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杨戈+李睿

摘要：我国银行业与实体部门盈利水平的背离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与广泛关注。本文在存贷利差是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假设框架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结合实证分析，论证了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收益界限的贷款利率具有合理性，而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储户收益界限的存款利率具有非合理性，即通货膨胀条件下，贷款利率随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而及时调整，而存款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具有粘性，结果使银行的存贷利差加宽，是银行高利润的形成渊源。由此证明了银行高利润并非源于侵害实体经济利益、而是源于侵害居民储户利益的结论。

关键词：实体经济；银行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贷款利率；投资收益率；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26-08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012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工业生产增加增长幅度持续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2—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速度分别是7.9%，7.8%，7.3%和6.9%；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速分别是10%，9.7%，8.3%和6.1%，呈现出连续下滑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速度分别是5.3%，12.2%，3.3%和-2.2%，表明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绩效明显下滑，且经济效率明显低下。而与此同时，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却始终居高不下，其利润总额增速虽与之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却始终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总的来说，银行业与工业企业的盈利水平呈现比较显著的背离现象（见图1）。

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企业，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实体经济，应该是工商企业收益的一部分。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背离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看法认为，银行高利润源于侵占实体经济的利益。很明显，对比实体经济的利润水平，中国近期银行业利润水平偏高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目前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是否是源于侵占实体经济利益？这需要从银行高利润的来源作具體的研究。

对于银行业的利润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多。一般认为，银行利润来源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利息净收入、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其中，利息净收入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银行利润来源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利率因素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中，Fabio etal.（2000）认为银行利率水平的变动会影响银行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程度，继而在方向上影响利润的取得[1]。Hancock（1985）的研究发现利率上升增加银行的利润[2]，而Silverberg（1973）则认为利率上升会减少银行的利润，增加风险[3]。与上述学者的观点相反，Flannery（1983）认为市场利率的变动能够引起银行收益和成本的变动，但其两者变动是同向的，所以不会对银行净利润产生太大影响[4]。Stiglitz & Greenwald（2003）也发现提高利率对银行借贷的影响在竞争性环境中影响较弱[5]。由此可见，学者们在银行利率变动如何在方向上影响银行利润水平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看法。

上述文献中发现，学者们在论证利率与银行利润关系时，关注的主要是利率水平与存贷利差结构的变动对其的影响，而并没有从利润合理性的角度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诚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核心理念，银行也是企业，因而如果部分银行获取高额利润也无可非议，或者取决于它们的垄断地位，或者体现了它们的竞争能力；如果银行业的整体绩效明显高于实体经济，且银行利润本来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这就涉及到行业之间利润分配的合理性问题了。陆岷峰、张惠（2012）指出当前我国金融资本分割实体利润的现象较为明显，应从机制上推进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利润挂钩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解决方法[6]，但他们并未对金融行业如何分割实体利润做过多的分析与解释。因此，本文将从制度因素视角入手，对我国银行业高利润水平的形成机制进行具体研究，并分析其高利润来源的合理性及可持续性。

二、银行利润的决定因素：理论模型的构建

据银监会历年年报统计数据，2012—2015年银行业利息收入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入结构的比例分别为80.6%、78.9%、78.5%、76.3%①。可见，利息收入在我国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和利润结构中占据最大比例，是银行业利润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我们将基于存贷利差收入是银行业利润的主要来源，通过银行存贷利差的供给和需求两方来构建理论模型，据以分析银行利润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

从需求面，即银行存贷利差（E）的用途看，其数量界限应满足与提供非信贷金融服务收费（H）一起弥补成本费用消耗（C）和获得预期合理利润（F），有：

E=C+F-H（1）

从供给面，即银行存贷利差的形成来源看，其数量界限应满足贷款利息收入（RL）和存款利息支出（RD）之差，有：

E=RL-RD（2）

由于不同期限存贷款的名义利率水平不同，实际贷款利息收入和存款利息支出均由它们的期限结构决定，即：

∵RL=∑Ljrjl，RD=∑Dirid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δ=■，δL=∑Ljrlj（3）

