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传玲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1)

0 引言

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动物是很难定义的。只有当它有一定的参照物作对比时才能对其进行界定。而这个参照物，显然是“人”，因为是人命名了动物。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学者托马斯·马侯认为，在谈到动物时根本不可能不谈到人类，反之亦然(Macho, 2005: 156)。然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化并充满着矛盾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因为他是唯一具有语言能力并建立城邦的动物”(Aristoteles, 2014: 47)，黑格尔则称人类是一种“知道自己是动物”的动物(Hegel, 1970: 415)，而在尼采看来，人类是一种“有记忆，并可以给予承诺”的动物(Nitzsche, 1980: 248)。看待动物的方式也决定了人类看待自己的视角。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及演变过程中，直立行走和使用双手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然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类拥有思维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创造能力(Thieme, 2015: 2)。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指的是一切与人类创造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财富。于是，我们发现，人类对于动物的文化感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在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动物的文化感知较少，多集中于原始图腾或宗教仪式。例如在很多史前洞穴的壁画中出现了动物的形象，当时的人们希望通过此种呈现某些特定的动物形象的方式来发挥其仪式性的“神秘力量”。而在农耕社会中，动物则被划分为了多种用途的种类，例如狩猎动物、养殖动物、祭祀用的动物、劳作的动物、马戏团动物，等等。工具化的细分更加明显。工业革命之后，动物则更多地被集中屠宰，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将动物用于科学实验也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另一些动物则成为人们的宠物。进入20世纪以后，对于动物的文化感知则更加多样化。其中儿童文化(例如儿童玩具、儿童书籍)中的动物趋势也很明显。通过对人类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动物文化感知的研究，也能更加了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演变并带来思考，人类到底应该如何与动物相处。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系列与此相关的课程研究(例如德国波鸿大学的社会学系在2007年开设的“人-动物-关系”研讨课)以及研讨会(例如2016年10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人、动物、机器”研讨会)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研究领域及视角非常多样化，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等等都有参与其中。而文化学在经历了近年来的“文化学转向”之后也融入了多个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对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动物现象进行研究，例如动物形象、人与动物的关系、寓言中的动物等。本文拟从“文化学”视角出发，结合历史人类学理论，试图探寻歌德小说《中篇》所展现出的19世纪初期德国及欧洲大陆人与动物间的张力关系。

《中篇》(Novelle)是歌德晚年的一部作品，发表于1828年。正如作品的题目所言，这是一部典型的中篇小说，故事情节有张有弛，引人入胜。从情节描述的顺序上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狩猎、出游、打虎、服狮，且各部分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各不相同(马嫽，2009: 136)。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串联起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的核心是两只动物——老虎和狮子。在集市开放的日子里，作为外地人的驯养人一家三口——男人，女人和小男孩——带着装在笼子里的一只老虎和一头狮子来到侯爵所管辖的这一地区，将两头猛兽用于展出，以满足当地人的好奇心。然而由于突发的一场大火，两只动物从笼子里逃了出来。那只老虎正好撞上出游的侯爵夫人及其侍卫，侍卫拔枪射杀了老虎，令赶来的女人和男孩悲痛不已。随后男人请求狩猎归来的侯爵不要伤害那头狮子，侯爵半信半疑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由那小男孩去驯服狮子。故事最终以狮子被男孩的笛声所征服而收尾。文中，人们对于两只动物的处理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艾克曼在与歌德的谈话中所说到的那样：“我深感荣幸，一读就读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众人围着那只死老虎站在那里，这时管理员跑来报告，狮子找到啦，正在山上的废墟中躺着晒太阳哩。”(艾克曼，2015: 175)显然，接下来描述的小男孩对狮子的驯服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和落脚点，因此，早期的翻译版本也有直接将小说题目译为《驯狮》的。*参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下卷，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收录歌德的《Novelle》节选，译者周瘦鹃，译名《驯蛳》。此处的“蛳”字替代的是“狮”字。

