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家园回忆的模仿与身份生产的再现

2018-03-06姚璐璐

外国语文 2018年3期

姚璐璐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54)

0 引言

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通过小说《骨》之“回忆的模仿”演绎了“黄色太平洋的故事”，动态再现美国华裔跨越大洋的杂糅文化身份生产。“黑”与“黄”共同指涉具有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特征的散居族裔身份。小说《骨》对身份生产的独到见解从时空两个维度展示出来。作者摒弃了以往多数美国华裔作品对身份认同非贬即褒的态度，在时间维度上将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斯图亚特·霍尔,2000:208)；在空间维度，充分考虑从地域的封闭到全球化的开放、从种族主义时代到族裔时代等系列阐释语境的变化，以极强的文化包容性探索在更宽广的新世界家园构建美国华裔主体性及其杂糅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正如《华盛顿邮报》所称赞的，“伍慧明创造出了一部简约但却优雅，闪烁着想象力与洞见光芒的作品”*引自小说《骨》的封底文字，参看：伍慧明.2003.骨[M].南京：译林出版社。。想象力的光辉洒向贯穿核心意象“骨”之家园记忆。作品巧妙通过想象将记忆转化为回忆的形式从时空维度推动叙事的发展，不同时间层面的连接以及不同空间的接合增强了小说的回忆性与空间性，体现了巴赫金之“时空体”思想——在文学范畴“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巴赫金,1998:274)。而回忆也需依靠想象“超越现实的描摹或记忆的围困”(许钧等，2016:19)，于是作者凭借想象寄予“骨”深刻的寓意、赋予唐人街家园空间不同的象征意义，并创新运用叙述技巧如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等“对回忆进行叙述性演示”，生动再现美国华裔杂糅文化身份的动态生产过程，这亦是美国华裔“朝内航行”(Said,1993:239)后殖民抵抗策略的隐形构建与运用。

1 “遗骨”：“三藩”散居回忆的模仿与“同一”身份生产的再现

旧金山唐人街的“三藩”老年公寓于美国华裔劳工家庭——梁家意义深远，正如大女儿莱拉所言：“‘三藩’就是我们家最具历史的地方，是我们的起始点，是我们新的中国”——它是散居族裔的梁家隐形故国与现存家园的空间接合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连接点。小说开头，莱拉来此寻找继父利昂。利昂不在，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莱拉于是驻足于“三藩”公寓，环顾四周，空间细节逐一呈现——叙述的时间流动此时被切断，“该场景的全部意味都仅仅由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反应联系所赋予”(约瑟夫·弗兰克等,1991:3),“三藩”成为回忆的激发点，也是被回忆的内容。梁家最年长的梁爷爷在这里度过临终前日子，“遗骨”之意象融入“三藩”之散居回忆中，与利昂文化身份建构之社会图景相交织，犹如一幅立体的双面绣——绣品的正反两面呈现不同的图案，显现的是梁家第一代移民“华裔移民共同体”的 “同一”身份与被边缘化之他者身份并存之一体两面性。

