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勰

唐肃宗至德宗这一时期，是安史之乱后唐代重要的过渡阶段,但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关注不多，研究较少①。近几年随着元载墓志的出土，王庆昱[1]、唐雯[2]、[3]等围绕墓志内容，结合传统文献，探讨了唐德宗的太子地位及代、德关系。不仅指出德宗虽被立为太子，但其地位并不稳固，与其父代宗的关系亦不和；而且论述了元载对德宗被立为太子及其太子地位最终得以稳固的作用，推进了代德两朝政治的研究。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是学界最新的也是很深入的一本研究整个中唐时期长安政局的论著[4]。胡氏书中着重分析了肃代之际唐朝统治的初步重建，元载执政和中唐政治的关系，并结合藩镇研究和党争研究的成果探讨德宗朝的政治发展。作者以“中兴”为主线，将肃、代、德、宪等朝的政治联系起来考察，并利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分析中唐时期的政治发展。综上所述，学界对唐德宗和德宗朝政治的研究已经很丰富而且深入。但关于代德关系及德宗建中初年的诸多政治举措的论述不多，相关内容仍有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笔者将从代、德关系，德宗即位之初用人的政治意图，建中初年的诸多政治举措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探析唐德宗建中初年政治道路的选择。

一、德宗与代宗的父子关系

1.皇太子李适和父亲代宗的关系。德宗李适是代宗长子，广德二年（764）二月，被立为皇太子，时年22。被立为太子后，李适与父亲代宗的关系逐渐不和②。永泰年间（765—766），禁中失火，此事引起了代宗的猜疑。

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见其名，谓宰臣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拜尚书左丞[5]3760。

此次大火“烧屋室数十间”，足见火势之大，又因“与东宫稍近”，所以“代宗深疑之”。幸好主持审理此事的御史赵涓处理得当，不然很有可能对德宗的太子地位产生动摇，从《赵涓传》所云德宗“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即可看出。像代、德父子关系不协的情况，是唐代皇帝与太子关系之常态③。

德宗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其政治地位并不稳固。大历初，天下兵马元帅一职由代宗次子郑王邈出任[5]3391。郑王邈在大历九年（774）去世，代宗“废朝三日，由是罢元帅之职……册赠昭靖太子”[5]3391。从代宗对郑王邈死后的废朝、罢职、追赠，可知郑王邈颇受代宗的喜爱，但因其早逝而没有对德宗的太子地位形成威胁。真正对德宗的太子地位构成威胁的是独孤氏及其子韩王迥。德宗生母沈氏在安史之乱中两度与代宗失散，之后一直下落不明。而独孤氏，“以美丽入宫，嬖幸专房，故长秋虚位，诸姬罕所进御。后始册为贵妃”，生韩王迥、华阳公主。由于独孤氏独受恩宠，不仅她的女儿华阳公主备受代宗宠爱[5]2191，其子韩王迥也“既生而受封，虽冲幼，恩在郑王之亚。宝应元年（762），封韩王”[5]3392。不仅如此，韩王迥的受宠甚至一度威胁到德宗的太子地位。《新唐书·刘晏传》云：代宗宠独孤妃，而爱其子韩王。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且言王数有符异，以摇东宫[6]4796。

又《旧唐书·黎干传》云：大历中，德宗居东宫，（黎）干及清潭尝有奸谋动摇[5]3426。黎干和刘清潭的密谋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细想之下，代宗对这一切不可能全不知情。而且在“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且言王数有符异”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对黎、刘等人的做法表示反对或制止，这正反映了代宗对韩王迥的宠爱和时为太子的德宗的猜忌和疏远。德宗的太子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2]，只不过，郑王早逝，独孤氏也在大历十年（775）病逝，韩王迥失去了来自宫中的支持，二人最终都没有动摇德宗的太子地位。

2.从德宗对代宗丧葬的处理看代、德父子关系。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即位后的德宗，首先要处理的是其父代宗的丧葬问题。代宗去世时遗诏薄葬，而德宗却“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费用”[5]4012。因此令狐峘上书劝谏，请德宗遵从遗诏。德宗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免朕获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古之遗直，何以加焉！[5]4013

正是由于令狐峘的进谏，使德宗得以“顺水推舟”遵从代宗遗诏，进行薄葬，而且使自己免于“不子之名”。虽然遵从遗诏进行薄葬，是为人子者“孝”的重要体现，但是王夫之对此已早有论述：“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故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7]826王夫之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宗对代宗的“心有不敬”。

在代宗的灵柩前往山陵的时候，也可以看3 出德宗对其父代宗的态度：（大历十四年九月）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见辒辌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8]7272。

