〈史记抄〉凡例》提出的选文“文旨隽永”的标准和原则是一致的。可知，《文钞》的编选标准确立与茅坤对《史记》接受密切相关。

从编选排列看，《文钞》全书164卷，依据所收篇目之多寡，排次为：欧阳修文33卷(含《五代史抄》1卷)，290篇，占22.1%；苏轼文28卷，219篇，占16.7%；曾巩文10卷，197篇，占15%；韩愈文16卷，178篇，占13.2%；苏辙文20卷，156篇，占11.9%；柳宗元文12卷，131篇，占10%；王安石文16卷，83篇，占6.3%；苏洵文10卷，60篇，占4.5%。茅坤认为，唐宋八家皆推崇、师法《史记》，而“以其调自史迁出”“得史迁神髓”是欧阳修，位居第一；韩愈则为古文之祖，古文亦多借鉴《史记》，得史迁之“雄”而未得史迁之“逸”，名列第三；……可见，茅坤以《史记》关系的远近作为唐宋八大家入选排列的标准。

从评点内容看：茅坤编选《文选》的目的在推崇唐宋古文，而纵观书中的评点，“多以《史》《汉》为标杆来衡量八大家的得失”，尤以司马迁《史记》为参照的居多。现略举一二，以窥全豹。

对名列八大家之首，赋予西汉以下第一人的地位的欧阳修，茅坤盛赞：“于叙事处往往得太史迁髓，而其所为《新唐书》及《五代史》短论亦并有太史公风度。”[7]482在具体评点中，处处将欧文与《史记》中相类比。如评欧阳修《唐刘后传》：“刘皇后起自侧微，擅宠黩货，因而浊乱宫中，军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国亡。摹写种种，生色不让太史公《吕后纪》及《外戚诸传》。”[7]699评《史建瑭传》：“欧阳公所当叙事处亦不下太史公之叙《李广传》也，可爱可爱。”[7]735评《四夷附录》：“欧公次契丹本末如画，录而识之，较之《史记·匈奴传》特相伯仲。”[7]856认为欧阳修深谙《史记》叙事之法，详备而又委婉曲折。当茅坤以《史记》为衡评判唐宋八大家之文时，对于欧阳修宗《史记》而未臻其妙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如评《唐秦王从荣传》：“予览欧阳公点次从荣簒弑明宗处固多风神，然较之太史公所序平、勃诛诸吕及班固所序霍光废昌邑王处，犹隔一层，史汉尚指顾从容，所以情事如睹，而欧公不免诪张，须细细玩索，当自得之。” 批评欧阳修此文学《史记》而“不免诪张”，重表面摹写而未得其内在精神。

茅坤认为韩愈不仅在文法祖《史记》，而且写人叙事效法《史记》，得《史记》神髓。如评《与孟尚书书》曰：“古来书自司马子长《答任少卿》后独韩昌黎为工，而此书尤昌黎佳处。”[7]45评《张中丞传后叙》“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7]126评韩愈《石鼎联句诗序》：“纪事纂言如太史公。”[7]94评《毛颖传》：“设虚景摹写，工极古今，其连翩跌宕刻画司马子长。”[7]106也指出韩愈得史迁之“雄”而未得史迁之“逸”， 如评《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曰：“条次战功极畅，然不及太史公遒逸。”[7]142评韩愈《伯夷颂》：“昔人称太史公传《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颂伯夷亦尔，然不如史迁本传。”[7]125指出韩愈此文颂伯夷则肖伯夷，是学司马迁传酷吏、 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也有终不如《伯夷传》之憾。

茅坤虽不欣赏王安石为人和赞同其政治见解，但对王安石文章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有些文章长于叙事，可与司马迁之文相比照。如评王安石《读孔子世家》：“荆公短文字转折有转似太史公处。”[7]112他欣赏苏轼的文章，文风跌宕如司马迁之文，评苏轼《方山子传》：“奇颇跌宕似司马子长。”[7]658评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说道：“子厚最失意时最得意书，可与太史公《与任安书》相参，而气似呜咽萧飒矣。”[7]206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7]205认为柳文之悲怆哀鸣与司马迁的《与任安书》相类。