“三藩”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是利昂构建的私密家园。阿莱达·阿斯曼曾提出空间记忆的建筑物隐喻：神庙和图书馆(阿斯曼，1998:156)，“三藩”正是关于源文化的图书馆式空间记忆隐喻。在童年的莱拉眼中梁爷爷“像一位八仙，一位聪明的老神仙”——远古中国神话赋予了“遗骨”这一意象“根”之浓浓情结，引出美国华裔这一散居族裔古老“源文化”的记忆，增强了小说的回忆性。在“三藩”这一现存家园空间，故国是隐形而压抑的在场，其踪迹悄然依附于物体、日常生活之中：利昂作为梁爷爷的契纸儿子(Paper Son)*契纸儿子：1882年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旧金山1906年的地震引发了火灾、烧毁了移民档案。有华人借此称在旧金山出生，其中国出生的子女也应具有公民资格。这些美国华裔去中国，返回后他们声称结婚并有了儿子，并申办相应的文件资料。几年后年轻的中国男性以儿子的名义来到美国。他们被称为“契纸儿子”，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购买的身份文件进入美国，他们以不存在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仅仅拥有纸质文件标明的身份。参看：吴冰等著，《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http:∥www.paperson.com/faqs.htm。，在“三藩”积攒“回中国基金”以实现梁爷爷“埋骨桑梓地”的遗愿；房间存放着与中国相关的各类报纸；盒子装满富于中国特色的点香剩下的香灰；空间飘荡着虎骨酒的味道。图书馆的“保存能力……应该归功于书籍本身以及收集并保存这些书籍的图书管理员”(阿莱达·阿斯曼，1998:160)，利昂实际上是“收藏高手”，将房间里看似杂乱无章的各式东西分类收藏为各式档案。他是选择性记忆，一如他为莱拉煮咖啡——“用平底锅烧好水，然后像过滤中药一样把渣滓过滤出去”，留下的是与故国相关的醇厚源文化之飘香。利昂将封闭的空间——“三藩”与遥远故国进行象征性置换，在“三藩”投射出“华裔移民共同体”的缩影：“‘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 )本然的一部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19)，其基础就是对故国美好的记忆，拥有“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斯图亚特·霍尔,2000:208)，建构华裔的“同一”身份。公寓也成为梁家回归华人身份的栖息之地，一个“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张爱玲,2002:3)。

沿着莱拉作为正经历者“我”在“三藩”房间的视线，“从罐头盒上边看出去是科伊特塔”*根据小说《骨》的英文原文“Beyond these tins, I could see Coit Tower” 翻译而来，见：FaeMyenneNg.2008.Bone[M].New York:Hyperion Books.——封闭式的房间透过窗户与外界关联起来。这里的“上边”与隐含的“下边”成为空间关系的语义学记号，也“承载了非空间的含义” (米切尔·巴斯勒等，2005:282)，决定了小说回忆结构中空间的对立及其对人物身份形成的影响。“上边”的科伊特塔是旧金山地标性建筑，位于电报山最高处、鸟瞰整座城市，为城市天际线的亮丽点缀。它为纪念消防员而修建，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建构自己的空间秩序”(李春敏,2011:63)的构想的空间。其内部精美的壁画记录了加州生活百态及历史变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而“下边”的“三藩”是“对从属的、外围的和边缘化空间的再现” (李春敏,2011:63)，属于“反空间”领域中的“生活的空间”——“其反抗体现在……对处于空间秩序的社会底层的关注”(李春敏,2011:63)。“三藩”破败、低矮，内部黯淡、陈旧，居住着像利昂这样辛劳一生、年华老去却仍旧穷困潦倒的华裔劳工移民，孤寂、无人问津。“只有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关系以及与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斯图亚特·霍尔，2010：5)才能建构起身份。“上边”的科伊特塔与“下边”的“三藩”在标明空间地域不同分布的同时亦表征了美国主流社会与美国华裔劳工二元对立之身份关系——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我者与他者。“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无一物，它总是体现着意义”(Lefevre,1991:154):这里的“上边”遮蔽了“下边”的光亮，阴影下的“三藩”呈现的是利昂们被边缘化之他者身份。