仅从这样的题目便能窥见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征服与被征服——并诱使人去思考这种关系的产生来源。因为文本发表的历史语境正值人类学和动物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即产生于18世纪、经过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us)于19世纪中叶在达尔文那里达到巅峰的进化论盛行的时期。通过对自然界的命名，人确立了自己的中心位置，并且在审视自身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中定义了自己。正如托马斯·马侯所指出的，“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人与动物的对比并非自然而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是启蒙人类学的结果，伴随它的，一方面是将人看作是更好的动物这一进步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则是将动物看作是更好的人的浪漫理想化观念”(Macho, 2005: 155)。而文中小男孩对狮子的驯服显然体现了前一种乐观信念，并且采用艺术的形式来实现这种驯服更是折射出人对动物的理想化观念。正如歌德自己所说：“这篇小说的主旨，就在于揭示用爱和虔诚，常常更容易制服狂野的、桀骜不驯的东西，而不是用暴力。由男孩儿与雄狮的关系体现的这一美好追求，激励我写完了小说。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那朵花。而绝对现实的情节的展开就好似一簇簇绿叶，它们只为花而存在，只因为花而有些个意义。”(艾克曼，2015: 185)无论以何种方式去驯服野兽，无论是现实还是理想，其反映出的本质仍是人与动物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张力关系。事实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首先在生存空间的变化上展现出来。以下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1 城市空间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革命史无前例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生存条件。随着第一批城市的建立，人类的生存空间开始有了划分：农业领域和城市领域。城市里的居民多为手工业者和商人，有军队护卫，由神职人员和侯爵贵族等管理和统治。城市内部存在着阶层关系，而与外部的联系则通过商品交换和战争得以实现(Macho, 1997: 69)。小说中所描写的侯爵所管辖的领土上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空间体验。集市上有着“堆积如山的货物”(马嫽，2009: 116)*本文所用译本：马嫽(2009):《中篇》，载于《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6-134页。以下凡引自此书的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标明出版信息。，“与其说是集市，倒不如称之为一次博览会”(116)。侯爵夫人的出游选择从城里走，因为“穿过集市广场，那儿摆着无数货摊，看上去就像一座小小的城市或者营地”(119)。人们用“形形色色的货物来交换”(120)。这些人中混杂着“居住在幽静的岩石和松柏之间的山里人，也有来自丘陵、乡野和牧区的农民，还有小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和各种其他职业的人们”(121)。

显然，在这样的城市生存空间中，动物已经被排除在外。正如文中的老侯爷所说，“我从来不爱骑着马去穿过那集市和人群聚集的地方，那真是寸步难行啊”(120)。在欧洲西部，19世纪到20世纪，人与自然之间的传统产生了断裂。按照英国文化学者约翰·伯格的说法，在这一断裂之前，动物与人类有着最紧密的联系(Berger, 2015: 163)。如果说在史前社会，动物和人类拥有同一个生存空间，那么农耕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人类将动物从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剥离出去。而这种剥离并不是对各自生存空间的划分，而是以人类对动物生存空间的不断挤压为特征。在约翰·伯格看来，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动物渐渐消失了(John Berger, 2015: 163)。或者说，动物几乎没有独立的不受人类影响的生存空间了(Münch, 1998:11)。动物成为人类工具化和消费化的对象。而工具化和消费化的前提则是对动物的驯化，驯化的目的是使之融入人类生存空间。此时存在于城市空间的动物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驯化了。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例如狩猎家畜、饲养家畜、劳动力家畜、骑乘家畜等(Thomas Macho, 1997: 70)。对于这些动物，人类已经拥有绝对的优势。

