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儒

（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河北邯郸 056038）

1 陆贽的生平简介

1.1 出身没落官宦家庭

陆贽，字敬舆，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卒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享年52岁。唐吴郡嘉兴人（今属浙江）。据清人江榕《年谱集略》[1]（P806）及其他书籍记载，陆贽出身一个官宦家庭，其曾祖陆敦信，唐高宗时拜左侍极、检校左相，封嘉兴子，祖父陆齐望，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进士，并由吴郡吴县迁到嘉兴，故子孙遂入籍嘉兴，陆齐望唐代时为秘书少监。父亲陆偘以荫补溧阳令，母亲韦氏，于史无传。从起出身来讲，陆贽虽出身官宦家庭，但其家族已成衰落之势。在唐代重视门阀的时期，陆贽的祖父两代都寂然无闻，可知其家庭并不显赫，也许如此家庭的出身，造成了陆贽积极仕宦，以图振兴门楣的决心，故陆贽在十八岁，即唐代宗大历六年（852年）登进士博学鸿词科，授郑县尉；又以书判拔萃科，调渭南尉，从中两科来讲，陆贽的勤奋可得而知，无怪乎清人王世贞认为“其学之纯粹，盖三百年间一人而已。”[1]（P806）

1.2 积极仕宦之生涯

陆贽在郑县、渭南等处任职多年后，其政声显著，并为身为太子的德宗所深知，故而唐德宗即位后，建中元年，即召为翰林学士，时年陆贽26岁。德宗即位之时，藩镇强横，李希烈、朱泚等迭经叛乱，陆贽深为德宗信任，动乱时期，一直为唐德宗出谋划策，常伴先后，被称为“内相。”并草檄多种文稿，词气慨然，情动于中，其起草的诏令，“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1]（P787）。史称“德宗克复天位，再续唐祚，公之力也”[1]（P808）。陆贽亦历任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等要职，但由于德宗性格猜疑过甚，“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2]（P487）加之陆贽本人“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于天子，长养成就之，不敢自爱，事之不可者，皆争之”[1]（P789）的秉性，在大臣裴延龄等人的排挤下，在经过十六年的积极仕宦生涯后，被贬为忠州别驾，陆贽时年42岁。

1.3 悲苦自律之晚年

陆贽被贬忠州后，“上（唐德宗）怒未解，中外惴恐，无敢救者。”而陆贽也注重约束自己言行“常闭户不出，郡人稀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多瘴疠，只为《古今集验方》五十卷”，[1]（P812）作为一个曾经积极仕宦的官员来讲，陆贽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感知的，尽管之后，唐德宗也有悔疚之心，但始终再也没起用，唐顺宗即位后，特诏任用陆贽，可惜的是，诏书未达，陆贽已经亡故，时年52岁。以至时人权德舆感叹道：“惟公才不谓不长，位不谓不达，逢时而不尽其道，非命欤？”[1]（P814）

2 陆贽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2.1 重视德教，强调教化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3]（P7）陆贽生活的时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藩镇割据，朝纲不正，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也处在有门阀贵族向平民社会转化的时期，对于出身于败落家庭的陆贽来讲，也是希望能够振兴门楣的时机，而陆贽也正是以这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唐代政治漩流之中。“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1]（P814），正是这种态度，陆贽在辅佐唐德宗时，非常重视德教，强调教化。认为“尚德者，教化之先”[1]（P13），即使对于叛乱的藩镇，也言之淳淳，开之于道德礼化，“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1]（P1）希望能够通过道德的感化来促使藩镇回首向面，归心朝廷。对于礼的作用，今人萧公权观点具有代表性，“礼之真正目的乃在借节欲之手段以图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最大限度之满足。其方法虽近于消极，其效果则显然积极。”[4]（P71）这也是在唐德宗时期，陆贽不计较古人对赦免的看法，而多次提倡赦免的原因，在平息逐次叛乱后，陆贽在起草的《平朱泚后车驾还京大赦制》一文中，尤强调“致理之体，先德后刑。礼义兴行，故人知耻格。教令明当，则俗致和平。”[1]（P20）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朝廷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削弱，而藩镇也在这种叛乱后力量滋长，与朝廷离合之心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武力和刑罚显然是不适合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正是如此重视德教，才帮助唐德宗尽快实现唐代中兴，也才使朝廷诏书所到，“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1]（P787）。

2.2 因时而教，不拘常态

作为一个没落仕宦家庭出身的官员，陆贽非常重视教育要因时而教，不拘常态，这也是陆贽高于时人，为后人赞赏之处。“嘉谋嘉猷，复取于考古验今之次”[1]（P821）陆贽作为饱学之士，非常善于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并善于提升，进而得出震古烁今的教育智慧来。陆贽深知，安史之乱以来，民众之心也称瓦解，只有收服人心，才能挽救时艰，“积习易溺，居安忘危[1]（P2）”，必须因据时代，改革积习，增加官员和民众的居安思危之心，而且认识到，“人情不常，系于时化。”[1]（P6）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时代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其要在顺于物情，其契在通于时变。”[1]（P512）

在这种依据时代而进行因时而教中，陆贽有几个观点很有启发性。一反对泥古不化，认为在教育中要重视灵活性，追求时代性，“或牵古义而不变，或趋时会而不经”[1]（P190）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二是要重视教育对象的变化性。“知本乃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今之教人，则异于是。工祝陈礼、乐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诵礼乐之文而不试以事，欲人无惑，其可得邪。”[1]（P191）这种观点和孔子有教无类的观点有继承，有发展，那就是不仅要“人在见教，无有种类”，而且要“学古所以行于今”重视教育的时代性，唯如此才能使教育做到“妙于用而有常，通其变而能久。”[1]（P268）

2.3 重视自省，强调涵化

陆贽所以为后人所崇敬，就在于其重视自律，强调自省，不以术数处世。“论谏数百，炳若丹青，虽当扰攘之际，说其君未尝用数[1]（P806）”，而陆贽也常以此道规谏德宗“王者之道，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疑，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在自省方面，“晨兴夕惕，惟念前非。”[1]（P5）要求常以自省之心，荡涤旧非，而且“朝过夕改，仁何远哉[1]（P9）。”认为只有强调和重视自省，也是进德涵化的要义所在。

重视自省，既是古代君子养德进化之径，“不可以小失为无损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不行。小犹慎之，矧又非小。”[1（]P472）同时也是古代对人才教育认识的进化所由。“人之行业，或未必兼。构大厦者，方集于群材。[1（]P9）”只有对人才培养有着清醒的认识，才能对人才进行差别性培养，只有这种差别性培养，才能使教育明晰名与利的关系，“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则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则存乎其义。”[1（]P446）从其实质上讲，其重视名与利的最终目的，最终显示的是陆贽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大儒，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大儒，无愧后人称之为“其学之纯粹，盖三百年间一人而已。”[1]（P823）

从陆贽的人生遭际来讲，其人生固然有可叹可息之处，但从理想抱负来讲，其人生遭际也未尝不是其人生追求所致，“（陆）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以天下事为己任”。[1]（P807）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抱负对陆贽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菁华作用，也多为后世所称颂，“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1]（P817）”而其丰厚的教育思想也昭昭然存在于这些制诰、奏议，成为我们研究古代教育思想的精金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