“在空间内部及穿越空间的范围，漫长岁月的痕迹由长期积淀形成的精致化石标本具体呈现出来而得以发现。”(Bachelard,1964:9)“三藩”作为“时间的存储器”，既是梁家新的中国，也是回望故国的逆向起始点，梁爷爷的“遗骨”正是这一家园空间漂亮的时间化石，牵引出族裔“被隐蔽的历史”。莱拉回忆起陪同利昂前往墓地寻找梁爷爷遗骨，这象征性揭开了梁家寻根之旅——“这种径直追溯到先人遗骨的归宿、借回顾历史对几代人的命运的探究无异于美国华裔对自身处境发出的天问”(陆薇，2009：347.)。作者将梁爷爷的空间位移置于具体时期与特殊制度的历史语境之下：他从故国跨越太平洋到加州金矿、农场工作隐形关联了美国华裔历史的重要事件——19世纪50年代加州淘金开矿及70年代加州农业开发，这揭示了华裔劳工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在美国官方正史却极少有相关记载之真实族裔历史。此外，梁爷爷居住的“三藩”公寓简陋到每层只有一个洗手间、一个洗澡间，没有厨房；停放他的无名店铺专供没有家室的穷人使用，寒酸而简陋，这些空间结构无声控诉着1882—1943年间美国排华法案实施造成的唐人街华裔单身汉现象。梁爷爷作为小说宏大历史背景下时空化的扁平人物，行为具有典型特征。其空间轨迹切割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华裔独特的地理性历史，使其呈断裂的线性分布，由此突出空间与典型事件的关联，让莱拉空间视角下的个体记忆最终指向美国华裔的集体记忆，揭示了华裔被边缘化、被消音从而无法言说“被遮蔽历史”的深层次缘由：殖民者不会认同殖民牺牲品。在种族主义时代，作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以法律、国家政策的外在形式和对‘他者’的刻板化处理的内在形式”(陆薇，2005：2 )对梁爷爷们实施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的压迫，使他们“无法或难以进入帝国主义文化”(任一鸣,2008:60)。利昂的一生以“三藩”为起点画了一个圆，这是同梁爷爷一样被边缘化的他者宿命——尽管一生拼命工作，却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作为美国华裔第一代移民的他身陷囹圄，终究没能走出唐人街。

2“断裂的骨”：鲑鱼巷创伤回忆的模仿与分裂身份生产的再现

在莱拉记忆中，“三藩”是“我们的起始点”，而“鲑鱼巷一直是我们的家”——家是散居族裔的梁家一开始就“涌现的空间意念”(熊开万,2011:89)。梁家最初寄居在鲑鱼巷典型的混合经营式楼房里——楼上是居室，楼下是轰鸣的车厂，楼旁是嘈杂的过往车辆，而家中的卧室同时又是缝纫室。这迥异于现代西方社会中家庭与社会相分离的住宅模式。房屋结构从空间向度对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移民家庭。“家园连同性别/性生活、种族、阶级、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决定性因素”(George,1996:2)，鲑鱼巷的家既是日常活动的汇聚处、一个生活的空间，又是梁家人思想意识矛盾冲突的集中地。在这里，以梁家二女儿安娜自杀故事作为创伤文化经典化之创伤场景(王欣，2012：149)，梁家第二代移民的创伤记忆揭开面纱，而“创伤经历损坏身份和内在自我” (王欣，2012：149)，造成梁家女儿们身份生产异常艰难。

一天晚上，鲑鱼巷的家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安娜离家出走，埋下其跳楼自杀这一家庭创伤事件之伏笔，小说创伤场景的序幕徐徐拉开。冲突同时在三个空间层次展开，场景所有人物“同时发出声音”，时间的流动此时被切断——这如同“电影摄像机式”(约瑟夫·弗兰克等,1991:1)的并置描写与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农产品展览会场景的描写同出一辙。莱拉以正经历者“我”的感知角度对此空间情景所做的异常清晰的描写是对再次经历过去的演示，增强了小说的回忆性，空间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同一时间，在最高空间层次，莱拉站在鲑鱼巷家门楼梯顶部，拦住喊叫着想要冲下楼梯的不冷静的母亲：“别！”在中间空间层次，楼梯下的安娜与父亲利昂正在争执、推搡，整个鲑鱼巷都听得到安娜的叫声；视线再往下是安娜男友坐在车里发动引擎，朝着利昂喊“让她走”。冲突中利昂以断绝父女关系威胁安娜离开男友——父母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男友代表着美国文化，安娜的空间处境象征着散居族裔夹在“源文化”与“现文化”之间的“两难困境”(aporia)。仓促之下安娜选择离家出走，此后不久，她跳楼自杀。安娜摔得四分五裂的骨成为华裔支离破碎身份之表征，贯穿小说。