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为ζ=■，ζD=∑Dirid（4）

代入（2）式，有：

E=δL-ζD（5）

将（5）式与（1）式合并，并对利润F求解：

F=δL-ζD-C+H（6）

全微分并整理，得：

dF=（Ldδ-Ddζ）+（δdL-ζdD）-dC+dH（7）

式（7）即为我国在银行利润主要来自于利差收入假定下的收益决定模型，表明在以存贷利差为主情况下的银行收益，主要由存贷利率、存贷规模和成本费用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三个假说：endprint

1. 在既定的存贷规模和比率和成本费用水平下，且不考虑提供非信贷金融服务收费（即dL=0、dD=0、dC=0、dH=0），有dF=Ldδ-Ddζ，表明银行利润的变动取决于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与加权平均存款利率各自的变动。而δ-ζ体现着存贷实际利率差，在收益原则的约束下，应该有δ>ζ，平均存贷利差为正值，且差额越大则收益越高。而按式（3）（4）所示，平均存貸利率由存贷款名义利率水平决定。

假说一：如果银行收益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那么其利润变动主要取决于名义存款利率水平rd和名义贷款利率水平rl各自的变动，其基本约束条件是rl≥rd；并且，存、贷款利率rd和rl分别体现着银行与存户、银行与企业分割收益的界限。

2. 在既定的存贷利率水平和成本费用水平下、且不考虑提供非信贷金融服务收费（即dδ=0、dζ=0、dC=0、dH=0），有dF=δdL-ζdD。由于银行保持一定流动性的基本业务要求，总是有L

假说二②：如果银行收益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那么在流动性原则的约束下，银行利润变动还取决于其贷款规模的高低，其基本约束条件是ζ≤δ■，并且还受实体经济财务杠杆率的限制。

3. 在既定的存贷款规模和存贷利率水平下，且不考虑提供非信贷金融服务收费（即dδ=0、dζ=0、dL=0、dD=0），有dF=-dC。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经常性费用开支是相对稳定的。然而，如果发生呆账、坏账等资产损失，会对银行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假说三③：在一般情况下经常性费用开支并不是影响银行利润的主要因素，但如果将按信用风险的高低提取风险准备计入成本因素，会因贷款违约现象的累积而对银行利润量产生负面影响。

三、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形成原因

上述理论模型的构建给我们研究银行利润的决定因素提供了分析框架，表明了在银行利润主要来源于银行的净利息收入的假设下，银行利润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其名义存贷款利率水平和存贷规模。银行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方面，贷款利率主要体现着借贷资本与实体资本分割利润的界限；银行存款则是属于储蓄性质的货币，并有很大部分源于居民个人暂时闲置的货币收入，存款利率则体现着金融中介与存款人分割借贷资本收益的界限。因此，在假定银行业利润水平偏高的前提下，如果其主要来源于偏高的贷款利率，则是侵害了实体经济的利益；如果其主要来源于偏低的存款利率，则是侵害了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显然，名义利率的“偏高”或“偏低”，应该与利率管理体制相关。如果存贷利率水平及名义利差基本合理，那么偏高的银行利润则来自于高信贷规模，这应该是与经济发展周期及一国的融资体制相关。本文将基于假设一，对体现着银行与存户、银行与企业分割收益界限的存、贷款利率的合理性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贷款利率的合理性分析

我国贷款利率有高有低，呈波动趋势，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处于相对低点，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贷款利率虽然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所参照的LIBOR利率水平，但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贷款利率显然不高（印尼当前基准利率为7.00%，越南基准贷款利率为6.50%，阿根廷基准利率29.75%④），因而得出初步结论，我国贷款利率对于银行利润增长并无实质影响。为了更好描述贷款利率和银行利润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年期贷款利率根据各年度存续时间的长短进行加权，从而求得每年贷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并且根据国有商业银行历年税后利润增长率，描绘了从1992—2015年银行业利润增长情况和贷款利率的变动趋势图（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增长和贷款利率之间不具备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贷款利率的变动对银行利润影响不大。此外，假说三表明了银行的利润要受到来自成本方面的不良资产的影响，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银行业一直受到呆账、坏账的困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而，银行与实体经济的绩效背离现象并不是因贷款利率过高所造成的。