2 丛林空间的斗争

如果说，生活在城市空间的动物是被工具化和消费化的同时被边缘化了的话，那么对于生活在丛林空间的动物来说，要面临的则是人类不断的侵入和挤压。侯爵府上例行的狩猎活动便是很好的证明。人类对于动物的征服欲望尽显其中。文章一开始便是对侯爵府内即将开始的狩猎队伍的描写：在侯爵的狩猎主管看来，“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已经被推迟的狩猎活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再被耽搁的，侯爵应当以此为自己和那些外来的客人们举行一场难得的欢庆”(117)。从“狩猎主管”这一职位我们不难看出，狩猎活动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欢庆”。欢庆的是什么？是胜利，是获得猎物，是对动物的彻底征服。猎人们在为这次出征做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队队整装待发的猎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穿梭忙碌于庭院之内。近处，人们匆匆的活动清晰可辨：有的在加长马镫，有的在收短马镫，有的在传递枪支和弹药，有的在整理褡裢。拴住皮链上的狗焦急地向前蹿动着……不时有马儿生气勃勃地来回踏着步子……”(116)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德语原文使用的是Kriegszug一词，确实具有“战斗、战争”的含义(Goethe, 1979:198)*本文所用原文版本：Goethe, Johann Wolfgang (1979): Novelle. In: Mommsen, Katharina (Hg.): Johann Wolfgang Goethe, Novellen.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Verlag. S. 195-233.。带着这些已被工具化了的动物们(马，狗)，人们又踏上了猎杀山中野兽的征程。在这里，野兽所在的丛林深处显然是相异于城市的另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类通过仪式性的狩猎活动来回忆与动物同处一个生存空间时对其的征服，由此来确立自己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时获得猎物的目的便不再仅仅是获得食物，而更多的是获得荣誉和权力。这一活动在人类早期生存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之后则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在这种文化中，动物成为人类主宰的对象。这从歌德早期构思时用了《狩猎》(Die Jagd)为题即可见一斑(Rothmann, 1994: 146)。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动物的这种征服愈演愈烈。文中的狩猎队伍为出征准备的不是弓箭，而是枪支和弹药。在侯爵夫人遭遇猛虎时，身边的侍卫制服它的不再是宝剑，而是手枪。在为捕获那头逃离的狮子时，古堡的侍卫们准备的也同样是现代武器——双筒步枪。德里达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几乎达到了对动物的空前的征服。而这种征服的历史被他称之为“暴力”(德里达，2006: 139)。然而对于这种强加于动物身上的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并不认为这是违反伦理的，并且还为此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所谓的“实利主义”(Utilitarismus)理论*参见Melle, Ullrich (1988): Tiere in der Ethik. Die Frage nach der Grenze der moralischen Gemeinschaft. S.252-253.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and 42. Heft 2. Meisenheim/Glan: Verlag Anton Hain. S. 247-273. Ullrich Melle在此文中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哲学家P. Singer的“实利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来对事物做出判断，并认为人类的生存利益大于动物的生存利益。这背后所折射出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文中的侯爵夫人纵然心有“悲悯之情”，却仍然对骑士说道：“给它最后一刀吧，我担心它会用爪子伤到你。”(125)而骑士则想用虎皮为侯爵夫人的雪橇“增点色彩”(125)。这一方面使得动物在死后完成了其功能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彰显了人类对于动物的权力。因为在这个年轻人看来，“比起那些抬到胜利者面前的敌人的武器来，是绝对问心无愧的战利品”(126)。侯爵对于他的这一行为也同样给予肯定与赞赏，认为这是“不小的成就”(126)。

3 流动的动物展览园——动物的异托邦

与之相对的，文中驯养人一家三口对狮子的驯服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暴力无关，然而那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演示，其实质仍然是剥夺了动物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的可能性，它们同样被工具化了。对于侯国的居民来说，驯养人一家三口是来自于另一空间的外来者，这从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语言便能分辨出来。女人的衣裳“还算整洁却色彩鲜艳样式奇异”(126)，男人“身上的衣服也和妇人男孩一样花花绿绿，稀奇古怪”(127)。女人“操着一种简短急促的土著方言”(127)。需要注意的是，德语原文使用的是eine natürliche Sprache(Goethe, 1979:219)，似乎暗示这些外来者是更接近自然的一群人，与动物联系更加紧密的一群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他们所带来的动物也是当地没有的，而正因为“当地没有”(德语原文使用的是fremd一词，《Novelle》，第207页)，这才成为他们来到这里的意义所在：即他们带着这些动物是用来供当地人参观的。四处游历的驯养人代表了另一种空间体验，同时也代表了另一种侵入动物生存空间的模式——他们为动物构建了一种另类的生存空间。在通往郊区的一块空地上，在小摊和店铺的末端，他们用木板搭起了大棚子，而供观看的老虎和狮子则待在笼子里——事实上，我们应该称之为“囚笼”(德语原文也使用的Kerker一词，以示囚禁的意思。《Novelle》，第207页)。这种流动的动物展览园(Wandermenagerie)兴起于18世纪末，在欧洲和美国逐渐成为一种日常消遣文化。这种形式的展示与马戏团不一样，它吸引眼球的地方并不在于展示被驯化的动物的表演，而纯粹是为了展示其陌生性和独特性，也就是说是作为一种具有异国风情的外来动物(exotische Tiere)被消费。实际上，这种展示动物的传统自古罗马时代就已存在，到中世纪时候常常有展示猴子以及会跳舞的熊(Tanzbär)，而到18世纪后下半叶便已经扩展到展示“林中之王”——大象和狮子。驯养人带着这些动物来到各地进行展览。动物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了人类观看的对象，人类成为主宰的主体，而动物则是承受的客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为吸引观众所做的广告招贴画中，“画中一只只当地没有的野兽被绚丽的色彩衬托得格外凶猛，……一只大老虎正凶猛地扑向一个摩尔人，眼看就要将他撕成碎片；一头狮子威风凛凛地站立在山冈之上，仿佛眼前没有他屑于去捕食的动物……”(121)。人类想要看到的是具有野兽本性的动物，然而借助这一手段看到的又只能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笼子里”(121)的被驯服的动物。这样的流动动物展览园可以看作是现代动物园的前身。这些动物被关在笼子里，与其他种类的动物隔绝，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喂食者(Berger，2015: 185)。就如文中的女人对着老虎的尸体所哭诉的：“你是那么听话，你原本会安静地躺下，等着我们到来的……你晒得太阳是那么少，根本长不健壮啊……每天清晨你只要一醒来，就张开大嘴，露出红红的舌头，仿佛在冲着我们笑一样，你吼叫着，却玩耍似的从一个女人手里或者一个孩子的指间吃食！”(127)而所谓驯养人与动物之间更紧密的联系除此以外，或许更多地体现在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这种赖以生存却并不是指食用，而是将动物作为观看的对象来谋取利益。对于失去老虎的悲痛，与其说是对昔日朝夕相处的怀念，不如说更是源于因此而丧失的利益。正如女人所哭诉的那样：“我们全部的吃喝，我们所有甘美的食粮都来自这些野兽。可现在全完了！天哪！天哪！”(127)