安娜自杀死亡事件给鲑鱼巷梁家烙下深深的创伤，莱拉不断重复闪回到过去的家园空间探究安娜自杀之谜——创伤认知具有滞后的特点，回忆成为“创伤叙事的组成部分”(苏忱，2009：17)，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分裂的骨”之创伤先以疼痛的形式写入莱拉的身体，继而牵引出族裔分裂身份之创痛。莱拉在家中忆起安娜去世几个月来的背部疼痛：“双肩紧张，肌肉绷得紧紧的。我想放松一下，但转过头时却感到像是有人用刀从后面朝我戳了过来似的。”这里身体锐利的疼痛感将现实时空不断拉向安娜自杀前的过去时空，“身体成为联系现在和过去两个层面的元素” (米切尔·巴斯勒等，2005:282)，让时间以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了艺术上的可感知性。这同时也牵引出莱拉另一种长期存在的隐形创痛：“更像是脑子里的……被拉来拉去造成的”——这是华裔夹在源文化与现文化冲突地带遭受的身份分裂之创痛, 突显了文化身份建构“两难困境”(aporia)下的族裔创伤。

莱拉继而以受创者独特的时空感受进行“回忆的模仿”，进一步演绎分裂创痛、展现艺术时空体特征：“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 ”(巴赫金,1998:274)。创伤分裂了一切。当同事告诉莱拉安娜自杀的消息，莱拉眼前一切模糊起来，却看见安娜倒了下去，“断裂的骨”之意象凸显。莱拉无法接受安娜自杀的事实——创伤将她的记忆“分裂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记忆，具有时间性; 而另一部分是创伤记忆，具有无时性”(王欣，2013：75)。她感觉“时间飞速地向前跑，膨胀，又突然断开”，她想“一头扎进这冰冷的世界，让时间冻住”，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具有时间性的外部现实世界。鲑鱼巷家中“每件事都会回到安娜身上”，莱拉不断追忆，犹如步入一个个梦幻般的曲折迷宫。这淋漓尽致展示了创伤在时间上的 “延宕性”(Belatedness)、“重复性”(Repetition)以及在空间上萦绕于鲑鱼巷如同“幽灵复归”之特性—— “创伤并不位于个体过去的一件事件中，而是位于创伤开始时无法理解，之后返回来不断追逐创伤幸存者的过程之中” (王欣，2012：147)。创伤也分裂了时间——“时间就像断裂开来了一样，分成了安娜跳楼之前和跳楼之后”；分裂了家人——“每个人都被分裂开来了”；也分裂了家园空间——身在家中的莱拉感觉与鲑鱼巷处于不同的世界。所有分裂似乎源起于安娜摔断的骨，以及更深远的象征着梁家“失根”之梁爷爷遗骨的遗失，而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如探照灯一般聚焦于家园空间下美国华裔文化身份分裂之创痛。

小说中梁家女儿们尝试逃离分裂创痛却不得解脱：老三尼娜逃离鲑鱼巷后选择当空乘、在空中飞来飞去，却摆脱不了在另外一个时区的疏离感；老大莱拉选择在周末离开鲑鱼巷去见教会大街的男友，却身心疲惫。“在一定意义上, 散居族裔身份的形成与界定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寻根, 是对人类历史上种族迁移、冲突、共生和融合的反思。”(张冲，2005：89)梁家的第二代移民展开各式象征性寻根之旅以缓解身份分裂创痛，这也可视为疗伤之旅——旅行是“一个空间时间化的‘经典’模型” (米切尔·巴斯勒等，2005:282)，关联了空间运动与时间的运行，成为她们文化身份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尼娜后来做了导游、带旅行团去中国，也陪同母亲完成到香港的还乡寻根之旅——叛逆地用筷子来插头发的她与父母的关系就是在“从国内到国际通道的这段路上得到了和解”。而莱拉将鲑鱼巷家中利昂移民到美国就带着的砖红色手提箱搬到教会大街男友家中，在唐人街以外的空间来审视这段历史。小说中的手提箱是移动的记忆的空间，而“地方越小，内容越受限制，内容的价值也就越高”(阿莱达·阿斯曼，2016：114)。在这一便携式记忆容器中，记忆“依附于空间、姿态、图片、物体”(皮埃尔·诺拉，1998：96)，连缀起家园的碎片化时间，勾勒出作为散居族裔的利昂空间位移之地形图：羊皮纸一般的书信、报纸记载下利昂与故国源文化割不断的联系，照片记录下他的海员经历——每一次的海上之旅，都是他向家人“展示他心灵的方式”；他的身份文件以及工作、租房申请频频遭受拒绝暗示他是一位持有美国绿卡而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空间之外的“他者”——在族裔时代，美国的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压迫是在多元文化表象掩盖下“更为隐蔽的文化殖民” (陆薇，2005：2 )，让梁家人在海、陆、空都无可遁形。契纸儿子的谎言把利昂困在了美国，他寄居在“三藩”，放有他身份资料的提箱却在鲑鱼巷——两处家园在空间上的分离象征了散居族裔在人种身份与社会身份、实际生活身份和护照身份之间的割裂。“对一个契纸儿子来说，纸张就是血液”，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撕裂的——他必须抹去自己过去的痕迹，这是无可言状的创痛。“家族历史通过代际的交流，保存创伤的体验和认识，成为下一代身份构成和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 (王欣，2012：146)，而莱拉通过梳理利昂提箱的资料、以象征性的精神寻根之旅追溯家族历史，也用一种无声、独特的代际交流方式，继承了利昂“这一箱子的谎言”所承载的族裔身份创伤。