我们再讨论实体企业投资收益率与银行贷款利率的关系。按假说一，银行利润是实体经济利润的一部分，贷款利率则是银行与实体经济分割利润的界限。因此，判断银行的高利润是否是侵占实体经济利益所得，是看贷款利率与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关系。从理论上讲，借贷资本一旦进入实体经济，其执行着产业资本同样的职能。因此，出借资本就是提供了相应的生产要素，应获得与产业资本同等收益，从而贷款利率应该体现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平均收益率。但这毕竟仅是一个理论标准。在实际经济过程中，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乃至不同区域，效益差异非常之大，且借贷资本运作的风险性，事实上很难存在一个无差异的贷款利率作为银行与实体经济分割利润的标准。在市场经济中，体现界限的贷款利率，是作为资本商品的价格，通过市场机制、经由金融中介机构与企业的博弈而决定的，其既体现着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又包含着借贷运作的风险溢价。因此，若投资收益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动关系，则表明这一分割界限的合理性，不存在绝对的谁侵占谁的利益问题。

图3描述了进入21世纪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与同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变动关系。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均衡关系，总资产所对应的是企业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所以总资产利润率可以体现资本回报情况。从图3可见，进入21世纪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利润率与同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具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而银行利润增长并没有侵害实体经济利益，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利润下滑更多是由于价格、市场需求等因素造成的。

（二）存款利率的合理性分析

按假说一，存款利率体现着银行与存户分割收益的界限。按这一界限，存款利率应该在贷款利率与零之间；而按现代货币理论，根据回报率均等原则，名义利率应随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上升，即利率应该与通货膨胀率相关。因此，考虑回报率均等原则，这一界限应满足“通货膨胀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这样的要求。

从图4可以看到，我国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从长期的变化趋势而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表明利率确实是按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调整的。然而，进入本世纪后，以“先贷款利率、后存款利率”的原则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一方面，逐步加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并于2004年10月放开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另一方面，存款利率的上限仍有人民银行管制。于是，在通货膨胀且信贷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贷款利率紧随CPI上涨而上升，存款利率反应要相对缓慢，这就导致了目前我国存款的实际利率空间明显缩小。特别是在2003—2005年连续15个月、2006—2008年连续26个月、2010—2012年连续25个月出现负利率现象，严重侵害了储户的利益。可见，银行的高利润是通过低存款利率侵害储户利益下获得的。

四、实证研究

上述描述性分析，推断出这样两个结论：

结论一：银行与实体经济的绩效背离现象并不是因贷款利率过高所造成的，贷款利率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率关系合理，银行高利润并非源于侵害实体经济的利益。

结论二：如果贷款利率与投资回报率的关系是相关并合理的，那么存款的实际利率空间收窄并出现负利率现象，则银行的高利润是通过低存款利率侵害储户利益下获得的。

为证明这两个结论，我们通过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一是分析非金融部门企业投资回报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关系，以及贷款利率与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率之间关系，以证明结论一；二是分析CPI指数与存贷款利率的关系，以证明结论二。

（一）贷款利率与企业投资回报率、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率关系分析

就理论而言，体现界限的贷款利率，是作为资本商品的价格，通过市场机制、经由金融中介机构与企业的博弈而决定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之差为正值且长期稳定，则应该说这一分割界限是合理的。因此，我们以企业投资回报率为解释变量、贷款利率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分析模型，假设：

a. 企业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 企业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之间显著而稳定的正差额；

c. 对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贷款利率能作出迅速且显著的反应。

使用2001—2015年间15个年度非金融部门企业算术平均投资回报率和存款性金融机构年度贷款加权利率数据，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万得资讯数据库。