唐代皇帝的丧葬礼仪是和郊庙祭天一样重要的国家大典，是朝廷向臣民展示政治形象的大事。通过丧葬礼仪，往往可以体现继任皇帝的孝道。当宫内的丧礼部分结束后，将通过太极宫的承天门走向宫外，护送大行皇帝梓宫前往山陵。而送葬的大型仪仗队伍从宫中出发后，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中，以其浩大的声势和悲哀的气氛给旁观者以深刻影响[9]234。代宗的陵墓——元陵，在今陕西富平，与京城的距离较远。这漫长的送葬途中，这支规模庞大、动静非常的队伍将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注目，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代宗的灵车从宫中出发之时，竟然行不当道。这使德宗极其不安，因为这不能体现其孝道，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形象。故而对有司官员说“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之语为自己辩解，并下命“改辕直午而行”来彰显自己不惜己身的孝道。皇帝葬礼有诸多程序，需依礼而行，但德宗对其父代宗的安葬过程竟如此草率，选择“事集而发”，甚至“不复择日”。从王夫之所言德宗对其父代宗的“心有不敬”，到葬礼安排过程中的“不复择日”，以及结合上文所论及的德宗为太子时的地位及其与代宗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可以看出代宗和德宗父子之间的不和。

二、论德宗即位之初用人的政治意图

1.德宗围绕代宗丧葬问题对先朝旧臣的打压。在德宗处理代宗的丧葬过程中，代宗朝宰相常衮与其积怨已久的政敌崔祐甫之间围绕代宗的丧礼发生了争执。德宗利用这次丧礼之争，解除了常衮之权，进一步加深了对朝政的控制，为组建新的权力中枢铺平了道路。

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杀后，杨绾和常衮入相。但杨绾执政不久就去世了，直到代宗去世，他并未再任命新的宰相，因此常衮是代宗最后两年里唯一的执政宰相。不仅如此，因为常衮的小心翼翼和不敢自专，深得代宗的信任和支持，郭子仪也极力向常衮示好，为常衮奏请“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5]3446。作为代宗朝的元老，本应在新皇即位时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德宗即位的过程中，常衮与其积怨已久的政敌崔祐甫之间围绕代宗的丧礼发生了争执④。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是：常衮在德宗即位十余天后被贬，而中书舍人崔祐甫入相。《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常衮和崔祐甫争礼事件：

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衮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祐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衮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乃奏祐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祐甫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泚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衮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上初即位，以衮为欺罔，大骇。甲戌……贬衮为潮州刺史，以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衮议[8]7376。

详读上述二则史料，首先，是常衮作为宰相向德宗施压，奏请将崔祐甫贬为潮州刺史。德宗当时在谅阴中，尚未亲政，迫于压力不得不贬谪崔祐甫。但两日后（从壬申至甲戌），事情就发生反转。常衮在德宗即位十余天后被贬为潮州刺史，而崔祐甫入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代宗丧服之礼，最后还是采纳了常衮的提议。既然常衮的提议并没有错，而且德宗也不可能不知道宰相署名之惯例⑤。那么常衮之贬就不能简单地分析为德宗认为常衮代宰相署名以欺罔自己。笔者认为，德宗的态度由“上以为太重”，变为“上初即位，以衮为欺罔，大骇”，是得到了肃代以来位高权重的郭子仪的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德宗即位之初对朝政的控制逐渐加强的过程。而且，前人未将德宗对代宗的丧葬安排和常衮之贬联系起来考察。从常衮争礼被贬的曲折经过，到代宗丧葬的最终安排，我们可以看出德宗即位之初逐渐稳固其权力的过程。

2.德宗即位之初的用人。德宗即位后的第一次人事大变动是以崔祐甫代替代宗朝颇受信任的常衮，第二次的人事大变动就是杨炎的入相⑥。《通鉴》载：“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8]7385杨炎入相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杨炎得到了宰相崔祐甫的推荐。第二，由于杨炎的政治背景——代宗朝宰相元载的接班人，《旧唐书·崔宁传》云：“杨炎又出自载门。”[8]3400而且，德宗当年被立为太子，有得于元载的支持[6]4714。第三，德宗对杨炎早有了解。《新唐书·杨炎传》：“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6]4722德宗直接任命尚在贬任上的杨炎为宰相，不仅在于他是元载一党的重要成员，也是对杨炎才华和能力的重视，希望通过杨炎来“励精求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由于杨炎的被贬是受元载一案的株连，而刘晏在代宗诛杀元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是在杨炎秉政后，重要的事就是打击刘晏，为元载报仇。刘晏在代宗时期就“久典利权”，而且在代宗去世、德宗即位之际，进一步取得了统领天下财赋的权力。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为太常卿，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8]7379。杨炎入相后，想要打击刘晏，首先就要罢其诸使、分夺其权。建中元年正月（780），甲子，罢刘晏诸使，二月，“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8]7396，后被遣中使缢杀之。

