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丹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率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后，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在约瑟夫·奈的思想基础上，把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进一步指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成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子概念，它是一种关系性权力，通过在国际交往中使本国所崇奉的价值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影响他国的行为，获得国际影响的能力。从表层考察文化，它具有“软”的特性，但是进一步往深度挖掘，文化又可以发挥出不可小觑的硬实力。习总书记从四个方面指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引，其中两个方面涉及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基，这是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的深刻诠释与解析。如何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厚的文化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化相互协调与链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成为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议题。

一、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经验

正是由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强与弱与其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否密切相关，也与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维护相互联系，进而关系到其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中国历来重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并积累了丰富的优秀的历史经验。

第一，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基本要素之一，从历史的新高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协调实施。今天，谈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增强了全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了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性。经济的实力决定文化和思想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新时代，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扶持、平衡发展，在国家的综合国力进步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效用。当然，这里主要还是着重分析经济硬实力、军事硬实力等因素对增强国家软实力所提供的基础支撑和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5%，缔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奇迹，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精神面貌等社会境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接受中国是发展典范的观点［2］，表明在世界体系中有可供选择的不同道路，继而 出现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引起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另一个是国家政治文化的变化。例如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执政为民都是具有儒家特色的口号与提法。我国领导人在海外进行演讲时就是从中华文明，包括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自强自新、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来宣示和阐明中国政策中的中国特色和文化意义。近十余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吸取儒家的治国理念和价值理念来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被称为“执政党执政文化的再中国化”。“再中国化，不是说我们以前的东西不是应对中国问题，没有中国性，而是说我们现在更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3］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中国把建立文化强国和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提出文化立国的口号，标志中国已经进入重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并且中国积极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实施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教育、国际信息传播等，迅速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比如中国政府通过建立孔子学院强有力地推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世界文化得以交融，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为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积极地将振兴文化产业提升为国家策略，极力推进文化产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增强国家硬实力；又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二，在挖掘传承、吸收借鉴、整合创新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显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创造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整个建设中，不仅始终坚持着历史连续性，而且始终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它的灵魂。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充分挖掘其中精华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对优秀成分做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譬如说，积极吸收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使之成为社会道德准则的合理要素。

近百年来中国遭受外来侵略和危害，使得广大中国人民对民族主体性问题十分重视，形成一种维护本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甚至将保存传统与挽救危亡混为一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这两个问题作了区分，但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只有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才能挽国家于危亡，于是出现全盘西化的态度。所以，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养成中，文化复古主义要不得，历史虚无主义更是要不得，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重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在对外国文化吸取接收的同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4］

第三，以“和合”“和谐”为基调，推行全方位外交，对外合作交流成果丰硕，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逐步形成积极的、正面的、温和的、友善的新形象，逐步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和合”“和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境界和基本价值精髓。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平等待人、互惠互利、诚实守信的精神理念，在实现不同民族文明的和谐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下，以“和合”“和谐”为基本价值目标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发挥协调、平衡、包容功能，为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国际冲突贡献了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所提出的“和谐世界”，就是“以和为贵”传统思想在当代的集中体现［5］，进一步形成“以周边国家为首要，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大国为关键，以多边舞台为重要补充”的全方位外交格局。具体包括以和谐为基调，营造和谐周边；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加强与美国、欧洲、俄国等的战略互惠关系；积极开展多元化外交等。