茅坤或许无意比照唐宋古文与《史记》之短长，不过其中丰富的评点内容侧面表明《史记》有如茅坤心中一杆秤，选批唐宋八家文时，习以此来权衡、评价。

二、茅坤的文学创作

茅坤对于《史记》接受的另一重要方面体现在实际写作的师法。茅坤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本文讨论也主要以散文为主。

茅坤酷爱并推崇《史记》，在散文创作上奉之为圭臬，努力学习模仿。茅坤师法《史记》经历了从“重文之法”到“重文之神”转变，其一开始是蛰伏在前七子的古文宗法中，从篇章、结构、修辞取法，茅坤自谓：“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学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怛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2]196到嘉靖二十年与唐顺之相交后，认识到“学而比之，句而亿之”拟古的肤浅与可笑。随后在与唐顺之、蔡汝楠等友人唱和、辩驳、交流中，茅坤的古文观愈加明晰，认为“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2]192，提出遗“形”取“神”，发明“史迁风神”，主张更自觉师法《史记》精神实质。“史迁风神”这一审美范式的艺术概括和提出源于他对《史记》的鉴赏，成为以“风神”为核心的茅坤散文观的重要来源。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一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已经基本成型，并随着万历三年《史记抄》、万历七年《唐宋八大家文钞》公之于众，流播海内。可知“史迁风神就是在这种不断完善的批点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其概念内涵也处于一个逐渐充实的开放式结构中”[6]194。

在创作实践中，茅坤表现出对“风神”意境的自觉追求，他在总结自己作文的经验时说：“三曰调格。格者,譬则风骨也。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2]863所谓的“以古调行今文”, 显然不是指字模句拟的“形”似，强调风骨韵味的“神”同，以“凝神”作为最高准则。

“关注情感、关注生命、关注人物”构成了茅坤风神论的精神内核。“标举史迁精神和六一精神是茅坤风神论的醒目旗帜”[8]121。茅坤通过文学创作阐释和实践了其对“史迁风神”的领悟和见解。

(一)对“情至”的追求

茅坤对于唐宋派文论建设一个重要的贡献即是“情至”说的提出和弘扬，这也构成了“史迁风神”论的重要精神内涵之一。

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茅坤首次提出了“万物之情，各有其至”[2]195，标志着他对散文情感性的新的认识和觉悟。他认为世间万物皆因其特有之情态而存在，创作者唯有用心体悟“万物之情”且“专一以致其至”[2]195，方能产生理想的作品。茅坤的创造在于，他将随物赋形、得心应手等艺术追求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文学精神绾结在一起，统一于“情至”。 在中国古代批评史上，他第一次以情韵批评散文，《唐宋八大家文钞》评点中“情”是出现最频繁的字眼，达90余次；评《蔡君山墓志铭》“情辞呜咽”， 评《潮州刺史谢上表》“情哀词迫”，评《南京留守谢上表》“情曲”,评《纵囚论》“曲尽人情”。在《史记抄》评点中“情”出现了近50次。在茅坤看来，司马迁成功的秘诀在于用心体悟事物的情态，“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2]196，《史记》在叙事写人中融入了深厚的情感，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应和共鸣，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量。许多篇章“使人读之痛快淋漓，而继之以潸然泪下”，“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平原君传》即欲好士”[2]196。

在理论探索及评点过程中，茅坤反复申说和表达了对古文“情至”的领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重视文章的“情”，努力感受事物的情状，其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呈现新面貌。

茅坤所论之“情”，既强调“见景生情、触目兴叹”之真情实感，更注重因现实生活坎坷不遇，“不得通其道”，而形诸文，付诸笔端，“以发其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2]205，意即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郁愤精神。“痛苦的心灵抒发”成为茅坤所言风神的本真。

对胸怀“挥戈跃马之气”“颇有驰驱四方之志”[2]236的茅坤而言，两次遭贬以至壮年解职，削籍废居乡间几十年，故而“益发愤为文辞”[2]195，甚至到八十多岁，仍难以释怀，自称“即我年虽耄，而其所附司马子长，欲以文采自表没世之后者耿耿也”[2]636。可知茅坤几乎是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司马迁之发愤著书相比附，现实不遇而产生的悲慨激愤之情“发愤之所为作”，以期“自勒一家，以遗于世”。王宗沐所撰《茅鹿门先生文集序》称其文：“大都鞭霆架风，如江河万状，不可崖涘,而其反复详略形势,淋漓点缀,悲喜在掌，则出司马迁、班固，而自得陶铸，成一家言。”[2]1501