“主流的白人政治话语建构的美国民族认同, 以对黑人、亚裔等种族他者的抑郁症式内并、憎恨和排斥为底色”(陶家俊，2011：122)，这也正是莱拉描绘的贯穿“分裂的骨”创伤记忆图景之底色。在此底色之上，梁家反复沉浸在悲悼、抱怨、自责之中，难以建构正常的文化身份——安娜逃离鲑鱼巷，不久后跳楼自杀；尼娜远离鲑鱼巷前往纽约，失去精神家园的她在异地自我流放、备受煎熬。逃离却不是莱拉的选择，她在文化身份建构上另辟蹊径。

3 “缝合的骨”：唐人街混杂回忆之模仿与杂糅身份之生产

小说开篇，莱拉在搬离唐人街后第一次重返此地，立足于“现在”对过往展开回忆——作品以重返、搬离唐人街为始点与终点逆向形成一个圆形结构，从时空维度展示莱拉杂糅身份之生产。小说英文名为“Bone”, 这一英文单词具有多重含义。沿着小说开头围绕“bone”的引申意义——话料而展开的事件描述，作者勾勒出一幅过去与现在唐人街的空间并置图景。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的梁家过去一直是留有传宗接代保守思想的唐人街之“bone”(话料)，被议论为“没用的家庭”；现在长大成人的莱拉没征求父母意见就在纽约登记结婚将成为唐人街的另一个“bone”(话料)。以此为背景，“bone”的核心含义——骨则将梁家内部与唐人街关联起来，以莱拉的空间视角引出唐人街的混杂记忆。梁家是由“骨”建构起来的家园——“血来自母亲，骨来自父亲”，莱拉、利昂、梁爷爷三代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正是骨生发的根之情义及其产生的巨大包容性、凝聚力及坚韧的精神将梁家人关联起来，并扩散到唐人街。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节点浓缩了梁家历史，混杂着梁家女儿们伴随话料在“骨”构建起来的唐人街家园中成长的光阴。“多少次这些传播流言蜚语的女工让人烦恼不已，可又有多少次她们给我们带来了安慰”，通过唐人街女工形象，又一次生动阐释了唐人街空间中“话料”带来的没有隐私的烦恼与“骨”的根的情义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安慰之混杂共存特性。正如作者伍慧明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老一辈人的遗骨最终在地下混合在一起，不再分开、不单独占有自己的墓地……我想写的就是关于那样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Shaw,1993)作者对唐人街混杂空间进行回忆叙述时，充分考虑到从地域的封闭到全球化的开放这一阐释语境的变化，动态呈现莱拉杂糅身份的生产过程。