但与人依赖于动物的事实相反的是，在驯养人看来，人类对于动物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力，这一观点在小男孩父亲伴着笛声驯服狮子的诵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是棕树林却是狮子的天下，它统治着那里的所有动物，没有谁敢违抗它的意志。可人却知道该怎么去驯服它，万兽之王的狮子对人类也怀着敬畏，只因它们是上帝的同类，一如为上帝和他的臣仆们服务的天使。”(130)将人类看作是上帝的同类，这表明人类已经将自己和动物完全区分开来，或者说对立起来，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作为“动物”的人，而是作为“神”的人。正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说，人类经历了“从动物到上帝”的演变：“在7万年前，智人*一种人类物种，被称为Homo sapiens.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赫拉利，2014：407)表面上看，狮子最终逃脱了被射杀的命运，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命运——永远作为驯养人的工具，到处被展出，被观看。于是，在城市空间与丛林空间之间，人类又构建出了另一种空间——流动的动物展览园。在19世纪，这种流动的动物展览园逐渐发展成了公共的动物园，例如伦敦动物园建于1828年，柏林动物园建于1844年。这些公共的动物园也同样展示着现代殖民权力。对动物的捕获和展示象征着对遥远异国的征服(Berger, 2015:181f)。而动物园又是一种另类空间。这种另类空间被米歇尔·福柯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en)：“在我们的文明中，或许在每种文化和文明中，也有现实的、属于社会的机构领域的真实场所，这些场所同时表现为反场所，一种真正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现实的场所在文化中都同时被再现、质疑并转换为其反面。同时，这种场所又处于所有场所以外，尽管这种场所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由于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与乌托邦相对，所以我称它们为异托邦。”(Foucault, 1992: 39)

人类出于自身的需求，无论是生存还是消遣，为动物构建了它们的异托邦，并且将这种构建理想化。但这仍然无法掩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实质关系。正如约翰·伯格所说：所有带有强迫性质的处所——犹太隔离区、贫民窟、监狱、精神病院、集中营——都与动物园有着某些共同点(Berger, 2015:187)。

歌德的《中篇》展现的19世纪初德国与欧洲大陆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篇章。从一开始，人与动物的关系就是紧密而又矛盾的。从物种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这一物种的产生势必和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可以说，人类在生存初期对于动物的依赖性极高，无论是从提供食物还是衣物的角度来说。动物存在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更久，也就是说，动物并不依赖人类而存在，但反过来看，却并不存在人类单独存在的历史。然而，人类从动物到神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性。人类在不断改善自身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在不停地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其他动物的生存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而且就算是人类相关的改进，也还需要再长时间观察才能判断是否利大于弊，是否能够延续(赫拉利，2014：408)。再回到动物这一概念，我们会发现，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对它的理解，即除去人类以外的任何生物。就像德里达大声疾呼地那样：“是的，动物，好一个词！动物是人给自己以给予权力时所给出的一个词……他们给自己这个词是为了用一个单个的概念‘动物’来将许多的生物都关进畜栏，他们如此说。并且他们给自己这个词，同时依照他们自己，为他们保留，为了人类，对于词的权力，名称、动词、定语、词的语言，总之是对正在讨论的他者将会被剥夺的东西，那些被关在兽类的广阔的土地中的畜栏里的：动物。”(德里达，200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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