1. 相关性分析。从表1相关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水平呈正相关，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企业投资回报率与贷款利率的均值计算结果分别为7.49%和5.87%，二者之差，即2001—2015年间企业的平均净投资回报率为1.62%。

2.单位根检验。由于VAR模型的建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我们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ADF检验数据可知，所有选取变量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详见表2），因此可对贷款利率与非金融部门企业投资回报率建立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两两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

3.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由图5可知，当在本期给企业投资回报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冲击，贷款利率在第一期即到达正向最大之后，随着期数的增加，逐渐收敛。这表明因宏观经济变化使企业投资回报率发生变化时，会在短期内给贷款利率带来明显的同方向带动作用。结合方差分解，由图6可知，企业投资回报率对于贷款利率的方差贡献率较大，贡献率随着期数的增加，最终达到70%左右的平稳状态，说明企业投资回报率对于贷款利率的影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度。表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变化对于贷款利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同方向波动。

上述的分析肯定了三个假说均成立，表明企业投资回报率的变化对于贷款利率却具有长期、稳定并且显著的同方向、同比例影响，企业利用借入银行贷款的经营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平均为1.62个百分点的收益。这证明了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收益界限的贷款利率具有合理性、银行业的高利润并非源于侵害实体经济利益的结论。

（二）通货膨胀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关系分析

按现代货币理论，根据回报率均等原则，名义利率应随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上升。因此，考虑回报率均等原则，存款利率应满足“通货膨胀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这样的要求。我们以CPI上涨率为解释变量，分别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建立分析模型，假设：

a. CPI上涨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 CPI上涨率对贷款利率的弹性大于对存款利率的弹性，存贷利差随通货膨胀率上升有扩大趋势；

c. CPI上涨率对被解释变量均具有明显的短期正向冲击，且对贷款利率的方差贡献强与对存款利率的方差贡献。

使用2001—2015年共60个季度数据，包括CPI上涨率及一年期加权平均的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数据来源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万得资讯数据库。

1. 相关性分析。从表3相关系数结果可以看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及存贷利差均与CPI上涨率呈正相关，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这三个被解释变量均與CPI上涨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来存贷利差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常数，与CPI上涨率无关。但因为CPI上涨率对贷款利率的弹性要明显高于对存款利率的的弹性，表明对于CPI上涨率，存款利率的反应要弱于贷款利率的反应。其结果，使存贷利差与CPI上涨率具有了显著的正相关，每上涨1个百分点的CPI，就拉动存贷利差加宽0.115个百分点。当然，只从相关系数上判断CPI上涨率与存款、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尚难确切说明数据间的动态关系，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一问题，我们将在VAR框架下继续进行分析。endprint

2.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由于VAR模型的建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我们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ADF检验数据可知（见表4），所有选取变量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非平稳性，但它们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因此需对这些变量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为了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CPI上涨率、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和存贷利差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5的检验数据可知，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均否定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对贷款利率与CPI上涨率、存款利率与CPI上涨率以及存贷利差与CPI上涨率分别建立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两两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

3.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由图7、图8和图9可知，在本期给CPI上涨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都在短期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回应。其中，存款利率在第一期达到正向最大后收敛，最终于第六期趋于平稳；贷款利率在第二期达到正向最大后收敛，最终于第八期趋于平稳；存贷利差在第四期得到正向最大后收敛，最终于至第十五期趋于平稳。上述结果表明CPI上涨率对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以及存贷利差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前文分析结果，我们分析CPI指数对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以及存贷利差的方差贡献率，比率越高，说明影响越大，反之则说明影响越小。

方差分解情况如下图10、图11和图12所示：

CPI上漲率对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存款利率的影响程度在22%左右处稳定，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在42%左右处稳定，对存贷利差的影响程度在29%左右处稳定。总体上来看，相对于存款利率，CPI指数对于贷款利率以及存贷利差的影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也就是说，对于CPI上涨率的变动，贷款利率、存贷利差的调整速度均要快于存款利率。