杨炎和刘晏的政争中，杨炎完全胜出，而自代宗以来长期握有财政实权的刘晏最终被杀。考诸史实，笔者认为：杨炎并不是这次政争的关键核心，他只是德宗政策的执行者。德宗杀刘晏，主要原因是忌惮刘晏的权势过大。史称刘晏：“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5]2117握有财政大权的刘晏，“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6]4796。在代、德两朝交替之际，刘晏更是总领天下财富，以至于“军国之用，皆仰于晏”[5]3515。刚刚即位的德宗，不仅不会忘记“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危及自己太子地位的事件[8]7394，更不愿看到刘晏的继续掌权。因此，德宗支持杨炎打击刘晏，分夺其权。

将常衮之贬和刘晏之死这两件德宗即位之初的政局大事做对比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德宗即位之初的政局形势，也可以看出德宗即位后用人态度和政治意图。常衮是代宗朝最后一位执政宰相，但是他的权力远不及元载，政治声望也不如杨绾，对于德宗的威胁并不大。而刘晏是肃代以来著名的理财家，如前所述，他的权势过大，以至于“军国之用，皆仰于晏”，这是不能为德宗所容忍的。常衮之贬和刘晏被杀，崔祐甫、杨炎、张涉、乔琳等人进入权力中枢，不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常事，更重要的是德宗想走与其父代宗不一样的政治道路。德宗的“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并不是真的擢拔了一批才德兼备之人，其实质是任用亲信之人，将先朝重臣排挤出去，组建新的权力中心。

三、建中时期政治道路的选择

代宗在位期间，弊政渐生，“事多留滞”，有着“愤藩镇之强僭，有鞭挞海内之志”的唐德宗，不想再沿着代宗时期的政治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想励精图治，实现恢复太平的大业。

1. 德宗对代宗朝政治的改革及其政治形象的建立。德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对代宗朝以来的种种弊政做了改革。

一是罢诸处岁贡，出宫人、伶人。德宗即位后首先下诏停罢诸处岁贡，《旧唐书·德宗纪》云：“丙子，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戊寅，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辛巳，罢邕府岁贡奴婢……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5]320大历十四年（799）六月，“己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5]322。出伶人、宫人。《旧唐书·德宗纪》云，“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又“出宫女百余人”[5]320。

二是限制宦官的权势，废止代宗朝宦官出使四方时求取之弊。首先“疏斥宦官，亲任朝士”[8]7408，防止宦官干政，并且任命白志贞代替代宗朝宦官王驾鹤掌握禁军[8]7382。德宗对神策军的人事安排，即可说明德宗对代宗旧臣及宦官势力的防范。其次，废止代宗以来宦官求取之弊。《通鉴》云：“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上素知其弊……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8]7381

三是减省官员，减少冗费和倡导节俭。首先是减省冗官冗费。《旧唐书·德宗纪》云：“王府六品以上官及诸州县有司可并省及诸官减者，量事废省。”[5]324其次是对代宗朝以来竞相豪奢的行为进行打击，躬行和倡导节俭，改善社会风气。《旧唐书·德宗纪》云：“壬申，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癸酉，减宫中服御常贡者千数。”[5]322

四是打击佛教势力。代宗迷信佛教，令僧人于宫中陈设佛像，不时诵经，谓之内道场。《旧唐书·王缙传》：“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5]3417代宗信佛，其弊有二。耗费国库，大历政治日趋衰败，此为一。僧人不仅得到巨额赏赐，而且权势日炽，以至于“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此为二[5]3417。德宗于建中元年（780）秋“七月丁丑，罢内出盂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5]326。

五是恢复朝集制度和文武六品以上清望官每日二人待制之制。《旧唐书·德宗纪》云：“十一月辛酉朔，朝集使及贡使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州府不上计、内外不朝会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复旧制。州府朝集者一百七十三人，诏每令分番二人待诏。”[5]327“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5]321

以上五个方面的措施，主要目的和作用是革除前朝政治中诸多弊端。由此可见，德宗采取这诸多政治改革举措，不仅是自己与代宗不同政治道路的表现，也是要迫切地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前代弊政，在建中初年一扫而空；新君即位，建中政局如中兴之象，朝野中外，莫不震动。不仅德宗满怀信心，欲致太平，远在河朔等藩镇的人也感受到了德宗的决心。淄青镇的军士，“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8]7378李惟岳在其父死后上表求节鉞，因朝廷不允而欲谋逆，他的舅舅谷从政在劝谏其不要与朝廷对抗时说：“主上神武，必致太平。”[5]3869

2.德宗对军事的整顿和对藩镇的态度。德宗即位后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整顿。前已论及以白志贞代王驾鹤典禁军事，这里再谈一下德宗分夺郭子仪之权。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借以平叛的朔方军越来越壮大，不仅东御河朔，而且负责西北的防务。郭子仪的权势也越来越大，对政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如大历二年（767），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5]286。再如，在常衮之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郭子仪在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德宗即位，对于郭子仪权势的忌惮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解除郭子仪的兵权，德宗尊其名而夺其权，以郭子仪为“尚父”，以其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分领朔方军[5]320，巧妙地将郭子仪之权肢解为三，把“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8]7377的事解决了。