茅坤散文题材广泛，书、序、传、记、志、铭、杂著，形式多样。除杂著外，其他皆可视为史传体。仕途的挫折经历使他一生难以释怀，在《三黜纪事》予以详细记载。即便在为他人《太平府知府小陵吴公墓志铭》也难掩悲愤之情，诉诸笔端。

予既前君举进士，宦游四方，所至或偶窃声名，擅闻一时矣，然忌亦随之。由县吏入为仪制，为司勋，未几，出徙外郡。已而召还南省。又未几，再徙臬边徼，所被怨家者之挟执政以朋姗而摧击之，必穷其力；甚且削籍来归。而其所当潝潝訿訿之口，犹时引弋矰而未已也。[2]656

其与亲友书信来往中 ，则更多宣泄了自己的“忧思”：

《与万婺源书》有：“仆衰且老矣，况罢官久，于世不相闻。”[2]293《别何吉阳司封书》有：“惜乎栖羽初扬，即遭弋视，令摩翔四海之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也！嗟嗟宇宙，古亦屡矣！”[2]193《与赵方厓中丞书》有：“仆随公鹿鸣，三十年于兹，其间声应气求，颇欲自附于贤者之后。然宦辙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游；及罪废来，譬之伏蛰之虫矣。”[2]242《与靳两城中丞书》有：“仆既忤执政以罪废，归与渔缗樵斧相沉冥。”[2]263这种强烈的“莫我知”的怨愤语，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反复感叹“不为时用”的满腹怨愤。对于素怀壮志、中年惨遭落职的茅坤而言，内心忧愤难以释怀、理想无从寄托的无奈，这种情感比同时代的许多文人来得更为强烈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茅坤的许多散文都是自传性强烈的抒情散文。茅坤强烈的感情因素，形成了其散文中丰富多样的抒情方式。

描写人物书写愤世之志。《史记》一系列人物传记，塑造的形形色色人物，怀才不遇形象占了重要比重，如屈原、孔子、贾谊、冯唐、李广等，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郁愤情怀。这直接影响了茅坤人物传记的书写实践。《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十九收录茅坤传记文10篇，描写的对象多是一些地位低下、品行高洁却怀才不遇之士，如《困吾君传》“仁德好修”却“坎坷不偶”的莆人昌亨，《莫叔明传》为“澹宕经纶者”却衣食不继的诗人莫叔明，《卜醉翁传》中洁身自守，可称为“古之逸民”的卜翁。虽然描写的具体对象与《史记》有距离，其借传抒发郁愤,寄托对世事和自身遭际的感慨，与《史记》精神是相吻合的。

夹叙夹议宣泄慷慨之意。司马迁“在叙述某些人物传记时，有时会引入大段议论，有时又会将一些评语穿插于前后两段叙述文字之间。明代评点者将《史记》中的这一现象称作‘变体’”[9]94。对《史记》这种“以议论行叙事，传之变体也”，茅坤在《史记抄·屈原贾生传》《史记抄·伯夷传》等给予关注。并且认识到造成“变体”深层原因是司马迁“意有所郁结”“悲歌感慨”所致。茅坤认为欧阳修独“得史迁神髓”，他的序体文远追“史迁风神”。在写作中，茅坤以欧文为模范，夹叙夹议，行文常“嗟乎”作为一个过渡，笔带感慨，叙事与议论水乳交融，作者和人物浑然一体，作品表现出极强的抒情性。如其代表作《青霞先生文集序》，先叙沈炼生平，在叙述其生平的同时有两处恰到好处的议论，“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2]433，盛赞沈炼直言敢谏的铮铮铁骨和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继而叙其诗文集的由来，评论其诗文主旨价值：“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 ”[2]434这种夹叙夹议，笔端饱和着真挚感情和强烈爱憎的叙述。文章叙议结合，叙事精详，议论悲慨。诚如《古文观止》编者所评价的：“此序深得其旨，文亦浩落苍凉，读之凛凛有生气。”[10]