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的顺利召开，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提供了方便，这一年也成为中国步入“国家公关时代”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以中国为“主场”的外交等等共同作用，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方式和途径，首先是通过外交活动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和发展理念，阐明中国的制度、道路、立场、原则、主张，解释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支撑，郑重表明中国梦是和平梦，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梦想。其次是通过大型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国家发展成就，宣传国家形象，阐释国家发展理念。例如，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当今世界人类呈现出来的共同问题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习主席进一步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思想等。［6］最后是通过文化交流凸显本土化和亲和力，通过激发受众的兴趣，以不同文化间的共性为切入点，不断发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使优秀文化精粹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将历史感、现实感、亲近感融为一体，运用“润物细无声”这种巧妙的方式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加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获得的成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进入关键期和迅速发展期，其取得的成果非常丰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道德秩序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关注传统文化的角色，不仅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还提出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讨论一时兴起，形式迅猛，再加上有新的活力的支持，其发展速度非常迅速，讨论的范围也比较广，但其核心都集中在反思中国现代化化的进程之中。其具体的讨论内容极其丰富，并且以中西文化优劣长短比较分析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对文化所进行的研究是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展开的，并以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为核心，中华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整个时期的讨论焦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在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过程中，不仅没有实现对该问题的“纯化”，甚至还出现了“泛化”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泛化”的研究，并没有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出现偏颇，恰恰相反，这种“泛化”的研究反而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方向，研究成果蔚为大观。［7］此外，庞朴提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8］；汤一介提出“让中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也要让世界各国的文化涌入中国”［9］等观点无不显示出在文化的讨论过程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研究阶段中，‘国学’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因此，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解释传统文化的经典。”［10］伴随着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主流方向，“国学”作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毫无例外。对于国学的研究和重视通俗地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批判性地创造性地使国学现代化。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11］用其细致地研究与独特地解析对国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解释；当代著名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负责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12］的特色主要表现在详实的、典型的资料，与张岱年先生的《国学丛书》相辅相成。此外，还有冯天瑜等人撰著的《中华文化史》［13］等，虽然其内容比较广泛，但其研究的核心无外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努力寻找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契合点，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尽力。

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中国的文化秩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协调发展期，我们更加关注维护安定团结、治国安邦的文化思想，人们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学术界与民众都表现出对传统文化高度广泛的热情。纵看中华传统文和发展的历史，它经受住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化的考验，经过一系列转换与发展滞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升级，尤其在2010年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

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是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相一致，因此，其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小觑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传统文化研究方法论局限，开创了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崭新局面。从理论思维的角度来说，通过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的突破契机是对方法论的探讨与研究。举例来说，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对很多的方法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包括史料整理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批判继承法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一些学者对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时期所提出来的“抽象继承法”进行了新的评析，并表示了高度的赞同及非常高的评价。［14］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中叶，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冲击日益高涨，对“方法更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在文化研究方面也开始尝试着采用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举例来说，运用系统论撰写《秦汉思想简议》的李泽厚［15］，运用协同论写作《相似理论、协同学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16］等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方法、文化人类学法、西方哲学法以及包括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控制论、突变论、信息论的自然科学法等等与传统的文化研究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二，加强对思想、观念生产与传播的重视，加强智库的突出作用，使中国逐步变成国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的生产者和弘扬者。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例如，国家意志、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等等，这些概念的继承和弘扬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和增强的重要途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源泉，智库是聚集学者智慧、提供决策方案、影响政府决策的咨询研究机构。智库不仅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也被视作媒体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17］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作为一种“智力服务业”的智库决策咨询的产生和发展，在两者之间架起转换的桥梁。智库通过提供一些咨询，替决策者出谋划策、诊断反馈、寻找症结、纠偏改错、预知未来，进一步使公共政策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提高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加快文化强国的建设步伐，进而更加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中国自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表明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逐步地积极弘扬，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却在反思和调整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正在逐步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心。［18］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弘扬的的价值准则以及人生格言一点点成为中国可以提升的更具根本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贡献。［19］比如，在联合国总部的大厅所篆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在解决各个国家关系的“黄金法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进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并被激活，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引发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中国与暗色”正在逐步变成国际服饰、绘画、建筑等领域的潮流风向标和时尚符号，中国功夫、书法、京剧、旗袍、武术、饮食、医药等在国际社会上都焕发出魅力优势。借此机会，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和优势资源，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并以提升中华文化和语言作为手段，加快了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精神向现代转换的方向、方式以及具体内容是由其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决定的。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既要注意总结之前的传统文化精神转型经验，又要重视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现存的重大的文化问题。既要以规划和发展传统文化精神现代转换为重点，使文化建设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又要把经过传统精神转化过来的现代文化去文本化，去典籍化，去书斋化，使新形成的文化能大众化、生活化，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一致。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即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价值和资源，加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进一步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力量，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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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中国文化出路探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8］庞朴.良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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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6.

［12］汤一介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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