上述的分析肯定了三个假说均成立，可推断出存款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要弱于贷款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即存款利率对于通货膨胀反应的粘性，结果使存贷利差随通货膨胀上升而加宽，银行利润增加。并且，在我们研究的时序区间，存款利率与CPI上涨率的均值之差虽为正值，但仅有0.212 5%，即我国广大储户的存款实际收益率近乎为零，充分说明分割银行业与储户收益界限的存款利率的非合理性，由此证明了银行高利润源于侵害居民储户利益的结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证了我国银行业影响利润的主要原因。在存贷利差是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假设下，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收益界限的贷款利率具有合理性，而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储户收益界限的存款利率的非合理性，即通货膨胀条件下，贷款利率随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而及时调整，而存款利率的粘性，其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则因制度因素而滞后、微弱，结果使银行的存贷利差加宽，由此证明了银行高利润的形成渊源，其并非源于侵害实体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侵害居民储户利益的结果。为此，我们也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1. 维护存款人的存款收益权，是银行业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1997年3月至2000年1月，实际利率平均为4.7个百分点；而2000年2月至今，下降到0.2个百分点上下的水平，其中有将近一半时期处于负利率状态。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中国利率体制改革“先贷款、后存款”的进程相联系。利率本来应该是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增函数，但我们研究的时序区间，贷款利率已实现了由浮动、扩大浮动直至放开上限的改革，而存款利率上限仍处于管制状态，从而有对于通货膨胀反应的存款利率粘性现象。实际存款利率的加速收窄甚至变负，扭曲了资金价格，意味着广大储户存入银行的钱几乎无实际收益存款的低收益、乃至负收益，严重侵害了存款人权益，而银行业却由于成本低而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监管当局应从保护存款人权益的责任理念，重视对利率的监管，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时期。

2. 转变融资模式、降低财务杠杆。贷款利率体现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分割，是银行的收入体现。银行业利润高并不是来源于贷款利率水平高，并没有侵占实体经济的利益。工业企业绩效低下、与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呈现比较显著的背离现象，除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环境所致外，很重要的一条是与实体经济的财务杠杆率过高有关。我们可粗略地计算一下：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在60%左右⑤，按表1所列的7.49%的投资收益率均值和1.62%与贷款利率均值之差计算，投资的毛收益仅不到4个百分点⑥，其余3.5个百分点贡献给了银行；假定我们通过直接融资方式“去杠杆”，将资产负债率下降到30%，企业所获得的毛收益会增加将近2个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回报率会进一步下降，因此，转变融资模式、降低财务杠杆是在新常态下维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举措。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银监会网站：《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

②③本研究主要基于假说一，假说二、三将另文研究。

④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数据库。

⑤数据来源于李扬等所著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

⑥计算：7.49×（1-0.6）+1.6×0.6=2.996+0.96=3.956。

参考文献：

[1]Bagliano F C，Dalmazzo A，Marini G. Bank competition and ECB's monetary policy[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0，24（6）：967-983.

[2]Hancock D. The financial firm：Production with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good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93（5）：859-880.endprint

[3]Silverberg S C.Deposit costs and bank portfolio policy[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3，28（4）：881-895.

[4]Flannery M J. Interest rates and bank profitability：additional evidence：note[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83，15（3）：355-362.

[5]Stiglitz J，Greenwald B. 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monetary economic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6]陆岷峰，张惠.金融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利润合理分配研究[J].经济学動态，2012（6）：53-57.

责任编辑：许永兵

Abstract： The deviation of the profitability of China's banking sector from that of the real sector has aroused heated concerns an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bank deposit and lending spread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banks' profits， by building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combining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ationality of loan interest rates 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banking and real economy and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deposit interest rate between bank and depositor. That 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lation，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loan is adjusted in tim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vestment return rate， and the deposit interest rate has a sticky response to the inflation. As a result， It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bank's high profit. This proves that the high profits of banks do not originate from infringement on the real economic interests， but com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infringe upon the interests of depositors.

Key words： Real Economy； Bank Profits； Above-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eposit/Loan Interest Rate； Return on Investment； Inflation Rat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