论赞形式表达爱憎褒贬情感。《史记》130篇，除《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外，各篇均有论赞(“太史公曰”)或篇前序论，或文后赞论，或文中夹议，形式多样。论赞部分乃史迁“自创一律”，也是他发愤抒情之处，每一篇“太史公曰”，就是一部伟大的艺术珍品，司马迁“将内在情感系统地呈现出来以供我们认识”[11]91。茅坤的人物传记文最后往往有“外史氏曰”赞语，如《方母传》《沈聘君小传》《鹤洲黄先生传》，或者“赞曰”“论曰”等形式，以充沛的热情对所传人物进行评价，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这种体例显然来自《史记》的影响。

如《卜醉翁传》文末亦有赞：“论曰：吴俗多肥利而捐义，好设狙獝以倾覆人，盖当水下流，冲薄汹磕，风气使然也。至如卜醉翁者，于人世澹焉无所竞，岂易得哉！予闻之友人吴伯子云：初观其状貌，盖疑其为野；及究之，终其身，无言仇于人，无色眦于人；游魂之日犹前知，若蜕而去，盖有不可识焉。或曰：其殆古之逸民者欤？”[2]590以论赞形式中对卜醉翁的清静澹泊表示欣赏，同时也批判了“肥利而捐义，狙獝以倾覆人”的世风。

如《鹤洲黄先生传》文末有赞：“外史氏曰：‘尝闻古之大朴若拙，不以荣名声利锱其心，其先生者，无愧于斯也已’闻其自言亦曰：‘黔娄于吾，师也。’嗟乎！其终无所托，而能澹然于世幻之外者乎”[2]591，极力赞赏鹤洲黄先生敦笃孝友、安贫乐道、澹然无求的端正品行，言辞衷恳，钦佩、褒扬之意溢于言表。

(二)对人物主体精神的重视

茅坤强调的“史迁风神”与“六一风神”一个核心是对人的重视。《史记》开创了我国记传体文学的先河, 以人记史。“《史记》写人，不只重视人的功业，同时重视人的‘为人’；《史记》所写的人，不只是历史的人，同时是人性的人。”[12]107司马迁写人，充满了对人物命运、主体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关注。

茅坤对《史记》关注历史人物“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变化着的精神生命存在和演化”，重视探及人物情感灵魂和内心世界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读〈史记〉法》指出：“读太史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此等处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3]认为司马迁最擅长表达这“真景”， 此“真景”存在于《史记》纷繁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出的叙述对象独特的神态、性情、精神等。认为司马迁刻画人物“摹画绝佳”“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3]。在《史记抄》《唐宋八大家文钞》评点常常以“得人物之精神”“风神可掬”评点人物，表现了对《史记》人物精神的强烈认同和关注。如《刘敬叔孙通传》评价叔孙通“小论中‘希世’两字，一篇精神所注处”[3]413，如《平津侯主父列传》首评曰“摹写平津侯，暗以‘曲学阿世’四字为精神”[3]478，如《杨师厚传》：“杨师厚本一骁将,而欧公传之，得其神。”

不唯如此，在实际写作实践中，茅坤十分重视人物主体精神的挖掘和摹写。尤其在其具有较强叙事性文体如序、传、记、志、铭等。

如《再赠宫保胡公序》，倭寇首领徐海率数万“最鸷悍”敌兵，“突击乍浦, 胁钱塘以憾金陵”[2]427，情势万分危急，而此时“疑者与忌而谗者, 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处境极为艰难，“予时过公垒，公左手筹军吏，右手饮醇醪，若忘敌然。予间以色危之，公独引剑画地呼谓曰:‘特于国家事当不当，顾吾则唯以此报朝廷耳，君何忧! ’”[2]428生动刻画了胡宗宪以心许国，“忘乎荣名死生之外”，誓死抗倭的高大形象。胡宗宪“左手筹军吏，右手饮醇醪”， 引剑画地高呼的细节描写，真切自然，使人物跃然纸上。

如《纪剿徐海本末》记述了剿灭徐海的全过程。是时茅坤正出入胡宗宪幕府，“皆所亲见，故叙述特详，与史所载亦多相合”[13]。文章在叙事中尤为注重人物的刻画。如胡宗宪在平湖城会见徐海一节：