在军事整顿的基础上，来看德宗对河朔藩镇的态度。德宗改变了代宗以来对藩镇的姑息态度，想要逐步削弱河朔藩镇，进而消灭之。李惟岳在其父死后上表求节鉞，德宗并没有答应[5]3869。《旧唐书·洪经纶传》的记载也是一证。引之如下：“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5]3579

由《旧唐书·洪经纶传》可知，初即位的德宗想通过黜陟使巡行天下的方式，削弱河朔藩镇的军事力量。但“停其兵四万人”这一做法，太过激进，没有考虑到对于河朔骄藩来说要讲求策略和方式，于是遭到了河朔藩镇的抵制。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激起了藩镇对朝廷的仇视。

四、结语

德宗即位时38 岁，即位前经历了开元盛世的余光、安史之乱的动荡。被立为太子后，德宗小心翼翼地度过了15 年的储君时光而顺利即位。德宗在位26 年，是中唐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以往的研究对其评价不高，多指责其对藩镇务在姑息，宠信宦官，猜忌大臣，贪财聚敛等等。但笔者认为，唐德宗在即位之初、泾师之变、贞元时期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并非完全是个人好恶和能力问题所致，应该加以区分。德宗在即位之初，对代宗朝弊政的改革，对军事的整顿及对藩镇的态度，是他想要励精图治、平定天下而选择的政治道路。德宗对山东、河北藩镇的战争曾经一度取得胜利，但是，泾师之变，患起肘腋，使得德宗建中时期的政治道路难以继续，不得不作出改变。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德宗初政，可谓能起衰振敝，然而终无成功者，则以是时藩镇之力太强，朝廷兵力、财力皆不足，而德宗锐意讨伐，知进不知退，遂致能发而不能收也。”[10]242虽然德宗没有实现“太平”之业，但德宗在贞元时期的努力为后来宪宗削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①如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对隋唐政治、藩镇、经济、马政、边疆等问题都有论及，但对肃、代、德之际的政治没有讨论。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七章《德宗事迹》对德宗朝的重要事件做了梳理，限于体例，多为札记类史料，论述不多。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二章《唐王朝的建立与唐代政治》之第三节论及“德宗的统治”，对德宗在位期间发生的两税法改革、泾原兵变等重大政治事件做了总体的论述，但对德宗建中、兴元、贞元时期具体政局和政治发展的论述不够深入。近年来学界对于德宗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税法实施、建中之乱、朋党之争、贞元政局等重大政治事件上。如刘玉峰：《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文史哲》1998 年第4 期。刘玉峰《唐德宗评传》（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2002 年）对德宗朝的朋党之争、宦官问题、财政改革、民族关系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唐德宗作出了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十一章《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探讨了肃代时期的中枢政局。）

②德宗幼时与代宗的关系，有小说家言如唐人所撰《刘宾客嘉话录》云：“德宗降三日，玄宗立于高阶上，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色不白皙，耳向前，肃宗、代宗不悦。”胡平据此认为：“因为出生时相貌不佳，德宗并未能得到代宗的喜爱。”笔者认为小说家言难以确信，不足以说明德宗不受代宗喜爱。相反，代宗对于身为嫡长子的德宗曾委以重任，曾命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回纥可汗会谈。关于德宗在被立为太子前的具体表现，史料记载不多，故而考察代宗与德宗的父子关系还是应该从德宗被立为太子后开始。

③诚如陈寅恪先生指出：有唐一代，皇太子之地位与皇位继承权极不稳定。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④关于常衮和崔祐甫的矛盾，见《旧唐书·常衮传》：“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衮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竞。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选事，所拟官又多驳下”。（《旧唐书》卷119《常衮传》，第3446 页。）杨绾死后，中书侍郎一职空缺，但代宗未让时为门下侍郎的常衮接任，而是以中书舍人崔祐甫负责中书省政务。因此常衮才“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这实际上是常衮侵夺了崔祐甫在中书省的权力。

⑤笔者认为德宗不至于不知道宰相“代署”的惯例，因为德宗不仅自己在代宗朝至少名义上出任宰相，而且德宗此时已年近四十，对于朝廷制度应是比较熟悉。

⑥杨炎入相与刘晏之死，前人的研究大多是从党争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从用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参读林伟洲：《政治冲突与中唐税收——以刘晏、杨炎为中心》，载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唐代文化研究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郑学檬：《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历史研究》1992 年第4 期。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之第四章《杨炎的政治斗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刘玉峰：《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文史哲》1998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