在莱拉童年的记忆中，安娜与尼娜没有父母允许不能离开唐人街，女儿们如同“在玻璃圆罩中，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感觉到所有的可能性，却不能离开”(Shaw,1993) 。早期的唐人街与外面的世界形成对立的空间——它以一种隔绝的状态对抗外部世界，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块文化飞地。全球化的强势介入打破其地域边界，唐人街成为迁徙之能指——航海、飞行、旅行、离家、回归成为梁家人的生活轨迹。各种文化汇集于此，形成百纳被一般的文化拼贴图：中国、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对于“跨越种族、跨越边界、国界”的美国华裔来说，唐人街的遭遇不能“只被理解为是单纯的‘文化接触’，或者甚至是‘文化冲突’”，而是跨越“黄色太平洋”的“不同形式的旅行和居住的杂交与混合”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2004：181)。“玻璃圆罩”的隔绝与“百纳被”的混杂凸显了过去与现在唐人街华裔文化身份特性的变化。

莱拉正是站在唐人街各种文化汇集处、在文化认同的不稳定点持续进行文化协商：对内协调父母与女儿们的文化冲突；对外替父母做翻译、与美国社会进行交流，对“说出来的每个英文词负责”；也作为学校的社区关系专家，协调学校与华裔家长的沟通问题。“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阿莱达·阿斯曼，2016：344)，在这里，莱拉个人的记忆向家庭记忆乃至族裔记忆突破、延伸，“个人的生活空间与属于这个空间、但已经不在场的那些人交织在一起……个人的回忆都融入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回忆之中”(阿莱达·阿斯曼，2016：345)，赋予地点、物品象征性意义，紧紧关联起人与空间，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再现新身份的生产过程。莱拉将关联着三藩与梁爷爷、象征着华裔源文化之“遗骨”以及关联着“鲑鱼巷”与安娜、象征源文化与现文化分裂的“断裂的骨”缝合起来，融入对唐人街的回忆性叙述中：一方面莱拉对唐人街的不离不弃表征着莱拉身份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包容；另一方面，前往男友居住的教会大街表征着莱拉身份中所蕴含的美国文化内涵——对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及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婚姻的独立追求。在唐人街与教会大街之间不断折返为莱拉身份协商之空间表征形式，亦即杂糅文化身份生产过程。

小说结尾莱拉选择从唐人街搬到教会大街。“有一种融合的动力贯穿一系列的文化形式，它批判性地占用主流文化的主导符码要素，使其变为混合语，让给定的符码从源语中剥离，重新阐释其象征意义。这种混杂趋势具有的颠覆力量在语言层面本身的表现上最为明显。”(Mercer,1988:57)莱拉搬离唐人街时最后看到的是蓝色的旧门牌”updiare”*“updiare“是按华裔拼读英文单词”upstairs“(楼上的意思)时的中式英语发音拼写出来的有错误的英文词。，这是将华裔中式发音糅合进英文单词而产生出的混合新词，在唐人街“没有人更正过它，却每年都会有人把它重新刷漆加以稳定化，从而“对‘英语’——民族语言的宏大话语——的语言控制中心加以解中心、非稳定化和狂欢化” (Mercer, 1988:57)，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华裔文化的混杂特性。“移民社群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斯图亚特·霍尔，2000:222)，莱拉离开唐人街，把一切物质的东西“留在那里”的同时也创新了单词“backdaire”*“backdaire”是按华裔拼读英文短语“back there”(意思是“在那里”)时的中式英语发音拼写出来的有错误的英文词。。她带走的是唐人街独特的混杂性与创新力，走向的是没有多少中国人的教会大街——“有时穿过一座城市到一个新街区就犹如穿过太平洋一样艰难”*引自小说《骨》的封底文字，参看：伍慧明.2003.骨[M].南京：译林出版社。。这是莱拉突破唐人街时空界限所进行的新世界家园拓展，为杂糅文化身份生产的延续，也是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朝内航行”后殖民抵抗策略隐形建构与运用过程——通过融合改变主流话语、消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矛盾，使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杂糅，生产出多重的、混杂的文化新身份。“回忆过去给现在力量”，过去缝合的骨的记忆催生出包容、坚韧的力量，支撑着现在的莱拉走向未来的新家园空间，这一过程永不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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