自帅酋长百余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计不许恐他变，遂许。海与诸酋长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 天皇爷，死罪! 死罪! 海欲再为款胡公，而未之识，因顾谍，谍目示之，海复面胡公，稽首呼: “天皇爷，死罪! 死罪! ”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顶谓之曰: “若苦东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为孽。”海复稽首呼: “天皇爷，死罪! 死罪! ”于是，四公厚犒遗之而出。是日城中人无不洒然色变者。

将矛盾冲突集中于刀光剑影的场面描写之上，以此来揭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城中官员的疑惧恐慌、徐海的粗鲁狡黠、胡宗宪的从容大度表现得绘声绘色，生动传神，如在目前。充分体现了茅坤散文善于学习效法《史记》长于记人的特征。

茅坤的志铭类文章, 时人有很高的赞誉。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曰：“茅鹿门先生文章擅海内, 尤工叙事志铭, 国朝诸大家, 皆不及也。”[2]1503这类文章，不仅感情真挚，情文并茂，而且擅长摹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内在神情。如《伯兄少溪公墓志铭》，公为太学生，“与四方奇崛之士游，辄又自喜，数掀髯语人曰：‘吾固当仗剑当世取功名，岂甘共闾里浮湛也！’”[2]678刻画了意气风发、风流倜傥的长兄形象。如《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泽山张公墓志铭》：“一要员缺，众或私指曰：‘某有力，当不次补之矣。’已而公所补者某，盖蹇谔之士，无他援者也。一冗员缺，众或私指曰：‘某员缺，按故事，当补某辈矣。’ 已而公所补者某，盖众所谓有力者也。”[2]652刻画了举贤任能、正直无私 ，打压钻营、提拔被埋没的人才的能臣干吏张公的形象。在《胡夫人墓表》中，茅坤叙写了胡宗宪在夫人病逝前后的情状。夫人病危之际，时军情紧急，胡宗宪乃“阳以他兵逼贼垒，而再日夜，间道走钱塘，夫人犹及张目数语而逝”[2]706。夫人“既殓，明日衣衰衣袭甲”，驰赴前线。然丧偶之悲难以自持，“予入吊，公哭之哀，并携二子匍匐而拜，涕下沾襟也”[2]706，体现出这位抗倭英雄豪杰温情的一面。

即使在不专于叙事的书信体式中，茅坤也注意人的精神气质的摹写，如《别何吉阳司封书》：“执事返楚邓，入衡湘，临流而赋，睇屈氏汨罗之深，当必有豁然大笑，泫然欲涕，为吾两两符证者矣。”[2]193对即将告别京城、远赴九江之难友的形象描绘得真切感人。“尝观古者朋友远离，或托之珮玖，或申之兰茝；及其久矣不合，则借山川，诉鸿雁，以绵其道路之思，而其引涕增欷，有若儿女然者，仆每耻笑之。”[2]193离别友人之形象在一“涕”一“笑”的对比中，刻画得颇为生动，跃然纸上。

可以看出，在实际写作中，茅坤重视“情至”追求，情注笔端，寓强烈感情于客观生动的叙述中；同时着力描画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其笔下许多人物形象声色如画，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关于茅坤散文的评论中，论者都注意到其散文与《史记》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刻意摩习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13]茅坤的儿子茅国缙这样评价父亲的创作：“摩画点次，感慨淋漓，睹其文，如睹其人其事，说者谓得龙门之解。”[2]1485

概言之，茅坤以“史迁风神”为最高审美理想，为此也付出艰辛的有效的努力，取得突出成就，得到了高度认可和评价。如陈文烛所言，茅坤平生所作，“摹画古人，濬发巧心，其神气本于龙门令……观先生之形者，诸大家；观先生之神者，太史公。”[2]1503然而创作实践与理论的矛盾与疏离在茅坤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力主“风神”，又强调“文统”，“浓厚的道德评判意识”使文章陷于模式化而失了审美韵味，创作艺术上并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无论如何，茅坤倡导重视真情勃郁与生命焕发的“史迁风神”，极大地丰富唐宋派的古文理论，对明代《史记》文章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有效的学理和创作实践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